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方杂志》与外国唯美主义文学的译介

杨宗蓉

1904年3月11日《东方杂志》由商务印书馆创刊。到1948年底终刊，共历45年之久，基本上伴随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历程，被学术界认为是旧中国期刊界寿命最长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所蕴含的思想资源与学术价值在其存在期间就已被众多研究者所肯定和注目。如1926年著名报人戈公振就在其作品《中国报学史》中盛赞《东方杂志》是“杂志中时期最长而最努力者”。1931年，邢云霖在《中国杂志史简述》中也强调《东方杂志》“于今尚继续出版，可谓旧志中之鲁灵光矣”。1948年，孙鹤在《申报》上发表文章称《东方杂志》上的学术论文“即使今天看来也未必完全失时效”。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对《东方杂志》进行了资料整理工作，学术界对《东方杂志》进行的研究也更为深入，如王元化的《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费孝通的《胡愈之印象记》、黄良吉的《东方杂志之刊行及其影响之研究》、洪九来的《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等。总体来说，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多集中在期刊史、思想史以及文化史的角度，而具体到文学的研究却鲜有所见，对于《东方杂志》对唯美主义文学贡献的研究就更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笔者通过对《东方杂志》全刊的梳理和研究，有了这一发现，于是将这一议题提出并作以简单梳理，以对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的研究做一个追本溯源的佐证和补充。回到历史现场，搜集唯美主义在中国发生、发展的第一手资料，《东方杂志》无疑是当之无愧的“资料库”。

1920年1月坚瓠（钱智修）在第十七卷第一号《本志之希望》中提出要“顺应世界之潮流”，该刊就开始关注西方新学术倾向，除了对国外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作品做了译介，又有意识地介绍外国唯美主义文学思潮的成果。自此《东方杂志》在重视社会现实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地染上了浓郁的艺术审美趣味，与“唯美主义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坚瓠（钱智修）曾自豪地宣布：“至十七卷以后，本志更努力于新文艺的输入，国内创作家，亦常常以新作品见饷。计自十七卷至二十卷（1923年）的四年间，本志所曾经刊载的短片小说和独幕剧，已经可编成十二册的单行本，可谓‘以附庸而蔚为大国’了。”这其中，唯美主义作品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五四前后，《甲寅》、《新青年》、《新潮》和《新月》等文学刊物也先后向国内输入欧美和日俄的唯美主义理论和创作。学界普遍认为周氏兄弟在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里，周作人译淮尔特（王尔德）的《安乐王子》是中国引进西方唯美主义作家作品的开端。继之有1915年2月章士钊和陈独秀在《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七号上为苏曼殊《绛纱记》写的序中有写到王尔德笔下的妙龄女子为美男子情死的故事和《莎乐美》变态的情死情节。同一年的《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二、三、六号连载薛琪瑛女士翻译的王尔德的爱情喜剧《意中人》。《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三号又以王尔德的头像作为封面，以及陈独秀在本期发表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里对王尔德的介绍。但此时文坛对王尔德的介绍还普遍处于一种单纯的译介层面，陈独秀等人对王尔德的界定是“以自然派文学驰生今世”，将王尔德归为“晚近欧洲著名之自然派文学大家也”，或与易卜生、屠格涅夫、梅特尔林克并称“近代四大自然主义代表作家”。到《东方杂志》第十七卷第八号愈之翻译王尔德的《莺和蔷薇》才有“唯美主义者王尔德”这个身份的出现，虽然当时愈之对唯美派多有批评，但对加深中国文坛对唯美主义文学思潮的认识无疑有着积极的引导作用。同样，对于英国的佩特，美国的爱伦·坡，意大利的邓南遮，俄国的梭罗古勃，日本的木间久雄、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等代表作家作品的译介和探讨，《东方杂志》也成果卓著。而且，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东方杂志》对唯美主义文学的刊载，除了“把关人”对来稿的选择，也更有杂志内部编辑们的译介成果，如胡愈之、胡仲持、樊仲云等人也发表过大量的翻译作品。总体来看，《东方杂志》有关唯美主义文学的译介主要包括王尔德等以下四方面，本文分别予以阐述。

