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驻扎克拉玛依

公共汽车把杨国兴和同伴们拉到一个叫作独山子的地方，独山子是克拉玛依市的一个区。下车一打听，这里离边境还有老鼻子远，众人稍稍放下了一颗心。在家的时候，杨国兴也听人说这里不太安全心里有点担心。

克拉玛依位于新疆的西北部准噶尔盆地西端，靠近现在的哈萨克斯坦。克拉玛依本身是一穷二白荒芜之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通过勘察在克拉玛依的黑油山和魔鬼城发现了贮藏十分丰富的石油层。第一个油田也在这里诞生，进而城市发展程度迅速。近期有报道，全国地级市按人口数统计富裕程度，新疆克拉玛依高居第二位，竟然排在了江苏的苏州、无锡之前。

但是克拉玛依的地缘不是太好，属于沙漠带。一年四季干旱少雨，冬季干冷，夏季炎热，春秋风多沙多，几乎天天有风沙。小风五六级，大风七八级，强风十级以上。到过克拉玛依的人都知道，这里“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

克拉玛依有着独特的地貌，每当风沙袭来，闭光遮日，白天变成夜晚；特别是夜间风沙四起，凄厉的呼啸，瞬间到处鬼哭狼嚎，令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

第二天旭日当空时，天空乌云散去逐渐变得湛蓝，那灼热的太阳，仍然挂在天空上如花灿烂。风沙过后，一片万象更新，那种夜间恐怖的气氛，在阳光照耀下，消失得无影无踪，克拉玛依又回到往日的平静和旷日的美丽。

杨国兴来到了“中国一块宝地”。

杨国兴到了克拉玛依工地以后，情绪好几天都不能平静下来，一切都好像是做梦一样，他兴奋得如痴如醉，但又有点惴惴不安。他第一次来到西部这块“宝地”，在“宝地”面前胆怯而惶恐。多少年的江海平原生活习惯，哪能一下子适应呢？他暂时渐渐放弃了思乡之情，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生活习惯与这块“宝地”紧紧地融合在了一起。

他很快把自己从里到外都变成了一个“西部的人”。时间的推移，江海平原似乎对他来说变得有些模糊。

杨国兴初来乍到，当然在这里也吃了不少苦头。都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到了克拉玛依哪里是“一时难”，竟是时时难，处处难。本来杨国兴过来是与建筑工人一起做建筑活计，可是杨国兴对建筑行当一片空白，建筑业的业务一样都不熟悉，他体力又不如人，做小工扛的、挑的……都无法适应。

转眼间，杨国兴借住在建筑队的简易工棚里半年了，他不得不想办法营生。他听说卖豆芽本钱小、容易操作，就先干起了卖豆芽的买卖。他天不亮就到批发市场拿豆芽，再到集市去卖。时间不长，小本经营的生意，还是蛮红火的。

杨国兴写信告诉在海门的妻子周裕香，说明了在新疆克拉玛依的打工情况。妻子周裕香听说丈夫杨国兴在克拉玛依做买卖的消息，心里感到纳闷。她安排好家中的事务，第二天便带着女儿周杨乘上上海到乌鲁木齐的列车……

七月的暑天，就像孩子脸，刚刚天上还是晴朗的。中午时分，天空乌云密布，霎时间狂风大作，雷电交加。一阵狂风过后，天上下起了倾盆大雨来，惊天炸雷和瓢泼大雨就仿佛要摧毁杨国兴居住的建筑工棚似的。突然，工棚里那扇只钉了一层薄膜的窗户被风掀开了一角，雨水直往里灌，直接溅到床上和简陋木板的行李箱上，雨水也溅到了杨国兴的脸上。上午从市场卖豆芽刚回来的他，躺下还没有半个小时，就遇到突如其来的雷阵雨，一下子把他惊醒了。

杨国兴索性从床上起了身，撑着一把雨伞，冒着风雨来到建筑工棚的外面，再仔细查看其他地方有没有漏雨迹象。他返回到屋里，把刚刚被风雨掀下的塑料布，用小锤子钉上了钉子，这时候雨渐渐停了。

一阵风雨把杨国兴疲劳的睡意全赶跑了。这时，远处通往建筑工棚崎岖的小路上，一位妇女背着包袱，手里牵着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看起来非常疲劳。那位中年妇女走路没精打采的，行动迟缓，小女孩偶尔快步地跟着那位妇女，但也显得有气无力。

杨国兴觉得好奇，在这个陌生的地方，哪有人到建筑工棚来呢？杨国兴来不及细想，就沿着门口的小路迎了上去，当对方大约有五米的距离，大家四目直瞪着对方，停止了脚步，站在路中央一动不动。

“裕香！”“国兴！”

“杨杨快叫爸爸呀！”

一家人终于走到了一起。

转眼间周裕香和女儿来到克拉玛依也有三个月了。

周裕香就朝丈夫说：“国兴呀，我和小丫头也来这么长的时间了，你也不定神，就卖卖豆芽，怕不是什么生意经。一家三口嘴怕要挂到带钩上，到什么时候才有好日子过呀！你要想办法呀！”

