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逆境共处的智慧

她们被称作名媛，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出身高贵。在任何人生境遇下都能迸发出的生命能量才赋予了她们强烈的个人魅力，也许每一个可以在暗夜中行走的人，无一例外都有一颗隐忍、丰沛之心。安逸时从不受宠若惊，困顿时从不大呼小叫，顺境逆境都是风景。

命运不过是一场随遇而安的旅行，常有风寒阴霾的苦砺，可是没有哪一种痛苦是单为谁准备。当岁月的伤痕与生命的苦难不期而至，有人沉溺于悲痛不能自已；有人不堪重负从此心底投下浓重的阴影；有人将种种苦涩化为唇边云淡风轻的一朵微笑，然后，用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去抹去时代的艰辛、岁月的风尘。

郑念：用坚强抵御生命的无常

她的生活曾风和日丽：名校毕业，留学英国，家世优越，供职外企，婚姻美满，女儿聪慧；

她的生活也曾乌云压顶、身陷绝境：中年丧夫，七年监禁，晚年丧女，九死一生；

65岁时，她定居国外，积极生活，即使容颜老去，眼神却晶亮幽邃；

94岁时，她孑然一身，寂静离去，带着万般磨难后的勇气与尊严。

郑念出生于北京，父亲曾留学日本，后任北洋政府官员。她是一个成长在开放西化的家庭的知性女子，在南开女中就读时，她曾因美丽的容貌与不凡的谈吐修养四次登上《北洋画报》的封面，成为那个年代一道迷人的风景。

郑念原名姚念媛，改名是为了追念早逝的丈夫。她与丈夫郑康祺相识于英国，两个人同在英国伦敦留学，郑康祺虽不是世家出身，但是为人勤奋努力、博学多识，因此郑念完全不理会所谓门当户对的传统观念，毅然与其结为伉俪。丈夫并未让她失望，完成学业归国时，因为自身的学识和能力，郑康祺成为了一名外交官，被派往澳大利亚使馆。那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但是郑念一家并未遭受战争之苦，在澳大利亚平静地生活了七年，其间，家里还多了一位新成员，唯一的女儿出生了。1948年之后，夫妻二人回到了中国，定居上海，郑康祺在上海继续担任外交官，后来转任壳牌公司上海办事处总经理。这期间，她的生活依然精致优裕，不用为金钱及生活琐事所累，饮食起居有仆人和厨师，自己又有雅致的情趣，多年的旅外生活让她更乐于与外国友人交往，她平日读书看报，虽优越却不张扬，她爱穿旗袍，古典沉静又有些魅惑性感。

1957年郑康祺突然患病去世，对于丈夫的离世，郑念的痛苦自不必多说，但作为一位新女性，她知道如何走出这样的阴影。她接受了壳牌公司邀请，成为新任总经理的助手。这并非是因为她是前任经理的遗孀才获得工作机会，更主要的是，她有熟练的英语交流技能以及被西方世界极为认可的文化气质。而工作对于她来讲也并非为了谋生，郑念不但家产丰厚，国内外银行的存款也数以万计。工作的忙碌也许可以让她忘记亡夫的痛苦，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的毕业生，这份工作自然完全可以胜任。从1957年到1966年，虽有时偶感孤立无援，但波澜过后，她依旧把自己和女儿的生活照顾得很好。

她的女儿郑梅平虽然出生在国外，从澳大利亚回国时已经6岁，但显然，她更多的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动荡刚刚开始时，郑念曾有机会去香港，可是，在征求女儿意见时，女儿却不肯离开，郑梅平遗传了母亲的基因，外貌极其漂亮，她在中学就经常演戏，后来在电影厂工作。“文革”开始时，她在文艺小分队，经常到各地演出，她在演出时还经常同当地人一起劳动，在这样的生活中她感觉到充实满足，因此不愿意离开，而郑念自然不肯放心把二十二三岁的女儿独自留在内地生活，因此她没有申请马上去香港。正是由于一个母亲对于女儿的尊重和顺从，让她们的生活从此进入严酷的黑夜。

郑念曾在英国留学，后又长期供职于外商公司，因此她被指控为英国间谍，并开始被疯狂猜疑和漫长迫害。家庭遭到洗劫和摧毁，陈设的明清古董被砸烂，连住的床铺都被搬走，最后，她被关进单身牢房，一待就是六年半，经受过无数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在狱中，郑念首先面对的是如何反驳对于她里通外国、为英国人充当间谍罪名的指控。本来就是莫须有的罪名，没有任何证据，只不过审讯人员气焰无比嚣张，他们觉得这样完全可以让一个柔软的女人承认自己的“罪行”，可是这个女人却用无可辩驳的道理将质询她的审讯者弄得哑口无言。审讯者无法从精神上制服她，自然气急败坏，于是她便遭受到殴打、饥饿、病痛的折磨。她曾经被手铐反扣很多天，双手血迹斑斑，每次如厕后欲拉上裤侧的拉链都痛如刀割，她却没有一次因为疼痛而衣不遮体。当有人好心劝她用放声嚎哭来博取同情，她却说：“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才可以发出那种嚎哭的声音，这实在太不文明了。”

日复一日的审讯让她有些筋疲力尽，还有极其简陋的房间、阴暗的光线、杳无音信的亲人，这些都让她感到有些绝望，她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如果我失去清醒思考问题的能力，那要比头发大把脱落、牙龈出血和体重骤减更使我害怕。”

她知道一个人如果被消磨掉意志才是最大的酷刑，不管外部环境是如何严酷，自己都要保持头脑清晰。于是她背诵唐诗、毛选来保持不服输的斗志。李子旸在《郑念以及她的上海生与死》一文中写道：“古典人文教育确实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东西。接受过这种教育的人，即使没有专门研究过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也自然会对人的权利、尊严的体验和珍视，有对自由和正义的向往，有对邪恶势力的天然厌恶和警惕。他们中的杰出者，如郑念，还会因此而具有对抗邪恶的无尽勇气和坚定决心。”

这样的努力和坚持还是让她看到一点儿成绩，在交代材料的底部，落款是“犯罪分子”，郑念每次都不厌其烦地在“犯罪分子”前面加上“没有犯过任何罪的”这几个字。在多次重写交代材料以后，再给她的纸上终于不再有“犯罪分子”这个落款了。

在狱中，她隐隐约约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女儿从没有来探望她，这绝不仅仅是要划清界线这么简单。她缜密的思维怎么可能猜不到女儿是出现了意外？只是，作为母亲的她不愿相信这样的事实，直到出狱后，她才知道，女儿已在她入狱期间被毒打后坠楼身亡。

相信这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伤痛能苦于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郑念并不是那个时代唯一的受害者，但她可能是最坚强的那个。1980年，郑念离开上海前往香港，后定居美国。已经六十几岁的她，身体经过多年在狱中的折磨因此总是疼痛难忍，尤其是关节的疼痛。但她积极地适应在美国的生活，自己开车，去银行，写书，演讲，94岁时因肾衰竭辞世。

从郑念年轻的照片看来，确实不负美女的盛名，而看到她头发花白时的照片，你才真正会惊叹于岁月在一个美丽的女人身上留下的优雅。

她幽邃晶亮的眼中有提防外界的警觉，有坚不可摧的强硬，有无所不知的睿智，有看淡一切的从容。

也许正如福楼拜所说，一位真正的贵族不在于他生来就是个贵族，而在于他直到去世仍保持着贵族的风采和尊严。郑念用自己一生的经历向世人诠释了一个名媛的所有内涵。

生活的价值不来源于男人，不来源于物质甚至不会受外界各种阻力的羁绊，绝不用泪水和软弱背叛正确的价值观念，也不用“不文明的大声嚎哭”去获得同情。在反抗外部环境的压迫无果时，不断丰富自我来获得生活的意义，再黑暗的时光她都可以看到生命的希望。

