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美学研究 -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第三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本书的研究思路是，以文献学为基础，立足于《世说新语》及相关研究著作，从第一手材料出发，以逻辑为导引，以历史为验证，先把此书放在它所处的文化情境中进行解读，再将其置于中国文学史和美学史的大背景下，通过纵向梳理和横向对比，找到《世说新语》与魏晋审美文化的主要关联，然后再以这些关联为依据进行综合剖析，阐释它对中国古典艺术、美学的重要意义。

具体而言，虽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苏轼《题西林壁》)，但从任何角度研究《世说新语》，都要首先对它的文体加以定位，即此书主要作为一部怎样的著作？或者说，它的中心文本意图是什么？所以，从文体上考察《世说新语》的审美特征，将成为我们研究的基点。如果说有关此书性质及思想倾向的认识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那么无论考辨它的文体，还是探讨其文本意图，都必须遵照客观、科学的准则。笔者认为，《世说新语》代表古代小说发展的特定阶段，显示着历史与诗性的完美结合，它的文本意图表明自身是一部完全的审美之作。

人物品藻是《世说新语》的核心内容，在全书的36个门类中，包含条目最多的《赏誉》(156则)、《言语》(108则)、《文学》(104则)、《品藻》(88则)，还有其它如《政事》、《识鉴》、《容止》、《任诞》等篇，均与人物品鉴密切关联。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一文中，宗白华认为魏晋美学是“人物的品藻”，“晋人的美”是自然美与人格美的交相辉映，所谓“美在神韵”。本文循此路径，补充、申发宗先生的论述，即围绕《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品鉴、遗闻轶事等，通过纵向梳理和横向对比，理出“人格审美”、“自然审美”和“文艺审美”三条主要线索，进而阐发此书的文化底蕴和美学价值。无论涉及人物、自然还是艺术，《世说新语》中的自然主义美学理念和简约玄澹的审美风格都是较为一贯的。

鉴于人物品鉴内容的丰富性和重要性，我们将分两个部分来研究“《世说新语》与人格审美”：一部分考察人物品藻的源流与人格审美的变迁、魏晋士人的个性风采及文化意义和“世说新语时代”的人物美学；另一部分则探究魏晋士人的行为艺术、“魏晋风度”与古代士人人格建构的关系等。这两部分均涉及到魏晋时代最引人注目的审美文化景观，尤其是后一部分，因为当时文人士大夫承载的历史文化的重量和生命觉醒的痛苦，使其表现出的“魏晋风度”令后世倾慕不已，而《世说新语》鲜活地保留了那些精彩内容，也使今天的研究者如何以生命审美加以“还原”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们把魏晋士人的诗意生存方式及放达任诞行为等统统看作“行为艺术”，是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主要就他们行为活动本身的无目的性或曰“艺术性”而言的。因为从根本上说，无论哪种“艺术”都是自由的生命活动。当然，在解读《世说新语》的过程中，应尽量避免用今天的观念来解释古人的行为，尽管可以用某些西方的理论或流行话语进行阐释，但也一定要立足于准确理解原文的基础之上，否则就很可能谬相比附、不伦不类。

一般认为，人们把山川自然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是从南朝宋代开始的，所谓“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但实际上，“庄老”和“山水”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是并存的。《世说新语》中对山水自然的认识与观赏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魏晋士人把自然当作体现玄理和获得玄趣的桥梁。因此，我们在“《世说新语》与自然审美”一章中，就不仅要考察自然美的发现与审美意识的拓展、山水游乐与魏晋士人的隐逸风尚，还要进一步探讨山水艺术的盛行与美学理论的发展，尤其阐发魏晋士人的生态审美智慧，更能弥补前人研究之不足。

