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自己，生命才有意义

女人，最重要的或许不是嫁给谁，而是无论嫁给了谁，都能在这段婚姻中获取幸福。与其指望别人给予自己幸福，不如好好爱自己，因为只有当自己处于一个最好的姿态，才会有一个可以匹配的人来义无反顾地爱你。集众优于一身，把自己经营成公主，自然吸引王子。

当你放下了自我，就永远无法站在与男人对等的高度；当你放弃自我，开始仰视男人，你就失去了自己的阵地。不管如何安逸，也要有谋生的能力；不管如何陷入爱情，也不要迷失自己。遭遇困境，就尝试发出最强音，遇人不淑，也要柔情缱绻尽心谋爱，在经济、实用的大众化生活方式上做一个从容、坚定、温暖的女人。

苏青：谋生与谋爱

她曾与张爱玲一起，被称为“上海文坛最负盛誉的女作家”；

她是典型的民国女子，有新青年的狂妄和韧劲，却也有旧式女人的局限；

她有着简单健康的底子，生活却总是辜负她，她只能在文章里弥补遗憾；

她中年遭受婚变，没有经济来源，却上有老母在堂，下有孩子需要抚养，她只能自食其力；

她毫不掩饰自己对金钱的爱好，因为她太懂得生活的艰辛；

即便谋生耗费了她太多的精力，她也要柔情缱绻尽心谋爱；

她没能成为传统价值观念中幸福女性的样板，可热闹而坚韧的生活姿态却永远散发能量。

苏青，常常作为张爱玲的闺蜜并在得到其高度肯定中被关注。

张爱玲说：“即使从纯粹自私的观点看来，我也愿意有苏青这么一个人存在，愿意她多写，愿意有许多人知道她的好处，因为，低估了苏青的文章的价值，就是低估了她的文化水准。如果必须把女作者特别分作一栏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情愿的。”

才女的话字字犀利刻薄，却也实实在在地肯定了苏青的文学地位。

于是，在20世纪斑驳的旧影中，那个“伟大的单纯”的身影在大众的注视下越来越清晰。

苏青虽然和张爱玲同为上海女人，同以文为业，但是文风不同，这也源于不同的生活经历。

苏青的童年没有什么阴影，出生时在外婆家，外婆家在乡下，亲戚很多，常常带她串门，生活简单有趣，也给她很充分的自由生长的空间，稚嫩的心灵未有阴影，她也确实就像张爱玲说“有着简单健康的底子”。

到苏青8岁需要正规教育时，她就被父亲接到上海。父亲这时事业很顺利，在上海银行升职，做了经理，做投机生意又赚了钱，他不但给女儿找了一个不错的小学读书，也曾希望苏青学好英语会话及音乐舞蹈，成为一个淑女。可是苏青在乡下打下的底子让她对这些不感兴趣，久而久之，父母倒也没有过分勉强。

后来家里给苏青订了一门亲事，对方家境不错，未婚夫李钦后和苏青在学校时也有交集，苏青对李钦后的感情并不热烈却也对他并不反感。这时的苏青更乐于在读书中找寻乐趣，她成绩优异，1933年考入中央大学外文系，这在当地并不多见，也足见苏青的出类拔萃。只是后来苏青家里日益衰落，竟连读书费用都成问题，甚至连苏青订婚的一笔聘礼都成了重要经济来源，再加上苏青考上大学让李钦后深感危机，于是李家几次催促成婚，苏青虽然希望读完大学再谈婚事，可是读书费用还得依靠李家，最后只能赶在苏青去读大学前，匆匆完婚。

婚后两个人也曾有过短暂幸福，只不过，李钦后生性风流，还与外婆的长孙媳妇私通。苏青自然伤心，想借由读书忘记家庭烦恼，却又怀了身孕，只能休学。李钦后虽然风流，但对苏青也有感情，看她伤心，便向她悔过，提出带她到上海，承诺重新来过。

只是到了上海，生活不但没能像期待的美好，反而更加糟糕。除了李钦后的连连出轨时时引发一次次争吵，就是一家几口的生计也成了问题。李钦后自私、懦弱、虚荣，不肯负起养家的责任，苏青每天就在争吵、愤怒、沮丧中煎熬。

苏青讨厌自己的状态，她在文章里写道：“一个女子到了无可作为的时候，便会小心眼儿起来了。记得我初进大学的时候，穿着淡绿绸衫子，下系同颜色的短裙，风吹过来飘舞着像密密层层柳条儿起的浪，觉得全世界就只有我一个人耀眼：我像娇艳的牡丹，而众人便再好些也不过同绿叶点缀或衬托一番罢了。但是现在呢？他，我的丈夫，却不许我向上。”

