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老子》与箴诫传统

在整个先秦诸子散文当中，《老子》文体颇为独殊，其文体性质众说纷纭。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认为《老子》与《论语》不是老子、孔子手写的，是他们的门徒记下来的一种语录，杨树增更明确地指出《老子》是格言式的“语录体”。《老子》文本中虽然包含老子本人的言辞，但却无对话，也看不出任何师徒之间设教授学的痕迹，而是纯粹的立意、见志之作。老子主张绝圣弃智，是否有门徒为其纂辑语录尚是问题，《庄子》寓言中虽多处记载老子与弟子间的谈学论道，但《庄子》“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不能当作史料来用。《老子》文体与《论语》那种典型的语录形式存在明显的不同，正如章培恒《中国文学史》所说：“《老子》的文体，既非如《论语》那样的语录，也非一般意义上的‘文章’。”因此，说《老子》是语录体并不准确。《老子》书中含有大量韵文，学者多有注意。吕思勉《经子解题》说：“《老子》文体甚古，全书多作三四言韵语，乃未有散文之前之韵文。间有长句及散句，盖后来所加。”此一看法已隐约认识到《老子》文本结构上存在明显不同的两个层次，一为三言、四言的韵语，另一部分是对韵语消化吸收后重加叙说的散文。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论《老子》文体时，说它是“以韵文为主，韵散结合的形式”，也是切中实情的。

指出《老子》是韵散结合体，还没有将问题彻底揭示清楚，尚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和必要。本书认同近些年来《老子》研究中认为《老子》文本有原始文本和附加文本两个层次的说法，并对先秦“箴”体作详尽考察，在此基础上指出《老子》原始文本乃是一部先秦“箴”体文献。《老子》文体与楚国独特的谏议制度以及老子本人的史官职业背景密切相关。

第一节 箴诫传统与箴体文献

箴是一种上古时期即已盛行的具有强烈规谏意义的文体类型，具有独特的文体特征和文化功能。从商周至晚清，箴文几乎代不衰竭。汉代及其以后的箴体文献我们大多都可看到，但由于文献散佚的缘故，先秦原初形态的箴文面貌我们却不能轻易得见。先秦古箴的基本面貌如何，又具有怎样的文体功能？这大概需要做一些文献的辑佚和分析才能得出答案。

先秦时期残存下来的箴体文献并不多，约略有以下几处：

《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逸周书·文传解》）

《夏箴》曰：“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有也。”（《逸周书·文传解》）

此两则是周文王暮年引《夏箴》以训诫太子姬发之辞。

《商箴》云“天降灾布祥，并有其职”。（《吕氏春秋·应同篇》）

此言天降灾难妖祥，乃是由于人主善恶之行为所致。

《周箴》曰：“夫自念斯，学德未暮。”（《吕氏春秋·谨听篇》）

此引《周箴》以劝诫君王应该求贤问能，以修己德，为时不晚。

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宣公十二年》）

此为《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记载的楚庄王对臣民的训诫之辞。

以上均是箴类文献残句。《左传·襄公四年》载录了一篇完整的“箴”文，即《虞人之箴》：

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

此为周太史辛甲率领百官各箴王阙之时，虞人（掌管畋猎之官）所作的箴辞。《虞人之箴》是目前所能搜辑到的唯一一篇相对完整而明确的箴体文献，说的是当年大禹治水之后将全国划分疆界，从此民众生死各得其所。而后来的后羿由于贪恋畋猎，不思民业，不恤民情，从而导致国家灭亡。襄公四年，晋国大臣魏绛引用此篇《虞人之箴》以劝谏酷好畋猎的晋悼公自警。