一、爱与美的歌颂者：王尔德

唯美主义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对于幻美的追求和对于真爱的信仰，而将这种思想诠释得最好的莫过于王尔德了。在五四前后，王尔德一直是中国文坛瞩目的焦点，是继易卜生之后又一位叱咤风云的个人主义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对于青年的个性解放、自由恋爱观的形成无疑具有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他的唯美主义艺术观无疑对中国新文学进行了一场“美的启蒙”。对于王尔德的个人主义思想，《东方杂志》的第十七卷第十四号“最录”栏里周作人《新村的理想与实际》对其作了肯定：“王尔德（O.Wilde）在从深渊里（Dretun dis）中间，曾说过基督是世界第一个人主义者，这虽然还含有别的意思，但我觉得他这话有道理。不从‘真的个人主义’立脚，要去为社会服务，便容易投降社会。”

《东方杂志》第十七卷第一号愈之翻译王尔德的散文诗《学生》开始，之后刊载王尔德的作品还有《莺和蔷薇》、《巨汉和小孩》和《少奶奶的扇子》，王尔德的片段介绍也散见于小说栏目的各个角落。

《学生》是一首饱含哲理的散文诗，表现“美就是一切”的唯美至上观。在西方哲学史上，利用镜子来说明艺术问题已成为传统，用镜子来表达爱与忠诚也传为佳话。《学生》讲述美男子“奈希索斯”虽然常在池塘边照镜子但池塘并不知道他的美丽，因为池塘也在奈希索斯每次来照镜子的时候用奈希索斯的眼睛来照自己的美貌，表达了一种绝对美的执着与迷恋。童话《莺和蔷薇》的翻译者愈之在小序中称：“王尔德（Oscar Wilde）和美国的亚伦坡（Allen Poe）、意国的唐哝遮（D'Annunzio）——就是私带军队占领阜姆的唐哝遮——称为近代唯美派的三大诗人。唯美派（Esthetes）的文学，也是因近代物质主义而起的一种反动；其主旨在于以美为人生之中心，厌弃物质的平凡的生活，别求生活于人工的诗之世界中。唯美派诗人都带些名士气，多是放浪形骸，追逐肉欲，崇奉所谓享乐主义（Dilettantism）的。像亚伦坡是个放纵的酒徒，唐哝遮是个游荡的登徒子，王尔德更是犯过罪下过狱，他的个人道德，为英国普通人所不齿的。所以也有人称他们为恶魔派（Diabolists）或颓废者（Decadants）。”这是《东方杂志》将唯美派命名的第一次。就在这一卷里，对于爱伦坡的流派归属问题也存在争议，诸如雁冰（茅盾）提出：“爱伦坡属于神秘主义一派，而并非是唯美派诗人。他此种短篇造句用字，处处极力表现这个目的，所以他的文字另有一种美。有人据此即说他是唯美派的文人，实在不允当，唯美派并非以文字优美而得名。——其实不朽的著作没有文字不美的——像亚伦坡那样注重在玄想的文字，主力不在美化，确是神秘派呢。”

朱朴译王尔德童话《巨汉与小孩》，表达了作者对奉献的歌颂、崇高爱情的礼赞以及忠诚友谊的呼唤。故事里的巨汉有个大而可爱的花园，美丽的小草、桃树还有小鸟共同装点花园的美貌，每天孩子们从学堂出来便都到这里来玩耍。可是有一天巨汉在花园四周筑起围墙并写上“越入私地者有罪”的告示牌将孩子们拒之墙外。转眼春天来了，巨汉的花园却依然是冬天，鸟语花香消失了，只有雪、霜、北风和雹冰在花园里跳舞。巨汉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自私自利，于是推倒围墙放孩子们回来。但有个孩子因攀爬不上树枝而哭泣，巨汉将小孩抱上树枝，小孩亲吻了巨汉，那棵树立刻开花了。但是那个亲吻过巨汉的小孩却消失不见了，一年年过去，巨汉变得忧郁衰颓。一个冬天的早晨，他突然看见花园的一棵树下站着他朝思暮想的小孩，小孩满身伤痕对巨汉说“这不过是爱情的损伤罢了”，并央求巨汉陪她一起去她的花园玩，那里便是天国。当其他小孩来到巨汉的花园，发现巨汉已经死在了树下，满身盖了百花。一幅凄美的画面跃然纸上，将爱与美诠释得淋漓尽致，也难怪王尔德夫人康斯坦丝常常将王尔德的这些童话故事朗诵给他们的儿子听。