苏青开始意识到家庭生活已经让她时时都充满束缚感，只是这时她还没有勇气和家庭生活决裂，可是，命运倒是仁慈，借由李钦后的一记耳光才让她彻底与这狰狞告别。

苏青养着女儿不受婆家的待见，想出去工作又受丈夫的限制，可是当她向李钦后要钱以作家用时，竟换来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个男人这时早已厌倦自己的妻子，他也早已忘记自己当时是如何高攀不起中央大学的才女。而苏青，被这一巴掌生生打醒。同李钦后的十年婚姻已经走到绝境，苏青终于离开丈夫选择独立。

后来，张爱玲这样评论苏青的婚变：“不论在什么样的患难中，她还是有一种生之烂漫。多遇见患难，于她只有好处；多一点枝枝节节，就多开一点花。”

离开李钦后的苏青确实表现出生活的韧性，幼子嗷嗷待哺，喂养刻不容缓，她必须承担起养家的重任。她说：“我相信就是爱孩子也须先自维持生存，自己连生存都不能够了，又拿什么去爱他们呢？”（《再论离婚》）。

从一个无忧无虑少女到一个名牌大学的才女，再到一个失婚还要抚养三个孩子的少妇，苏青真正体会到了生活的艰难。

她曾四处托人找工作却只有可怜的薪水，她想来想去还得发挥所长，以文谋生。

历经周折，她的《天地》月刊终于创刊。苏青的选材、文笔、主题，无一不迎合衣食父母之胃口，大家喜欢看她的市井烟火气，她便保持这种风格。苏青集作者、编辑、发行于一身，也因此，她要向张爱玲约稿。她的约稿信竟一下打动了这个当时在上海大红大紫、最负盛名的女作家。她亲函张爱玲“叨在同性，希望赐稿”，张爱玲喜欢这位率性的主编，也愿意为《天地》撰稿，后来还同苏青成为闺蜜。

苏青在经营杂志方面很有天赋，她不但能约来当时各界名人如周作人、陈公博、周佛海父子、胡兰成、张爱玲等为杂志撰稿，她还懂得营销之道，实施杂志预订，八折优惠客户，以扩大销量。

在这期间，她的《结婚十年》也更广泛地被人关注，放在今天应该叫作畅销书。她将亲历的十年婚姻感触写进书中，不但感动着六七十年前的已婚女人，就是在今天，人们也依旧在书中找到共鸣。那对于男人的期待、抱怨、失望如出一辙，一次次琐碎小事让埋怨积累太多，在金钱方面的算计让争吵持续升级，婆媳关系让夫妻感情也日益薄弱，全职主妇伸手要钱的难堪和尴尬，最后还有压垮婚姻的稻草——外遇，让女人彻底觉醒，没有另一个生命可以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这样的中国家庭主妇生活竟几十年不变。

苏青带给现代人的共鸣还不止这些。

苏青曾指望男人后又依靠自己，所以她常常会有这样的感慨：“如果与男人一起吃饭，她付了账，一方面会觉得骄傲，另一方面则会有些悲哀，因为失去被保护的权利了。”

而朋友炎樱也在谈到苏青时感慨：“我想她最大的吸引力是，男人总觉得他们不欠她什么，同她在一起很开心。”

苏青的纠结应该也是现在众多女性的苦恼。想要大女人的权利，也要小女人的待遇。

男人呢，倒是乐于同这样的女人交往，凡事女人自己担待，当需要他们负一点儿责任，他们就会说最初喜欢的就是她的那份潇洒，还要指责女人善变。

其实，这有可能是极端女权主义的误区，偏偏将男人放在自己的对立面，两性在何时都要互相需要，女人只要能保证自己是独立的个体就好。

离婚后苏青也曾有过合适对象，但是她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幸福，有一次当她与男友吃饭时，三个孩子站在门口张望不敢上前。苏青看出孩子心中的顾虑，也觉得有些伤感，她觉得始终要尽为人母的责任，于是孩子成为了苏青不能卸下的重担。她也一直没有再婚。

1949年以后，张爱玲去了美国，身边的朋友也陆续离开，苏青却认为，无论何种政局、如何战乱，她能以文谋生，在哪儿都一样。她以本名进行地方戏剧本创作，也深受大众的好评。只不过最后她还是没能逃过落难文人的下场，以致身患恶疾，晚景凄凉。1982年，苏青走完了她曲折的一生。

而她的文字却让读者常读常新，她爽利明快的文风，她对身边小事的态度，她对女人内心真实的洞察，和她将内心所惑一一告之的坦诚，都让这个聪明外露的女子颇受女性的青睐。

生活本来就是柴米油盐、家长里短，能在其中活出智慧，在世俗、辛劳中获得解脱，生活大概也就没有那么多艰辛，热热闹闹地活在当下，活出自我，也不失为一种幸福。如果不是时代影响，苏青会是一个成功女性。

静思小语

不管如何安逸，也要有谋生的能力，不管如何陷入爱情，也不要迷失自己。遭遇困境，就尝试发出最强音，遇人不淑，也要柔情缱绻尽心谋爱，在经济、实用大众化生活中做一个自强不息的女人。

唐瑛：精致，是女人的尊严

她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旧上海一颗闪耀的明星，她与陆小曼齐名，素有“南唐北陆”之说；