也许每个人随时都要承受命运突如其来的考验，生生不息的变幻让人措手不及。或许就是在这一瞬间，心灵的卑微与高贵便呈现出不同的姿态，愚钝者，改变自我去迁就一份貌合神离的情感；睿智者，参透了生命的真谛，去焕发生命不竭的光彩。

郑念说：“如果我失去清醒思考问题的能力，那要比头发大把脱落、牙龈出血和体重骤减更使我害怕。”这是一个强者的姿态，也是一个智者的心声。没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怎么能在纷繁的世界中不随波逐流，不仓皇失措？如果她没有用理智的头脑看清动乱终会终止，公平必将到来，她又怎能在苦难中坚守？而这一分理智、这一分清醒又来自于哪里？

早年留学国外开阔了眼界、年轻时认真读书，就是在狱中，郑念还坚持背诵唐诗、毛选。所以说，没有一分生活智慧是与生俱来的。千万不能轻视知识的力量，也不要对学习有任何懈怠，内在的积累越薄弱，外界环境的影响越巨大。没办法用坚定的内心去面对多变的环境，人才会越来越不快乐，越来越不自由。日复一日，一件琐事都可能是压倒你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生活变作负担而不是乐趣，这就是对生命亵渎。而只有积极地活着，才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

郑念在安逸时从不受宠若惊，也不曾傲慢骄纵，困顿时从不大呼小叫，依然保有自尊。当岁月的伤痕与生命的苦难不期而至，也许人生最大的勇敢之一，就是经历伤痛之后，还能保持自信与能力。

所谓精神贵族，也许说的就是这样一分从容。

里希特有一句名言：苦难犹如乌云，远望去但见墨黑一片，然而身临其下时不过是灰色而已。也就是说，苦难也好，逆境也罢，都并非我们想象中那么难以跨越。当生命中的遗憾我们无法绕过，也无法逃避时，不如想办法突破生活和命运的樊篱。

就将生命当作一场随遇而安的旅行，不管是顺境逆境都当作是风景。用积极向上的心态去面对人生，自然可以打破一切烦恼、忧虑的屏障。只要心存美好，坦然面对，总会看到想看的风景。

静思小语

也许每个人随时都要承受命运突如其来的考验，生生不息的变幻让人措手不及。或许就是在这一瞬间，心灵的卑微与高贵便呈现出不同的姿态，愚钝者，改变自我去迁就一份貌合神离的情感；睿智者，参透了生命的真谛，去焕发生命不竭的光彩。

潘玉良：在流言蜚语中成就传奇

她曾是芜湖迎春坊的一名雏妓，出身贫寒，地位卑贱；

她也是芜湖新任海关监督潘赞化的小妾，得以赎身，跳出火坑；

她幸运地接触到绘画，人生从此别有洞天；

她曾两次远渡重洋，在巴黎从事艺术活动达50多个春秋；

她是一代画魂，享誉中外；

她曾因为出身遭到轻视，只能与丈夫长久分离；

她倾尽毕生心血和精力，在艺术的世界成就不朽；

她用她坚韧的灵魂演绎了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逆袭人生。

很多影视作品总是会把潘玉良改造成绝色佳人，于是，她之后的一切成绩也似乎理所当然，理所当然会有人英雄救美，理所当然美人就有大智慧，而美人的故事总是更能拨动看客的神经。

可是当你看到潘玉良的照片，你会发现，她相貌平平，苛刻一点来说，她的五官甚至有些丑陋。而她的人生本来就不是以相貌取胜的。

她在生命历程中，能取得如此成就，是因为有坚不可摧的灵魂，她幸运地找到了自己最了不起的特长，并为此付出极大的辛苦和努力。她从最黑暗的社会底层去仰望生命的曙光，她挣扎，渴望蜕变，她用高超的笔触去探寻生命的神秘，并最终找到灵魂的寄语。

同民国时代众多名媛相比，潘玉良有着太多的与众不同。她出身卑微，曾在妓院生活的经历让她饱受争议。

1895年，潘玉良出生于江苏扬州，这个山清水秀的风景胜地并未给这个女孩太多的安逸。在潘玉良出生不久，父亲病故，8岁时母亲也撒手人寰。父母的双双离世让还未成年的女孩从此无依无靠。无奈，投奔于舅父家寄人篱下，舅父却沉溺于赌博根本不想承担这个额外的负担，并常常在赌输之后对她拳打脚踢，将所有的烦闷发泄在这个无辜女孩身上。潘玉良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了5年。13岁时，嗜赌成性的舅父从她身上看到了“财源”，于是将她骗到安徽芜湖，卖给那里的妓院。

在这样一段童年生活的经历中，没有丝毫的温暖、幸福快乐可言，有的只是悲惨和不堪。在那么多关于潘玉良的童年资料中，很少有她对于那段生活的回忆，那些“孤独”“难过”之类的主观词汇很少出现，资料中记述她很小就这样生活，仿佛她有与生俱来的能力可以承受这些苦难，因为，她之后要承受的比这些还多。

虽出身贫寒，但潘玉良性格倔强，绝不愿卑微。在妓院的生活，如果她肯顺从，说不定会比在舅父家好得多，但她不想过这样的生活。虽然年纪不大，但她却有超越年龄的成熟，她看到妓院的女人虽然衣食无忧，可是出卖灵肉被迫顺从的生活更是悲惨，女人在这里要谄媚讨好，同不喜欢的人甚至是十分厌恶的男人逢场作戏，也许别人可以为了温饱而妥协，但是潘玉良却拼命反抗。

于是，她开始看准一切机会想要逃出妓院，可是妓院已经有太多处理逃跑妓女的经验，尝试几次不但没有成功，还得遭受一次次的毒打。她还曾经上吊，自毁容貌，种种极端行为也没能改变现状，对于妓院来讲，从她来的第一天起，就没有了普通人的自由，她的任务就是成为一个赚钱的工具。潘玉良不得不听从安排，学一些吹拉弹唱的技艺，以取悦寻欢作乐的客人。长相平庸的她，却显示出不一般的艺术天赋，她不爱唱吴侬软调，却爱唱京戏，尤爱唱黑头、花脸，这在当时的花荫柳巷中无疑是一种豪举。

就是这样一段她想尽办法摆脱却无能为力的妓女生涯成为了无数人讽刺她的根据，在她进入高校学习美术时，有人退学，声称“誓不与妓女同校”。她的《人力壮士》作品展出时，被写上“妓女对嫖客的颂歌”。相比人生的众多苦难，世俗的偏见恐怕最让人难以承担。

能从妓女的身份变作一代画魂，潘玉良最感谢的，就是丈夫潘赞化。如果没有潘赞化，她怎么能有机会将脂粉化为油彩，重新涂抹自己的生命？

两人的相遇，仿佛命中注定。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17岁的潘玉良轻拨琵琶，将早已烂熟于心的曲调珠圆玉润地唱出，这曲《卜算子》古调格外能唱出她的心声，词中倾诉的被迫堕入风尘的无奈，不正是自己的心声吗？这份哀怨在厅内婉转回荡，也拨动了一个男人的心弦。