以上所辑，均为箴文残句或单篇。那么先秦时期有没有已经辑录成书的箴体文献呢？应该是有的。《逸周书·文传解》孔晁注“夏箴”二字曰：“夏禹之箴戒书也。”那么，《吕氏春秋》所记载的《商箴》、《周箴》或许就是商朝、周朝的箴戒之书。《虞人之箴》创作的背景是周太史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阙，使百官各为箴辞”，那么当时百官所作箴辞可能都被载录下来，并辑录成书，而且此书很有可能同《吕氏春秋·应同篇》所说的《周箴》是同一文献。《左传》成书时，此书尚存，只是后来才亡佚了。魏绛意欲劝谏晋悼公罢猎，引《虞人之箴》，此篇《虞箴》才幸运地在《左传》当中保存下来。

刘勰《文心雕龙·铭箴》论“箴”体曰：“斯文之兴，盛于三代……迄至春秋，微而未绝……战代以来，弃德务功，铭辞代兴，箴文委绝。”箴体在夏、商、西周三代极为兴盛，春秋时期已衰弱，但仍未委绝。上文所辑先秦典籍残存的箴文中，除《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载楚庄王训民之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外，其余都是春秋以前的文献。有学者认为这些文献不可信，如杨伯峻云：“至《逸周书》所载夏、商之箴，皆后人妄作。《吕氏春秋·谨听篇》引有《周箴》，亦未可信。”似乎并没有给出足够的证据。

我们虽然不能窥以《夏箴》、《商箴》、《周箴》古书全貌，但通过“体义备严”的《虞人之箴》以及其他残句，我们仍可以约略总结出先秦“箴”体的基本文体面貌和文化功能：

第一，从体制上看，先秦箴体文句式整饬，以四言句式为主，间有五言、三言、六言、七言等杂句。前文所辑六则古箴，大多数都是四言句。《虞人之箴》统共十五句，就有十三个四言句，另外分别为五言句和六言句。第一则《夏箴》以及楚庄王训民之箴都是四言句，《商箴》则是四言、五言参半。

古箴中也有对句。对句也是使箴文呈现出句式整齐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则《夏箴》“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与马非其有也”，就是一则相对匹配的对仗句式。

整体而言，箴文在形式上是趋向于整饬的。这种整饬，或者体现在以四言为主、相对稳定的句式上，或者是较为匹配的对仗句，总之不会是零乱无章的散句。

第二，古箴大多用韵。

《夏箴》、《商箴》、《周箴》仅存残句，其用韵的情况我们已不得而知。而《虞人之箴》则是一篇完整的箴文，因而可据以管窥古箴用韵的情况：

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

根据王力上古音系统，州、道、草、扰、兽均在古韵幽部，庙在古韵宵部，幽、宵合韵。家、夫均在古韵鱼部，叠韵。我们可以看到，这篇《虞人之箴》是全文用韵的。箴为职官的职业文献，并诵读给君王聆听，所以务必讲求押韵，以便于吟诵。

《左传·襄公十四年》有“工诵箴谏”之语，刘勰《文心雕龙》说“箴诵于官”，即“箴”由某种职官“诵”读给君王聆听。中国早期文献的传播，一般都是通过口头传诵的形式流传下来，所以“诵”的对象一般都是讲求韵律的，以便于记诵。《墨子·公孟》曰：“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论语·子路》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在这里，诵的对象是押韵的诗。在先秦时期，诵的对象都是有韵的文体，伏俊琏说：“‘诵’体现在文本上大致是节奏感强，韵律和谐。”箴也是被用来“诵”的，那么可以推断它应该也是有韵之文。

第三，从意蕴上看，古“箴”无不具有强烈饱满的讽谏箴戒意义。

以上所辑六则古“箴”，皆有极强烈的箴谏讽喻功能。两则《夏箴》，第一则是说国内田地如无利可图不能养活自己的话，民众就会向域外谋生路，最终的结果将是民生力量的大量流失，这则箴文就是为了劝说君王要兴利，以留住民众；第二则是说，无论是平民还是士大夫，都应该广蓄粮食，否则将造成家国的混乱。《商箴》是说上天降给民间的祸福灾难，都是由于人间君主的德行所致，意在劝戒君王要修德慎行。《周箴》劝说在位君王要修德至老，不能松懈。“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是楚王劝诫本国臣民要勤劳，只有勤劳才能恒有财产。《虞人之箴》是周代虞官箴谏王阙之辞，被魏绛引来劝戒同样好畋猎的晋悼公。

