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参加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从固安到容城奔保定

刘秉彦：“一二·九”以后，北平组织南下宣传团，这是通过学联搞的。分一二三四团。我是在固安县的三团，去易县的是一团，主要是步行，边走边宣传，也有坐车走的。

这个宣传团是“一二·九”运动后北平、天津学生为南下宣传抗日救亡的爱国学生组织。“一二·九”运动后，国民党采取种种措施，分化、破坏学生运动。这时，党指出，学生运动必须和工农兵抗日斗争结合起来，才能达到胜利。团中央根据党的指示，于1935年12月20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号召青年学生到工农兵商中去，“实行全民抗日救国大联合”。北平党组织经过研究，决定利用寒假，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12月底，平津学生联合会成立，郭明秋任执行主席。1936年1月，平津学联组成“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董毓华、宋黎、江明任总指挥，彭涛任党团书记。宣传团成员多为“一二·九”运动的骨干，约500人。1936年1月3日，宣传团开始沿平汉路南下。宣传团沿途宣传日军在东北的暴行和华北危急情况，演出歌颂东北义勇军的话剧《打回老家去》，还帮助农民建立抗日救国组织。宣传团历时3周，徒步700里，促进了广大群众的觉醒，撒下了抗日的火种。宣传团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惧，遭到国民党军警的包围和殴打。为了保存力量，坚持长期斗争，宣传团到高碑店、保定后，返回北平。后来，在北平地下党领导下，以宣传团为基础，成立了“中国民族解放先锋队”。

1月2日，平津学生组成的“平津南下扩大宣传团”分别从北平、天津出发，沿平汉路南下，到农村扩大抗日宣传。

宣传团分4个团，一团由北京大学等东城地区大中学校组成，以北大为团长；二团由东北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法商学院等西城大中学校组成，以法商学院为团长；三团由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西郊和北城地区大中学校组成，以清华大学为团长；四团由天津北洋工学院、河北法商学院组成，以北洋工学院为团长。

各校宣传团成员多为“一二·九”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下旬，宣传团在保定等地被军警包围，被迫返回北平和天津。

我们三团从北京永定门出发，到黄村住了一夜，在幸福庄吃饭，黄昏就到了固安县。县高级小学迎接我们。一个团三百多男女同学。固安县政府反对我们，不让我们进城。小学校长去交涉，最后还是进城了，在城里开了个大会，学生们用大喇叭讲话，宣传抗日。从固安，到容城，然后奔向保定。我提前走了一天，走到育德中学，住在德楼上，是准备来保定的同学能顺利进城，好到省政府请愿。当时二师活跃。我找到育德的低年级的同学白振刚，迎接三团。第二天，三团的人到了后，便去省政府前集会。去的人不多，一共去了不过八百多人，而我们三团就占三百人。我们向省政府请愿，提出的条件是：

1．要求支持学生抗日；

2．支持南下宣传团。省政府应准备好火车，以便让学生到南京请愿；

3．允许我们有宣传抗日的自由。

我到育德、同仁、培德中学的大会上讲，就讲这三条，所以几十年过去了，仍记得很清楚。

南下宣传团一团，从高碑店坐火车南下了。三团的一些同学听说，也有的买火车票南下了。每个团里都有人去。到了南京不超过四百人。党的外围组织的人去得不多，怕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扣住。

我们三团去乡下，过河是走用秫秸扎的桥，也有的河有船。

到每个村，唱个歌，人围上来了，就开始宣讲，讲一通就走，转到另一个村子去，一天能讲四五个村子。我们团有十几个同学自己买车票去了南京。我们没有再往南走，在省府请愿后，到保定各中学去讲过，我们便坐火车回到北京了。在保定集会，见到省长于学忠，他不让别的学校来参加大会，但有些学校还是来了。

“七七事变”前，我没有去真正和人民群众深入接触。

这一段生活，我曾和作家秦兆阳详细地讲过十多天，他后来写了一篇《出城记》，我这儿没有存下，你可找来看看。

我：伯伯，多少年后，我才从网上查到了这篇文字。这篇文章发在1951年第四期的《人民文学》上。从网上可以看到，当时的署名还有您的名字哩。

伯伯，您说说当时的思想，为何会有这样坚决抗日的精神，为民族不怕一切牺牲的精神呢？这是不是和年轻单纯有关呢？

刘伯伯说了他当时的思想状况。

刘秉彦：一个人的年青时代是最纯真的，可以说易受影响。我们接受了共产党的宣传，是因为它宣传的是真理，是为民族，不是如国民党宣传的那样，说我们是中了共产党的毒，是受了共产党的煽动才做的这些事情。不对。你们如何就不能让青年学生接受你的宣传？我们有眼睛，我们有头脑，不是可以轻信人的。如果不是真理，你再宣传也不会让年轻人接受。

我参加左联，去做军运工作，应该说受文学作品影响较大。当时，我的思想和读过的肖军写的《八月的乡村》、肖红的《生死场》等书的影响有关，东北义勇军的宣传也很得力。苏联的作品也有影响。从小学到大学，课外读物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天地。肖军的小说，是鲁迅先生写的序。他写的那个小小的游击队，让我心向往之，我后来参军，也是受这些作品的影响。

我这时还没有完全摆脱家庭的影响。

我从保定回到了北京，到了齐凝之家里，想说说我们南下宣传团的情况。我没有想到齐凝之对我讲的这些事，不是那么有兴趣，好像他一切都知道了。最后，我要离开他的家，他却不让我走。我不能回北大了，我被他软禁在棉花胡同6号。他对我说：你的父亲与我有书信往来，知道你的一些情况。我不能再让你出去，这是为了对你的家庭负责。你现在先住在我这儿，不要再去北大。因为现在北大乱得很，怕你受到共产党的宣传而中了毒。你要在我家里住，我要对你负责，如果你出了问题，我没法向你的家长交代。你如果被捕，我也没有办法营救你。我们毕竟还是普通平民百姓，国家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但不要和官方做对，我们有饭吃就可以了。咱们这样的家庭的子弟绝不能出败类。

我在他家那几天，可以说他天天对我进行教育，但我听不进去，也不好与他争论。他是反对蒋介石的，却感到自己无力量，怕影响自己的饭碗，不想出头。

1936年下半年，我从他家出来，也不再住学校，而找了个公寓，在西单的皮库胡同福兴公寓。他知道后，让侯二臣找过我几次，让我回到他家里去，我没有去。我在这儿一直住到了“七七事变”。我再也不回齐凝之家，他给我父亲写信说“秉彦叛逃了”。这就是说，我开始背叛我的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