这天的客人是海关监督潘赞化，因为来芜湖上任，当地乡绅富豪为他接风宴客，特地找来潘玉良弦歌助兴。潘赞化早年有过留学日本的经历，也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追随蔡锷参加护国运动，后来告别军旅生涯，开始从政。听到如此辛酸悲凉的唱腔，他便在席间同她有了几句交谈，只是寥寥数语，他们便惺惺相惜。因为这样一位懂得民主、自由的人听得出这位歌女演绎的是渴望幸福和自由的旋律。

乡绅富豪看出端倪，便赶紧顺水推舟将潘玉良作为他们孝敬监督的礼物送进了潘家宅邸。

对于身处这样环境的很多妓女来讲，每一个客人都恨不得是自己可以抓住的救命稻草，如果能替自己赎身，就可以离开这个人间地狱。没有人喜爱这卖娼营生的日子。可是潘玉良却很少将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这些嫖客身上。

在潘赞化的府邸，对于身世，对于生活，两人必定是做了很深的交谈，以至于潘赞化越发欣赏这个与众不同的女人。一个男人为了一个妓女赎身并不稀奇，因为，通常这样的女人都有美艳的外表。可是，潘玉良不过相貌平平。能吸引潘赞化的，应该是那个曾经历无数苦难却依旧倔强的灵魂。当他说出要救她于水火之中时，让他惊讶的是，潘玉良没有感激涕零的狂喜，只是说：“乡绅富豪把我送来，您虽是好意救我，却欠了他们一个人情，日后必将有不得已却不得不回报他们人情的时候。”她不愿因为自己令别人为难。

潘赞化听后，也更加欣赏这个与众不同的女人。

不久，潘赞化替她赎身，并在陈独秀的证婚下，与她正式结成伉俪。

潘赞化在乡下是有一个原配夫人的，作为受过“五四思潮”影响的年轻人，他从不曾打算纳妾，遇到潘玉良也是因为感情特别投缘才希望能一起生活。而乡下的夫人非常不愿意自己的丈夫娶一个妓女出身的小妾，生活中，对潘玉良也就诸多刁难。

三个人的生活也时常波涛暗涌，并不十分愉快，于是，后来有机会，潘赞化带着潘玉良从芜湖来到上海。

在上海，潘赞化经常在外面奔波，潘玉良待在家里无意间看到邻居作画觉得很有兴趣。这个邻居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教授洪野先生，绘画水平很高。当时潘玉良并不懂得绘画艺术，就是偶尔跟着临摹涂鸦，画起来也有模有样，这样的天赋被陈独秀发现，他就劝说潘赞化让潘玉良去跟着洪野先生学画，潘赞化也开通明理，自然赞同。于是，潘玉良就这样成了一位绘画教授的学生。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她有机会用油彩重新涂抹自己的人生。

在接触到绘画后，潘玉良的潜质迅速被激发，绘画水平也飞速提高，她希望能到正规的院校学习，于是在丈夫潘赞化的鼓励下，潘玉良报考上海美专。

对潘玉良来讲，考试并不难，入学却遭遇了最大的困难。

入学考试时，她的成绩最好，可在发榜时，却并没有她的名字。当时美专的教务主任考虑到美术学校的特殊性——时常有人体绘画，在当时已经很不被众人理解，经常受到社会各界的攻击，若再接受一个妓女出身的女子，会引起更大的风波，就没有录取她。爱才心切的校长刘海粟却顶着社会压力，提笔在榜上添上她的名字——就这样，潘玉良成为上海美专的第一个女学生。

在上海美专，她学习刻苦，因为这样的学习机会来之不易，而绘画也成了她最痴迷的爱好，她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绘画当中。

在三年的学习中，她接受的是基础的绘画练习，进行了大量的素描、速写和写生。她最感兴趣的，对她来讲也是最有挑战的，应该是人体。由于当时世俗的观念还不能接受裸体绘画，模特很少，她为了更好地创作，有时就去浴池观察，这也常常遭到非议，不得已，她就常常在家里，插好门窗，拉上布帘，坐到穿衣镜前，给自己当模特。在这样的练习中，她逐渐地提升了创作水平，在她所画的裸体中，仿佛能触摸到肌肉的弹性，能感觉到血液在皮下流淌，当她的习作在学校中展出时，因为超越常人的水平曾引起一时轰动。

随之而来的，自然有一些非议和诽谤。有人开始用她的身世做文章，又因为她所从事行业的特殊性，更是招惹得污言秽语漫天飞扬。她又一次感觉到前从未有的压力，这样的压力，不是靠一己之力就可以摆脱的，随着她名气的变大，压力也随之增大，她预感到，这会影响她的创作。

幸运的是，她的丈夫一如既往地支持她。这样的支持是发自内心的信任，更重要的是，他愿意创造一切有利条件帮助她成长。

刘海粟曾对潘玉良说过：“西画在国内的发展受到很多限制，毕业后还是争取到欧洲去吧！”潘赞化也认为要使潘玉良真正有所成就，就得帮助她摆脱这个令人窒息的为封建思想所包围的恶劣环境。当时恰逢留法勤工俭学之风兴起，潘赞化千方百计地通过安徽省教育厅为她取得了官费留学的名额。于是，潘玉良远渡重洋，开始了第一次欧洲之行。

这一走，竟去了七年。这七年里，她在艺术上有了更大的长进。

她先后师从达仰、布佛莱教授和西蒙教授学画，同徐悲鸿一道在艺术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很快，她的作品得到了国外艺术家的认可。1927年，她的油画《裸女》入选罗马国际艺术展获得金质奖章。

她的同学徐悲鸿曾这样评价她：“夫穷奇履险，以探询造物之至美，乃三百年来作画之士大夫所决不能者也……士大夫无得，而得于巾帼英雄潘玉良夫人。”

于是，曾经历经磨难的孤女在一点点地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而对她付出最多的，还是那个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默默给予她最大帮助的，也是她唯一的亲人——潘赞化。

学习和生活的费用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潘赞化的经济收入已远不如从前丰厚，但是他从未表现出半点儿为难。

于是，终于等到那日，她学成归来，衣锦还乡。

可以想见，久别重是如何欣喜。七年的分离足以考验一对夫妻。没有疏离，没有隔阂，潘赞化开心，因为她归来，更因为看到她的成长，他对她的感情早已超越爱情，他从不求福德一致的回报，他更像是她至高无上灵魂的伴侣，竭尽所能地为一个追寻自由与美丽的灵魂提供无限的空间和可能。

而对于潘玉良来说，除了乐于在绘画艺术上寻求美与自由之外，回到中国，她希望能同丈夫团聚，享受家庭的温暖，并能学有所用，将欧洲吸收到的精髓授予祖国的学子。于是，她接受导师刘海粟的邀请，回到上海美专任教，之后还被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聘为教授。

但是，纵使她百般努力，世俗始终不愿放过她的难堪。

1936年，潘玉良举办个人画展，她的作品仍是以人物为主题，尤其是那幅《人力壮士》，是结合当时日本侵华的背景悲愤而作：一个裸体的中国大力士，双手扳掉一块压着小花小草的巨石，岩石下脆弱的小花才得以绽露笑脸。