无论《世说新语》具有多么重要的史料价值，它也毕竟不是“历史”；正如无论《史记》具有多么重要的文学价值，它也终究不是“小说”一样。《世说新语》在中国文学史、美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主要通过“志人小说”的身份得以完成。所以，在“《世说新语》与文艺美学”一章中，笔者将尝试从形式、内容和风格三个方面探讨《世说新语》与古典美学的关系，揭示它如何奠定了后世艺术、美学的根基和发展趋向。具体来说，在形式上，“世说体”为后代文人所纷纷效仿，由人物品鉴开创的各种批评法影响了诗话、词话；在内容上，后世很多诗词典故和小说、戏曲中的故事情节源于此书，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审美观念；在风格上，《世说新语》崇尚“简约玄澹”的美，成为古代艺术意境理论的先导。在结语部分，通过总结《世说新语》的美学成就及影响，更加全面、立体地深化我们的论题。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和现代比较法，坚持文献、文本、文化相结合的整体研究思路。比较《世说新语》与不同时代的相关著作，使本文在结构及结论上具备必须的历史感和学理性，比较《世说新语》与本民族的其他艺术形式或其他民族的同类题材，彰显此书独有的审美文化特质。另外，我们还将运用统计学的方法研究此书中人物品鉴关键词的出现频率及具体语境，从而勾勒魏晋人格审美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体系。总之，我们的研究方法紧密结合研究对象，力图在传统的文献考据和现代的文本阐释之间找到平衡。

具体而言，宗白华把晋人的生活当作艺术来看待，完全从晋人人生之美的角度探究《世说新语》，并将晋人之美看成那个时代的最高峰。他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与《世说新语》包含的思想内容及文化倾向有关，另一方面也是他自身人格性情和生活选择的必然结果。正如有论者指出，宗白华“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取一种唯美的态度，而且自觉地将这一态度融入了美学研究之中”。笔者认为，宗先生的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即一方面以艺术为现实生命的内容，另一方面又以生命体验解读艺术的真谛，是与他对古代文人及古典美学的存在方式之诗意化、文学化的透彻理解密不可分的，这同样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问题。

中国古代文人品诗论文，其意似不在于诗文本身，他们更在乎的是经由诗文导向的那种个性化、诗意化的生存方式。古代没有专门的文学家，更没有职业的美学家，“士”阶层成员常常要靠“艺术”、“美学”之外的职业谋生，但他们却现实地活在诗意之中。所谓“文果载心，余心有寄”(《文心雕龙·序志》)，一种诗意化的生存，既是一种个性化的存在，也是对个体生存方式的人格承担。所以在古代文人那里，写诗与评诗、创作与理论的界限并非最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在艺术审美中那种诗意的感受和体验，由此造就了古典美学的独特风格。

古代文人无论品诗论文还是谈道说理，总是习惯运用诗性语言，甚至连《老子》、《庄子》等哲学著述也不能例外，所谓“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文心雕龙·情采》)。在伽达默尔看来，诗的语言“乃是以彻底清除一切熟悉的语词和说话方式为前提的”。陆机的《文赋》运用了“赋”的形式，刘勰的《文心雕龙》也采用了骈文那样的纯文学样式，虽然他们都十分熟悉“论说”之道、“论说”之体，但在探讨文艺理论问题时，却舍“论说”而取“骈”、“赋”，这样的选择既非个别亦非偶然。

同样的，锺嵘在《诗品》中“用自己创造的新的‘批评形象’沟通原来的‘诗歌形象’”，使人读后“有一种妙不可言的领悟，感受到甚至比定性分析更清晰的内容”。他主张直寻，反对用典，这种诗性的思维方式以直觉性、整体性为特征，在严羽的《沧浪诗话》等著作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色。可以想见，刘义庆等人在编撰《世说新语》时，岂能脱离这一诗性的思维方式？他们何尝不崇尚潇洒、飘逸的魏晋风度，又何尝没有真切体验到那种诗意的存在！