梁代萧统《文选》说：“箴兴于补阙。”即补君王之失。刘勰《文心雕龙·铭箴》曰：“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曰：“按《说文》云：‘箴者，戒也。’盖医者以箴石刺病，故有所讽刺而救其失者谓之箴，喻箴石也……大抵皆用韵语，而反覆古今兴衰理乱之变，以垂警戒，使读者惕然有不自宁之心，乃称作者。”箴文最主要的体用特征就是“御过”。先秦时期，大多数箴文是臣卿劝戒君王修身、治国之辞，偶有君王劝诫臣民之辞，如楚庄王的“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就是一则君王对臣民的劝诫之箴。

在先秦，箴戒有专门的职官负责。《左传·襄公十四年》：“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箴谏者为乐工。《国语·周语上》：“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箴谏者为师，也就是乐师。齐国有大谏、谏臣，《管子·小匡篇》载管仲曰：“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大谏之官。”《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载管仲曰：“犯颜极谏，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以为谏臣。”郑国有司直之官，《诗经·郑风·羔裘》：“彼其之子，都之司直。”马持盈注“司直”曰：“官名，职在补正君失，弹击奸邪。”楚国则有“箴尹”之官，是专门以“箴”文进行劝谏的官员。《吕氏春秋·务躬篇》高诱注“请置以为大谏臣”曰：“楚有箴尹之官，亦谏臣。”《左传·宣公四年》有“箴尹克黄使于齐”，克黄为楚国世子，当时任箴尹之官。《左传·定公四年》：“针尹固与王同舟，王使执燧象以奔吴师。”此“箴尹固”也是楚国当时的箴戒之官。

先秦箴谏制度及其职官的确立，为箴体文献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先秦时期留存下来的很多文献都是职业文献，如《诗经》是周代采诗官到民间采集民歌和公卿大臣所献之诗的诗歌集，《春秋左氏传》是史官传释《春秋》的文献。有一定的职官存在，就很可能有相应的职业文献流传下来，这是先秦文献成书的一大特点。上古三代及春秋，有箴戒职官存在，那么就会有箴戒文献留存下来。《夏箴》、《商箴》、《周箴》以及《虞人之箴》就是先秦箴谏之官的职业文献。

箴体文之所以在上古三代兴盛，春秋仍不绝如缕，而至战国则委绝，乃是由于上古三代及春秋时期与战国不同的社会气候决定的。春秋及其以前，重视君王德行的培铸，因而设有专门的箴谏之官，西周时期甚至百官皆有箴戒之责。春秋时期楚有箴尹，郑有司直，齐有大谏。对君王德行进行劝谏规整，是春秋以前官吏的重要职责之一。而至战国，礼崩乐坏，王纲解纽，弃德务功，重视实际的功绩利益，对君王德行的培铸不再是臣卿们最重要的职守，因而箴辞委绝，整整战国二百余年不见一篇箴文，直至汉末扬雄等人陆续仿作，才使箴文再兴。