她不能凭一己之力改变祖国的命运，但是，她希望用自己心中的激情和画笔下迸发的千钧之力来激荡起国人奋起的决心。

奈何，少数国人沟渠般狭窄阴暗的心灵丝毫映衬不出她如明月般殷切的希望之光。

在即将开展之时，有人蓄意破坏画作，还留下一张字条：妓女对嫖客的颂歌。

这污蔑带来的伤痛远比曾经受过的任何责骂毒打都来得惨痛。

她千辛万苦，只身一人远赴他乡，全身投入艺术创作，只为找到生存的尊严。在异乡她获得了认同和尊重，满心欢喜回到祖国，却被伤害得体无完肤，尊严被无情践踏。

对于潘玉良来说，自始至终，不管身份为何，自尊为大。

所以，她只能逃到一个允诺她获得尊严的地方，一个可以埋葬过去的地方，一个不再有歧视和诽谤的地方。

潘玉良选择了巴黎，在那里，她决定做一个“三不女人”：不谈恋爱，不加入外国籍，不依附画廊拍卖作品。能做到这三点的女人很多，可她一做，就是40年。

不依附画廊拍卖作品，是因为她希望自己有更多的独立创作空间。

她专注于艺术创作，也进行了很多艺术创新。虽然在她的艺术创作中更多的是采用西方技法和文化，但是，她源于内心强烈的难以泯灭的民族意识让她逐渐尝试把中国画中的线引入油画创作中，在色彩处理上也更具主观倾向。

于是，她用她与众不同的经历和性格，倾毕生心血和精力，用独特的女性身份追寻一条不同寻常的艺术之路，成为20世纪前期最为突兀，也最具代表性的女性艺术家。

即使你对绘画艺术并不精通，对于艺术鉴赏也并不专业，但是，你却依然可以感受到她画中蓬勃的生命能量。她毫不遮掩对于女性裸体的歌颂，她酣畅泼辣的笔触总能绽放出别样的精彩，有人说，画中人并非现实所有，不过是她用想象构筑起的理想之物。

在她独享艺术世界的自由与美好的同时，现实生活的窘迫也让她举步维艰。

1940年，纳粹的铁蹄践踏了巴黎，潘玉良唯一的画室也没了，生活早已入不敷出，难以为继。

也许是上天眷顾，在她最困难的时候，总是有人愿意无怨无悔地伸出援手。

在她狭窄的朋友圈中，就有这样一个默默支持她的朋友。他叫王守义，曾同周恩来、郭隆真、傅钟等一批留法学生共同在巴黎学习，后来准备回国与一些爱国志士一起抗日，却遭到国民党驻法国组织的追杀。王守义一度到瑞士避难，后来重回巴黎，就和同乡开了一家中餐馆。

在结识潘玉良后，他常常照顾这位只知创作不顾生活的画家。

在她饥寒交迫、食不果腹时，他送来面包和咖啡；画室漏雨无法作画时，他就买来材料修葺屋顶；她独自创作没有灵感需要与朋友接触扩大艺术视野，他就帮忙举办艺术沙龙，竭尽所能地为她提供一切帮助，让这位天才的画即使在最落魄的岁月里，也没有停止追寻艺术的脚步。

潘玉良的绘画和雕塑作品逐渐在法国引起轰动，曾被法国教育部、美术馆和博物馆收藏，也获得了法国金像奖、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艺术圣徒奖等多项奖项。

1954年，法国曾拍过一部纪录片《蒙巴拿斯人》，作为片中唯一的一个东方人，潘玉良成了这个地区著名的文化名人。

这时，距离她第二次离开中国已有十多个年头。在整日忙于创作之余，她怎能不思念家乡的亲人？她走时中国一片腥风血雨，到了巴黎后，也与潘赞化失去了联系，直到1952年才收到潘赞化的来信，信中丈夫告知自己的近况，他已在安庆居住，并任安徽省文史馆馆员之职。丈夫在信中自然希望她早日回国团聚，多年漂泊在外的她也是归心似箭，可是当时原定要举行画展，她打算完成后回国，而等到这一切就绪时，事情又出现变故。潘赞化在后来的信中和她说起，儿子潘牟（潘赞化大夫人所生）被打成“右派分子”，潘玉良也并不适宜此时回国。潘玉良只得再等时机。这一等，又是十年。1964年，中法正式建交。王守义给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写信，辗转打听到潘赞化的消息，结果让潘玉良悲痛欲绝。早在1959年，潘赞化就已撒手人寰。潘玉良期待已久的与潘赞化团圆的美梦彻底破灭。

她一生中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感到孤独和寂寞，潘赞化在她的心中的分量不言而喻。

65岁的她，忧郁成病。

这就是她的爱情，不同于俗世的模范夫妻那样举案齐眉、白首相依。几十年的分离，他们将热情悄悄地埋藏心底，她为尊严，他为成全。

他在她心中永远精神奕奕，一如当初救她于水火之中般英勇潇洒。聚少离多也不曾冲淡百般深情，阴阳两隔也必定不会使这感情有半分消减。

虽然他已离去，她依旧想重回故里，以解乡愁。她写信给儿子，希望可以办理好探亲手续，带着作品荣归故里，却只可惜，夙愿终究未了。再等到合适时机时，她已百病缠身，无法远行。

1977年7月22日，潘玉良在巴黎逝世。

临终前，她向最好的朋友王守义交代了三个遗言：第一，死后为她换上一套旗袍；第二，将她一直戴着的镶有她跟潘赞化结婚照的项链和潘赞化送给她的临别礼物怀表交给潘家后代；第三，一定要把她的作品带回祖国。

项链和怀表她贴身珍藏了40年，银壳怀表是蔡锷将军送给潘赞化的珍贵礼品，潘赞化在分别前送给潘玉良当作临别纪念。而项链中系有新娘、新郎照片同心结，是两个人爱情的信物。

王守义不负重托，认真帮她完成遗愿，只是，他虽尽所能，却还是没能将她的作品带回中国。

2014年，潘玉良1946年的作品《窗边裸女》在保利香港春季拍卖会中举槌。画作以2000万港币起拍，后又经五轮竞价，最终以3453万港元的成交价卖出。

这样高昂的价格应该是世人对潘玉良艺术成就最大的认可。不再耿耿于怀她身世的不堪，没有了当时偏见和嘲讽的有色眼光。世间并不全是狰狞的人性与污秽的眼睛，多年后，人们从她的画作中感受到一种蓬勃的生命状态并为之而感动，那一条条水墨勾勒出的精湛铿锵的线条，所描绘出的体态如地母一样的健壮的女体，从容而优雅，冲淡了人性的无知和丑恶。

在世间纷扰的嘈杂中，总有人愿意在别人的人生中指指点点，他们喜欢躲在阴暗角落窥视，然后抓住一切机会去诋毁别人的成绩。千万不要迷失在别人的评价里，而是要对自己保持最基本的信任，相信自己的价值，相信自己的梦想，更要懂得抓住梦想绽放的瞬间，成就一个更精彩的自己。

静思小语

即使对流言和诽谤伤心不已，她也从未因此放弃人生，即使容貌不娇媚，她身上所散发的魅力依旧，这是因为她用一种更为超拔的视角去审视自己的人生。她知道只有梦想的实现才可以让人生绽放不一样的光彩，生命才能有不一样的活力，而她才可以跳出并超越别人为她设置的人生陷阱。

郭婉莹：有忍有仁，精致有fun

她是上海的金枝玉叶，家族掌管上海永安百货公司，她从小锦衣玉食；

她不骄纵，有理想，她的理想是过“有fun”的生活，读书、择偶都以此为准则；

她尊重的是一个人在生活中的权利，她享受的是生活带来的每个乐趣；

她在动荡的岁月中经历了可怕的事、危险的事、伤心的事，可是她并未大呼小叫；

她流淌的是真正贵族的血，具备嵌入骨髓的优雅；

她身上有着任何困苦际遇也颠扑不破的精致；

她是真正的贵族。

郭婉莹大多数时候都会被叫作Daisy（戴西）。

戴西是她的英文名字，她从小在澳大利亚生活，6岁时，全家搬到了上海，她的父亲是上海永安百货公司创始人。在旧上海，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代表着最新的商业业态，其中，上海永安百货公司最负盛名。

