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保定二师护校遭镇压，我在校外支援写标语

刘秉彦：我说说有印象的故事，那是对我有影响的政治活动。

1932年暑假，我在保定。在菊儿胡同，有个当家子爷爷，他有房子，我见到他说：我暑假不想回家了。他明白我的意思，立即说，你就住在我这儿吧。当时，我的同学侯平（后来，他在河北游击军时当政治部主任）他们编一个《小小日报》。侯平的妻子是育德中学平民学校的学生，叫孙月真。她没有上大学，她是保属特委的党员，知道我是左联的，住在了菊儿胡同，她说，我的数学老师臧雨亭也住在菊儿胡同６号，她说这太好了，我们想在这儿搞个《小小日报》，但并不是每天出。这个报纸，1932年就有了，发行量不少，主要在保定第二师范。我便参加了他们的工作。杨雨祥介绍我到师范附属二小。孙月真是我的学生。这学生年纪大，那学校是为平民开办，我在高中一年级，曾教过平民学校的算数，这个平民学校帮助没有钱上学的平民学习，一年只交一元的学费。侯平是平民学校的校长，我读书时就当了教员，因此和侯平熟悉了。杨春甫介绍我到了牛真那儿。牛真介绍侯平和孙月真结婚的。我在这里就和第二师范闹学潮的人联系上了。

保定二师的护校运动，是载入中国现代史册的。你去保定二师可以看到七六纪念碑，记下了当年的护校运动的原委。

保定二师成了保定学生革命力量的核心。国民党因为“九一八事变”后采取不抵抗，致使东北沦陷到日本人手里，保定二师便成了反对国民党不抗日的活动的中心之一，这让国民党政府十分恼火。1932年6月，反动政府下令要开除二师的学生，并要解散这个学校，以此镇压群众反日的怒火。反动政府的这个阴谋被揭露了，为了粉碎这个阴谋，保属特委地下党，决定组织同学护校运动，以反对开除学生，反对解散学校，反对教育的法西斯化。

当时正是放暑假的时候，那年我没有回家。保定特属地下党，知道要解散学校消息，便通知放假回家的地下党的同学和其他同学。于是同学们纷纷返到学校里来。他们要占领学校，不让反动政府的阴谋得逞。可反动政府是下决心要镇压学潮，他们早有计划，做了布置。同学们进到学校，他们便派军警把二师校园围起来了。要学生顺从政府的意志，说不听政府的话，就要把你们困死。反动独裁政府是不会听民众意见的。同学们在学校里没有了粮食吃，校外的群众同情学生，给他们往校园里扔馒头，救助同学；校内的同学曾冲出学校，抢购回面粉，可吃完了，便要挨饿。他们宁喝野菜汤，宁饿，也没有动摇坚定的意志。反动政府也想了不少办法，如动员家长喊话，叫学生们出来，放弃护校。可这些阴谋全都失败。因为还有更多的同学在校外支持。我们育德中学，便是保定二师护校同学的支持者。我们从校外向二师里投支持信，二师里也向我们投出有他们的消息和口号的宣传品。

1932年，保定二师的护校运动，我参加了。我们在育德中学的东操场，就可以把宣传品扔到保定二师去。他们也可以扔过来，用的是黑线绳子。有时跑到二师的护城河边，过寡妇桥，这就在育德中学的对过，到那儿也可以扔宣传品，传递消息。

一次我奉命接到扔过来的小砖头。包着的传单是通知。上写：要求各学校支持保二师的护校运动。我的介绍人杨春甫让我到二师附小那儿去。我去了，才知共产党的保属特委就在牛真那儿。1932年以后，我到牛真那儿去过三次。

在护校运动中，我还接到过二师扔过来的两条标语，要我们宣传。一条是“打倒国民党”；一条是“动员起来，支援第二师范护校运动”。要我去写标语，我胆子不大，弄巧成拙了。我要找个伴儿，一同去写标语。王继增是左联的成员，我到同仁中学，找到王继增，一个人骑一个自行车，到了寡妇桥，正见到戴白帽檐的警察。到桥边上，因为我的自行车没有铃铛，警察非要罚我不可。问他罚多少，那警察说，两块现大洋。我不交，他便把我送到警察局了。我说，局长的儿子外号“大耳朵”，我们是同班同学。我一提这个，那警察便马里马虎地把我放了，我的车子也没有被扣下。我骑上车子飞跑。中午没有吃饭，现在快到天黑了，我要完成任务，到了薛村，我们把车子存在了村公所。我们这两个中学生，就绕村子转。等到天黑下来了，我们便开始在找好的地方写标语，写了一条，又写一条，把砖的墙壁上写上了，便急忙离开，从村公所蹬上车子便往育德中学跑，因为学校有规定，必须在七点前回校，如果不回，还要受处罚。因为训育主任要查宿舍。我们飞跑，一进校门，正碰上了张化鲁，他问我：“你任务完成了吗？”我说了情况，他叮嘱：此事谁也不能讲。我到今天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我那天去写标语了呢？