第二节 《老子》的文本结构

关于《老子》一书的文本结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学者给予极大关注。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说：“（《道德经》）是关尹根据老聃的遗说，用赞颂式的题材，加以‘发明’，把它整理（‘序’）出来了的。”“《道德经》毫无疑问成于后人之手，其中虽然保存有老聃遗说，但多是‘发明旨意’式的发挥，并非如《论语》那样的比较实事求是的纪述。”“现存的《道德经》，篇章字句都曾经过后人窜改是毫无问题的，但在大体上还保存着先秦学术的面貌。”郭沫若认为世传本《老子》并非《老子》书的原貌，它经过了后人的加工改造和阐释发挥。徐复观通过对书中“圣人”、“是谓”等词的用法以及春秋战国乃至汉初文化背景的考察，指出：“凡是由‘是谓’标校出的名词、短句，都是老聃的金言，而由其弟子，即本书的著者加以发挥的。……现行《老子》一书，实由两部分所构成，一部分是由‘圣人’、‘古之’、‘昔之’、‘是谓’所标出的老聃的原始记录，连同第四十一章中的‘建言有之’与五十章中的‘盖闻善摄生者’也在内；此外，则是出于疏释、发展原始记录而著成大体与现行《老子》一书相同的老子的弟子。”他认为《老子》一书，是后学在老子“金言”的基础上加以“疏释”而成；之所以要进行一番疏释的工作，乃是为了便于传播，“加上一点适合于当时统治者的口胃的东西，以便与儒家争胜，且将字句在可能范围内加以通俗化，以适合于窦太后这一类人的理解能力”。在没有出土文献作为旁证的情况下，徐复观从传世本《老子》文本结构本身出发而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而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郭店楚简的整理问世，使这一结论得到更有力的证明。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郭店楚简发现以来，《老子》文本结构的历时性研究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课题。学者们立足于郭店本、帛书本、通行本《老子》段落、章节、章序的异同，推断《老子》文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结构特征，并进而分析道家思想发展演变的轨迹，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今本《老子》是从西晋王弼流传下来的通行本，经过了后人不断的加工，断然非《老子》书的原貌。郭店《老子》是目前所发现的最原始的《老子》版本，那么郭店本《老子》是不是《老子》成书时最原初的面貌呢？答案是否定的。学者刘荣贤通过郭店本《老子》甲乙丙三组与通行本逐一对照，以“文句段落”分析为基础，研究《老子》文本形成演变的轨迹，指出：“《老子》最原始文本是经由口传方式传播的韵语。这些原始文本在流传过程中被搜集后，经过整合、诠释、引申和补充，逐渐扩大而形成今日《老子》之章节形式。《老子》书之所以形成，乃是后人不断诠释、引申与补充既有文本的结果。”“《老子》书为集体思想创发之结果，其原始文本由于是口传方式传播，因此应该都是短句形式，带韵之短句最适合流传。同时也正因为形式短小较适合流传，因此《老子》的原始本应该也都是表达单义的文句。”所谓《老子》原始本，实际上就是指《老子》一书最初形成时期的文本面貌。《老子》原始本大多数为老子本人自著，也有对前代韵语文献的征引借用，如第四十一章：“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类；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朱谦之《老子校释》引奚侗注曰：“‘建言’当是古载籍名。”又引高亨注曰：“‘建言’殆老子所称书名也。”而现今流传下来的完整的《老子》，剔除原始本，剩下部分我们姑且称之为“附加本”，它们多是后学弟子对原始本的阐释、引申，也有后世学者对原始本作注，注文误入正文当中的，如高亨《老子正诂》在注第三章“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句时说：“此处疑本作‘常使民无知无欲无为，则无不治’。谓使民无知无欲且无为，则国无不治矣。‘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一句，盖‘弱其智’下后人注语，窜入经文耳。‘无为’上一‘为’字，涉下文而衍。”注第二十一章“吾何以知众甫之然哉？以此”句曰：“此句疑后人注语，以其不韵知之。”注文误入正文，也是对正文的阐释。

那么，《老子》书究竟是怎样由原来口传之简短韵语，转而成为今本《老子》所呈现出来的结构较为复杂的章节形式呢？刘荣贤指出是通过“整合”。“整合”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将两段文意相近的文句并列，使其文意更加丰富；二是对一段原有之文本加以诠释、引申或补充，也就是徐复观所说的“疏释”。刘氏从历时性角度，较为合理地解释了《老子》文本最初形成及发展演变的轨迹，即由简短之韵语发展成带有阐释引申成分的复杂文句。而后，过常宝师通过对今本《老子》细致周密的逐章分析，概括出传世本《老子》有四种结构形态，即：