作为郭家四小姐，自然从小锦衣玉食，一切应有尽有。她们家住在一栋西式带花园有鲜花会客厅的大房子里，这里还经常举办晚宴舞会，她就像是生活在城堡中的公主。

郭家的财富经常被人觊觎，所以，家里都避免让儿女在公共场所出现，她们只有很少的机会公开社交，她们的朋友差不多就是宋家的儿女。宋子文每天都在这里进进出出，宋美龄和郭家二姐姐波丽形影不离。戴西的朋友不多，有时她也渴望去学校结识更多的朋友。

11岁时，戴西进入中西女塾读书。在这里，她接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

中西女塾是一所美国基督教女子中学，宋庆龄和宋美龄都曾在这里就读。戴西读书时，她们都已从这里毕业。贵族化的学习风格始终不变，这里面对上海上层阶级的女儿，注重培养的是学生的综合素质，成就一个年代名媛的淑女名誉。这里英语授课，教材也是选用全套美国教材，课程设置有音乐、体育、科学等科目，除了这些理论知识的学习，学校更注重的是教培养学生严格的教养。这教养就包括，不以金钱为基础的道德和素质，即使是一夜之间千金散尽，教养也深植其中。

戴西11岁入学，19岁时从中西女塾毕业，八年的学习经历加上她极其优越的家庭背景，让她的身上有着不可磨灭的独特气质。

她很多时候都是淡定自若，在毕业之后，她渐渐穿起中式服装，当有人采访她时问她：“你为什么要坚持穿中式衣服呢？”她说：“没什么理由，因为喜欢，所以做了。”她就是这样，说不出什么辉煌的字眼，很多事情都是因为喜欢，因为“有fun”所以去做。

毕业后，家里为她选定了一门亲事，富家子弟艾尔伯德成了她的未婚夫。要不要与这个人共度一生，戴西有自己的判断。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她发现艾尔伯德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自己不太一致，这要从一次关于丝袜的谈话说起。艾尔伯德送给她美国玻璃丝袜的时候说：“这袜子真结实，穿一年都不坏。”听起来这是一个务实的男孩，也许做个丈夫正合适，可是戴西却觉得，一个男孩关注的是丝袜结不结实，无趣，no fun，所以不是首选。她拒绝了这门亲事，自己前往北京求学。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有很多这样的富家女孩，为了宏大的革命理想有奋不顾身的热情。可是戴西又与她们不同，她没有革命情结，却是优秀的理想主义者，她向往美好的人生，这样的美好人生大概主要一个主题：有fun。

这就是她的个人理想，她要尊重自己在生活中的权利。

于是，当她对儿童心理学产生了兴趣，她就成了燕京大学心理学系的学生，并在毕业时获得燕京大学毕业证书和理学学士学位证书。

而当她在遇到极其有趣且风流倜傥的吴毓骧时，她觉得这个人才应该是自己的人生伴侣。

吴毓骧母亲的奶奶是林则徐的女儿，因为出自书香门第，他在气质上独有一种清雅，加上人又聪明，19岁就考上庚子赔款的公费留学生，到清华大学的留美预备部读书。在麻省理工学院，他主修电机工程，辅修工商管理。他很快适应了美国新鲜自由的生活，对一些新鲜流行花样甚至无师自通，满脑子都是新鲜主张。毕业回国后，吴毓骧先在清华大学教书，可是已经习惯了美国自由散漫生活的他不喜欢这份清苦刻板的工作，他辞职回到上海虹口，成了一家外国牛奶厂的行政人员。外企的工作习惯让他很适应，一年四季穿笔挺西装，工作洋派又自由。到了订婚的年龄，家人给他找了一门亲事。

他这样的人自然不会随随便便就同一个陌生女人共同生活。他拿出三百块钱给来相亲的女子，让她随便上街买自己喜欢的东西。这个女人买回来一堆花布和胭脂粉盒，他很不喜欢这样俗气又平庸的女人，便断然回绝了这门亲事。

在择偶这一点上，他倒是和戴西有着惊人的相似。

戴西选男朋友，自然不看重金钱，她的生活已经不需要别人的金钱给她带来安逸，也不太在意所谓的前途，她反倒不喜欢那些踌躇满志的男人，因为她也不需要一个前程似锦的男人给她所谓的风光，这就是一个富家女孩的优势。她只需要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爱好的男人，这样两个人就可以追求以快乐为本的生活。

吴毓骧的性格显然满足了戴西对幸福婚姻生活的要求。

25岁时，戴西嫁给了吴毓骧。郭家嫁女，场面自然十分隆重。

在婚纱照中，戴西就像西方的公主，典雅高贵，长长的眼睫毛优雅地扬着，眼中流露出喜悦有种安静的美。

关于对婚姻生活的憧憬和期待，戴西有一段的回忆：

婚礼的前夜，我突然意识到明天我们得在一起吃早餐了。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丈夫的饮食习惯，我们在一起吃过午餐和晚餐，在一起喝过茶，但从没在一起吃过早餐，而且我发现我们也从来没在一起商量过这件事。“那么，”我想，“我得准备一下。我不能让他发现我是一个无能的家庭主妇。”

我脑子开始飞快地转起来。是不是应该准备中国式的早餐呢？稀饭加上肉松，腌黄瓜，花生和松花蛋，还有豆类小菜。或者他会更喜欢西式的？于是我回忆从前我在马尼拉或者香港的酒店里住的时候，吃过的典型英国早餐，我不想出错。

第二天早上，我起了大早，指挥我家厨子准备我们新家的第一顿早餐。我亲自摆了桌子，然后去叫我丈夫，告诉他可以下来吃早餐了。

我们坐在桌子前，我着手做新鲜桔汁，然后在麦片粥里加了牛奶和糖，可我什么也吃不下，只是忙着照顾他。好容易等早饭吃完了，我紧张地看着他问：“你喜欢吗？告诉我你平时吃什么式样的早餐？”

“哦，很好吃，”他说，“但是通常我早上只在牛奶里打一个鸡蛋，当作早餐。你平时习惯早上吃什么？

“哦，”我回答说，“我只喝一杯咖啡。”

显然，戴西已经做好了做一个贤惠太太的准备，而吴毓骧并未对丈夫的角色有太大热忱，否则，他会对妻子的表现给予更多的赞美。

戴西却十分满意自己的婚姻，她把家里弄得温馨舒适，对丈夫体贴入微，晚辈们回忆起她的家，就说：“那时候他们这一家人，都那样好看，那样体面，那样幸福，家里那么温馨，家狗那么漂亮，客厅里的圣诞树那么大，福州厨子的菜烧得那么地道，真的像是好莱坞电影里才有的十全十美。”

婚后的戴西还同朋友海伦张创设了一个“锦霓新装社”，她们设计一些中西合璧的时装，希望带动新流行，戴西自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她只是想寻找婚姻之外的生活乐趣。

这时的戴西非常幸福，幸福感一是来自于家庭，一是来自于自己的事业。

可是，这样的幸福却不长久。

吴毓骧是一个乐于享受生活却不愿对家庭负责的男人，他不满足于过居家生活，也不肯改掉玩世不恭的生活方式，常常玩牌到深夜回家，偶尔也会给戴西一些浪漫，大多数时候都是不见踪影，总之，这个雅致却不实用的男人适合恋爱却并不适合结婚。不过戴西也不抱怨，她虽受西式教育，却有旧时女子的宽容，她乐于接受丈夫给自己带来的快乐，也宽容了这样个性。

