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丛刊（第15卷第2期） - 在亲近与疏离间——关于苏雪林与庐隐、冯沅君关系的一个考察

在亲近与疏离间——关于苏雪林与庐隐、冯沅君关系的一个考察

陈思广李灵

苏雪林（1897—1999）与庐隐（1898—1934）、冯沅君（1900—1974）三人是五四时期就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三奇女，因才力超群而名震京都。三人既为同班同学，又同时起步于文坛，情缘相会，堪称传奇。苏雪林在《戏赠本级诸同学》长歌一首中，形容黄英即庐隐“亚洲侠少气更雄，巨刃直欲摩苍穹。夜雨春雷茁新笋，霜天秋准抟长风”，状写冯沅君是“冯衍才气众所摄，显志赋成修名立”，夸赞之情溢于言表。不过，苏雪林也在其文里批评庐隐、冯沅君作品的瑕疵，这使她们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那么，苏雪林与庐隐、冯沅君的关系到底如何？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这就是本文予以考察并回答的问题。

一

苏雪林与庐隐的相识可追溯到1917—1918年间。这年两人同在安庆实验小学任教，经舒畹荪女士（时任安庆实验小学校长）介绍后相识。当时庐隐是体操教员，苏雪林在此校兼课。苏雪林在《关于庐隐的回忆》一文中写道：“后来蜚声文坛的庐隐第一次给我的印象，似乎不怎样动人，身材短小，脸孔瘦而且黄，而且身在客中，常有抑郁无欢之色，与我们（指自己与舒畹荪）谈话时态度也很拘束。”当时，因为两人钟点不同，同事半年中也只相见过两三次，谈不上深交。直至1919年秋季，苏雪林经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附小校长徐皋甫以学校的名义推荐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与庐隐一同北上共为女高师旁听生后，两人交往才多了起来。学期考试后，两人国文成绩拔尖，时任北京女高师国文系主任陈钟凡先生将此事言之校长，使两人转为正班生。

苏雪林与冯沅君也为女高师同班同学，但入学比冯沅君晚两年。同学中冯沅君与苏雪林最为用功，两人不事穿着，“之乎者也”常挂在嘴边，泡图书馆时间也最长。苏雪林致力于韩柳体与桐城派古文研究，自称“桐城遗孽”；而苏雪林因冯沅君勤于《文选》笑其为“选学谬种”。两人在女高师刻苦学习古文学，为日后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1919年正值五四新思想吹拂华夏之际，三奇女如沐春风般地感受着这股思潮的浸润。苏雪林在《我的学生时代》中坦言，当时所有学生心灵已整个卷入那奔腾澎湃的新文化怒潮；庐隐在《庐隐自传》里也表述同学们对新学说都畏如洪水猛兽，她却最感兴趣；而冯沅君更是身体力行——1919年五四运动第二天，陈钟凡先生神情凝重地和女高师同学们宣布“巴黎和会”上曹汝霖、章宗祥等卖国求荣之事，冯沅君第一个站起来要求停课支援五四运动当天被捕的学生。1919年5月25日，女高师成立演讲团，团员共五人，冯沅君是其一。6月4日，冯沅君走在要求释放幽禁学生的游行队伍最前面，高呼爱国口号。不仅如此，三人更是以高昂的创作热情响应五四进步思想。当时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有《文艺会刊》、《益世报·女子周刊》等刊物供学生们施展才华。冯沅君作《今后吾国女子之道德》一文后即发表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上，控诉女子仰仗男子养活是旧道德束缚的恶果，呼吁女子应建立起妇女道德规范，自食其力，不为金钱所惑，不受势力迫害，既能做贤妻良母，也能成为堂堂正正的社会人。苏雪林借《益世报·女子周刊》做编辑之便，先后于1920年10月30日及1921年1月—3月间在《益世报·女子周刊》发表诗歌《京汉火车中所见》，杂文《节孝坊》、《一封海岩边的信》等，反映底层民众的屈辱生活，揭露女性处于旧礼教水生火热之中的黑暗现实。庐隐则在1921年第12卷第11号《小说月报》上发表小说《灵魂可以卖吗？》，提出资本家剥夺女工灵魂自由的问题。可以说，五四的精神已深深荡涤着她们的灵魂。