正确理解古代文人的诗意化生存及古典美学的诗性特色，自然离不开传统的、诗性的思维方式。因此，我们在切入《世说新语》及魏晋思想文化时，可以通过把整个的自我投身于其中进行涵咏体察的途径，这与汤用彤推崇的“得意忘言”颇为相像。另外，逻辑、清晰的理论表述，要求采取知识论的理智分析的方法，这又类似于冯友兰所讲的“辨名析理”。而“得意忘言”与“辨名析理”的结合，正体现当代学术研究方法的完善。具体到本文来说，我们既应对《世说新语》的内容及其所涉思想、理论和范畴等进行梳理和概括，又要尽力还原魏晋士人的心态及其所处之文化语境；既应站在现代学术立场上看问题，又要努力做到所谓“注古人者”“当以古人还古人”(周亮工编《尺牍新钞》二集)。

此外，笔者在构思和写作中，尝试摆脱传统实用理性的学术史观，避免从“用”的角度处理现有学术资源，因此在面对“清”、“神”、“简”、“远”、“朗”等范畴时，所关注的就不再是个别的结论，而是尽量还原它们所由生成的文化语境；同样的，在涉及“有无”、“言意”、“形神”等观念时，所着重探寻的也是它们如何建构了那个时代有关艺术/审美的各种意识和关系。我们在行文过程中，将紧扣《世说新语》的内容进行分析，尽可能客观地征引和阐释文本，少发空洞的议论，并尽量避免材料的重复使用。

在对具体事实和现象做出评价时，亦主要运用“辩证”的尺度和态度。比如魏晋士人的放达、任诞行为，往往以“丑”的面目或形式出现，但我们将其放在“美”与“丑”的对立统一关系中进行考察。因为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美”和“丑”并非最高范畴，对古代文人来说，无论人、自然还是艺术，最重要的是具备“生气”或“生意”，即表现出宇宙的生命力。所谓“一气运化”，只要表现出“通天下一气”(《庄子·知北游》)，则“丑”也可为“美”。进而言之，在人性的有机统一体中，本能与文明、感性与理性等都是相生相克、共损共荣的。

本文引《世说新语》原文，均据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07年第2版。
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袁行霈序。
参见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刘强：《世说新语会评》，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吴瑞徵校刻本《世说新语》八卷，上海图书馆藏。此版无孝标注，版本序列中有可疑之处。
参见李慈铭《世说新语简端记》，出自王利器纂辑的《越缦堂读书简端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世说新语》三卷四册，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思贤讲舍刻本，附引用书目一卷，佚文一卷，叶德辉辑；校勘小识一卷，补一卷，王先谦撰。
参见刘盼遂《世说新语校笺》，《国学论丛》第一卷4号，1928年。李审言《世说新语笺释》，《李审言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沈剑知《世说新语校笺》，《学海》第1卷1、2、3、6期，1955年；第2卷1期，1956年。程炎震《世说新语笺证》，《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7卷2期，1942年；3期，1943年。
参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此文原载于《星期评论》第10期，1941年。现收入《艺境》，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冯友兰：《论风流》，《哲学评论》1944年第4卷第3期。
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重排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陈寅恪：《书世说新语文学篇“锺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6期。
徐震堮：《“世说”里的晋宋口语释义》，《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57年第3期。
刘叶秋：《试论〈世说新语〉》，《语文学习》1957年第6期。
宁稼雨：《时代学风的印迹与思考——三部〈世说新语〉研究著作述评》，《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如钱南秀：《传神阿堵：〈世说新语〉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法》，《文学评论》1986年第5期；侯忠义：《〈世说〉思想艺术论》，《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宁稼雨：《“世说体”初探》，《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6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程章灿：《从〈世说新语〉看晋宋文学观念与魏晋美学新风》，《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与清谈之关系》，《文学遗产》1997年第1期，等等。
唐翼明：《清谈与清议考辨》，《东方杂志》复刊23卷4期，1989年第10期。
梅家玲：《〈世说新语〉的叙事艺术》，台湾《人文及社会科学》1994年第4卷第1期。
刘强：《二十世纪〈世说新语〉研究综述》，《文史知识》2000年第4期。
宗白华：《艺境》，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52页。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2页。
袁济喜：《六朝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袁济喜：《六朝美学》，第1页。
何明星：《从宗白华论〈世说新语〉看散步式美学风格的形成》，《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5期。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598页。
曹旭：《诗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