秋瑾：秋风秋雨　碧血花开

一

一九○七年七月十五日凌晨四时，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在戒备森严的古越绍兴轩亭口，时年三十二岁的秋瑾被清廷军警绑赴刑场。双手反缚、脚锁铁镣的秋瑾，沉默不语，神色自如。秋瑾那双秀美的眼睛回首四顾，只见夜幕低垂，夜色晦暗。七月流火未至，心头秋凉如水。

秋瑾生活在中国灾难深重的清光绪年间。中日甲午战争后，作为战败国，满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后戊戌变法，因慈禧太后等守旧派发动血腥政变，导致新政夭折。至庚子事变，英俄德法美日意奥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攻占北京，清政府逃亡西安。一年后，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辛丑各国和约》。中华民族到了丧权辱国、空前危机的历史时刻。

一切爱国志士无不忧国忧民，寻找中华复兴之路。然而当时的历史天空，正如这漫漫长夜，黑暗阴森，曙光未显。

秋瑾的临终绝笔是：“秋风秋雨愁煞人。”一个“愁”字，胜过万言千语。“痛同胞之醉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这是秋瑾平生唯一之遗恨。

在秋瑾引领就戮的那一刻，天地星月无光，唯有她的一腔热血在古轩亭口绽放出鲜艳夺目的革命之花。

时隔四年之后的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滚滚洪流终于把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席卷而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动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

作为一个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辛亥革命的英雄先烈，鉴湖女侠秋瑾实践了她的革命誓言：“危局如斯敢惜身？愿将生命作牺牲。”从而成为举世闻名的封建王朝掘墓之女界第一人。

二

字竞雄、自号鉴湖女侠的秋瑾，风姿卓秀，才貌双全。在成为一个自觉的革命家之前，她与亿万中国女子一样，困囿于时代之限制，受制于封建礼教之束缚，幼年的秋瑾逃不过缠足的厄运，及至长大，又奉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成婚。

所幸的是，祖籍绍兴、生于福建的秋瑾，其家庭是一个开明的科举仕宦之家，祖父秋嘉禾、父亲秋寿南都曾为清朝官吏，这使得秋瑾拥有了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秋瑾随兄读家塾，除了熟读国学著作外，更喜欢阅读诗词、笔记、小说之类闲书，这使她的眼界日益开阔。她特别崇拜历史上的英雄豪杰，尤其是花木兰、梁红玉等女英雄，自小萌动豪侠之气。

少女时代的秋瑾在《题芝龛记》这样写道：

莫重男儿薄女儿，平台诗句赐蛾眉。

吾侪得此添生色，始信英雄亦有雌。

从中可见秋瑾之英豪之气。

十五岁那年，秋瑾还去精通武术的舅舅处，学骑马，习剑道。对于一个缠足的女孩子来说，练习武艺十分不容易，但是倔强的秋瑾坚持苦练本领。习武经历使秋瑾对女子缠足深感痛楚。

秋瑾父亲秋寿南调任湖南省湘潭厘金局总办时，秋家迁居湘潭。在此期间，湘潭首富王黻臣与秋寿南往来颇深。王家有子王廷钧(子芳)，曾就读于岳麓书院，面目俊秀。王廷钧小秋瑾四岁。王家因慕秋瑾之才貌，故托人向秋家提亲。待字闺中的秋瑾，来到湘潭两年后奉父母之命与王廷钧完婚。

秋瑾是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所谓的“门当户对”婚姻安排的。秋家与王家家学有异，家风不同，且秋瑾是胸怀壮志的大家闺秀，而王廷钧乃是养尊处优的富家公子，秋瑾崇尚积极进取，王廷钧甘于纨绔平庸，这使秋瑾失望至极，她写过这样的诗句：“敲棋徒自谱，得句索谁知？”弈棋无人相对，作诗无人相和。

不能琴瑟相随，难有举案齐眉。特别是王廷钧亦染有纨绔子弟之习气，时常混迹于楚馆秦楼，秋瑾对此极为痛恨。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封建年代，男人宿花眠柳是寻常事，大多女子皆忍气吞声，但以秋瑾疾恶如仇之个性，当是难以容忍的。因而，这样的婚姻，使秋瑾感到“重重地网与天罗，幽闭深闺莫奈何”。即使是后来，一儿一女先后降生，亦没有给秋瑾带来家庭生活的快乐。