“裕香呀，你也不用愁，我正要与你商议。我想，你来了三个月，这里的环境和情况也摸熟了，你专门卖豆芽，我呢再去搞其他小商品卖卖。多赚点钱，准备做更大的生意。裕香你想开点，船到弯子自来直，总有我发达的机会。慢慢来，一口吞不成胖子，赚钱是从小生意开始起家的。我一定让你和杨杨娘儿俩过上舒心的日子！”

年底，杨国兴告诉妻子：“我赚了点钱，手头开始松了，我想这些小生意，一样做一天，耗时间。这里发展很快，又是个边贸前沿阵地，蒙古人、巴基斯坦人随处可见，我想多赚点钱。我来了这里两年，你看我做小生意，实际上我天天在观察计划做什么生意最好，想来想去，拉个建筑工程队，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你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得倒美，你在这里，本身人生地疏，你想搞工程队，怕不是件容易的事呀。”周裕香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

杨国兴也知道自己是建筑业的外行，但是他是初中生，一起从六匡过来的几个人都是死做活的泥瓦匠，斗大一字不认识。杨国兴心想，“计大养千口，力大养一人”，不会错的。

他找到六匡建筑队的好友包建忠、陈玉彬，对筹建工程队作了一次可行性分析，并起草了书面材料。从资金、设备、人员等问题，作了非常详细的分析。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杨国兴大胆的设想得到建筑内行人包建忠和陈玉彬的赞同。

“在资金、设备缺少的情况下，我们要从二包工程做起。”包建忠拍了拍杨国兴的肩膀。

“工人从老家找，建筑工程我和老包帮你找，你做领头雁。我们来的几个人都是粗人，就你头脑活络，都是穿开裆裤在一起的，我们心中有算，你当头不会错。”陈玉彬鼓励着杨国兴。

时间是衡量历史的坐标，也是事业发展的标尺。如果将杨国兴近年来倾心于建筑事业，置于我国改革开放的辉煌历程中，置于无情的市场经济优胜劣汰中，我们就更加理解到这位普通人的不平凡。

杨国兴初创工程队的时候，除了“三个臭皮匠”，其他什么都没有，杨国兴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通过包建忠在工地上的周旋，杨国兴领队的头一个工程是从初冬开始承建的。从家乡过来的瓦工队伍全是“土包子”，没有见过大世面，只有家乡盖两三层小楼的施工经验。现在承建的是十层以上的大建筑物，楼层高，跨度大，更要命的是吊装设备一概没有，甚至连工程必不可少的脚手架和模板都没有，这该如何是好？

“没有爬不过的雪山，没有过不了的草地。”

再者新疆重工业落后，建筑工程机械设备全靠内地提供。那时铁路运输力严重不足，等内地提供，谁知道等到猴年马月？有时候工期结束还没有运到。

杨国兴的手上就那么十几万块“本钱”，能买什么设备，还有一部分钱还是求爹爹拜奶奶借来的。

杨国兴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火速召开了各工程小组的组长会议，让大家献计献策，如何渡过难关，顺利完成“第一次的工程任务”，在克拉玛依建筑市场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站稳脚跟。

碰头会本该是个“诸葛亮会”，但转化成了埋怨会，大家七嘴八舌：建筑物资不到位，建筑工程设备、瓦工不够……鲁迅先生有句话：“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

杨国兴耐心细致地向大家表达：开头难，开头难，开头过去了，面前困难就不算大事。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齐心合力，拧成一股绳，再大的困难，一个大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我们创造条件也要上。没有材料我们去向材料店欠；没有工程设备我们可以租；人员不足我们可以加班加点……我们大家都有一双手，我们这个工程队盖不出这幢大楼，不能如期完成任务，海门人的脸丢大了……

碰头会一散，各组长回到自己的小队，一说情况，用不着做思想工作，甚至连鼓动都不需要，年轻人个个跃跃欲试。脚手架没有到，也有办法盖楼房；砌墙没有木模板，很多情况下可以用砖替代。

大楼一天一天往上长，每长一寸却不容易，缺少施工必不可少的设备，工程进度难免受影响。大家不用愁，堤外损失堤内补，工程设备造成的进度慢，用人来补！向自己要时间，要进度！

每天早上天麻麻亮，工人们已经起了床，自己为自己挑砖头，挑足自己一天用的砖头。平地还行，上二楼上三楼，难。一担红砖四十块，二百斤。肩上挑着二百斤重的担子，你得跑多少趟，爬多少级台阶！更为玄乎的是上楼板，没有任何起重设备。大跨度的楼板全靠众人的“蛮子力”往上抬。单有“蛮子力”当然不行，还得有点技术性，讲究协调，要步调一致，否则是要出大事的。