可是，吴毓骧却不体谅戴西的辛苦，虽然家里衣食无忧，不需要他为一家人的生计奔波，但还是有一些事需要丈夫来承担自己的责任。比如，儿子中正出生时，戴西难产，他作为丈夫应该守在身边，戴西在医院两天生不下孩子来，女儿静姝正在家里静养肺炎，他却在俱乐部玩牌到深夜回家，几乎不把家人放在心上。

这个生性风流的丈夫开始逐渐厌倦平淡的家庭生活，他同一个年轻的寡妇纠缠不清。这个年轻的寡妇是戴西一家的旧识，是她和丈夫共同的朋友，之前戴西还曾对她提供帮助，但如今两个人却共同背叛了自己。丈夫不肯回家，她敲开了那个寡妇的家门，领回了她曾千挑万选的男人。

她同破坏他们家庭的凶手没有太大的争执，对自己的丈夫也没撕心裂肺地指责，也没有跟别人叫苦连天地抱怨。

那些关于吴毓骧高攀戴西的言论再一次升级，可是戴西始终沉默不语。

她所受的教育和她的成长经历教会了她什么叫作自尊心。

对这样一个自己曾经深爱并共同拥有两个孩子的丈夫，她能抱怨什么？是将丈夫诋毁得体无完肤让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以求得舆论的支持和同情，还是无休止地控诉他的花心和背叛求得丈夫的浪子回头？

这都不是她的选择，她不可能不恼怒、不伤心，可是，却始终没有人知道她如何表达自己的愤怒。她静静地把丈夫领回家，继续生活。

也许，在她看来，丈夫早已成为自己荣辱的共同体，诋毁他、控诉他、埋怨他，最后因为爱他，还会和他一起生活，那控诉、诋毁不但使丈夫没了颜面，自己也不会光彩。

家丑不可外扬，这也是她保护自尊心的一部分。

吴毓骧对日常生活抱着游戏的态度，让幸福的戴西受到了伤害。这样一个一直生活在童话世界的公主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无奈，于是，那时，在她的笑容中，会有那么一抹淡淡的惊痛。

因为戴西的宽容，吴毓骧不再无动于衷，他默默地回归家庭。

当时，她的家庭除了要面对感情危机，物质情况也曾面临巨大的考验。

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炸了吴毓骧的牛奶厂，他失业在家，没有了经济来源。幸亏戴西之前同朋友弄了时尚沙龙，现在就成了家里的重要经济来源，为了贴补家用，戴西还找到一份帮中医学会的杂志拉广告的工作。戴西并未因为要出去工作感觉不幸，工作也许比无聊的主妇生活更有吸引力。

好多过着悠闲的少奶奶生活的朋友特意来同情一下现在的戴西，这样一个富家的女儿要抛头露面来养家，还不是因为选错了丈夫。面对这样的同情戴西却没什么遗憾，吴毓骧带给她的快乐她们不懂，况且去工作总比整天打牌逛街要有意义得多。

这样略为紧张的经济状况大概有几年的光景，等到战争结束后，她的生活终于有了转机。

由于同当时国民党的财政部长是亲戚，吴毓骧被安排了一份工作，负责管理德国人在沪的资产，一直事业不顺的吴毓骧终于时来运转。1947年，吴敏骧成立兴华科学仪器行，借由同德国人的关系，做起医疗器械进口到上海的生意。迈入中年的吴毓骧渐渐务实起来，经过几年的努力，生意也渐入佳境。对戴西来讲，不用再担心一家人的生活，丈夫不再花心，日子继续过得体面而轻松。

20世纪50年代初，戴西经常陪着丈夫去香港，当时香港的商业发展远不如上海，他们自然也没有搬家或移民的准备。

1954年，国家开始控制外贸生意，1955年，兴华科学仪器行与国家联营。在这过程中，戴西还获得了工作的机会。因为国家不允许用英文以外的语种与外国通信，所以丈夫的德国生意要用英文，因为戴西的英文特别好，后来她就正式作为公司的英文秘书参加工作。

这时的戴西已经46岁，她的脸上仍是美和宁静，他们一家人都是美丽、健康、体面的。只是，当时的环境让戴西的穿着有了改变，优雅华丽的旗袍只能在家里穿。

吴毓骧继续开着他的黑色福特去上班，即使在被通知不再担任业务科长的工作，改做清洁工，他也是开着他的福特去打扫卫生。他回家来，向佣人学怎么将拖把拧干。当时，美国的广播是不允许收听的，可是他还是要冒着当反革命的危险听美国棒球比赛的实况转播。

不久，吴毓骧被划为右派，后来直接被警察带走。

1961年，戴西再次接到从监狱来的通知，丈夫由于心肺系统疾病，在提篮桥上海监狱医院去世。

三年的监狱生活，让这个高大风流的男人瘦成细细的一缕，戴西见到尸体时，几乎认不出这是自己的丈夫。她握起不再有温度的手掌，那样熟悉的纹路才让她确定，这个同她生活了28年，曾给她快乐和烦恼的男人这一次是真的离开了。

戴西取回了丈夫的骨灰盒和遗物，她伏在骨灰盒上，哭着说了一句：“活得长短没有什么，只是浪费了你三年的生命啊。”

戴西年轻时，就是被他神情里的机灵与时髦以及对新鲜花样那种无师自通的秉性所吸引，吴毓骧的生活总是要追寻快乐，这三年的监狱生活对于他来讲，应该是生命最残忍的时刻。戴西最懂他，也最宠他。二十几年的夫妻生活，她从不因经济状况的好坏过多地苛责或改变他，所有关于他高攀她的言论从未影响过她对自己选择的坚信。她觉得丈夫的人生就该是那样体面，充满趣味，她为丈夫最后的三年感到痛心。

丈夫死后，就只剩下她照顾自己的两个孩子。儿子中正和女儿静姝一直以来都被她照顾得很好，不单单是在物质上，还有在美好的灵魂和公正自信的品格培养上，她都小心翼翼地照料着。

在他们的童年里，戴西常常为他们读一本1913年出版的著名美国童书《波丽安娜》。

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总是很乐观，即使遇到倒霉的事儿，也向好的一面看，因为凡事乐观，所以她总是开开心心地接受那些美好或不美好的事儿。波丽安娜总是说：“我永不相信我们就应该拒绝痛苦、罪恶和不适，我只不过是想，先愉快地迎接不知道的将来，要好得多。”

戴西喜欢波丽安娜这样的人，她也希望自己的儿女变成这样的人，不管是在顺境还是逆境。

在吴毓骧被抓进监狱的时候，戴西被派到上海东北部远离市区的江湾正奔路外贸农场劳动。在那里，喂猪，劳动，每天5点从家出去，晚上工作完还要进行教育学习，很晚才能回家。这些劳动对于她来讲，自然极其辛苦，但是她的孩子从未听过母亲抱怨和发牢骚。

儿子中正因为父亲的缘故在学校受到很多委屈，甚至连他的名字也受到强烈的批评。戴西想办法让儿子开心，她找来一个毛茸茸的小鸡，放在一个旧的纸盒里，晚上回来的时候中正已经睡熟了，戴西轻轻地把儿子叫醒，把这份礼物送给他。中正特别喜欢，特地为它照了相。

静姝因为家里出了事，所以特地跑回上海看望母亲和弟弟。戴西并未让静姝看到一个憔悴无助的母亲，还抽空带她去了锦江饭店楼下的裁缝店做大衣和裙子。她还为静姝设计了新的发型，戴西眼里，这个年纪的女孩应该是漂亮的、无忧无虑的，不应该让她为家里的事情烦恼。静姝看到母亲依旧平静美丽，心里也没有那么难过了。