1921年9月，苏雪林赴法留学，1922年7月，庐隐与冯沅君也从女高师毕业，但京师三奇女的佳话仍在。

二

苏雪林与庐隐、冯沅君同为五四文化浸润中绽放的辉煌曙色，苏雪林与庐隐同事半年、同学两年；与冯沅君同学两年，1930年，苏雪林又与冯沅君共同执教安徽大学半年，因学潮起及长江流域水灾波及安徽等原因，陆侃如与冯沅君夫妇离开安大，苏雪林也在1931年下半年去武汉大学。苏、冯都曾留学法国，苏雪林1921年9月、1950年夏两度赴法，冯沅君1932年6月考取法国巴黎大学文学院博士生，留法三年。两人都对古典文学兴趣浓厚，热衷学术，亦执教杏坛。这一切为她们三人的亲和带来了机缘。

我们先看苏雪林与庐隐。苏雪林早年是非常喜爱庐隐的，这在北京女高师时期表现得最为真切。当时苏雪林眼中的庐隐与安庆实验小学初次见面截然不同，庐隐俨然已变成天真烂漫、直率、热衷社会运动、豪放洒脱、敏捷、胸无城府、光明磊落、具有演说天赋和写得颜体大字的才女，博得苏雪林极大好感。她说：“庐隐到了北京以后好像换了一个人，走路时跳跳蹦蹦永远带着孩子的高兴。谈笑时气高声朗，隔了几间屋子，还可以听见。”而且“说也奇怪，我平生最瞧不起锋芒外露或浮而不实的人，对于庐隐不仅不讨厌，竟反十分欢喜”。这样由衷的爱慕既是苏雪林爱才的表现，也是苏雪林补偿心理的反映。苏雪林自言口才涩讷便爱庐隐词锋的锐利；自认举动沾滞，便喜庐隐的纵横利落，一往无前。苏、庐女高师分别后，苏雪林于1932年暑假主动拜访时已与李唯建结婚住在上海英租界愚园路的庐隐，与庐隐谈别后一切以及文坛诸问题。庐隐也颇为赞赏老同学的才华。因此，苏雪林假满赴鄂，庐隐便去信要苏雪林为中华书局中学教科书撰一篇《云》的教材，但苏雪林因懒于做文章未回复，想待1934年暑假返沪时，再作拜访，岂知庐隐已经香消玉殒。闻此噩耗，苏雪林即发表《关于庐隐的回忆》，深切地表达了自己的悲惜之情。直到庐隐去世44年后，苏雪林对这位友人依然甚为关心，她在1978年1月26日的日记里写道：“今日看吴女士寄来庐隐东京小品，文笔比之《海滨故人》洗练多多，又有一小文，知其夫妇间生活，庐隐对李唯建并不客气。”对于庐隐之死，苏雪林甚为惋惜，耳闻庐隐与李唯建婚后的一些不幸，日记中便同步记载，只是觉得“像庐隐在文坛上已算有了相当地位，生活也可以自己维持，实在没有再行结婚的必要”。苏雪林认为庐隐小说气极流畅，笔致爽利，“做小说也像窗课一般从不起草，一枝自来水笔在纸上飕飕写去，两小时内可以写二三千字”。后庐隐因《海滨故人》而成名，苏雪林在其文学史著作《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第三十三章中详尽分析小说主人公露沙的性格、成长环境并与庐隐本人的生活经历相比照，进而剖析露沙与梓青的恋爱经过，由此评述小说的内容结构非常具体，指出这是庐隐生活及其性格的真实写照，可谓知人论世之评。苏雪林极为注重她这部文学史作家作品的代表性，将庐隐列为专章论述，可见她对庐隐的喜爱与重视。