秋瑾是一个敏感多情的女才子。后人往往只对其豪迈之诗耳熟能详，然而秋瑾写过许多婉约动人的诗词，清新脱俗，诗名不虚。如《赋柳》：

独向东风舞楚腰，为谁颦恨为谁娇？

灞陵桥畔销魂处，临水傍堤万万条。

又如《去常德州中感赋》：

一出江城百感生，论交谁可并汪伦？

多情不若堤边柳，犹是依依远送人。

于才华横溢的秋瑾而言，生活在这个富豪之家，做一个锦衣玉食的阔太太，做一个填词作诗的风雅诗人，她的生活当是相当安逸舒适的，也为常人所羡慕。然而，秋瑾偏偏生就一颗壮志凌云之心，不能安分守己地庸碌生活。

一颗鲜活的种子，一俟落到合适的土壤，便会萌芽破土，茁壮成长。

三

一八九九年夏秋之际，秋瑾携子随夫来到北京。其时，清廷卖官鬻爵成风，秋瑾丈夫王廷钧纳资捐官，任工部主事。在举目无亲的北京，秋瑾接触了大量的进步报刊。

然而，就在第二年六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内忧外患的清朝政府强硬宣战，却无力应战。八国联军先后攻陷了天津、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皇帝等仓皇出逃，指定李鸿章为与列强议和的全权代表，并发布了彻底铲除义和团的命令。

迫不得已的王廷钧带着秋瑾和儿子回湘避乱。秋瑾身在荷叶神冲的偏僻乡村，心中关注的却是北方战事。八国联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抢劫，其为所欲为的侵略暴行罄竹难书。

秋瑾闻悉后，忧心如焚，赋诗《感事》：

竟有危巢燕，应怜故国驼。

东侵忧未已，西望计如何？

儒士思投笔，闺人欲负戈。

谁为济时彦？相与挽颓波。

慑于八国联军的淫威，满清政府被迫求和，与各国列强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庚子之乱始得平定，逃亡西安的慈禧太后回銮返京后，分赴各地避乱的官吏亦陆续赴京复职。王廷钧于一九○三年春携妻挈女第二次北上京华，复任户部郎中。

再来北京，满目疮痍的败落景象，不仅表现在历史悠久的故都城郭上，更体现在满清政府的政治生态中，这使得秋瑾的心情异常激愤。

故都浩劫，河山破碎。签订了《辛丑条约》之后的清朝，已沦落为“洋人的朝廷”。所谓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使清朝政府洋奴谄媚之心昭然。各国列强不仅从政治上控制清朝政府，还从经济上对中国人民蛮横掠夺。拥有坚船利炮的洋人，恬不知耻地合伙敲诈古老的泱泱大中国，在《辛丑条约》中的庚子赔款，本金达到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即按当时四亿五千万国人计算，每人一两白银。而当时清朝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仅白银八千多万两。各国列强把这份耻辱强加给了每一个中国人。

帝国大厦将倾，江山社稷难保，而权贵者犹醉生梦死。当秋瑾看到丈夫王廷钧作为一个朝廷官员，大量的公务就是结交王孙公子、达官贵人，觥筹交错，歌舞升平时，一叶而知秋，秋瑾深知这个对外卑躬屈膝、对内张牙舞爪的满清政府已彻底地走向腐朽没落了。

所幸的是，家居北京绳匠胡同的秋瑾家，其邻居是吴芝瑛夫妇。安徽桐城才女吴芝瑛与江苏无锡才子廉泉是一对伉俪。其时，廉泉与王廷钧同事清朝户部。吴芝瑛是清末著名的“桐城派”学者吴汝纶的侄女，以诗、文、书三绝闻名京都，慈禧太后曾召吴芝瑛入宫，对其书艺、文才甚为赞赏。吴芝瑛不仅才艺名世，且开明正直，颇具报国情怀。

秋瑾与吴芝瑛义结金兰，是她人生的重要转折点。秋瑾与吴芝瑛志趣相同，朝夕相处。她们在一起吟诗作词，共读进步书刊，感政治时事而激愤，叹祖国陆沉而心忧。秋瑾曾作长诗《剑歌》，其中有“死生一事付鸿毛，人生到此方英杰。”抒发其满腔报国之情。

吴芝瑛对此十分赞赏，在一次万柳堂的聚会中，她挥毫题联赠秋瑾：

今日何年，共诸君几许头颅，来此一堂痛饮；

万方多难，与四海同胞手足，竞雄世纪新元。

“芝兰气味心心印，金石襟怀默默谐”(秋瑾《赠盟姊吴芝瑛》)。在知己吴芝瑛的激励下，秋瑾的献身报国之心日益滋长，革命的种子破土而出。她在《满江红》这首词中这样写道：“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