后来吴毓骧在监狱中去世，她只是把这份痛苦留在心中，不想儿子女儿有太多的阴影和痛苦。吴毓骧去世后的二十三天，她去参加家族聚会的平安夜，平安夜和圣诞节是戴西一直以来都要过的节日，即使现在她要承担很多痛苦——丈夫去世，儿子和女儿的前途堪忧，而自己对一家人的命运却完全无能为力，可是她还是参加了聚会。聚会中，她还是那样安静优雅。日子总要继续，戴西除了坚持别无选择，只让孩子看到美好温暖的事儿，是她保护自己孩子的方式。

高强度的劳动让她的双手粗糙不堪，冬天时，她要剥东北大白菜被冻坏的菜皮，冰冷的温度让她的关节都不再灵活。这些事情，她从不对孩子说，有时说起自己的近况，她也是当作趣事来说：“我总是对没见过的事抱着很大的好奇心，当时我已经60岁，没有力气下去挖河泥了，于是被安排去照看大灶，为工人们烧开水。炉火总是不好，我于是老是往里面加东西，想让它烧得好，突然我感到火灭了，我马上把头伸进去，想看看到底怎么了。这时从烟囱里吹下风来，炉里的柴突然燃烧起来。我的脸上立刻遍布黑灰，半边的头发和眼睫毛被烧掉了。”

“她说这些的时候，并不是诉苦，而是带着一种骄傲。好像是说，你看，我还做过这些事。我是能干的……照我看来，那就是波丽安娜的样子。”静姝说。

这是戴西给儿女最好的礼物：不管何种境遇都从不缺席的乐观。

1963年，55岁的戴西被调到外贸职工业余大学去教英文。1964年，中国“四清”运动开始，戴西在业余大学中成为被攻击、被批判的对象。戴西像一个靶子一样接受一些人无理的污蔑，他们将戴西之前的优越生活无限制地夸张和演绎，以便在攻击时有更多的说辞和理由。可这还远远不是最黑暗的岁月，后来戴西被安排做清洗女厕所的工作，把这最脏的活给她也是为了贬低和羞辱她。后来她又被送到工厂劳动，这是一个比监狱还可怕的地方，她默默地咬着牙挺了过来。

从1958年开始，戴西就陆续经受生活的一系列重大变故，到了1967年，这些情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严峻。身边很多人在这场运动中自己结束了生命，戴西则尽量与命运合作。

和她在一起劳动的一个人曾说：“这个外国老太婆不愧是1934年燕京大学心理系的毕业生。她竟然能够在那样的环境里保护了自己的自尊，满足了干部的成就感和统治欲，给他留下驯服的好印象，还没有伤害别人，不给自己的心里留下伤痕，而且以自己坚强的生存安慰和鼓励了自己的孩子。”

戴西的家中早已没有了佣人，东西也被搬走了，最后，连房子也没有了。

所谓的工资都不够她和儿子的伙食费。这段时间应该是她最窘迫、最困难的时候，但是，戴西有时还会在一贫如洗的屋子里烘焙蛋糕，她用仅有的一只铝锅，在煤炉上蒸蒸烤烤，在没有温度控制的条件下，巧手烘烤出西式蛋糕。当年康同璧曾特意教了她用铁丝在煤火上怎样烤出金黄的吐司面包来。在没有电烤炉的环境中，她还可以做出甜点，不管外面的境遇如何变迁，喝着下午茶、吃着自制蛋糕的那份悠闲从来没有变。

1976年，67岁戴西再婚，对象是大学的同事汪孟立。他毕业于英国牛津，曾经给予困境中的戴西很多帮助。两人有共同的话题，晚年也可互相陪伴。

可是汪孟立四年后患了癌症，戴西细心照看了两年，汪孟立去世。

到20世纪70年代末时，高考制度恢复，全民重新兴起学习的热潮，戴西在这一年被请到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为所里的专业人员上英文课。在课余时间，家里收了一些学生，这些学生大都为了考大学，或是出国留学，戴西非常喜欢这些学生，在这些求知若渴的孩子身上，她感受到了生命的蓬勃和希望。上海开始慢慢恢复了和国外的贸易联系，戴西熟练准确的英文又派上了用场，英文的商务信函她信手拈来，很多和外企有业务往来的企业都要请戴西帮他们处理商务信函。

20世纪80年代，戴西去了美国看自己的亲人，也去了自己的出生地澳大利亚。戴西曾八次出国，后来，医生认为她有中风预兆，所以她决定不再出去，就留在上海。她说：“我没有钱在澳大利亚生活下去，也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她其实不想给儿子和女儿带来负担。

晚年她留在上海，时常陪她的是她家里曾经的茶房松林。松林刚在戴西家做工时还很年轻，所以常常不小心把碗打碎，一个叫金花的女佣人就向戴西告状，可是戴西却当着金花的面说：“要是碗都是不会碎的，还要碗铺子干什么呢？”几十年之后，松林依然清晰地记得这件小事，始终感激能有遇到这样善良的主人。

1998年9月24日黄昏，戴西在上海去世。直到去世前，她依然独立生活，每天干净、体面。

这就是戴西的一生，曾锦衣玉食，曾食不果腹，曾贫富悬殊，她却宠辱不惊，境遇不同，她始终淡然自若。

很多人都说，是因为从小富裕而明亮的生活和公正乐观的教育，赋予了她纯净淡然的品质。

因为在物质以及精神层面的富足，所以她不以从他人身上获取利益为人生目标，他人也包括她的丈夫以及她的子女。在选择丈夫时，她仅仅从“有fun”的角度出发，即使选中的丈夫雅致却不实用，一度不能给她带来安逸的生活，她不抱怨，也不勉强，她愿意去包容这个“有fun”的人。对于她的儿女，工作、婚姻她都愿意尊重他们的意见，自己年老时，也不肯给他们带来半点儿负担。

这就是一个真正贵族的品质：重尊严和品行，优越却不骄纵。

她不把生活的意义和希望寄予他人，也因此有了超越他人的从容。在面对世间的种种无奈，她依旧愿意尊重生命，不去追问，不去强求。

她在婚姻中的态度也是一个精神贵族独有的品质。她宽容丈夫的出轨，愿意把他领回家，他也从此没有别的花边新闻。这也不过是源于对丈夫的了解，这个以玩乐为人生目标的男人是不是有挽留的价值，只有她自己最了解。愿意挽留，就要真正宽容，这一点，她也做到了。

别人常常议论她的婚姻，同情她的遭遇，她并不为所动。她只相信自己的判断，安安心心地过自己的日子。

其实，有时这样的同情不过是一个舆论陷阱。

很多时候周围的人会谈论别人婚姻的成败，所谓成败不过是常人眼中的物质生活水平或是她们眼中的感情是否牢固，一旦发现某一方面不足就爱感叹同情：某人所托非人。被谈论的对象如果不能用理智的心态去面对这样的感叹同情，就会掉入这样的舆论陷阱，逐渐产生失衡心态，将所有不幸福的根源统统抛给婚姻中的另一方，因为，连旁人都认为，自己“所托非人”，也就更觉委屈，换句话说，不知不觉就活在了别人的眼光当中。

其实，旁观者怎能体会一段婚姻中双方的感受？吵架也好，出轨也罢，其中的原因错综复杂，别人看到的不过是表面，婚姻或爱情，本来就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有时，要是像戴西这样，能将“自己的感受”和“别人认为她应该有的感受”区分开，才是处理好婚姻问题的前提。