再看苏雪林与冯沅君。无独有偶，苏雪林与冯沅君同学两年、同事半年，女高师时期的经历让几十年后苏雪林回忆起冯沅君来仍然充满敬佩，夸赞她的国文修养之深居全班第一。同学生涯结束后，苏雪林、冯沅君仍然保持着同学情谊，时有通信往来。1928年，苏雪林与陆侃如、冯沅君拜访时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共同聆听胡适关于文艺创作的看法。1930年苏雪林接到安徽大学的聘书，得知冯沅君、陆侃如夫妇也同聘于安大后，欣然同行。分别后，苏雪林还与冯沅君有书信往来，1948年10月苏雪林还将她与袁昌英一起去听胡适演讲的相关情况写信告知冯沅君。她对冯沅君的作品直到晚年还一再展读。她在1992年4月28日的日记里这样记载：“身体非常衰弱，自知今年挨不过，看海风寄来我等四人列传及作品，看冯沅君《旅行》、《隔绝》。”可以说，苏雪林与冯沅君也保持着较为亲密的联系。

按理说，这段机缘为她们三人成为密友并为文坛留下一段佳话提供了契机，但实际情形却是苏雪林与庐隐、冯沅君的关系凸显出疏离的情形。这多少有些出乎意料。这是为什么呢？

三

如前所述，苏雪林与庐隐虽在安庆实验小学同事半年，但因教课时间不一，两人课业较重，见面次数不多，谈不上熟悉。但两人1919年同入北京女高师成为同班同学后，两年中关系也未有亲昵进展。有三件事可以说明。一是游园看稿。庐隐小说《一个著作家》写好后，她后来的丈夫郭梦良邀集一班爱好文艺的朋友在中央公园金雨轩开讨论的茶会，苏雪林也在被邀之列。苏雪林看过庐隐的稿子后默默不作一语。郭君征求苏雪林意见，苏雪林随口便说：“游夏不能赞一辞！”座中王品青忍不住一笑，庐隐却怫然变色。苏雪林坦率，却不懂圆滑，这句或开玩笑之语，未考虑到当事人的感受，让庐隐自尊心受损。庐隐因幼年备受家人冷落，常年没有亲情温暖，性格外表豪爽、勇敢，实则敏感、脆弱，苏雪林此语庐隐自然难以承受，本来可以拉近两人关系的茶会却成了疏远的罅隙。对此，苏雪林事后非常懊悔，觉得“不应当拿这句轻薄话，伤了她的自尊心”。二是《京报》笔战。1921年春，苏雪林和易家钺、罗敦伟诸君打了一场笔墨官司，这让她与庐隐的关系更陷入僵局。事情起因于苏雪林1921年4月—5月间分四次发表在《益世报》的《对于谢君楚桢〈白话新诗研究集〉的批评》，引发谢楚桢北大同学易家钺、罗敦伟等的反击，“苏梅”名遍及全国报纸杂志。双方以《京报》为阵地，互相争论。易家钺、罗敦伟等以“右”化名，发表《呜呼苏梅》，一则表示休战，二则发出许多“歧视妇女”论调，这就引发了胡适之、李大钊对谢一派的反驳。由于胡适之和李大钊的公开支持，易家钺、罗敦伟因此声名狼藉，仓皇离开北大南下。易家铖、罗敦伟与郭梦良相厚，庐隐自然站在郭梦良一边，并指责苏雪林不该无事生非，两人因之产生隔膜，虽同班亦很少言谈。三是亲临拜访。1932年暑假，苏雪林闻知庐隐因郭梦良之死而十分感伤，而她正好在上海，遂登门拜访以安慰庐隐，但未达到预期目的。对于这次拜访，苏雪林后来说：“我们谈了十年来别后一切，谈到现代文坛的种种问题；又谈到政治上见解，庐隐对于某种正为青年所欢迎，认为中国唯一出路的政治主张似乎不大赞成。我问她自己有什么主张，她却不肯说了。”当时庐隐的主张，苏雪林已经窥测一二。故苏雪林在1959年5月16日《中华日报》副刊第21卷第十期发表的《〈海滨故人〉的作者庐隐女士》一文中，记叙了庐隐当时的主张大约是不热衷谈中国新文坛正陷溺于的一股奔腾澎湃的共产主义文艺怒潮，而描写爱国主义，这种主张庐隐便写在她的《火焰》里。庐隐因自己过去也曾主张社会主义及国际主义，现忽来了一个大转变，写起爱国文艺来，怕苏雪林笑话，所以遮掩，哪知苏雪林与其想法相同。两人本为“同调”，却因各自心存芥蒂而隐约其辞，终不同音。