封建铁幕下的女性秋瑾，渴望成为一个横刀立马的铁血男儿。秋瑾开始女扮男装，着西式裤子，穿茶色皮鞋，戴蓝色的鸭舌帽，出入于各种社交场合，其惊世骇俗的行为，与谨小慎微的王廷钧格格不入，他渐起不满之意。有一次，秋瑾着男装去戏院看戏，王廷钧得知后动手打了秋瑾，秋瑾怒而离家，住进了泰顺客栈。“后妹出居泰顺栈，则又使其仆妇甘辞诱回”(秋瑾致秋誉章信)。——无奈的王廷钧只好低头认错，派仆人前去说尽好话，接回了秋瑾。

而此时的秋瑾，特立独行，益行益远。

作为一个女性，她对缠足陋习深恶痛绝。自南唐以来的妇女缠足之风愈演愈烈，“三寸金莲”成为男权对女性最为变态的恶俗审美。回顾当时的历史，让人惊讶的是，满清入关后，从康熙皇帝到慈禧太后，三番五次发布禁缠足令，并有严厉处置措施，然而缠足之风在广大的汉族地区已深入人心，顽固不化而屡禁不止。秋瑾认为欲振女权，须自放足始，是妇女同胞脱离苦海的起点。她不仅自己放了足，还宣布不给女儿王灿芝缠足。她甚至联络了几个妇女在京倡立“天足会”，以动员更多的妇女放足，解放自我。

在西风东渐的清末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曾发出了“天赋女权”的宣言。戊戌六君子之谭嗣同亦如是说：“男女同为天地之精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对于妇女的解放运动，秋瑾的思想是逐步成熟的。从女子放足开始，秋瑾认识到：“女学不兴，种族不强；女权不振，国势必弱。”女子要争取学习的权利，掌握更多的知识，方能主张女权，男女平等。

庚子事变后，内外交困的清朝政府推行了新政改革。清末新政的改革内容十分广泛，如在教育方面，清朝废除了科举制度，鼓励创办新式学堂，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在这出国留学的浪潮中，秋瑾跃跃欲试。一九○四年三月，北京成立了一个小型的知识妇女团体——中国妇女启明社，以“昌明女学，广开风气”，秋瑾是该社成员，时任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总教习服部宇之吉(日籍)的夫人繁子应邀担任名誉社员，在启明社的定期聚会中，演说普通女学。秋瑾结识服部繁子之后，出国留学之愿更切。秋瑾是一个家庭妇女，当是得不到公费派遣出国，她准备自筹学费留学。

在湖南《上湘城南王氏四修族谱》中有一篇《子芳先生夫妇合传》，写到秋瑾出洋留学前，对丈夫王廷钧说：“日本为我国学士荟萃之场，其中必多豪杰，吾意欲往该处一游。”

王廷钧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极力反对。王廷钧是一个传统、守旧的封建官吏，一个图安逸、无大志的凡夫俗子。“俗夫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秋瑾《满江红》)。后来，秋瑾夫妇的女儿灿芝提到父亲时，评介为“纯谨士也”。王廷钧对才貌双全的秋瑾实是很在意的，即使妻子的行为时有离经叛道之处，王廷钧亦表达了相当地宽容。这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颇属罕见。当得知秋瑾欲东渡日本留学时，王廷钧极尽温存地陪着她看戏、逛街，购买秋瑾喜欢的书画文物，并密藏秋瑾的首饰，坚辞提供留学经费。——他所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挽留秋瑾的心。

然而，义无反顾的秋瑾去意已决，王廷钧情知无法阻挡，便归还了秋瑾的首饰。秋瑾随即变卖了首饰，知己吴芝瑛赠送了旅资。作为丈夫的王廷钧十分担心妻子独自游学东瀛的安全，找到正要回日本的服部繁子，恳求道：“我没法阻止她目前的这种强烈的愿望。如果师母您一定不能满足她的愿望，那她将陷入一种什么样的痛苦状况我都没法想象。当然，家中还有两个孩子，但我完全可以照料。所以还是想请求您无论如何同意她，带她去日本吧！”( 日本·永田圭介：《秋瑾——竞雄女侠传》)。从中亦见王廷钧对秋瑾的迁就与关切。

在国将不国的危急时刻，秋瑾的志向是反清救国而舍小家，一家一室岂能禁锢得住？秋瑾在《致某君书》里，慷慨说道：“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四

一九○四年六月底，秋瑾与服部繁子结伴，东渡日本。抵达东京后，她先在中国留学生会馆设立的日语讲习所补习日语，一个月后进入东京实践女校师范科学习。秋瑾赴日留学不久，作诗《鹧鸪天》，表达了自己的革命理想：

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寻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