（一）单纯地给出真理或有关真理的隐喻。如第三十三章：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二）是在第一型的基础上，进行阐释或引申，因而显示出一个复式结构。如第一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常无，欲观其妙；常有，欲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三）结构上同于第二型，只是在它的阐释部分，强调对于“圣人”治理天下的意义，它是对国君的政治或伦理训诫。如第二十六章：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圣人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如何万乘之主，以身轻天下？轻则失臣，躁则失君。

（四）是前三型的复合型，也就是在给出一个真理之后，再给出一个一般性的阐释或引申，然后再论及圣人治天下之道。如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成功不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

这四中类型基本上囊括了《老子》文本结构的所有情况。第（一）种类型是格言韵语，应该就是老子“金言”的原貌。以第三十三章为例，该章以四言句式为主。通篇用韵：明、强，阳部韵。富、志，之部韵。久，之部韵。寿，幽部韵。之、幽通韵。第（二）种类型是原始文本加上阐释。以第一章为例，原始文本即“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阐释文本即“常无，欲观其妙；常有，欲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其原始文本，句式相当整齐。前半部分是四句三言短句，分别押“道”、“名”同字句尾韵；后半部分是两句结构一致的对句，始、母，押“之”部韵。第（三）种类型在结构与第（二）种实质上没有什么太大不同，只是阐释引申部分强调政治教化意义。以第二十六章为例，原始文本是“重为轻根，静为躁君”，均是四言句，根、君，押“文”部韵。第（四）种类型是前三种的大综合。以第二章为例，其原始文本部分是“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句尾两个“已”字押同字句尾韵。此四种结构形态中，单纯由格言韵语组成的第一类，共有13章；剩余大部分均属于由格言韵语加上阐释引申的附加成分构成的双重结构。由上可见，《老子》的文本结构，实际上就是一个由格言韵语构成的原始文本再加上对原始文本的相关阐释组成的双重结构。关于《老子》结构存在原始文本的观点，得到新近研究者的进一步认可，如宁镇疆认为：“《老子》最初只是些零散的语录或格言资料。”总之，现存《老子》无论是郭店本、帛书本还是通行本，均不是《老子》书的原貌。《老子》原始本乃是具有真理意涵的简短韵语辑。

第三节 《老子》与箴体文献的关系

上文中，我们梳理了近几十年来历代学者对《老子》文本结构的研究成果，得出结论，即《老子》原始本是具有真理意涵的简短韵语辑。如果以上所论不误，那我们就可以对《老子》原始本的文体性质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指出《老子》原始本是一部简短韵语辑，还没有将其文体性质彻底揭示清楚。我们说，《老子》原始本实际上是一部先秦箴体文献。

首先，从《老子》原始本的外部形式特征来看，它们是比较整齐的短句，以四言较多，辅之以五言、三言，如上文中曾论及的第一章、二章、二十六章、三十三章都显然可见。其次，《老子》原始本是用韵的，这一点前代学者所论甚多，在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对此也多有涉及。第三，从内涵来看，《老子》原始本大多是修身、治世的嘉言善语，具有极其强烈的箴戒意义。《老子》所论，多半是针对君王，或直陈治国之道，如三十六章原始本：“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该章的附加部分中，后学阐释曰：“是谓微明。柔胜刚，弱胜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示人。”这就明白地指示出原始本所谈的是治国之道了。另如第三十章原始本：“以道作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劝谏当朝者毋要兴兵，穷兵黩武不会有好结果。这一意旨在该章的附加部分得到进一步阐释：“故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强。果而勿骄，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不得以，是果而勿强。”高亨认为：“老子之言皆为侯王而发，其书曰‘圣人’者凡三十许处，皆有位之圣人，而非无位之圣人也。言‘我’言‘吾’者凡十许处，皆侯王之自称，而非平民之自称也。……所谓‘为天下溪，为天下谷，为天下贞’等等，皆侯王之口吻，而非平民之口吻也。故《老子》书实侯王之宝典，《老子》哲学实侯王之哲学也。”高亨说老子之言皆为侯王而发，言之过甚，《老子》中也有许多是对宇宙生成、万物生长的根本看法，如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也有关于人生之道的妙见，如第九章“持而盈之，不若其以。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由此可见，《老子》之格言韵语，既有呈奉给君王以作治国手册的，也有写给天下民众作为生存之道的。

