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文化差异的写作策略——论族裔身份认同在沈从文创作中的意义

赵慧芳

沈从文的族裔身份认同与其文学活动是相互影响的，他的创作呈现出族裔身份与文化选择上的流变，显示了沈从文对文化差异的日益重视。如果说，作为作家的沈从文主要是以文学活动显示出族裔身份流变轨迹的话，那么，这种身份认同还拥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它已然成为沈从文维护文化差异的写作策略。

一、重建民族叙事

清朝末造，中央权力系统对边地少数族裔的控制力渐渐减弱；到了民国时期，汉族对于少数族裔的系统性压迫在显在层面上渐趋消失，但本质主义的民族认知依然如故。比如对于湘西苗族，这种本质论就可能把它界定为野蛮民族，甚而至于将湘西“一例”“当作蛮族看待”。这种界定更会被有意自然化为一种恒定不变的本质，从而虚假地规定并确保它们的低贱地位。显然，民族实际上是由叙事建构起来的，叙事也可以修订以往的建构，从而深刻地改变民族面貌及其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创作的民族叙事既显示出其族裔身份认同，又具有建构或修订建构的作用。

由于苗族在清朝以来的中国（湘西）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因而沈从文身上的苗族血统最初是被蓄意掩盖的，甚至其嫡亲的苗族祖母，也在完成延续沈家香火的任务之后被发卖远乡。沈从文的童年与少年时代都是在苗汉文化杂糅的湘西度过，苗族人低贱的社会地位与悲惨的人生命运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以一个汉族孩子的身份，享有着这个民族在湘西的社会优越性。与此同时，汉、苗、瑶与土家等各民族的杂处，又使湘西文化形成一种特殊的包容性，民族空间的疆界被打破了，文化各要素混杂互动。站在任何一个非湘西文化立场来观察这一地域文化，那些本来可以做出族裔区分的种种文化细节都变得类乎一致，近于毫无差别，著上一层蛮荒、神秘色彩。

事实上，当沈从文离开家乡来到北京，通过写作来获取生存保证与社会身份时，他并未怀疑自己的汉族身份。但是，这一族裔身份显然一离开湘西就失去了效用。尽管沈从文自认为“有一个诗人气质”，但“到读书人里头，人家又嫌我粗率，做事麻虎，行为简单得怕人，与他们身份仍然不合”。没有人会因为他是一位汉人而对他加以敬重，“湘西人”的身份却带给他与都市社会许多隔膜。不过，人们注意到，这个出身“有些奇异的沈从文”，却也能够于一般人“生活经验以外，供给一些东西……好像有心要借那陌生地方的神秘性来完成自己文章特色似的”。

尽管在读者看来“有些奇异”，沈从文却是以汉族身份作为生活与观察生活的角度和立场的。初入文坛的沈从文在写湘西乡村人情风物时，即是在写一个汉人眼中的湘西。包括苗族在内的湘西各少数族裔，在他眼中不是主体而是他者。他不无夸张地描述苗民的奇异装束，赞美他们的饱满情欲和旺盛精力，把他们写得介于“开化的汉人”与动物之间。这当然并非是恶意的，实际上沈从文对这些人充满了热情的赞美。但这一叙事却迎合或者延续了主体文化对苗族的贬抑性认识。

1929年的创作显示出沈从文在族裔身份认同上的新走向。他大概是在此时知道了自己的苗族血统。在确认苗族身份后，沈从文的苗族叙事也发生了变化，试图对苗族始源重新叙述，并强化对苗族传说的讲述。他在《神巫之爱》、《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以及《阿金》、《旅店》等作品中，明确地描写苗族人的生活以及传说，而且强调苗汉之间的文化差异，突出自己抑汉扬苗的立场。对苗族美德的刻画，对苗族美丽传说的叙述，显示出沈从文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不仅如此，沈从文的方言写作也在此时才具有积极建构民族身份的意义。对于少数族裔来说，民族身份建构往往需要首先把握住这个世界的词语，而不是沿用正统的官方语言。而沈从文不仅对此做出了努力，还尝试沿用自己熟悉的湘西方言塑造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使民族文化在这个世界中显现、存在并发展。在这段时间里，沈从文大张旗鼓地重写民族叙事、重建民族身份。像那个充满野性、生机与活力的“虎雏”，沈从文感觉到自己对苗族文化的强烈向往与皈依。在试图规范他的汉民族文化中得到优待，并不能够成功抑制住他对“山林”、“血性”等等所指称的苗族文化的回归冲动。

但是，他在这条路上走得并不远，“孥孥阿文”（鲁迅语）在个人社会地位提高与文化视野开阔之后，民族身份认同又发生了极大变化，对苗族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冷却下来，他开始强化对国族身份的认同，以便为参与“天下大事”提供更为坚实的心理与身份基础。在笔者看来，沈从文还可能意识到一种危险性：当他“太过强调，甚至崇拜文化和民族认同或传统，或者如果这种链接变成强烈的民族主义，就会导向一种限制性的共谋”，并使苗族身份重返陈旧的社会文化范式中，落入“蛮族”的老圈套。

