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曹禺来函

1979年，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投入到《曹禺剧作论》的写作之中。大多是在夜间写作，星期天则是最好的突击写作日。而假期，就成为写作的节日了。记得暑假期间，我就躲到办公室里。有时汗流浃背，独自一人，我就脱掉上衣，埋头写作。有时，写不下去，就大声朗读剧本，让自己化身角色，进入戏剧的情境之中，揣摩人物的心理，体验矛盾冲突的力度，品味语言的魅力。每有所得，就独自开心，在办公室里手舞足蹈。那种愉快，至今想来都感到幸福。

写作，对于写作者来说，并非是苦不堪言的劳作。一旦把自己身心投入其中，绝对是一种美的享受。出书，是劳作的结果，而真正的愉悦，尽在写作之中。

这部书稿，最初的约稿人是安徽文艺出版社的一位年轻的编辑江奇勇同志，尽管他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兑现他的约言；但是，他毕竟是让我在一种约言的信念中，开始写作的。

最初，我把《〈雷雨〉论》寄给我的学兄孟伟哉同志，他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另外也寄给陈瘦竹教授，请他们指教。

伟哉是老同学，陈瘦竹教授，闻名而从未见过面的。很快，伟哉那边就将稿子转给杨景辉，并且很快就约我见面。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在出版《戏剧论丛》，景辉见到我，对稿子给予十分热情的评价，不但要发表在《戏剧论丛》上，而且要我把《曹禺剧作论》交给他们出版。陈瘦竹教授也请他的研究生朱栋霖写来回信。

当我将全部书稿交给景辉时，中国戏剧出版社已经恢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戏剧室的人员也随之回到戏剧出版社。景辉看过书稿后，征求我的意见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关于曹禺的专著，最好送给曹禺先生看看。如果你同意，就由出版社出面。

我自然赞成。但是，我也极为不安。在我心目中，这样一位大师，对我这样一个在文坛上从未露面的作者的作品，他有时间给予关照吗？

出乎我的意料，很快，我就接到曹禺先生的一封亲笔信：

田本相同志：

十分感谢，您寄来您的著作。我因即将赴美，许多事情亟待解决，只能十分粗略地拜读您的文章。您的分析与评论是很确切，也是深刻的。您的研究工作使我敬佩，有时间，应当和你长谈，但目前，许多事要料理。是否待我回国后，咱们再约一个较充裕的时间谈一下？我的作品确（实）不置（值）得用这么多力气，你废（费）了大量时间去研究，使我很惭愧。

我即赴美，约五月中返京，当约请一谈。

祝好！

曹禺

1980.3.8

显然，曹禺先生的信是很谦虚的。他对我的书稿过奖了。他的来信，的确让我格外的兴奋。他是那么忙碌，不但看了书稿，而且还约我长谈，这让我受宠若惊。当时，我也没有料到，这封信改变了我的学术命运。

拜见曹禺先生

曹禺先生于5月中旬访美回国后，就约我谈话。

5月23日下午2点，杨景辉陪同我到木樨地22号楼6门10号曹禺先生的住所。

宽敞的客厅，格外地明亮，这里没有任何讲究的家具，也没有多余的摆设，墙上挂着董必武观看王昭君的题诗。整个大厅显得空荡荡的，但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朴素。

记得是曹禺先生亲自开门迎接我们，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就是田本相同志，这么年轻！”他把我们引进客厅，又亲自给我沏茶，把香烟放到我的座位旁边的茶几上。他是那么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架子。我一下子就放松下来。

他穿着一件普通的白色衬衣，衣袖随便地卷起。看上去，他颇有精神，一双眼睛分外有神，说话的声音也很洪亮。听人说，他不太爱讲话，可是，这天，他却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大约谈了三个小时，都没有谈完，约我再谈。这些谈话，我记录下来，加以整理，经曹禺先生审阅定稿，题为《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同田本相谈话》，发表在《戏剧论丛》上。同时也作为附录收入《曹禺剧作论》。

其中有一点最让我感动的，也是让我终生难忘的，是他一开始就讲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曹禺说：“批评家是最应该了解和懂得作家的，也可以说是‘知心’的吧！”然后，就讲起齐桓公和晋文公的故事。其用意在于引出齐宣王的一席话：“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谓也。”齐宣王借用《诗经》中《巧言》篇里的两句诗来表达他的心情，意思是说，他人隐秘深微的内心，我已经体味思量过了。曹禺说：“这个故事是说作家‘有心’，批评家能够‘忖度’。批评家应该是作家的知心朋友。”

此刻，我感到他的真诚，他的用心；他是这样地器重，这样地爱护，让我这样一个晚辈深受鼓舞。一下子让我把自己的心也交给他。

这一天，他谈得那么口无遮拦，谈他的家庭，谈他自己的经历，谈他的剧作，我深深感到，他真的是把他的心交给我似的。我看过他以前的访谈记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率真畅快，这样深挚动情，这样交心。如果不是我担心他过于劳累，他还要谈下去。他觉得意犹未尽，并约我再谈。

6月22日，我再次去访问他。他依然兴致很高。这次，他更谈开来。对于当前戏剧创作中的社会问题剧思潮发表了十分深刻的意见。在他锐利而富于远见的批评中，蕴涵着对中国戏剧的殷切的期望。他对于中国话剧的概念化的顽症可以说恨透了，尖锐指出：在我们的创作中有一种极可怕的现象，是一条很狭窄的路。如果一个国家把文学看成仅仅是表现政治，政治需要什么就表现什么，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这样写，是一条狭窄的路。

他关于当前戏剧创作的讲话，有人专门整理发表在《中国戏剧》上，陈恭敬在他最早提出的戏剧观论文中，就是根据曹禺先生这篇文章的思想发难的，不知为何，后来他又转向对戏剧形式的重视。总之，曹禺先生的主张并没有得到戏剧界的重视。

1981年《曹禺剧作论》问世之后，即得到学术界的好评。也许是因为建国后第一部关于曹禺的专著，很快就再版印刷，累计印数上万册，并获得“1984年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这大概是戏剧理论著作的第一次全国性的评奖，是第一次，也是最后的一次。这次评奖，也是我未曾料到的。我根本不是戏剧界的，而且是一个无名小辈。后来，我才知道，是我从未谋面的陈瘦竹教授，在评委会上竭力推荐，慷慨力争，得以通过的。现在想来，反倒觉得那时的风气还是好的，还有着像陈先生这样的秉公持论的学者。

二三十年后，我主编了《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这是一批学者将近五年的研究结晶，得到比较文学权威学者乐黛云教授的高度评价，但在教育部的评奖中得到的是一个二等奖，在文化部的评奖中得到的是一个三等奖，而有的通俗写本倒可以评上文化部科研成果一等奖。倒不是我想得到一个什么奖就光荣了，而是觉得江河日下，学风日下，学术上已然是鸠占鹊巢，不辨真伪了。老实说，我现在得到任何奖，都不会感到光荣，甚至以为是侮辱了。没有客观的、科学的评价的评奖，将是毫无价值的。我将还会写一些参加评奖的见闻，那可像讽刺喜剧一样，是相当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