通过以上对《老子》原始本的考察，结合前文所列述的先秦箴体的文体特征，我们可以直观地感觉到，《老子》原始本基本上与先秦箴体的文体特征相符合，它实际上正是一部先秦遗留下来的箴体文献，而且是唯一一部遗留下来的成书的箴体文献。

先秦“语”体也是具有强烈劝诫教化意义的文体类型，大多数比较简短，似乎与箴很相似，为什么不可以说《老子》原始本是一部“语”体文献呢？

这就要区分先秦“语”体和“箴”体的文体差异。第一，最初形态的“语”体未必是简约的短句，从典型的“语”体文献《国语》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国语》多是篇幅较长的论说，甚至连经过概括加工的《论语》也并非都是简约的短句。“语”最初的形态是叙事与记言两相结合，甚至有纯粹记事的“语”存在，只是后来才凝化为简短的格言模样的“嘉言善语”，而“箴”则一定是简短的记言。第二，先秦“语”体偶尔有用韵的，如《大戴礼记·保傅》有云：“鄙语曰：‘不习为吏，如视已事。’”但大多数都不押韵，《孟子·万章上》：“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春秋穀梁传·僖公二年》：“语曰：‘唇亡则齿寒。’”《战国策·韩策二》：“语曰：‘怒于室者色于市。’”《墨子·非攻中》：“古者有语曰：‘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与人则知吉与凶。’”用韵与否，并不是先秦“语”体的基本要求。而“箴”体则是用韵的。从这两点看，我们说《老子》原始本是一部先秦“箴”体文献，而非“语”体文献。

从楚国文化背景来看，说《老子》原始本是一部箴体文献，也是有依据的。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都有谏议制度，并设有相应职官，郑国有司直、齐国有大谏、楚有箴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楚国的谏臣直接名之曰“箴尹”，以“箴”字来命名职官，大概就是因为此种职官在进行劝诫时是以“箴”进行的。《国语·吴语》记载吴、越议和以后，吴王夫差即欲率军北上攻打齐国，争霸中原，伍子胥极力加以劝阻，并举楚灵王滥用民力，倒行逆施，自取败亡的实例警戒夫差：“王盍亦鉴于人，无鉴于水。昔楚灵王不君，其臣箴谏不入……”这则记载告诉我们，楚国的大臣是“箴谏”于王的，即通过“箴”文而非其他劝谏文体向楚王进谏的。楚国对以“箴”进行劝谏尤其热衷，不仅大臣以“箴”劝谏君王，君王也可以“箴”告诫臣民。如《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载“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就是楚庄王的训民之辞。郑国司直、齐国大谏虽然也进谏，但却不是以“箴”体进行的。《晏子春秋》记载了很多谏词，可以说都不是“箴”体。《国语·周语上》载“天子听政……师箴……百工谏”，把“箴”和“谏”区别言之，正说明了二者存在着不同：“箴”是整齐的韵语，而“谏”仅是散语。《左传》所载春秋时期的箴辞当中，惟楚国有一则楚庄王训民之辞，其他诸侯国虽有谏议制度，却不存箴辞。由此看来，春秋时期的谏议传统中，楚国以箴体进行劝谏是尤其特别的。这是楚国独特的文化使然。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老子本人也是楚国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他是“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郭店竹简《老子》和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亦是出自楚地，我们不能说这仅仅是一个偶然的巧合。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看，《老子》其人其书都出自楚地，在盛行用“箴”体以劝谏的楚国，楚人老子作一部“箴”体文献劝世讽君，是大有可能的。

老子本人的职业背景也是他用箴体进行写作的重要成因。《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老子曾做过“周守藏室之史”，是周王朝管理图书的史官，这种职业身份使他有条件去掌握并熟悉先秦典籍文献。上古时期，史官负有箴戒之责，如《左传·襄公四年》所载周太史辛甲就曾率百官以箴王阙。从史书来看，老子对训诫之言似乎很感兴趣。《史记·孔子世家》载老子曾曰：