二、混杂文化身份

当沈从文放弃公开的苗族身份认同时，他实际上已经拒绝了当时所可能有的两种建构民族叙事的途径：一是把苗族文化当作他者，一是把它当作主体。当沈从文明确少数族裔身份之后，他也获得了对苗族文化进行建构与修订的文化主体性。但是，这种主体性显然并未使他避开将苗族文化继续模式化发展的圈套——在现代化的语境下，苗族似乎需要先达到汉民族的教化状态之后，才可能进行更进一步的转型。沈从文需要为自己、为苗族赢得更为开阔的言说空间。

渐渐地，1930年以后，沈从文作品中人物的族裔要么含混不清，要么用地域身份代替。很明显，这次短暂的苗族身份认同给他的创作与思考带来了转变。族裔身份的自觉意识，使他把眼光投注在民族性上，并注意到民族的建构性，思考苗族文化在当前的价值与意义，郑重地计划写“故乡的民族性与风俗及特殊组织”。在《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1929）中，沈从文还在倾力描写湘西自治的传统以及敬神守法的宁静生活，痛批现代政治制度之残酷与虚伪。而在创作《丈夫》（1930）、《萧萧》（1930）、《三三》（1931）时，其态度就远没有那么激烈了。由于族裔身份的隐含性，作品中突出显现出来的矛盾就集中在都市与乡村的对峙了。《凤子》（1932—1937）则明显地把湘西文明内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之中，且让它代表“这个民族较高的智慧，完美的品德，以及其特殊社会组织”。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发生发展，沈从文发现自己所排斥的都市文明内在地具有一种包容性，它会给予身处其间的人们以至少是表面上的平等关系，容许人以一种“混杂文化身份”来发声。从明确的族裔身份认同中退场，进入这个包容性场域之后，这种“混杂文化身份”可以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取消民族、地域、阶级、文化等等各种限制性定义，以一种朦胧含混的面目多方出击，拓展言说的边界，避免了在坚持某一固定立场之后的顾此失彼。从这个角度看，沈从文的文化构成，儒、释、道、耶并存，中西古今杂糅，再加上民族混血，必然呈现出民族身份与文化身份的复杂性。通过混杂文化身份发声，沈从文不必刻意选择某种题材强化某一项身份认同。这就使他笔下的湘西形象也更趋于丰富，刘洪涛先生甚至把《边城》与“中国形象”相联属，认为这是“中华民族在整体意义上对自我看法的具象表达”。沈从文笔下湘西形象由清晰性向模糊性的转化，不仅体现在题材选择与处理上，同时还由其文学作品审美质地的清新转向朦胧暗示出来。昆明时期及之后的文学创作，具有某种不确定性：文体不确定，写实与虚构的交织，心理与行动的互混，想象与现实的交叉，积极建构与消极等待的迭演……“对于过去的认识，对于土地的认识和对于身份的认识都无可避免地纠结在了一起”。在混杂文化身份之后，沈从文的族裔认同与文学创作，都有了更为开阔的平台和更为开放的空间。

三、边缘与中心互动

当然，沈从文并未放弃对湘西的守护。这就使他在立场的游移中，不至回避对建设性责任的承担，尤其是在抗拒外侮的时候，这种混杂之中的坚守使之能够以边缘补充中心之需，又以边缘挑战、调整中心。这样，边缘与中心之间能够产生一种良性互动关系，而取消其间的紧张对峙，既最大限度地包容文化差异，又合力使各方利益最大化。

沈从文最先注意到的是主流文化价值对湘西世界的冲击与影响。在他的一些挽歌式描写中，呈现出沈从文对主流文化急于疏离却又无可抗拒的紧张感，但他在混杂文化身份之后，就获取了看待边缘与中心的最佳位置。这个居于都市的“乡下人”，既不在边缘也不在中心，而是开拓出一个“第三空间”。就像霍米·巴巴所指出的那样，这一类第三空间并非差异或抗争位置的大结合，相反，它“既非这个也非那个（我或他者），而是之外的某物”，是一种干预性的力量。在这一位置上，沈从文开发出湘西对主流文化的戏拟性批判与抗拒力量。这种戏拟，可以缓解文化冲撞，策略地揭示主流文化话语权威的限度。在《三三》和《长河》中，沈从文都刻意描写了乡下人对城里人的带有嘲讽意味的模仿。尤其是在《长河》中，那位在大学堂学过种菜的委员下乡视察，搜刮一番之后返城，曾路过枫树坳。老水手和乡下人聊天，对委员来一番戏拟：“……（委员）说的是京话。又说：‘你们这个地方土囊（壤）好，萝卜大，不空心，很好很好吃！’那挑母鸡的烂泥人就问委员：‘什么土囊布囊好？是不是稀屎？’”乡下妇人听说“新生活”要来，因恐怖而急切打听。乡下男人就故意特别认真地说：“……委员司令坐在大白马上，把手那么叉着对民众说话（模仿官长声调）：诸位同胞，诸位同志，诸位父老兄弟姐妹，我是‘新生活’。我是司令官。我要奋斗……”