她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一颦一笑总是牵动着许多男人的心；

她活得自在潇洒，在那个美女云集的花花城市，她从来都是最受瞩目的那个；

但纵然光彩照人，却从不无端生出无谓的花边新闻，她没有那么多华丽的忧伤，没有不甘的求索，没有逼仄的眼泪和无奈，纵然岁月的轻霜爬上脸颊，纵然家务琐事缠身，她仍然可以把生活中平常的时光转换成巨大享受的时刻；

当智慧的双眼看透了生命的终点是死和美的短暂性，她将明媚如水演绎成绝代风华。

同当时很多社交名媛一样，唐瑛成长在一个富足的家庭，父亲唐乃安是清政府获得庚子赔款资助的首批留洋学生，在爱丁堡大学读医科。唐乃安回国后曾在北洋海军任职，后来在上海开了诊所，专给当时的名门贵族看病，收入颇为不菲。唐瑛的外公徐退三先生是浸礼会昆山分会的创办人，笃信基督教。她的母亲徐亦蓁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的首届毕业生，曾受过高等教育。因此，唐家不但家境富足、人脉甚广，对子女的教育理念也颇为先进。

唐乃安和徐亦蓁都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眼中，女儿的地位同儿子一样重要，因此，唐瑛的教育从小就受到父母的重视，不但要学习舞蹈、英文、戏曲，母亲还特别注重培养她作为名媛应有的习惯和教养，从衣食住行到谈吐举止，样样考究。除了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唐瑛还有幸就读于中西女塾，这所名校培养出很多著名女性，比如宋家三姐妹。学校的教育方法非常灵活，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死板的教读式教育，学校里常常寓教于乐，通过排练文艺节目，比如排演英语小品，来锻炼学生的表现能力，增强学生的语言能力。其实，更为重要的是，学校里主张女子解放和女子自立。在学校里，唐瑛活泼开朗的天性得到最大的释放。这对于唐瑛的一生都影响极深，她自立的人格成就了她淡定优雅的人生。自立才可自强，所以在她的人生中，她始终关注的都是自我价值的实现，她的眼光从未盲目地投向别处，没有人比她更爱自己，所以，她可以对生命保持一如既往的热情。

由于在学校表现优秀，常常参加演出，唐瑛从中西女塾毕业，出席社交活动时已经小有名气。当时上海有很多募捐活动，唐瑛在很多话剧表演中都有出色的表现。在1926年江南五所大学举行的运动会颁奖仪式上，主办方请唐瑛前来颁奖，她逐渐成为上海滩的“交际明星”。

她有奢华的风骨，但是她的美丽却绝不仅仅依靠这些奢华的名牌，她对时尚很有心得，会把在逛百货时看到的漂亮衣服的款式，然后根据自己的想法和审美稍作调整，总能穿出独特的气质。

她对自己的衣着特别精心，出去交际时自不用说，就是没有应酬在家里她也从不邋邋遢遢。早上起来穿短袖羊毛衫，要是出门，她又会换上精致的旗袍，晚上有客人，就再换上西式长裙。

唐瑛的旗袍件件是精品，有一件旗袍据说绲边上飞舞着百来只金银线绣的蝴蝶，缀着红宝石的纽扣，穿在唐瑛身上艳丽无比。她婀娜多姿的身影成为众多记者捕捉的焦点，她的打扮也成为当时上海女性的穿衣指南。

后来，漂亮的唐瑛索性将这种美的能力转化成生产力。

1927年，她与陆小曼等当时的一些名媛创办了“云裳服装公司”。她们将公司制衣的理念定为在“新”而不在“贵”。开业时，唐瑛和陆小曼还亲自在店内为顾客试穿新衣，一件件漂亮的服装在她们的推广下，成为了当时时尚女性不可缺少的装扮选择。一时间，云裳公司的服装风靡上海滩。初次商业尝试，大获全胜，这让本已风光无限的她成为上海滩名媛中的名媛、焦点中焦点。

唐瑛将对于美丽的心得创造出巨大的商业价值。所以说，美丽的能力也是一种重要资源，对于外表的精心装扮能体现出对生命的珍视，也更有利于别人发现你优秀的内在，毕竟，能通过你毫不在意的邋遢外表去了解你丰富的内心的，只有你身边少数人。此刻，有着万丈光芒般耀眼魅力的唐瑛，终于把当时全中国的富有、最受女人推崇的“钻石王老五”宋子文给吸引了过来。

但宋子文的追求，并未得到唐瑛父亲的认可，相反，他极力反对。在那个动荡年代，唐瑛父亲认为，政治可能为家人带来不能预知的麻烦。

而唐瑛倒也潇洒，默默深锁宋子文给她的二十多封情书，将这段感情中利落收场。

与宋子文分手后，唐瑛嫁给了宁波“小港李家”——沪上豪商李云书的公子李祖法。李祖法性格内向，做事一板一眼，唐瑛性格开朗，在上海大红大紫，李祖法不因唐瑛的优秀骄傲反倒苦恼，最终两人因性格不合各奔东西。