此后，支援保定二师的学生被开除了好几人，我没有被开除。

我：伯伯，您说的寡妇桥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

刘秉彦：这里有个典故。

保定是连接北方与中原的锁匙之地，自古狼烟迭起，刀兵不断。但是自春秋而始的文化却世代传承，一个个典故也在人们的口中流传至今。如今八中旁边的寡妇桥，就有一个来历。

古时保定老城的城墙外，是一条浅浅的护城河。河之内曰城里，河之外则为城外。这条河水深及膝，不想绕路的人们一年四季都可以涉水往来。

城里离河不远有一户人家，男人早亡，留一个寡妇和膝下一个幼子相依为命。寡妇平时做些针线女红养家教子，日子过得颇为艰难。每逢清明和男人的忌日，寡妇都带着孩子去河对面的寺庙为故去的人烧炷香，企盼儿子将来能平平安安。儿子也很懂事，虽没有钱上私塾，但也在晚上和放牛的空闲读一读书。

日子一天天过，儿子慢慢长大。偶然的一个机会，儿子发现寡妇经常在半夜出门，涉水过河，到对面的庙里面去，一年四季都是如此。冬天的时候河面结冰，人可以在上面行走，但是初冬和孟春的时候河水冰冷彻骨，人如何能够忍受？

儿子就砍柴积土，偷偷地在河上修了一个简陋的小木桥。想着母亲不用再受寒霜之苦，儿子心里也很宽慰。

俗话说寒门生贵子，白屋出公卿。儿子十几年的凄苦终于换来了进士及第。为一方父母官以后，儿子想把寡妇接过去颐养天年，可是寡妇不想离开老居，一直不肯搬走。儿子便在小木桥的原址建了一座大桥。

寡妇终于故去了，儿子立刻杀了河对岸庙里的老和尚。守灵的时候，儿子哭着对父母的灵牌说：

修座桥　是为母尽孝

杀头驴　是替父报仇

伯伯讲了这个典故，他深深地浸到当年的情景中去，说到了二师同学护校的悲剧结局。

刘秉彦：国民党反动独裁政府，是不管民众的，他们不管民众的心愿，心狠手毒。1932年7月6日拂晓时分，反动政府开始血腥镇压了。这是当时多数民众没有想到的，想他们不至于对手无寸铁的年轻学生进行血腥镇压，因为知道北洋政府镇压过请愿的学生，造成了“三一八惨案”，鲁迅先生写的《记念刘和珍君》就是纪念那个被北洋政府枪杀的学生。因为这次枪杀学生，段祺瑞还终生忏悔呢。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

而现在，面对着护校的学生，他们出动了1500名军警，攻入了学校，手无寸铁的学生面对着荷枪实弹的军警，用石头反抗，用血肉之躯与军警英勇拼搏。军警对着学生开枪了。鲜血流在了校园里，后来知道，有二师同学贾良图等8名同学当场牺牲；有4名同学受了重伤，被同学们送到思罗医院，也因流血过多，没有救活；有40多同学当场被捕。更可恨的是他们将捕去的同学定罪，还搞了个假审讯，把同学定为搅乱社会罪判了死刑。这到哪儿去说理呢？镇压学生的人不会有好下场。国民党反动政府最终受到历史的判决。为民为国死去的同学永远活在民众心里。他们的精神鼓舞了我，更让我要以他们不怕牺牲的精神投入到新的战斗中去。

再说，我们育德中学也开除了学生，这开除的学生一定要家长带回去。我的入左联的介绍人杨春甫被开除了。他让家长带回家去，也是避风；没有被开除的学生，我估计是地下党保属特委通过关系保护了这些同学，是经过学校训育处打过招呼的人，都没有开除。杨春甫同学，是安新县人，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辽宁省委书记等职。

现在看，当时是很幼稚的。一个中学生，不可能在政治上成熟，还谈不上阶级觉悟。只是以年轻的心，追求真理，向往光明世界。有一腔热血，这是年轻人很可贵的品格。那年代，也有一些不关心国家命运的青年人，他们想的是个人的前途，如何将来找个工作挣钱养家。

李富春、李维汉都是育德中学留法勤工俭学班的。西太后的干儿子李石曾在高阳布里村搞了个留法勤工俭学学校。当时出去的也不是穷学生。齐凝之的父亲是清朝末科举人。

马克思说过，人当有两种限制，时代的限制，阶级的限制。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不容易。我要讲在战争年代如何痛苦地改造。敌人对我们教育是很厉害的，从救亡运动开始，我就开始受这教育。

我：伯伯，你们这一代人，多少人投身到民族战争中去，多少英勇事迹，可歌可泣。这是深受信念的驱使。你们的信念同时也就是社会的信念。你们把自己的一生看成是革命之火的燃料，你们燃烧着青春，燃烧着生命，相信只有改变中国的命运才会改变自己的命运。