不过，对于庐隐其人，苏雪林也表现出矛盾性。她既欣赏“庐隐对恋爱的态度，颇类昔人批评苏东坡诗，如丈夫见客，大踏步便出，从不扭捏作态，其豪爽至为可爱”，又认为庐隐一嫁有妇之夫郭梦良，二嫁小自己九岁的李唯建行为出奇；既认为庐隐“生在二十世纪写实的时代却憧憬于中世纪浪漫时代幻梦的美丽，很少不痛苦的，更很少不失败”，但当有人批评庐隐生活太过浪漫时，又以“不应该拿平凡的尺，衡量一个不平凡的文学家”来反驳。在亲近与疏离间纠结往复，矛盾丛生。

苏雪林与冯沅君之间虽未像与庐隐发生过冲突，但也未成密友。冯沅君为彻底的反封建践行者，这不仅表现在思想、文章中，更是表现在行动上。她不仅是游行队伍的领导者，更亲自扮演《孔雀东南飞》中焦母式封建人物，历数家长制的罪恶。苏雪林虽也受五四思潮影响，却始终有所保留，并未在狂风浪潮里有积极反抗的行动。因此，苏雪林第一篇小说《姑恶行》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文艺会刊》1920年第2期刊载后，冯沅君看了很不以为然，她认为苏雪林虽以林译体的笔调将婆婆虐待童养媳的悲剧写得悲风满纸，但小说只描写出童养媳的辛酸却未在作品中显露出反封建的决心，自然与己并非同路人。同是描写青年的反叛与执着、矛盾与苦闷，苏雪林始终践行中规中矩的标准，主张节制下的发挥与中和含蓄之美。这与冯沅君的爱情观念完全不一。典型的实事莫过于苏雪林对于自己婚姻、爱情的态度。苏雪林与张宝龄虽名为夫妻，实则常年分居，性格不合，但因为苏雪林有着婚姻洁癖，极为重视自己的名节，宁可终生无爱，也始终与张宝龄保留夫妻名分。因而苏雪林对于庐隐毫不畏惧地追逐所爱，无论对方是否已婚或年龄差距甚大的做法并不十分理解与赞同。对于冯沅君改恋他人，似有不满之意。苏雪林于1977年10月6日的日记里这样记载：“又看《女娲氏遗孽》、冯沅君《旅行》、《慈母》二篇。沅君文笔当然远胜庐隐，不过与王品青恋爱如此深挚，一见陆侃如便幡然变心，致品青发狂而死，此事大出寻常情理之外。”王品清之死，有说是因其肺病所致，有说是与恋爱相关，真相如何，后人无从得知。人本来有追求幸福之权利，冯沅君与陆侃如夫妇早已成为一段佳话，苏雪林从同情弱者的角度谴责冯沅君恋爱的主张或可再思，但认定冯沅君便是致王品青发狂而死的真凶，则过于主观与武断了。而这无疑影响了她们之间的交往。