不久，唐瑛遇到了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的侄子熊七公子容显麟。容显麟虽然样貌一般，但为人幽默大方，两人性格相得益彰，骑马、听戏、跳舞、聚会，不亦乐乎，这两个同道中人后来结成连理，唐瑛便随丈夫远赴香港，后又移民到美国。

后来容显麟去世，唐瑛就住到儿子隔壁的一个单元。

她不愿和孩子住在一起，一是不愿拖累子女，二是她依旧遵循着自己的生活节奏。

70年代时，唐瑛曾回国探亲，依旧是一袭艳丽的旗袍。虽已年过六旬，唐瑛对自己的身材依旧信心十足，好事者跑来想欷歔一下美人迟暮的遗憾，却都徒劳。

晚年在美国，她活得依旧悠闲，有时打打牌，有时听听戏，有时下厨给孩子做做饭，她晚年时也不用保姆，一切都是自己打理。去世时，她没有一般女人的沧桑和恐惧，一脸从容，潇洒离世。

这个高雅精致的女人在奔流不息的生命长河里，用淡定和优雅去修复日渐粗糙的外在，做足了一辈子的美人。

在同时期所有的名媛中，唐瑛活得最自在。岁月流转，心若莲花，不被岁月的年轮压垮，她总会有暗香盈动，在不经意间沁入心肺，而难以忘怀。

对唐瑛来说，时光也就只能在她脸上雕刻出皱纹，而即使岁月流逝，经历了太多的人生沧桑，她身上的风情也不会远离，反而变得醇厚、浓重，充满质感。

因为，对她来说，爱情不是空气，爱自己才是必需。

所以，每一段爱情来来去去，她都静静旁观，不像陆小曼耗尽元气，伤筋动骨。

她的爱情观充分体现着一个以“美人”为终身追求的女子精神内核——顺其自然。

同宋子文交往怎么能没有感情？但父亲对政客没有好感，她就当机立断斩情丝，她知道，没有亲人的赞同，就不算皆大欢喜。同李祖法虽门当户对，但是没有共同语言，更不能委屈自己，索性分道扬镳，去寻找下一个春天。

她把主妇一职做得得心应手，事业上也可以帮助丈夫，对孩子的照顾也细致周到，最重要的是，自己不管何时都是装扮精致，赏心悦目。

能拥有丈夫的宠爱、孩子的敬爱，唐瑛不过是在拥有别人的爱之前，做到了先爱自己。

如果能懂得爱自己、善待自己，懂得展现出万种风情的魅力，就可以用气质打败年龄，把阅尽的沧桑都折现成无边的美丽。

爱自己，才是对生命的最大尊重。世界的繁杂是我们每天必须面对的，快乐或悲伤，丰富或乏味，不过一念之间。

你不安，世界更浮躁，很多女人脸上会有一种凶狠，她们忙碌却都是徒劳，这是因为她们想要的并非是她们需要的。

女人，应该寻找到一种内心的松弛状态，生命的单纯与美好全系于平适的心境，心若安好，便是晴天。

生命是自己的，要为自己而活，取悦别人和取悦自己同样重要。

别指望不加修饰就可以对抗岁月，没有人的美丽是漫不经心唾手可得的，精心的保养、适宜的装扮，表里兼修，才能成就一个精致的女人。

试着拥有一个好的心态，因为生命中注定要有崎岖，生活中注定要遭遇挫折，少去焦虑、浮躁，拒绝让失望和悲观蚕食生命的美好。放松心情去感受“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自在，就会告别生命中的很多沉重。

静思小语

没有不甘的求索，没有憋屈的眼泪和无奈，纵然岁月的轻霜爬上脸颊，纵然家务琐事缠身，她仍然可以把生活中平常的时光转换成巨大享受的时刻。这个高雅精致的女人在奔流不息的生命长河里，用淡定和优雅去修复日渐粗糙的外在，做足了一辈子的美人。

张幼仪：放弃，才是真正的开始

在徐志摩丰富多彩的感情世界中，她是最黯淡的一笔；

而在她面面俱全的人生中，与徐志摩的婚姻，也成为无法抹掉的伤痛；

年轻时因为活在男人的阴影下愁苦半生，在找到自己后生命才得以焕发光彩；

她因终于懂得放弃，才完成这样华丽的转身。

那一年，15岁的她遵从父母之命做了徐家的媳妇。婚姻得到了两家人的满意，她本以为这应该是婚姻最坚实的后盾，可她渐渐懂得，婚姻中另一方的认同才是婚姻的基础。不幸的是，丈夫徐志摩竟对她总是一脸嫌弃。早在第一次见到她照片时，他便曾用嫌弃的口吻说：“乡下土包子！”这样直白的评价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不屑，在以后的婚姻生活中，他也一直用着这样的态度去伤害一个在众人眼里举止端庄、个性宽厚大方的女人。