洪深根据王尔德的作品《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改译的剧本《少奶奶的扇子》发表在1924年《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第二至五号上。剧情讲述中产家庭的少妇——瑜贞（徐少奶奶），怀疑丈夫徐子明与社交圈“名人”金女士有染，负气之下竟接受了追求她的刘伯英的暧昧，而事实不过是一场误会：金女士其实是徐少奶奶当年离家出走的亲生母亲。然而，在此过程中徐少奶奶误将子明送她的扇子遗落在了刘伯英家，若扇子被人发现，她和刘伯英的暧昧败露后则要面临身败名裂的危险，在危急时刻，金女士挺身而出认定扇子是自己的，徐少奶奶在金女士的保护下得以保存体面。然而金女士又该怎么面对别人对她的质疑呢？金女士留住了自己女儿的名节，却让自己一再沦陷，追求金女士的哈老爷也开始厌恶她，后来金女士用了个妙招，使哈老爷相信，她是为了哈老爷才失魂落魄地拿错了扇子到处去找他，哈老爷心花怒放，要立刻迎娶金女士，故事以皆大欢喜的结局落幕。洪深认为好的剧本要具备“真善美”三个要素，此剧便是如此。他说：“此剧主旨，乃劝人忠恕，劝人厚道”，“至于走笔所及，悉成妙谛，谈言微中，发人猛省，尤为此剧之特长”。由于剧本改编的成功和洪深的导演功底，使得这部话剧成为1949年以前演出场次最多、流传范围最广的王尔德剧作。

由此可见，《东方杂志》在译介王尔德的作品时侧重于对爱与美的诠释和选择。真爱至上、美轮美奂的情感因素，表达了唯美主义的美与道德可以相容的特点。

二、英雄主义精神的承载者：邓南遮

英雄主义按照《辞海》的解释，就是“主动为完成具有重大意义的任务而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和自我牺牲的气概和行为”。它彰显的崇高价值，除了一般的社会意义外，张扬个体自由、崇尚个性发展与唯美主义是一致的。古罗马文论家朗吉弩斯在其名著《论崇高》中曾将这种崇高喻为“伟大心灵的回响”，并认为，如果人一旦失去了这种对伟大心灵的感应和体悟，麻木、冷漠和委琐就会接踵而至，人生必然因此阴暗卑下。

中国文坛对邓南遮的接受经历了复杂的过程。“一战”爆发后，集文人的潇洒和军人的气概于一身的邓南遮投笔从戎，担任空军飞行员奔赴前线作战，虽年过五十却为意大利的民族独立奔走呼号的精神，赢得中国文坛的称赞，振奋了中国文人。当时的《申报》、《小说月报》、《少年中国》、《晨报副刊》、《东方杂志》等刊物都发表有关介绍邓南遮的文章。在文学上，邓南遮是个偏重官能和肉感的唯美—颓废主义作家，生活上也是一个享乐者，但《东方杂志》的编者们所选择邓南遮的作品更侧重于表现他英雄主义的一面，这显然是中国现代民族救亡的历史环境所赋予的一种战斗精神。在《东方杂志》刊载的文章有：罗罗的《战争诗人唐哝遮》、雁冰的《意大利现代第一文家邓南遮》、杜若的《一个女人口中的邓南遮》，以及邓南遮的作品《金钱》、《坎迪亚的沉冤》、《都仑大那》。

《战争诗人唐哝遮》作者罗罗（胡愈之）用抑扬顿挫的古典传奇笔法，热情地赞扬了邓南遮投笔从戎、誓死报国的英雄气概和非凡业绩。他说：“唐哝遮氏盖深于情者。其所作剧本，亦长于描写情感，然不意其能移儿女之情文学之情，以爱国家爱人类。且在战地建此奇勋为无聊文人扬眉吐气也。”雁冰的《意大利现代第一文家邓南遮》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全面、系统介绍邓南遮的文章，歌颂了具有爱国思想并富有“超人”气质的英雄主义者邓南遮。在介绍了他是诗人、小说家、戏曲家、雄辩家、古生物学家兼政治家等一系列头衔之后，雁冰的笔触正式转向“邓南遮可以代表的唯美主义（Aestheticism）文学”，梳理邓南遮一生的著作“借此可以看见这位唯美派大家的文学思想的过程”。提出邓南遮的“娱乐修养人格说”、“快乐问题是人生的终极问题”和“创作美而享受其乐便是人生唯一的目的”等观念。对于为艺术而艺术派，雁冰极力推崇邓南遮，因为在意大利的唯美主义的命运“就很难一定”，而“中国社会直可说没有谈艺术的程度”，在中国谈“为艺术而艺术”与“为人生而艺术”的各种观点“说来自然更觉不配”。杜若的《一个女人口中的邓南遮》通过邓南遮的好友、著名舞蹈家吕宾斯泰英夫人之口说诗人、小说家和军人的邓南遮“他所爱好的事物，没有别的，只有英雄主义”。并用拿破仑称赞歌德的评语“那儿是一个男子”来赞扬邓南遮热血澎湃的汉子形象。