四

那么，苏雪林与庐隐、冯沅君三奇女间没有成为文坛一段美谈反而走向疏离，除却她们各自之间的性格因素外，就苏雪林而言，还有没有文学观念上的分歧呢？答案是肯定的。苏雪林的爱才、补偿心理促使她爱慕庐隐、冯沅君的才华，但补偿心理一旦被主观保守思想所控制，讲究情感节制的性格立刻占据上风，映之于文，则反映出三人不同的文学观念来。

庐隐一生轰轰烈烈，正如她在《象牙戒指》主人公曹子卿照片后的附语中写到的那样：“我的生命如火花的光明，如彗星之迅速”。冯沅君则倔强、锋芒毕露。各异的性格特征影响了各自的文风。苏雪林以自己保守的眼光品评俩人的作品，难免会产生误读。庐隐书写爱与恨的极端性，与苏雪林的情感节制大相径庭，自然不合其意；冯沅君《卷施》、《劫灰》中主人公爱情的转向与苏雪林爱情的绝对忠贞也迥然不同，自然也未得到苏雪林之理解。加之苏雪林喜欢唯美的文章，审视他人作品时自然带上此种嗜好，难免出现误会。苏雪林钟爱的文章是用唯美的辞藻、清新流利的行文、高超的意境、丰富的想象去美化人生，以提高人们的思想和感情。她在《我所爱读的书》中曾说：“我所爱读的文字都是偏于想象恢宏，词采瑰丽的那一类，若带有荒唐悠邈的神话成分，则更于我口味相合。”因而苏雪林1948年11月7日的日记贬斥庐隐的《曼丽》“文字颇幼稚，有似聪明女学生笔路，不及玫瑰的刺远甚”。庐隐《曼丽》，不事雕琢，只写心中之所想写，文字较为浅显、通俗，与苏雪林偏爱瑰丽的词采大异其趣，因而评价不高，而苏雪林只偏爱庐隐《玫瑰的刺》在于成文较为清新流丽，合其口味。苏雪林更是在《关于我写作和研究的经验》中自负地认为自作《鸠那罗的眼睛》因是采取美文的体裁，即使与自己一贯主张作品需道德不符，也颇为得意。而散文集《绿天》更将这种唯美是爱的性格展示得淋漓尽致，如《鸽儿的通信》一篇用清美的文字，满蕴的童心，甜蜜的相思构筑夫妇“碧衿”、“灵崖”幸福的婚姻殿堂。苏雪林与张宝龄婚姻的不幸已昭昭在目，但她为着美的追求不惜以谎言遮盖现实的悲哀，写夫妻间的柔情缠绵，互相惦念。实则是张宝龄“有事赴北京月余，竟半个字也不写给我”。这样唯美是爱的性格，使得苏雪林对庐隐、冯沅君作品持保留态度，更影响了她们相互间的交往，疏离更远。

不过，苏雪林既爱庐隐情感热烈的文字，直言不讳地夸赞庐隐敢于将自己的苦闷暴露出来，又能不顾世俗的眼光毅然找寻苦闷的出路，将其归结为庐隐的天真与过人处，又不喜庐隐作品中痛感极强的话语，认为“充满了悲哀、苦闷、愤世、嫉邪，视世间事无一当意，世间人无一惬心”；既夸赞庐隐小说笔致流利，又认为庐文“结构不甚曲折，意境也不甚深沉”。同样，苏雪林虽极为赞赏冯沅君的才华，称她为“最暴露女性恋爱心理第一手”，却也认为冯沅君《卷施》、《劫灰》既是自传式的文字，便是作者自身的写照，批评冯沅君爱情变化无常，“何以作者对爱情有这样善于变化的态度，实在叫人不解”；既夸赞冯沅君从古文中出来，“而趣味却极其清隽”，但也指责冯沅君《春痕》中有“掉书袋的味道”；既承认《春痕》“细读内容，其中故事没有小说的结构，倒有事实之自然的进展”，又恼怒这部作品“全部的故事，则吞吞吐吐，隐约其辞，令人摸不着头脑”，并以“殊使人不满”作结。这种称许与贬责的两是看法，自然影响了苏雪林对冯沅君的本能亲近，传至冯沅君之耳，也就影响了两人的友谊。