伯伯说到当年在黑暗年月去写革命标语，我想起了我的父亲。

伯伯，您现在在天国了，我求您在天国里的茫茫灵魂里，去找找早在1937年３月就离开人间的我父亲的灵魂。我每年都呼唤他，却一直没有梦见他在天国与我对话。也许是因为他走的时候我才落生三个多月，我没有他的印记吧。而我却这样容易与伯伯对话。我相信，伯伯会找到他。我父亲任凤翙是1930年加入共青团第二年转党的中共党员。伯伯，就在您上育德中学加入左联时，我父亲是中共地下党保属特委领导的容城、安新、雄县、定兴、新城五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他在白沟河镇当小学教员。是他在这年七月，也就是你们参加保定二师护校的时候，他在白沟带领着学生游行，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带学生到了白沟河官盐店前面。这天正是白沟大集，店前早聚集了各村来赶集的民众，他们中间不少是地下党组织的民众，父亲在这儿发表了鼓动性的演说，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失去了，可国民党政府却不去抵抗日本侵略者，反而加紧盘剥欺压百姓，这官盐店就是这样，他们在盐里掺水，给小分量，依仗官府，横行霸道，他们用缉私队任意罚百姓自己吃私盐。我们还能受他们欺压吗？群众中便喊出愤怒的呼叫，我们和他们算账去吧。群众冲进了盐店，把它砸了。也是在军警捕保定二师学生的时候，军警把我父亲捕了。当时便传出一首民谣：任凤翙，真敢干，领着学生砸盐店，一个铜子没摸着，甘为百姓坐大牢。反动政府关押他七十天，由于地下党营救才放出来。

但白沟小学不能教了，父亲就成了职业革命家，也是在伯伯写标语的年月，他黑夜去到各村写标语，散传单。寒冷的冬夜，寒风刺骨，他天亮时回到家里，我妈妈见他的大围巾成了冰砣子，妈妈赶紧点火去烤化这黑夜里结成的冰啊。这是你们一代的心如火样的燃烧。你们图的什么？是个人的私利吗？想的全是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让人民当家做主啊。

伯伯，这是您在天国的声音吗？

我听到伯伯的声音了：我会见到你的父亲的。我见到他时会对他说，你的儿子正在怀念你，他写出你当年燃烧的青春，写出当年的历史，这部书叫《血色家族》。在你离开人间七十年的时候，他在你的家乡坟上，将它烧了，他也看到了吧。

伯伯回到现实中来，回到那天我听他讲历史的日子来。这天接着回忆。

刘秉彦：我从小有对外国人仇恨的情结。因为我母亲是义和团大师兄的女儿。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我对日本人有了更深的仇恨。

我喜好学外语，我和美国人办的思罗医院关系密切。他们宣传圣经，我也听。有两种人和他们有关系，一是教徒，一个就是我们想学外语的学生。传教士乔治说的英语是典型的美音。这儿只有乔治是美国人。高中一二年级时，我每周下午都去思罗医院，总见这两种人。党的外围组织的人去，是为学外语。星期六晚上，有英语演说，对我们的吸引力很大。过礼拜的是周日去，我和这些人感情上是对立的。育德训育员童子风的儿子叫童玉，他和我是同学。他约我的同学是周日去读圣经，进去先读圣经，也学外语。

我高二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位医生家帮助盖房时，童玉便和我说，要我当基督教徒，我没有同意。童玉等周日去的同学去了，便通过他们了解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这帮人大，他们那帮人小。他们怀疑我们和二师的关系。我们把英文演说的内容读给他听，让乔治给改，看合不合语法，也就让他看出其内容和二师学潮没有关系。为了演说得到掌声，他给纠正之后，我们便从他那儿学到不少东西。

有趣的故事是，抱着两种不同动机的人，学了外语用英语打架。学生喜欢看穿黑衣服的修女。思罗医院的人都信基督教，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情报机关。童玉他们和传教士联合起来，说我们都是学校的不法分子，要用圣经感化我们，我们都是同情二师的。这样乔治便把我们的名字记下来了。他对我们说，你是黄雨秋，王桂春，吴天佑……他都记住了，他说还有你，叫林子南。他对着我们的名字，每周两个人轮流上去演说。我说，你叫我们的名字做什么。他说，是叫救世主知道你们好教你们，不要做违圣经的事。他说这是童玉说给他的。我说，我们来，是为了学英语，你有义务教我们英语，不应管我们其他的事情。有个星期，我就拉着童玉到乔治那儿进行了辩论，是用英语，把他说得不敢言声。后来，我们把童玉打了一顿，以后他也不敢去了。左联组织知道了此事，把我们批评了。我们是用大公报卷上学校的凳子腿打的童玉，说他是教会的狗腿子。当时的左联是政治左联，不让我们六个人在一起，说顶多三个人在一起活动。以后乔治调到了燕京大学，开初任助教。以后，我还与他有一段历史，以后再说。当时司徒雷登是燕京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