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走进保定育德中学，参加左翼作家联盟

刘秉彦：我上了保定育德中学，我的思想有了很大变化。

我父亲有一个表弟叫齐凝之，他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和陈毅一个班，比周恩来晚。他是学海洋生物的。他回国后，在中法大学当了教授。齐汝堂也是亲戚。他在平绥铁路当人事课长，北洋大学毕业。父亲和齐汝堂一个思想。我上中学时，回家听到过他们的争论。表兄弟之间大部分时间住我们家，我常听到他们的争论。齐凝之同情共产党，不拥护蒋介石，他把孙中山放在第一位。别人都叫蒋总司令，他却直叫老蒋。为这个常常伴嘴吵架。蒋介石当时还没有和宋美龄结婚。

我为什么上育德中学？应该说勤工俭学班对我有影响，李富春的影响大。本来我可以上北京中学，为什么非要去保定上育德中学不可？是因为我家三代人都在育德中学毕业，我的父亲，我的叔父，还有最小的爷爷。育德中学校长陈幼云，是我们村人。

刘伯伯说到陈幼云，我早就听说过他，却不知他和伯伯是一个村的。我立即从网上查到他的历史，为读者了解，录在下面。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同盟会河北支部主盟人陈幼云联络13名同志以讷公祠小学校址建育德中学，使其成为河北同盟会的总机关。辛亥革命前夕，革命党人以此为基地，吸收各界富有革命思想的进步分子加入同盟会，积极开展反对清王朝的活动。1917至1920年，育德中学建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高级预备班，共办4期，毕业生213人，其中93人留法。学生来自全国17个省。刘少奇、李维汉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在此就读。

保定育德中学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祥地。这所学校的创始人是陈幼云。运动的主要倡导者李石曾是保定高阳县人，在他和一些早期民主革命人士的建议下，原保定育德中学率先附设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

陈幼云，名兆雯，字幼云，保定育德中学的创始人，第一任校长。1879年生于河北蠡县潘营村书香门第家庭，系宿儒陈登明之次子。

陈幼云受益于家庭熏陶，乡试曾中副榜举人。1903年春，陈幼云考入保定直隶师范学堂，同年秋满怀“改良教育，籍谋国是”之愿望，自费东渡日本，入东京弘文书院学习，寻求变法图强之路。1904年暑假回国探亲，秉改良之志积极联络挚友，在蠡县乡村兴办小学上百所，培养新式人才。

1905年春夏之间，孙中山已是革命派众望所归的领袖，他在从美国经欧洲再赴日本建立革命组织的过程中，认识到新型知识分子的重要，于是把革命的依靠力量由会党转向新型知识分子。秉性果敢、极富革命热忱的留日学生陈幼云十分钦佩孙中山，适时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孙中山十分赏识陈幼云。据说，陈幼云在日本留学时曾与孙中山结拜为异姓兄弟。

同年7月30日，陈幼云作为直隶代表与各地代表七十余人在东京参加了由孙中山、黄兴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筹备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誓词填写盟书，进行宣誓。8月20日，陈幼云在东京赤坂地区参加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章程草案，选举孙中山为总理。自此陈幼云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斗争中，忠实践行孙中山的各项主张，发出了“敢有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的豪迈誓言。

1916年高阳人王国光担任育德中学校长，主张变革教育，得到蔡元培、李石曾等人的赞赏。

1917年李石曾在育德中学做了“留法勤工俭学之复兴及其可能”的演讲。李石曾和王国光遂决定在育德中学设立“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

1918年6月，蔡和森受毛泽东和湖南“新民学会”委托，以学习欧洲工人运动经验，寻找科学救国真理为目的，从长沙到北京为湖南学生联系留法勤工俭学。毛泽东率领20余名湖南学生抵京。经“华法教育会”同意，其中多数湖南学生分到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

育德中学留法勤工俭学高级预备班共办4期，毕业生213人，其中93人留法。学生来自全国17个省。刘少奇、蔡和森、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李富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蔡畅、向警予等一大批中国进步青年在此就读。

1921年，共产党人邓中夏来保定直隶高等师范任教，在他的组织领导下，育德中学很快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于1923年春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保定育德中学支部，成为保定党组织的发祥地，也是当时保定革命活动的领导中心。

育德中学为中国革命输送了大批人才。“天津有南开，保定有育德”是人们对这所具有光荣传统学校的称赞。

刘秉彦：要考学了，父亲说，你考不上育德，就不要上中学。家庭中有了重大分歧。父亲是拥护蒋介石的，齐凝之则拥护国共合作，对蒋介石印象不好。齐凝之回国到我家里，当时还没有考学，他对我说：上育德吧，我们都是育德的。你要学数理，接受新文艺可以，但将来必是实业救国。可我的同学大多数是学文的，作家路一，是我高一级的同学，我在高小时，便和他认识。

我：进了育德中学，就如同进了一所培育革命人才的摇篮哪。在这儿读书的不少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当时保定有三所中学有名：一是育德；一是同仁中学，是教会办的，招收女生；一个是四存中学。我上高中是到保定一中高中，前身是同仁。我当时听有歌谣说：穷育德，富四存，要娶媳妇上同仁。上育德的有穷学生，这也和育德是革命者的摇篮有关系吗？

伯伯就我的提问，接着说他在育德上学的情况。

刘秉彦：我上初中高中都在育德，这六年对我一生影响巨大。育德中学确实有不少穷家子弟，他们的学习都是优秀的。因为他们知道用功学习。我的家要我将来实现实业救国，就要促我学好数理化。我的数学一直好，不敢放松。人都受时代的限制。母亲也跟父亲一同说我：要学好数学呀。上初中，我的数学一直不敢落下来。年有年分，月有月考，课程一样不及格，便不能毕业。学校要求严家里也要求严。