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

我们来看他所赠孔子之言：“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恶者也”，是一句式相对匹配的对仗句，说“好议人”和“发人恶”导致的恶果将是危身亡命。“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又是一个简短的对仗句，告诫世人为人子、为人臣都不要专己，具有很强烈的箴戒意义。前一对对句“者也”，后一对对句的“有己”，均是押同字句尾韵。可以说，老子所赠孔子之言就是一篇完整的箴辞。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老子云：

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与前文老子自创的赠人之言不同，老子在此引用前贤韵语以劝诫孔子：“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虚，鱼部韵；愚，侯部韵。鱼侯旁转，押的是句尾韵。这是一则极富箴谏意义的训诫之辞。过常宝师指出，老子对训诫之辞表现出“职业性的认同感”，“《老子》的产生仰仗于史官的职业背景……具有明显的职业文献的特点”，是极有见地的。

1. 刘大杰著：《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海：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50页。
2. 杨树增著：《先秦诸子散文——诗化的哲理》，第117页。
3.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第1098页。
4.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第127页。
5. 吕思勉著：《经子解题》，第95页。
6.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第109页。
7.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第243页。
8.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第245页。
9. 〔战国〕吕不韦著；陈奇猷校注：《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83页。
10. 〔战国〕吕不韦著；陈奇猷校注：《吕氏春秋新校释》，第710页。
11.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731页。
12.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938—939页。
13.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逸周书汇校集注》（修订本），第258页。
14.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938页。
15. 〔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194页。
16.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938页。
17.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938—939页。
18.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017页。
19. 〔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195页。
20. 〔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56页。
21. 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第900页。
22. 伏俊琏：《谈先秦时期的“诵”》，《孔子研究》，2003年第3期。
23. 〔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第2页。
24. 〔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194页。
25. 〔明〕吴讷，徐师曾撰：《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第141页。
26.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017页。
27.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修订本），第11—12页。
28.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47页。
29. 〔清〕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第303页。
30. 马持盈注译：《诗经今注今译》（修订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33页。
31. 〔汉〕高诱注：《吕氏春秋》，第207页。
32.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683页。
33.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1545页。
34. 郭沫若著：《十批判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64页。
35. 郭沫若著：《十批判书》，第167页。
36. 徐复观著：《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80页。
37. 徐复观著：《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第274页。
38. 刘荣贤：《从郭店楚简论〈老子〉书中段落与章节之问题》，高雄《中山人文学报》第10期，2000年2月。
39. 朱谦之撰：《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8—110页。
40. 高亨著：《老子正诂》，北京：中国书店影印，1988年版，第10页。
41. 高亨著：《老子正诂》，第54页。
42. 过常宝著：《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第120—122页。
43. 朱谦之撰：《老子校释》，第86—87页。
44. 朱谦之撰：《老子校释》，第2—4页。
45. 朱谦之撰：《老子校释》，第67—68页。
46. 朱谦之撰：《老子校释》，第5—7页。
47. 宁镇疆著：《〈老子〉早期传本结构及其流变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254页。
48. 朱谦之撰：《老子校释》，第92页。
49. 朱谦之撰：《老子校释》，第92—94页。
50. 朱谦之撰：《老子校释》，第76—77页。
51. 朱谦之撰：《老子校释》，第78页。
52. 高亨著：《老子正诂》，第62页。
53. 朱谦之撰：《老子校释》，第2—3页。
54. 朱谦之撰：《老子校释》，第21—22页。
55. 〔清〕王聘珍撰；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5页。
56. 〔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33页。
57.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穀梁传注疏》，第110页。
58. 缪文远著：《战国策新校注》（修订本），第851页。
59. 〔清〕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第139页。
60.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修订本），第541页。
61.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修订本），第731页。
62.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修订本），第11页。
63.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2139页。
64.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2139页。
65.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1909页。
66. 〔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第2140页。
67. 过常宝著：《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第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