沈从文注意到乡间这种戏拟方式，在作品中予以借鉴，故意营造某种交流困境，凸现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的差异，有意对城市文明、现代知识乃至主流权威构成嘲讽甚至消解。通过这一类具有浓厚反讽意味的模仿，边缘成为对中心的威胁性解构力量。

沈从文更多的还是以边缘身份来完成对中心的修补。站在第三空间，他所需要思考的问题不仅仅局限于湘西一隅，还有整个中国。显然，沈从文有了更为开阔的眼光，他把自己的社会责任扩展到对于民族重建的自觉承担。沈从文反复陈说自己对时代大问题的识见：他要写“这个民族真正的爱憎与哀乐”，要去“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的所有的好处与坏处”，引导读者关心“中国现社会变动”，“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给予那些“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以“勇气同信心”。《边城》、《湘行散记》以及《长河》等正是这种创作思想的产物。但是他并未抛弃湘西地域身份。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写下《湘西》（1938）、《对新文学有贡献的湖南人》（1946）、《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1946）、《〈湖南的西北角〉序言》（1947）、《新党中一个湖南乡下人和一个湖南人的朋友》（1948），等等，频繁地强调性地凸显地域身份，而且渐渐把对湘西的坚守扩展至对湖南的誉扬。

事实上，这时候沈从文已经获得了足够的社会自信，非但不需要以民族与地域身份给自己以支撑，相反，他已经有能力赋予湘西一定的地位与价值，用写作来完善或者提升民族与地域的文化建构。他的民族身份认同不再那么急切了，除了要写出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的思考外，他更多展开对社会的新认识，要在作品中歌颂那些拥有“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等人类最高品德的人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国家把公民的民族身份用法律、规章的形式确定下来，沈从文归属于汉族。直到1982年5月1日应邀参加在中央民族学院举行的庆祝苗族“四·八节”活动，沈从文才正式认同了苗族身份。实际上，沈从文这次族裔身份认同的意义并不在于他的“认祖归宗”，而在于他对自己少数族裔身份的公开承认，使其能够更有效地维护文化差异。当沈从文从湘西步入都市的时候，似乎有着某种象征性：他也“同时由传统跨入现代，从边缘进入中心”。沈从文的可贵在于，“他没有以抛弃前者来换取后一种身份，而是坚持‘从现实学习’，坚持一种动态的思考，在地域上的都市回望湘西，在历史上的现代坚守传统，在文化上的中心不断逸出回到边缘”，而其思考，也由于他在汉族—苗族、都市—湘西、现代—传统、中心—边缘间的游走而具有深刻明智的反思品格。

沈从文一生都有着自觉的身份追求。对于其族裔身份认同，沈从文曾在创作中做出了种种调整，呈现出族裔身份与文化选择上的流变轨迹。这种流变轨迹显示了沈从文对文化差异的日益重视；而其族裔身份演变，则成为作家沈从文维护文化差异的写作策略。他坚守的乡下人身份，也显示出他对文化身份的有意混杂，以及他在争取平等、生存与文化自主，在保留文化差异前提下发展文化等方面的灵活主动的姿态。在当前语境中，从族裔身份认同的角度梳理沈从文创作，认识其维护文化差异的策略性选择，对于多民族文学、文化的发展，应有重要意义。

（作者工作单位 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1. 沈从文：《苗民问题》，《沈从文全集》第11卷，第409页。
2. 生安锋：《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初探》，王宁主编《文学理论前沿·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3页。
3. 沈从文：《虎雏》，《沈从文全集》（第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4. 苏雪林：《沈从文论》，王珞编《沈从文评说80年》，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183页。
5. 沈从文：《龙朱》，《沈从文全集》（第5卷），第323页。
6. 生安锋：《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初探》，王宁主编《文学理论前沿·第二辑》，第304页。
7. 沈从文：《甲辰闲话一》，《沈从文全集》（第14卷），第48页。
8. 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从文学刊》第一辑，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506页。
9. Seamus Heaney，Land Locked，Irish Press, June 1,1974,p.6．转引自杜心源：《进入世界的词语——西默斯·希尼诗的语言形式与民族身份建构》，《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2期。
10. 转引自生安锋：《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初探》，王宁主编《文学理论前沿·第二辑》，第307页。
11. 沈从文：《长河》，《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25—26页。
12. 沈从文：《边城·题记》，《沈从文全集》（第8卷），第58—59页。
13. 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全集》（第10卷），第5—9页。
14. 赵慧芳：《试论沈从文创作四阶段的生态关注》，《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