范邨译邓南遮的短篇小说《金钱》，介绍意大利东海滨“那地方的居民，大多有英雄的气质，热烈的信仰，过分的感情，强烈的欲望：这几种质素，合拢来构成邓南遮作品里特有的个性”。《金钱》写酒店的妓女、废兵和税官掮客们纸醉金迷的欲望与冲突，耽美主义与英雄主义相结合，共同彰显其唯美、颓废的特色。仲持译邓南遮的小说《坎迪亚的沉冤》以邓南遮的本乡配思卡拉为背景，反映上流社会的虚伪和狡诈，是邓南遮少有的人道主义关怀之作。小说《都仑大那》，写的是航海归来的水手都仑大那，牵着一群骆驼、猴子和母驴，被众人拥戴，可到了家里，瞎婆妻子罗赛尔白卡登以为他死了，已经嫁了第四任丈夫了。都仑大那无奈地再次离开了家，与骆驼相依为命，展现英雄的浪漫、孤独与无奈，给人一种悲壮的审美体验。

三、美和死亡的赞美者：梭罗古勃

唯美到了极致，便容易走上另一个维度，那就是赞美死亡、神秘和虚无。俄国的梭罗古勃便擅长于表现美的幻灭与死亡。对梭罗古勃的译介一直为中国作家所热衷，早在1909年周作人翻译梭罗古勃的作品就达十三篇之多，全收入《域外小说集》。《东方杂志》发表的梭罗古勃的译介作品据统计也有以下几篇：《捉迷藏》、《三堆唾沫》、《那怎么样呢》、《一个老公公和一个老婆婆》、《飞翼》、《平等》、《芳名》、《戴王冠的妇人》以及《兽的先导》。

由配嶽翻译的《捉迷藏》开篇关于梭罗古勃的介绍：“他的著作也隐晦莫显，大概他是个极端的厌世主义者，他的小说，赞美死灭的最多，现在译的短篇也属于这一类。”紧接着愈之在《新思想与新文艺》里一篇《梭罗古勃——一个空想的诗人》，关键词将其界定为“神秘派作家、死的赞美者”。梭罗古勃认为一切的人生都是空虚，都没有意义，但是后来他渐渐地发现了一件新的东西，那便是“美”。人生虽然是空洞无物，可是美却实际存在。不过在近代人的生活中，真美给人工的技巧蒙蔽住了，所以梭罗古勃竭力要打破那种技巧把赤裸裸的真美显露出来。那种美不是世间美，乃是空想的美。他说：“美的空想能够把美赐给世界，而且使你的空想，脱离世间，不至于弄得糟糕。”他认为悲伤的美比愉快的美更胜，喜剧的美不如悲剧的美，生的美不如死的美。

愈之翻译梭罗古勃的诗歌《三堆唾沫》和寓言《那怎么样呢》（周作人译为《烛》）、《一个老公公和一个老婆婆》，都表现他极端的厌世情绪，似乎人生没有别的内容，只有程式化的生存和死亡，即使像活了五百岁和四百岁的老公公与老婆婆都不例外。

