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葛浩文是向英语世界译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重要学者、翻译家，是“公认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舒晋瑜，2005），到2018年12月止已翻译中国作家作品七十余部，对中国文学在英语国家乃至全世界的传播功不可没。对葛浩文的翻译风格及其形成原因进行研究，不仅对考察研究译者翻译风格有参考作用，同时也可以对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介模式提供借鉴。

目前国内外对葛浩文的翻译风格研究多集中在单本译作的赏析、与其他译本比较、翻译观点的梳理、翻译策略的总结等方面，缺乏对其译作宏观系统的研究。笔者认为，应该对一个译者多部译作的整体翻译风格进行分析研究，而不是仅就一两部作品讨论。这是因为，一个译者在多年的翻译生涯中，会形成相对稳定、鲜明的个人翻译风格，而这些风格是具有辨识性的。

要把译者自己的语言风格从原作者风格中剥离出来，从语言普遍特征中识别出来，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第一，比较同一译者对不同作者的作品的译本比较，由于原作作者不同，拥有不同的风格，对于不同原作风格的处理，更可以观察、总结出译者的风格；第二，借助科学的研究工具，如语料库工具，尽量避免研究者凭借个人的语言直觉自说自话；第三，与同一部作品其他译者的译本进行比较，从而比较出该译者独特的翻译风格；第四，将该译者作品中的数据与同时期相同类型的语料库数据进行对比，因为进行对比的语料库与该译者同属于相同或相似的社会、文化或意识形态，受到同样的社会语言规范或诗学的影响，因此这种比对可以更清楚地显示出该译者鲜明的翻译风格特征。

因此，笔者在语料库翻译学理论基础之上，创建了“葛浩文十部译作语料库”和“《骆驼祥子》三译本语料库”，运用语料库研究技术，从词汇、句子、篇章三个层面考察分析上述语料库，对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梳理，并得出关于葛浩文翻译风格的结论。

笔者认为，单纯的量化统计并不足以说明翻译风格这样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众所周知，翻译尤其文学翻译是一门艺术。对文学翻译作品的考察离不开审美的范畴，是非常个人化的体验，因此也绝非干巴巴的实验数据所能反映的。只有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才能对翻译风格给出较合理、科学的结论。因此，本书还借助传统的定性分析方法，对葛浩文的翻译风格进行内省式、例证式分析，从而得出定性角度的结论。定量和定性的结果可以互为印证，提供了较为客观和全面的结论。

本书共分七章，第4章、第5章及第6章为核心部分。

第1章绪论部分，讨论选题的缘起及意义，研究现状及选题目的，研究方法及理据，最后论及本书的创新之处。

第2章将葛浩文的翻译生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就三个阶段梳理葛浩文对中国文学的译介情况。

第3章介绍本书的理论基础——语料库翻译学。作为一种可信度较高的翻译数据研究手段和方法，语料库使得研究者对翻译风格的考察摆脱了以往仅凭个人体验和印象为主要依据的局面，让翻译风格研究走向了更为科学客观全面的阶段。

第4章是本书的重点，运用语料库统计分析软件（WordSmith、AntConc等）对葛浩文的十部译作从词汇、句子和篇章三个层面进行分析，并适时将语料库数据与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Brown、Frown等大型单语语料库，以及翻译英语语料库（TEC）等大型翻译语料库进行比较、观察并分析，得出葛浩文十部译作中反映出来的翻译风格。此外，为了深入揭示葛浩文的翻译风格，本书还选取了译自同一原著《骆驼祥子》的三个译本（包括葛浩文译本）进行语料库角度的横向比较、分析，进一步发掘当原本相同时葛浩文译本反映出来的与其他译者不同的翻译风格。

定量分析发现，词汇层面上，葛浩文的译作中名词化倾向较弱，平均词长低于原创语料库，平均词汇密度低于英语译语文本，更低于英语源语文本。这些统计结果都说明，葛浩文的译作正式程度较低，译文可读性强。这不仅体现了葛浩文为适应更多的译语读者而采取了简化的翻译策略，也体现了他“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目的。同时，葛浩文译作中的动词使用频率略高于两大参考语料库，更多地使用了动作性更强的词汇，说明葛浩文的翻译风格受到了以动词为中心的汉语的影响。此外，葛浩文十部译作的标准类符形符比（44.99）不仅高于翻译英语语料库，更远远高于英语国家语料库（BNC）。这说明葛浩文译作中的词汇丰富度不仅略高于翻译英语语料库，甚至高于英语原创作品。

句子层面的定量分析发现，葛浩文的句子翻译特点为：平均句长低于原创语料库，短句、超短句出现频繁，翻译简化特征明显。短句的使用和短单词的使用一样，都反映了翻译文本的简化特征。同时，葛浩文常利用存现句组织信息和语篇。从感叹句的角度来看，葛浩文对原文的感叹句进行的处理显得过于简单，对原作风格的传达并不到位。

在篇章层面上，葛浩文的译作表现出来的特点为：①可读性强，阅读难度较低，相当于《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②在现在时和过去时之间进行流畅的切换。结合例证分析发现，葛浩文善于将过去时和现在时交错使用，使得叙事时间和空间呈现丰富的层次感，给读者以更加多样的阅读体验。

第5章是对葛浩文翻译风格的定性分析。

词汇层面的定性分析结果显示，葛浩文译文选取的词汇虽不复杂但绝不单调，词汇丰富多变；同时他对译文词汇的处理非常审慎认真，展现了一个译者的优秀素养。

在句子层面上，葛浩文将原作中很多简短、间离的句子整合之后，加快了小说情节的发展节奏。在保持原文特点的基础上，葛浩文对原文上下文句子结构和句式内部结构进行了许多大胆的改动，使得译作的句子结构更为变化多样。

在篇章的处理上，定性的研究发现，葛浩文在段落融合上颇有特点。他常常依据段落意思重新组织表达内容，对某些比较长的章节进行重新划分，甚至对原作的章节进行调整，从而使译文更为紧凑，符合英文的行文习惯。此外，葛浩文还运用了叙事者或叙事视角的转换，使译作在语篇上衔接得更为紧密流畅，或在叙事上取得更为精彩的效果。

定性分析还从副文本角度对葛浩文的翻译风格进行了剖析。他在翻译中充分利用了副文本元素，如书名、前言、后记、文内注释、附录等，拓展了读者的阅读空间，提高了读者阅读体验的流畅性。

第6章运用操纵派理论分析发现葛浩文翻译风格的形成原因。葛浩文在翻译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主流意识形态、主流诗学、赞助人、原作者和合作译者等不同因素的制约。同时，他的作为学者、译者、中国文学爱好者和普通读者的多重身份，也促成了葛浩文翻译风格的最终形成。

第7章是对整个研究的总结。本书的结论希望对未来的相关研究有参考和借鉴作用。

本书建立在笔者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在论文盲审和答辩后对论文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了修改，但受学力、精力和时间所限，仍存在相当多的局限性，未来希望能进一步拓宽研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取得更为全面深入的葛浩文翻译风格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