当然，苏雪林不乏批评家的气质，且批评文章时有一针见血之笔，但她又难以摆脱唯结构绝对严谨，内容直白明了的审美维度。此种审美观当然有其道理，但如将其作为文章批评的主要标准，不免有苛刻之嫌。她评价庐隐《海滨故人》说：“这篇长达二万言的小说，结构非常散漫，不能称为佳作”，对庐隐《象牙戒指》也不满意，多年后仍坚持这一观点：“看庐隐《象牙戒指》，行文固清丽，惜剪裁太坏，所谓‘白地光明锦，裁为负版袴’于庐隐可谓的评。”庐隐小说结构欠严谨或是美中不足之处，然《海滨故人》、《象牙戒指》之所以获得较大反响，一则是庐隐文笔流利自然，不在形式上刻意雕琢，她以真情动人，愿意剖析自己的内心来表达青年爱的全部苦闷和悲哀，苏雪林撇开长处，谈短处，用“白地光明锦，裁为负版袴”全面概括庐隐，难说公允；二则两文写在五四风潮这个特定时期，意在表现受新思潮启蒙的女性们面对婚姻、爱情、事业的踌躇不决，迷茫难定，有其独特的时代色彩与艺术魅力，苏雪林斥之为头绪太多，令人眩惑，未免太苛责。

苏雪林也批评冯沅君《春痕》的内容让人摸不着头脑。她说：“也许作者有不得已的苦衷所以如此，但私人尺牍既用散文名义，公之于世，又不愿读者明了内容，叫人猜闷葫芦，殊使人不满。”冯沅君《春痕》中以干净的笔调，流畅的抒情成文，作者没有给自己的思想内容贴上明确标签，作品中描写瑗与璧弟的恋情似乎更愿意给读者留下一种想象空间。或者正如苏雪林所言，作者有不得已的苦衷，不便明说。苏雪林之不赞同，有其理由，但也体现出她评价他人作品时不免苛刻的维度。苏雪林行文评文注重文章之结构，庐隐却只书写心中之所想，未在形式上刻意修剪；苏雪林追求内容的清晰明了，冯沅君却自带一种留人余味的遐思。各自不同的审美维度与性格分歧，使苏雪林与庐隐、冯沅君终各行其道，未成密友。

这真令人称奇又令人遗憾。

（作者工作单位四川大学文新学院）

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文学》1934年第2期。
赵海菱：《冯沅君在北京女高师的日子》，《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2期。
赵海菱：《冯沅君在北京女高师的日子》，《新文学史料》2011年第2期。
王翠艳：《女高师校园文学活动与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5期。
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文学》1934年第2期。
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文学》1934年第2期。
苏雪林：《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第九册），成功大学教务处出版组1999年版，第12页。
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文学》1934年第2期。
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文学》1934年第2期。
苏雪林：《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第一册），成功大学教务处出版组1999年版，第5、25、26页。
苏雪林：《苏雪林作品集·日记卷》（第十五册），成功大学教务处出版组1999年版，第54页。
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文学》1934年第2期。
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文学》1934年第2期。
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文学》1934年第2期。
苏雪林：《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纯文学出版社1986版，第251、355、357、358、250、249、249、250、250、356、250页。
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文学》1934年第2期。
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文学》1934年第2期。
苏雪林：《苏雪林文集》（第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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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郁苇选编：《庐隐作品精编》，2004版第417页。
苏雪林：《苏雪林自选集》，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5年版，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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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雪林：《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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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文学》193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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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雪林：《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纯文学出版社1986版，第251、355、357、358、250、249、249、250、250、356、250页。
苏雪林：《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纯文学出版社1986版，第251、355、357、358、250、249、249、250、250、356、250页。
苏雪林：《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纯文学出版社1986版，第251、355、357、358、250、249、249、250、250、356、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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