也许是由于在北大念了几年书，见识的大都是乐观开朗的新女性，父母包办的婚姻对象不过是个乡下女人，徐志摩先入为主，让这个在料理家务、照顾公婆、打理财务方面都甚为得力的女人，在他心里永远是个一无是处而又无知的女人。

“我没有裹小脚，可是对我丈夫来说，我两只脚可以说是缠过的，因为他认为我思想守旧，又没读什么书。”张幼仪回忆道。

这其实对张幼仪来讲是不公平的，12岁的她曾在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并在此受到了先进教育。因为婚姻生活她不得不终止读书，婚后也曾申请继续学习，可是无奈于家务琐事烦身才不得不放弃这个打算。她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成绩优秀，只是沉默坚毅的个性掩盖了她的才情。

她沉默却并非愚钝，在婚前的几次接触中她大概是感觉到了一个接受过新教育洗礼的青年对一个传统女孩的鄙夷，所以，她默默地迎合着未婚夫的喜好，在婚礼当天，张幼仪选择了一件西式风格的礼服。她不知道这是否就是丈夫眼中的“新式的新娘”，但是她想让丈夫看到自己的诚意。

可是，她的一番苦心还是没能取悦新婚的丈夫，取下头盖时，她看到的是一张严肃甚至略带鄙视的脸。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义务之外，他对她不理不睬。其实，就连履行婚姻义务这种事，他也只是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罢了。

徐志摩把对包办婚姻的无奈全部转化为对这个无辜新娘的怠慢。

一结完婚徐志摩就立刻离家读书去了。事实上，直到1920年张幼仪去欧洲前，五年光阴，她与徐志摩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四个月。而在这四个月里，“徐志摩从没正眼瞧过我，他的眼光只是从我身上掠过，好像我不存在似的”。

“也许，是我们相处的时间有限才没办法像其他夫妻那般恩爱。”对婚姻还是满怀期待的她一定有这样的思虑。

于是她千里迢迢赶赴法国马赛，希望能用长久的相处换来本该拥有的幸福。可甚至都没等到她脚跟站稳在欧洲的土地上，她已经听到了美梦土崩瓦解的声音。

“我斜倚着尾甲板，不耐烦地等着上岸，然后看到徐志摩站在东张西望的人群里。就在这时候，我的心凉了一大截。他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了条白丝巾。虽然我从没看过他穿西装的样子，可是我晓得那是他。他的态度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不会搞错，因为他是那堆接船的人当中唯一露出不想到那儿的表情的人。”

没有思妻心切、久别重逢的喜悦，张幼仪从他的表情明确地看出，其实自己是一个并不受欢迎的人。旅途奔波没能让她疲惫，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神情却让她的心凉了半截。

徐志摩带着张幼仪在法国草草兜了一圈，立刻坐飞机回英国。在由巴黎飞伦敦的飞机上，张幼仪晕机呕吐，徐志摩把头别过去，对她冷嘲热讽，变了时间、空间，却变不了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似乎没能对她有一丝改观。不管徐志摩多么心不甘情不愿，张幼仪的到来让他被迫接受了丈夫这一角色。一个旧中国的传统婚姻总是让他感觉别扭。他根本不给她任何机会表现自己。他不喜欢她，从头到脚，彻头彻尾。

“我没法子让徐志摩了解我是谁，他根本不和我说话……我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的时候，情况总是：‘你懂什么？’‘你能说什么？’”

她知道，她其实永远无法取悦一个连了解她都懒得去尝试的男人。

沙士顿时期的张幼仪，想讨他喜欢，却根本找不到途径。这虽不是长久之计，可是，忙于照顾徐志摩日常的生活又稍稍让她感到安心：“我从早到晚不得不一再向自己保证，我在徐家的地位是不会改变的：我替他生了个儿子，又服侍过他父母，我永远都是元配夫人……”

她的惶恐不安，她的自我安慰，听起来如此悲哀。

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到底是要靠什么维系？是一方卑微的迎合和另一方暂无更好选择的半推半就，还是那个旧式婚姻背后家长不可抗拒的威严？

终于，这些在张幼仪看来最为坚不可摧的牢固婚姻之堡垒，统统在徐志摩找寻到自己灵魂伴侣时轰然倒塌。

徐志摩提出恢复自由之身，可这时，张幼仪已经怀孕，徐志摩却要求她将孩子打掉。

一个因无爱婚姻到来的新生命在他的父亲眼中只是累赘。

在张幼仪不知如何面对这样残酷、无情却又是自己全部依靠的男人时，徐志摩竟撇下身怀六甲的妻子，云游四方。

纵然自己如何恐惧、如何悲伤也不能挽回这个男人的心，也许，她就从未得到过他一丝真心。1922年2月24日，在柏林，张幼仪第二个孩子降生，她叫来徐志摩，在离婚协议上签好字，还他梦寐以求的自由。