郑振铎翻译梭罗古勃的小说《飞翼》和《芳名》，主要呼唤平等观念，“人道平等的空气却仍旧是同样充塞在这些作品中”。愈之翻译的寓言《平等》，讲述大鱼要吃小鱼之前的一番议论，小鱼主张所有鱼儿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反对大鱼的弱肉强食，可是大鱼说：“你这是什么意思，平等的话我可以吃你，你也可以吃我——如果你能把我吞下去的话。”结果小鱼输了，它的嘴无论张多大都吃不了大鱼，所以它甘拜下风地说了一句“输给你了，吞了我吧”。文字简洁，但表现了平等的虚无，世上根本没有平等，只有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给人绝望和虚无感。松山翻译的小说《戴王冠的妇人》，其主旨是为了表明“人是能克服这个世界的”道理。爱伦那十年前死了丈夫，独自带着也快死去的儿子，贫穷和不幸笼罩着她，但她很爱到森林深处游玩和思考，一天在森林深处，遇见了三位森林公主，给她加冕了由她们编织的花环王冠，并安慰她，给她讲虽然她的丈夫死了但是只要一想到和他以前的幸福生活就跟和他生活在一起一样，从此她便离开了痛苦和悲哀，快乐得像天使一样地生活着，贫穷和悲哀都被她的皇后般的气概吓跑了。这正是神秘主义者梭罗古勃用极端的方式所着力宣扬的唯爱唯美的唯美主义理想。

在唯美主义风靡中国文坛时，一心想让文学承担神圣使命的茅盾，在1921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文章《“唯美”》一文，大力赞扬梭罗古勃，盛赞他“真是伟大的思想家”。他提到王尔德、邓南遮和梭罗古勃，认为他们三人都主张“唯美”，但每个人所说的唯美主义内涵各不相同：邓南遮喜“神异”，他是文学家，是军人，是飞行家，又是“理想国”的憧憬者、企图者，但20世纪不是《唐·吉诃德》的时代，所以他是失败了。王尔德喜“新奇”，他满心想尝尽“地球上花园的果子”，他想用他自己的天才造出一个“空中楼台”的快乐世界，自己跑进去享乐；他是个人主义者、享乐主义者，结果他也完全失败了。梭罗古勃是厌世者、悲观者，但他的悲观是对于人类希望太过了以后的悲观。他嘴里虽说着死，心里却满贮着生命之烈焰。他诅咒这人生，因为这人生是恶的；他渴望更好的人生、更好的世界，所以诅咒现在这人生这世界。在这一点上，他不但和王尔德不同，和邓南遮也不大相同，他真是人生的批判者，伟大的思想家。由此可见，当时文坛对唯美主义文学家们的态度也是十分复杂的，而《东方杂志》采取中立的立场，客观展示唯美主义文学发展的原貌。

四、官能美的迷恋者：谷崎润一郎

日本的唯美主义文学作为反自然主义文学的一派，是在20世纪初兴起并迅速成为日本文坛的主潮。代表作家有永井荷风、佐藤春夫和谷崎润一郎等。由于日本的唯美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存在极为亲近的血缘关系，因而延续并发扬了自然主义对官能享乐和对感性本能的强调、表现。同以王尔德为代表的西方唯美主义相比，日本的唯美主义更沉溺于官能的愉悦，在灵与肉的天平上更倾向于肉的一端。

《东方杂志》对日本唯美主义文学的译介起步较晚，直到第二十四卷第十九号（1928年10月）才有了章克标翻译谷崎润一郎的小说《恶魔》，之后又有《小小的王国》和《少年》的译作。《恶魔》主人公佐伯乘坐火车从名古屋到东京的姑母家，在路上回想起一些妓女的画面。到达姑母家，姑母家的女儿照儿的美丽形态和容貌也刺激着佐伯病态的官能。佐伯拿着照儿因伤风擤过鼻涕的手绢像狗一样吐着舌头去舔舐并一口吞下，随之产生一种乱横的快感。每次照儿从楼下向自己走来，他想象着“步步地肉搏过来”的激动，这正是谷崎润一郎恶魔式官能唯美主义的充分表现，将对女性的崇拜和受虐狂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谷崎润一郎曾说：“艺术就是性欲的发现，所谓艺术的快感，就是生理官能的快感，因此艺术不是精神的东西，而完全是实感的东西。”因此，在创作中，谷崎常常耽溺于变态的官能享乐中，其中夹杂大量的“性恋物癖”和自虐的描写。

