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文化差异的写作策略——论族裔身份认同在沈从文创作中的意义

赵慧芳

沈从文的族裔身份认同与其文学活动是相互影响的，他的创作呈现出族裔身份与文化选择上的流变，显示了沈从文对文化差异的日益重视。如果说，作为作家的沈从文主要是以文学活动显示出族裔身份流变轨迹的话，那么，这种身份认同还拥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它已然成为沈从文维护文化差异的写作策略。

一、重建民族叙事

清朝末造，中央权力系统对边地少数族裔的控制力渐渐减弱；到了民国时期，汉族对于少数族裔的系统性压迫在显在层面上渐趋消失，但本质主义的民族认知依然如故。比如对于湘西苗族，这种本质论就可能把它界定为野蛮民族，甚而至于将湘西“一例”“当作蛮族看待”。这种界定更会被有意自然化为一种恒定不变的本质，从而虚假地规定并确保它们的低贱地位。显然，民族实际上是由叙事建构起来的，叙事也可以修订以往的建构，从而深刻地改变民族面貌及其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创作的民族叙事既显示出其族裔身份认同，又具有建构或修订建构的作用。

由于苗族在清朝以来的中国（湘西）一直处于弱势地位，因而沈从文身上的苗族血统最初是被蓄意掩盖的，甚至其嫡亲的苗族祖母，也在完成延续沈家香火的任务之后被发卖远乡。沈从文的童年与少年时代都是在苗汉文化杂糅的湘西度过，苗族人低贱的社会地位与悲惨的人生命运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以一个汉族孩子的身份，享有着这个民族在湘西的社会优越性。与此同时，汉、苗、瑶与土家等各民族的杂处，又使湘西文化形成一种特殊的包容性，民族空间的疆界被打破了，文化各要素混杂互动。站在任何一个非湘西文化立场来观察这一地域文化，那些本来可以做出族裔区分的种种文化细节都变得类乎一致，近于毫无差别，著上一层蛮荒、神秘色彩。

事实上，当沈从文离开家乡来到北京，通过写作来获取生存保证与社会身份时，他并未怀疑自己的汉族身份。但是，这一族裔身份显然一离开湘西就失去了效用。尽管沈从文自认为“有一个诗人气质”，但“到读书人里头，人家又嫌我粗率，做事麻虎，行为简单得怕人，与他们身份仍然不合”。没有人会因为他是一位汉人而对他加以敬重，“湘西人”的身份却带给他与都市社会许多隔膜。不过，人们注意到，这个出身“有些奇异的沈从文”，却也能够于一般人“生活经验以外，供给一些东西……好像有心要借那陌生地方的神秘性来完成自己文章特色似的”。

尽管在读者看来“有些奇异”，沈从文却是以汉族身份作为生活与观察生活的角度和立场的。初入文坛的沈从文在写湘西乡村人情风物时，即是在写一个汉人眼中的湘西。包括苗族在内的湘西各少数族裔，在他眼中不是主体而是他者。他不无夸张地描述苗民的奇异装束，赞美他们的饱满情欲和旺盛精力，把他们写得介于“开化的汉人”与动物之间。这当然并非是恶意的，实际上沈从文对这些人充满了热情的赞美。但这一叙事却迎合或者延续了主体文化对苗族的贬抑性认识。

1929年的创作显示出沈从文在族裔身份认同上的新走向。他大概是在此时知道了自己的苗族血统。在确认苗族身份后，沈从文的苗族叙事也发生了变化，试图对苗族始源重新叙述，并强化对苗族传说的讲述。他在《神巫之爱》、《龙朱》、《媚金·豹子·与那羊》以及《阿金》、《旅店》等作品中，明确地描写苗族人的生活以及传说，而且强调苗汉之间的文化差异，突出自己抑汉扬苗的立场。对苗族美德的刻画，对苗族美丽传说的叙述，显示出沈从文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不仅如此，沈从文的方言写作也在此时才具有积极建构民族身份的意义。对于少数族裔来说，民族身份建构往往需要首先把握住这个世界的词语，而不是沿用正统的官方语言。而沈从文不仅对此做出了努力，还尝试沿用自己熟悉的湘西方言塑造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使民族文化在这个世界中显现、存在并发展。在这段时间里，沈从文大张旗鼓地重写民族叙事、重建民族身份。像那个充满野性、生机与活力的“虎雏”，沈从文感觉到自己对苗族文化的强烈向往与皈依。在试图规范他的汉民族文化中得到优待，并不能够成功抑制住他对“山林”、“血性”等等所指称的苗族文化的回归冲动。

但是，他在这条路上走得并不远，“孥孥阿文”（鲁迅语）在个人社会地位提高与文化视野开阔之后，民族身份认同又发生了极大变化，对苗族文化的强烈认同感冷却下来，他开始强化对国族身份的认同，以便为参与“天下大事”提供更为坚实的心理与身份基础。在笔者看来，沈从文还可能意识到一种危险性：当他“太过强调，甚至崇拜文化和民族认同或传统，或者如果这种链接变成强烈的民族主义，就会导向一种限制性的共谋”，并使苗族身份重返陈旧的社会文化范式中，落入“蛮族”的老圈套。

二、混杂文化身份

当沈从文放弃公开的苗族身份认同时，他实际上已经拒绝了当时所可能有的两种建构民族叙事的途径：一是把苗族文化当作他者，一是把它当作主体。当沈从文明确少数族裔身份之后，他也获得了对苗族文化进行建构与修订的文化主体性。但是，这种主体性显然并未使他避开将苗族文化继续模式化发展的圈套——在现代化的语境下，苗族似乎需要先达到汉民族的教化状态之后，才可能进行更进一步的转型。沈从文需要为自己、为苗族赢得更为开阔的言说空间。

渐渐地，1930年以后，沈从文作品中人物的族裔要么含混不清，要么用地域身份代替。很明显，这次短暂的苗族身份认同给他的创作与思考带来了转变。族裔身份的自觉意识，使他把眼光投注在民族性上，并注意到民族的建构性，思考苗族文化在当前的价值与意义，郑重地计划写“故乡的民族性与风俗及特殊组织”。在《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1929）中，沈从文还在倾力描写湘西自治的传统以及敬神守法的宁静生活，痛批现代政治制度之残酷与虚伪。而在创作《丈夫》（1930）、《萧萧》（1930）、《三三》（1931）时，其态度就远没有那么激烈了。由于族裔身份的隐含性，作品中突出显现出来的矛盾就集中在都市与乡村的对峙了。《凤子》（1932—1937）则明显地把湘西文明内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之中，且让它代表“这个民族较高的智慧，完美的品德，以及其特殊社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