徐志摩欢天喜地地向张幼仪道谢，唯恐不及地逃离出张幼仪的生命，剩下她一人踽踽独行。

她以为可以依靠一生的男人离开时身影急切决绝。22岁的张幼仪知道，再悲痛人生也得继续。带着一颗破碎的心，张幼仪在德国努力地生活着，她已经经历了人生最悲惨的遭遇，所谓漂泊异乡的苦楚根本就算不了什么，去德国以前，她凡事都怕；到德国后，她反倒变得一无所惧。

她边工作边学习，并进入裴斯塔洛齐学院，专攻幼儿教育。她严肃的人生理念契合德国人严谨的工作作风，她异国他乡逐渐地找到自信。五年后张幼仪回国，说一口流利德语的她在东吴大学做德文教师，在四哥张嘉璈的支持下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与此同时，八弟张禹九与徐志摩等四人在静安寺路开了一家云裳服装公司，张幼仪又出任该公司总经理，经营能力得到极大发挥。

张幼仪的精明、干练、勇敢逐渐显露，她找到了人生的支撑点，她自信地昂起头，靠着坚强和拼搏，闯出了男人都望尘莫及的事业。当她以一位干练的现代女性面孔出现在徐志摩眼前，徐志摩眼中的“乡下土包子”绽放出了迟来却异常夺目的魅力。

他曾这样称赞道：“（张幼仪）可是一个有志气有胆量的女子，她这两年来进步不少，独立的步子已经站得稳，思想确有通道……她现在真是‘什么都不怕’，将来准备丢几个炸弹，惊惊中国鼠胆的社会，你们看着吧！”

前半生的她将家庭视为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存在，她不管丈夫的鄙视，不埋怨丈夫的怠慢，已经蛰伏成一种卑微隐忍的姿态，却无法留住丈夫的心。当她卑微地乞讨爱情时，他不曾看清她埋下的脸颊，当她骄傲地昂起头颅时，却再也掩盖不住耀眼的光芒。从这时起，他才看清她的真正价值，他甚至骄傲地说“以她为荣”。

命运真是讽刺，也真是波折，当找到自己的那一天，张幼仪已经失去了太多东西。如果她能早一点儿懂得这些道理，是否就能有不一样的人生？青春已经不能重来，幸好，在错失了一些东西后，她还是找到了自己，找到了幸福。在1953年，张幼仪终于再婚，与邻居中医苏纪之结婚，一起度过了18年。

在相关的史料中没有对于这位苏医生太多的描述，不过可以猜想，他应该是一个不同于徐志摩这样性格的男人，因为几经世事历练的张幼仪知道，温文儒雅、懂得欣赏自己的男人才值得托付终身。

婚姻需要两个人互相欣赏，否则再怎样付出和忍让也换不来爱情。

张幼仪曾以沉静的语气，向侄孙女张邦梅讲述业已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往事：“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作爱的话，那我大概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用一种对方并不买账的方式去爱他，终究是徒劳。

张幼仪这样一个温顺、孝顺的女人在活泼飘逸、热情奔放的诗人眼里，就是呆板无趣、僵硬乏味。

爱情中，其实都是对自己爱的人百般呵护，对自己不爱的人万分残忍。

在很多不幸福的婚姻中，并非是因为妻子不够贤惠或是丈夫不够体贴。对于妻子来说，不是你把衣服洗得更干净、熨烫得更整齐，他就会更爱你，擅长料理家务只是能让婚姻幸福的其中一种能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得到对方的欣赏也是幸福婚姻的保障。要有高于爱情的第一理想，找到更好的自己，才是爱情的出路，才是自己的出路。

22岁之前的张幼仪在徐志摩的眼中平凡得几乎找不到任何特点，22岁后的她却用自己的成就彰显出自己独特的价值。

她不再是寄生虫、附属品，她是社会有建设性的一员，所以她的面孔独特而张扬、美丽而清晰。

张幼仪以自己的智慧完成了一次凤凰涅槃。

她也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世人，一个女人成长的史诗，一个女人要怎样才能彰显出自己的价值。

对女人来说，必不可少的素质并非美貌与风韵，而是能力、勇气，以及把意志化为行动的魄力。女人的自信来自于奋斗之后的或大或小的成就。人的本质是社会性的动物，人需要有伴，有族群认同，有精神交流，才会觉得安全、充实和开心。如果女人不去开展自己的事业，就斩断了自己同外界有效交流的机会，无法得到他人的认同，长此以往，自然会感觉孤独、失落。

女人只有通过尽情挥洒辛勤的汗水，在一次次的选择、失败、努力后才会变得更加强大、更加自信。

张幼仪终于能破茧成蝶，生活中所有的辛酸和悲哀变成前进的动力，最终，她赢得了世人的尊重。

她说：这一生，应该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事情了。

这样的自信不是哪个男人的离去、哪段感情的失败就可以使之消失的。

年轻时的照片中，她的眼神充满对未知的期盼和不安，而在她中年一张照片中，你能清晰地看到她眼神中的坚定，甚至有时刻洞察这个复杂世界的一丝精明，这是一个女人安身立命的基础——没有经过允许，再没人可以伤害自己。