初中升到高中，思想活跃了。我对文学有了很浓厚的兴趣。

我在中学，知道国共分裂了，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也知道共产党领导了起义。共产党转入了地下活动。育德中学有很大的图书馆，有阅报室。我们每天都去看报，同学们在议论苏区的事。我借阅了不少鲁迅的杂文来读。1932年，在育德中学左翼作家联盟的旗子打出来了，鲁迅在同学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了。到1934年，除去左联，还有教联、互济会、反帝大同盟等组织出现，影响非常大。

1932年，这一年是我一生难忘记的。这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两件大事。一是共产党在家乡领导了高阳蠡县的农民暴动。你看过我的中学同学、作家梁斌写的反映这个历史事件的《红旗谱》、《播火记》吧，就是那段历史的真实记录。那场暴动没有多久就被镇压，失败了，可真的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后来的抗日战争作了准备。对我个人影响也是巨大的。另一件大事，这一年我参加了左联。介绍人是杨春甫；同时，我的同班同学郝品芬介绍我参加了反帝大同盟（郝品芬，曾任东北工学院党委书记）。地下党有秘密刊物，是党内的，党员才能看到的，也能从他们手里传到我手上。我得到的是用公开发行的杂志封面包起来的杂志。他们秘密地交到我手上，小声地说一句：注意保密。我明白了，便到厕所里偷着去看。那每篇文章，都如同一团火，眼里看，在心里燃烧。烧得年轻的心热血沸腾啊。这一年，我上了高中。可介绍我加入左联的杨春甫，被当局注意到了，他成了被抓捕的对象，他不能在育德学习下去了。他在我上高中时，离开了育德。他当时是育德中学左联的支部书记，我是左联的小组长，当时是单线联系；反帝大同盟也是单线联系。

资料链接：左联的全称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中国共产党于1930年3月2日在中国上海领导创建的一个文学组织，目的是与中国国民党争取宣传阵地。左联的旗帜人物是鲁迅，但实际的领导者是两度留苏曾任中共负责人的瞿秋白。鲁迅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强调革命作家一定要接触实际的社会斗争。他对左联工作提出四点意见：“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战线应该扩大”；“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左联一成立，立即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破坏和镇压，如取缔左联组织，通缉左联盟员，颁布各种法令条例，封闭书店，查禁刊物和书籍，检查稿件，拘捕刑讯，秘密杀戮革命文艺工作者等。人们习惯称为“左联五烈士”的李伟森（李求实，左翼文化工作者，不是左联成员）、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就是1931年2月7日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但左联仍顽强战斗，除上海总盟外，还先后建立了北平左联（又称北方左联）、东京分盟、天津支部，以及保定小组、广州小组、南京小组、武汉小组等地区组织。参加左联的成员，也不限于文化工作者，还扩大到教师、学生、职员、工人，盟员总数达数百人。

1936年春，根据形势的需要，为了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自动解散。虽然左联的历史不过短短6年，但是它以在当时的巨大作用以及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成为中国革命文学史上的丰碑。

资料链接：反帝大同盟的全称是“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是由法国著名作家、共产党员巴比塞、作家罗曼·罗兰、苏联作家高尔基和中国的宋庆龄等一些著名人士，于1927年2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发起成立的一个国际组织。1929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该组织首先在上海建立上海反帝大同盟。随即，全国各地也先后建立了反帝大同盟，如河北省反帝大同盟、哈尔滨反帝大同盟、绥远省反帝大同盟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众组织。

我参加左联的活动，也参加反帝大同盟的会议，年轻的心每天都在激动中。有时，我们还到保定莲池、中山公园开个会，有时是读书会，交流最近读的鲁迅的书的体会，有时则传播苏区的反国民党的信息。每次会，就如同注入了新的血液，有了更大的劲头。黄雨秋对我影响较大。在中学时，我看了巴金的小说《家》、《春》、《秋》；后来成为大剧作家的曹禺，是我的英文老师。他在教我的时候，正在写他的成名作《日出》。我一直对文学有兴趣，因为幼年家庭的影响，我在中学时便可以写旧体诗。

北方的左翼作家联盟和南方的不同。这里是政治左联，南方主要是文艺界。到1934年后，我们的政治性的活动更厉害了。看的作品更多，也更加接近共产党了。鲁迅的杂文大部分是在中学时读的，如《准风月谈》等集子；还读了高尔基的《母亲》，外国介绍过来的进步书有《屠场》、《石炭王》等，《共产党宣言》也在左联成员手中传开了。

这时，共产党的活动我也知道了。原来我就一直认为介绍我读书的王斐然是共产党，他介绍我读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一些著作，老实说也看不大明白，但这些书在育德中学的图书馆里可以借到。王斐然是图书馆管理员，他知道我是左联的人，我问他有什么书，他就介绍：“你应该读些基本理论了。”是他介绍了《资本论》，好大的本子，当时我也好高骛远，以自己能看马克思为荣哩。可当时没有介绍讲解是看不明白的呀。当时没有看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安志成老师，是跨党分子。他在课堂上讲《伦理学》，在讲这门课时，讲起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来。抗战时，我们还经常见面，说起他当时给我们同学介绍的杂志。我们在中学时，能看到《新青年》、《小说月报》。

在育德中学共六年的时光，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段岁月，那是对我思想启蒙的年月。中学的同学们，后来虽然走了不同的路，我也终生不会忘记年轻时的纯真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