“吃三睡五干十六”就这样给“逼”出来了……

所谓“吃三”是一日三餐。那时候大家也比较穷，舍不得一日四餐，乃至于五餐（后来条件好有五餐）。“睡五”，一天五个小时睡眠。“干十六”，一天要干十六小时的活计。“吃三睡五干十六”实乃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但大家一条心竟毫无怨言，以此为自豪。

但是领队杨国兴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也没有其他办法，“创业艰难百战多”。

“吃三睡五干十六”是特定时期，特定地点的特殊产物，也是杨国兴创业初期，工人们自愿制定的规章制度。现在杨国兴一想起那些往事，心里总是百感交集——我真是对不起那些跟我一起受苦的哥儿们。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百废待兴，百舸争流，一切都还没有步入正轨。中国幅员辽阔，新疆和北京相去甚远，不在一个时区，北京是东八区，新疆是东六区。北京太阳升起老高老高，新疆还是蒙蒙亮；北京灯火通明，新疆的太阳还挂在天上。杨国兴的工程队早上跟着北京时间走，晚上跟着太阳走，工作时间仿佛猴儿筋能拉多长就多长了。再算上挑灯夜战，加班加点，一天十六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一点不含水分。一日只有三餐，后来条件稍微改善了，下午有晚中饭，一个二两的玉米面窝头。建筑工地的职工都是些三四十岁年龄的人，正是如狼似虎的年纪，风卷残云一般，怎么可能细嚼慢咽？到了工棚里，疲惫得脸也不洗，脚也不烫，倒在床铺上就呼呼地进入了“呼家庄”。都是年轻人，一个比一个睡得香，谁也不嫌谁汗臭脚臭。新疆气候又特别地干燥，流再多汗一会儿就被空气吸走了，身上不粘手，除了有“臭”，什么地方都是干干燥燥、清清爽爽。就是不洗脚不洗澡也不是什么丑事，卫生不卫生在工地上看来是微不足道的事情。有了年轻，有了朝气，有了健康壮实的身体，才算厉害。

“我们新疆好地方，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有着边疆特色的美丽歌词让人们对新疆有了向往。事实上杨国兴来到克拉玛依不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地方，早年的克拉玛依是一片戈壁荒滩。当地有一首民谣：地上不长草，空中无飞鸟，白天太阳烤，晚上蚊子咬。即使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到新疆旅游观光，人们也是直奔吐鲁番、天池、喀纳斯湖，没有听说去克拉玛依。

杨国兴在克拉玛依的几年，他几乎成了素食主义者。那时候，管理人员都是和普通工人一个锅里吃饭，拿着搪瓷碗，一起排队伍。食堂里为了改善伙食常熬羊杂碎。杨国兴拿起两个窝头拔腿就跑，躲在工棚里头啃蔬菜，直啃得胃里泛清水。作为头头，杨国兴当然也有一点“特权”，他用不着打地铺，他睡架子床。杨国兴改善伙食的主要手段是吃西瓜，新疆的西瓜又大又甜又便宜，那个时候只有几分钱一斤，还特能放，搁在床底下几个月都不坏。

西瓜再便宜，舍得吃的人也不多。海门人节俭，很多人节俭到吝啬。用在自己身上，一分钱也是钱，舍不得花，花一分钱都“肉疼”。走了几千公里的路赚的钱不容易，年终带回家，用在家庭中，用在儿女身上，是应该的，也能大手大脚的，这就叫责任。

改革开放初期，海门的房子清一色五架头的草屋和元宝屋，已延续几代人了。“泥瓦匠，住草屋”，算得上当时的真实写照。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开始，海门农村的草房开始为平瓦房所代替。红顶的平瓦房虽比草房神气得多，却闷热无比，夏天整个就是一个大蒸笼。农民梦寐以求的是换了平瓦盖小瓦，青砖小瓦白粉墙，再围上一个四合院子，抵得上过去的大财主了。要是大家盖上楼房，那真是睡着了笑醒了。

人穷志短，马疲毛长。人穷志不穷，穷则思变。话都是人说的。问题是归根结底要看你怎么做。离乡背井到新疆，新疆的广阔天地给了杨国兴一个施展的舞台，一个可以放飞希望的平台，一个梦想成真的空间。

杨国兴带领工程队的全体员工，展露出海门沙地人潜质中血性和不服输的气概，也给建筑工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钞票。

八十年代初期，没有百元大钞，也不刷卡。到年终，十元面额的钞票数得人十指发抖发麻，浮想联翩。可以这样说，被杨国兴带出来的工程队员工们，他们今日拥有的别墅式民居，正是在当年奋斗的成果。

杨国兴登上新竣工的楼房顶，他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克拉玛依城一眼览望，那里风沙洗礼后的壮丽图景，是杨国兴放飞心情的好去处，是杨国兴放飞梦想的历史舞台；举目抬头望高远，更美更壮观的景色还在面前。杨国兴的秉性就是永不停息，永远向前，前面才是他自己的舞台，前面才是他自己的天空，前面才是他自己的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