静思小语

张幼仪用她的勇气和坚定让人看到了高贵的灵魂。她就像岁寒盛放的梅花，坚强而高雅。对女人来说，必不可少的素质并非美貌与风韵，而是能力、勇气，以及把意志化为行动的魄力。女人，做最好的自己后总是会被给予最厚重的敬佩。

吕碧城：我爱自己，没有情敌

她出生于没落的晚清，儿时就以诗扬名乡里，后来成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

她才华出众，成年后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女编辑；

她创办了京津一带最早的女子公学，为女性的整体觉醒播下了一粒粒希望的种子；

她留学美国，环游世界，阅尽世间繁华；

她把生命处处活得生动，所以，她一个人到地老天荒，也活得精彩。

她用经历告诉所有女人，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黄金剩女”的人生别样精彩。

民国时期的名媛照片，大多数都是姿态端凝，表情矜持，深情冷艳。可是，吕碧城的照片中却独有几分张扬神气，有人称之“花繁月圆的饱满，更有气定神闲的笃定”。

美丽分很多种，吕碧城自成一派。

在晚清落寞的光阴中，吕碧城度过了她不太愉快的童年。少年失怙，家产被夺，夫家退婚，后来又寄人篱下。

如果是一个脆弱的灵魂，也就在这命运的洪波中随波逐流了。

可她是吕碧城，她有超常的生命力、创造力，她习惯于把生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她的胆识气魄超于平凡女子。

吕碧城12岁时父亲去世，因女儿无继承遗产的权利，母亲和她们四姐妹饱受欺凌。族人霸占了家产，并唆使匪徒将吕母强行幽禁。

姐姐吕美荪的诗描绘过孤儿寡母当时的凄惨：“覆巢毁卵去乡里，相携痛哭长河滨。途穷日暮空踟蹰，朔风谁怜吹葛巾。”不甘被恶人欺凌，吕碧城四处求援，写信求助于父亲生前好友，终于，任江宁布政使、两江总督的樊增祥收到了吕碧城言辞恳切的求助信。有权势的贵人施以援手，终于让吕碧城一家渡过难关。

后来寄居舅舅家也是尝尽寄人篱下之苦，20岁时，吕碧城打算和方君之的夫人一起去探访天津的女学，舅舅不满意一个女子不安于传统，大加指责。受不了舅舅的临行骂阻，吕碧城年轻气盛，竟身无分文跳上了去天津的火车。

来到天津才知没有钱财傍身寸步难行，她只能写信求助于早她一步来到天津的方夫人。幸运的是，吕碧城的手柬无意中被《大公报》主编英敛之看到，过人的文笔和清秀的笔迹让英敛之意识到这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年轻人。他同方夫人一同与吕碧城见面，听闻她的经历、见过她的谈吐后，更加欣赏这个有胆识、有才华的女子。

于是，英敛之将吕碧城所作的《满江红·感怀》发表于《大公报》。晦黯神州，欣曙光，一线遥射，问何人，女权高唱？若安达克。雪浪千寻悲业海，风潮廿纪看东亚。听青闺，挥涕发狂言，君休讶。幽与闭，如长夜。羁与绊，无休歇。叩帝阍不见，愤怀难泻，遍地离魂招未得，一腔热血无从洒；叹蛙居井底愿频违，情空惹。

英敛之随后在《大公报》刊载了一篇《读碧城女史诗词有感》，对吕碧城诗中表达的感情进行深入解读和赞赏，以文学的方式对其大加肯定：“吾中国古亦多才女，而惟以吟风弄月，消耗其岁月者，盖上无提倡实学之举，故皆以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今国家如提倡女学，将来女界之人才，当必可观，此所谓时势造英雄也。”

随后吕碧城又在《大公报》接连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女权与女学的文章诗词，慷慨高歌女权，言辞间有横刀立马的气概，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她不但成为了新女性们的向往和仰慕，众多文坛男子也是众星捧月，常常写诗附和，出现了“到处咸推吕碧城”的盛况。

以过硬的文笔横空出世，将见识与才情一并倾注笔端，吕碧城有不输男人的显赫成绩。

成名之后，吕碧城并未沉迷于已有成就。这个张扬女权的精神风骨的女人自然希望有更多作为。

英敛之早有想法创办女校，于是吕碧城成为了这项事业的负责人。

后来，22岁的吕碧城还出任由天津公立女学堂改名的北洋女子公学校长。

吕碧城推广新式女子教育不遗余力。她针对中国传统女子的特点将中国的传统美德与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结合起来，增加西方的自然科学的课程，以“开导女子普通知识，培植后来师范，普及教育为宗旨”，培养了很多女性文化名人。邓颖超、刘清扬、许广平、郭隆真等，都是在这里学习成长的。