张我军翻译谷崎的小说《小小的王国》，叙述者贝岛是个小学教员，班里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孩子王”沼仓不但秘密掌管了全班同学的出勤问题，还建立了沼仓共和国。沼仓任大总统，西村任副总统，并设定财政部长内藤，由他印行押上“沼仓”图章的钞票，并设有严格的货币制度，沼仓共和国的人不得用大总统所发行的钞票以外的金钱，共和国依官之大小各由大总统发给薪水，他们的自由市场和丰富物资俨然一个快乐的王国。笔触戏谑，描写童趣美轮美奂、栩栩如生。査士元翻译谷崎的小说《少年》，虽然也是一篇富有童趣的作品，但更侧重表现变态地施虐和受虐的官能之美，表现离奇古怪的充满少年魅惑的恶作剧世界。故事讲述胆小爱哭、上学都要娘姨接送的富家哥儿塙信一邀请荣哥儿去他家玩。荣哥儿去到他家却发现了一个与在学校判若两人的塙信一。信一、荣哥儿和另一个在学校俗称小鬼大王的仙吉玩巡捕抓贼的游戏，信一变态地惩罚扮演小偷的仙吉，“我”看着看着起了一种奇妙的快感。接着信一扮演一只狼，其他扮旅人，旅人要被狼吃，“我”在被信一的舐舔和蹂躏中获得了魅惑的愉快，享受着受虐的快感。过了几天，几个同学又去信一家玩，信一提出其他三个扮演小狗，他扮演人扔东西给小狗吃，三只小狗献艺耍宝，“我”看着信一漂亮的脚，拼命地舔起了他的五个脚趾。一天征得信一的阿姐同意去访她练习披霞纳的洋屋，可是却被阿姐变态地虐待并威吓要“我”和仙吉加入她的一方，否则就滴蜡和缠蛇，“我”被绑缚在阿姐的屋里听着阿姐弹着批霞纳，真是一种享受。从此之后，几个男人享受着女王阿姐的驱使和命令。这篇作品作者自己声称是“前期作品中最完美无瑕，完成度最高”的名作。

此外，《东方杂志》也翻译了日本唯美主义代表作家永井荷风的《旧恨》、佐藤春夫的《一夜之宿》，以及木间久雄的理论著述《生活美化论》等，共同彰显了日本的唯美传统和特色。

《东方杂志》译介西欧和日俄唯美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作品数目可观，而且在后期的许多插画也带有唯美主义的风格。由此带动国内对唯美主义“生活艺术化”等理论的探讨以及本土的唯美主义文学创作，使中国现代唯美主义文学丰富多彩地发展。

（作者工作单位 南开大学文学院）

1.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页。
2. 邢云霖：《中国杂志史简述》，《文华图书科季刊》第三卷第一期，第25页。
3. 孙鹤：《中国定期期刊的黄金时代》，《申报》1948年4月16日。
4. 陈江：《〈东方杂志〉——近现代史的资料库》，见《商务印书馆一百年》，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58页。
5. 坚瓠：《本志的二十周年纪念》，《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一号，1923年1月。
6. 陈独秀：《降纱记序》，《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七号，1915年2月。
7. 薛琪瑛译：王尔德《意中人》，《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二号，1915年10月。
8. 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三号，1915年11月。
9. 周作人：《新村的理想与实际》，《东方杂志》第十七卷第十四号，1920年8月。
10. 王尔德：《莺和蔷薇》，愈之译，《东方杂志》第十七卷第八号，1920年4月。
11. 爱伦坡：《心声》，雁冰译，《东方杂志》第十七卷第十八号，1920年10月。
12. 洪深：《洪深文集》第一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57年版，第464页。
13. 罗罗：《世界当代名人志》，《东方杂志》第十六卷第二号，1919年2月。
14. 雁冰：《意大利现代第一大文家邓南遮》，《东方杂志》第十七卷第十九号，1920年10月。
15. 杜若：《一个女人口中的邓南遮》，《东方杂志》，第二十八卷第四号，1931年2月。
16. 邓南遮：《金钱》，范邨译，《东方杂志》第十八卷第十三号，1921年7月。
17. 梭罗古勃：《捉迷藏》，配嶽译，《东方杂志》第十八卷第一号，1921年1月。
18. 愈之：《梭罗古勃——一个空想的诗人》，《东方杂志》第十八卷第二号，1921年1月。
19. 梭罗古勃：《芳名》，郑振铎，《东方杂志》第十八卷第十四号，1921年8月。
20. 茅盾：《茅盾杂文集》，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8—30页。
21.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现代文学思潮》，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年版，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