中国女性的整体觉醒，始终有吕碧城的功劳。即使有这样的成绩，吕碧城还是没有止步于已有成就。

“学而优则仕”是中国读书人的梦想，确切地说，应该是中国男人的梦想。吕碧城在文学领域以及教育界的成就让她声名远扬，也有了一次参政议政的机会。吕碧城曾被袁世凯聘为总统府秘书，虽无太多政治成就，但曾有过参政的尝试，吕碧城也算多了一项人生体验。

她于1915年辞职，此后不再涉足政界。

吕碧城后涉足商界，竟让她赚得钵满盆盈，收益丰厚。她常常谦虚地说自己“略谙陶朱之学”，总之，就算得益于宽泛的人脉也确实让她有了享受生活的资本。

吕碧城衣食住行样样考究，自建的小楼金碧辉煌，陈设华丽。她平日身着欧式衣裙，曾拍过一张照片，胸绣孔雀翎、头戴翠羽，风姿绰约。

“吕碧城放诞风流，有比诸《红楼梦》中史湘云者。且染西习，常御晚礼服，袒其背部，留影以贻朋友。擅舞蹈，翩翩作交际之舞，开上海摩登风气之先。”

吕碧城旅游，跳交谊舞，穿西式裙装，学习英文，然后就开始到各国游历。她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文学与美术，将看到的国外的新鲜事物发表在上海《时报》上。

在纽约时，她长期入住豪华酒店，又因为气质高贵、衣着考究，交往的也是当时名流，所以，常常被认作东方公主。

曾有名人这样形容吕碧城：“以一弱女子自立于社会，手散千金不措意，笔扫千人而不自矜。”

她曾捐十万巨款给红十字会，战争时也常常挥资赈灾。

她将人生的每一步都走得风生水起，当把生活过到极致，也就勘破了世事和繁华。

1930年，她皈依佛教，撰写了大量佛学著作，也翻译、印刷了许多佛经。

1943年，61岁的吕碧城在香港九龙辞世。

吕碧城虽然未曾有过婚姻，却不妨碍人生的精彩。

她的魅力与才华曾使她成为名流才俊争相追慕的对象。

但是她却这样说：“生平可称心的男人不多。梁启超早有家室，汪精卫太年轻；汪荣宝人不错，也已结婚；张謇曾给我介绍过诸宗元，但年届不惑，须眉皆白，也太不般配。我的目的，不在钱多少和门第如何，而在于文学上的地位，因此难得合适的伴侣。”

这就是吕碧城的“不将就”。

“黄金剩女”没有婚姻羁绊，却履迹处处精彩，步伐足够逍遥。她的一生，活给自己。

在日内瓦湖畔居住时，她写道：“斗室精妍，静无人到，逐日购花供几，自成欣赏……虽闭户兼旬，不为烦倦。”

世间能有几人可以阅尽世间繁华，又可以享受没有凡事干扰的平静？

她奢华时，从无人非议，因为她的财富凭自己创造。她皈依时，旁人诧异，而于她自己，世间一切繁华已没有诱惑。

曾文采恣肆征服万人，成为第一位女主编；曾呕心沥血创办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女子公学的女校长；曾试图从政，成为袁世凯的秘书，曾跨界经商赚得奢华资本；曾游历各国亲历人间美好，最后皈依佛门，享受最后的宁静。

她哪有精力去纠结感情人心？财富上不需依靠男人，感情上不需男人满足，灵魂不需男人引领，她彪悍的人生不需要男人来点缀，这才是“剩女”的典范。在吕碧城这里，婚姻对于女人已不再是刚性需求。

不是找不到，是没人可以匹配。

她不躲藏在婚姻背后，给自己脆弱的理由，她也不容忍自己懒惰，放弃自我丰富的机会，她宁可是自己而不是婚姻羁绊住前行的脚步，她要亲力亲为地承受人生重压。

她素雅温柔时，如江南温软的春雨，滋润一树花开；她清丽率真时，如绿杨芳草、桃柳抽芽般轻灵；她洒脱坚忍时，又如陈年佳酿般浓烈。那由天马行空般的灵感而迸发出的生命能量赋予了她强烈的个人魅力，使她成为一颗不夜的明珠，光芒四射，熠熠生辉。她的目光始终朝向高远的外在世界，让生命得以升华，让灵魂得以丰盈。

能够在岁月的长河中留下不可磨灭的身影，并非是因为她美丽的外貌、优雅迷人的气质，而是因为她让我们领略到女人的强大和“剩女”的美好前景。

不去依靠谁，自然不用取悦谁。

不用将生命的希望寄托给谁，也不用害怕苦心经营的幸福毁自于谁。

她只爱自己，没有情敌。

不做别人人生的配角，全力实现自己的快乐。

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每一天过得充实而有意义，这比起那些为了结婚而将就出嫁的女人要快乐得多。

静思小语

生命是一段需要全情投入的旅程，认真地生活，不断修炼自我，才能真正感觉到时光的无悔和人生的意义。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精神领域的建构，这样才能超越琐碎和庸俗，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向上，才能洞悉一切，散发出成熟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