婚姻中的戴西还做到了相守不忘初心。初心除了指相爱的誓言，最重要的还包括，最初选择这个人的心情和期许。尤其是建立在彼此了解基础之上的婚姻，能不忘最初最吸引双方的特质，在漫长的婚姻中失望和抱怨也许就会少一些。

当时风流倜傥、花样颇多的吴毓骧用了很多浪漫的方法去打动戴西。对戴西来讲，这些东西确实很受用，她喜欢吴毓骧这样的性格，而这一性格导致的花心，她也默默包容。

你不能一边喜欢他的踏实，婚后又觉得他不浪漫；也不能想着物质基础，婚后又对精神交流特别看重。她也从不妄想，婚后如何改造对方。

“改造”这个词其实特别不道德，尤其是在婚姻中。

改造就意味着要对方改变之前的行为习惯或思维习惯，强迫对方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变之前已经形成的思维方式或生活方式，即使是以爱情的名义，也是强人所难。最重要的是，大多改造都无疾而终。

所以，开始一段婚姻时，最好还是衡量好对方的性格特质，不但接受好的一面，对所带来的负面问题也要有所考虑，不要盲目乐观寄希望于后天改造，磨合和改造是两码事，磨合更多的是彼此迁就，而不是彼此改造。

戴西在这些问题上都处理得很好，所以，她的婚姻虽小有波澜，最后也都归于平静，幸福多于烦恼，她自己也觉快乐，这应该就是好婚姻。

除了婚姻，戴西在困境中表现出的自尊从容也让人钦佩。

一次次境遇的改变，一次次苦难的经历，都没能打败这个曾养尊处优的郭家四小姐。众多苦难困顿只在她的额头和手指间留下痕迹，却未在这个诗意的灵魂上留下烙印。在艰苦的岁月自制糕点，偶尔自己享受下午茶的悠闲心境，对她来讲，哪怕幸福只露出了一根线头，她也有本事将它拽出来，织成一件暖身的毛衣。

于是，连命运都不得不同她和解，最终还给她一段安稳平静的生活。于是，她依然微笑得体，文雅地享受属于她的下午茶时光，即使头发已经雪白，可是灵魂却飘散着香气。

这个真正的贵族承载了太多的美德，她用生命未知的体验蔑视苦难，那些艰苦的工作对她来讲不过是自己从未体验的事物，体验就是乐趣。她有享受贫穷的勇敢，她说多年的劳动让她保持了体型，她有原谅一切的宽容和公正，所以，她从不愿抱怨那个特殊的年代，她还愿用所有的知识去培养她的孩子，让孩子对世界有更全面和公正的眼光。她给了子女最宝贵的财富。

“有忍有仁，大家闺秀犹在。花开花落，金枝玉叶不败。”悼词完美地概括了她的一生。

纵使浮华俗世里有再多纠缠，疏离的岁月中有再多繁乱，只要保留几分率真和几许天真，总能够跨越过生命残冬的贫瘠，没有这样的情怀，怎么去承载扑面而来的浓浓情意？

优雅是日子一点点小火煨出来的，是一个个经历磨炼出来的，它也是一种淡定从容的心态。不要在挫折失意时就妄自菲薄，也不要把自己紧紧包裹在内心里。好或坏，福或祸，都能以这样恬静安宁的心态去对待。优雅的人生活会有艰辛、坎坷，但你可以从容地接受，有能力让自己在不幸福中找到快乐。

即便艰难又如何？我们用诗一样的情怀去浇灌，就能让尘埃中开出花朵。

静思小语

心似莲开，清风自来！面对周而复始的生活的洗礼，不管是我们的容颜还是灵魂都难免刻上岁月的痕迹，既然我们每个人都逃不过老去的命运，不如用优雅拂去岁月的轻尘，保持一颗随意平和的心，让心中的花开，随幸福存在。将种种苦涩化为唇边云淡风轻的一抹微笑，然后，用爱抹去时代的艰辛、岁月的风尘。

江冬秀：一世夫妻千载情

她是一个裹着小脚的女人，依靠媒妁之言有了一个最为传统的包办婚姻；

她的丈夫是一个新时代的自由主义者，学识、思想同她如此不同；

于是，她同一个新式人物有过一场旧式婚礼；

他们的婚姻被称为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

她的能力让丈夫久而敬之，她成功地获得丈夫的认可，一次次取得婚姻保卫战的胜利；

她将大家不看好的包办婚姻过得风生水起；

她的婚姻让世人了解，所谓沟通代沟，都是可以逾越的；所谓婚姻危机，都是可以化解的，一位强势能干的主妇，才是幸福舒适生活的保证。

江冬秀同胡适结婚伊始，曾引起很多文化名人的好奇。一位温文儒雅的高级知识分子同一个从未接受文化教育且裹着小脚的女人的婚姻，说白了，并不被大家看好。

一个传统女人善于操持家务，这个众所周知，可是，单凭持家能力显然不能抓牢一个学识丰富、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的灵魂，江冬秀有自己的御夫办法，事实证明，很有成效。

首先，江冬秀落落大方，不低眉顺眼也不妄自菲薄。早早定下的婚事，胡适自然有过反抗。胡适曾写信给母亲，拒绝回家完婚。理由可想而知，他不喜欢这个没有知识文化的乡下女人。也许，从那一刻起，胡适就已不再掩饰他的轻视。最后，胡适虽未违背长辈之意接受了母亲的安排，自然也是心不甘、情不愿。

婚后两人生活在北京，平日交往的也都是文化名人。江冬秀对着一群高级知识分子以及一个心里不情愿的丈夫，并没有唯唯诺诺，也没有低眉顺眼看人脸色。她虽是一个旧式女子，但既不死板也不自卑。她以一个家里女主人的身份迎来送往，并将一切安排得妥妥当当。她同人交往不卑不亢，甚至周围很多夫人在丈夫背叛时都要求助她来解决。北大教授梁宗岱成名之后，要同他的妻子离婚，梁妻忠厚懦弱，求助于江冬秀，江冬秀将梁妻接到自己家中，给她助威壮胆，最后闹到法院打官司，江冬秀还亲自到法庭代她辩护，结果使梁宗岱败诉。一时间，江冬秀的名声不小于胡适这个北大教授。

事实证明，她非常胜任胡夫人的角色。于是渐渐地，胡适也就放弃了对江冬秀的文化要求。他说：“女子能读书识字，固是好事。即不能，亦未必即是大缺陷。书中之学问，纸上之学问，不过人品百行之一，吾见有能读书作文而不能为良妻贤母者多矣。吾安敢妄为责备求全之念乎？”换句话说，熟读百书、知识渊博的女人未必是过日子的好手。居家过日子也是门学问，在这门学问中要勤劳能干还得识大体有远见，最好别有太多个人主义，凡事以男主人的利益为中心，所以那些有知识、懂文化的女性大多会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目标，哪会以服侍别人为人生目的？胡适在这一方面倒是想得通透。这也成为两个人婚姻和睦的基础，起码胡适懂得欣赏一个旧时女子的好处，不像徐志摩，从未正眼看过张幼仪一眼，也从未有一次愿意试着接受。所以，江冬秀也用自己不错的表现证明着自己的不可取代。

其次，江冬秀性格泼辣，善于抓住丈夫的“软肋”。胡适虽是新时代的文化人，难免也有反抗旧式传统的思想，但他终究是温文尔雅、谦和孝顺的。于是，在他远赴美国学习时，江冬秀以未婚妻的身份恭恭敬敬地照顾胡适母亲多年，所以，即使胡适有过反抗，也是不了了之，因为在他骨子里也有对中国传统婚制的认同，孝顺的他认定父母拥有更多的人生经验，于是也就接受了这个婚姻。也就是说，江冬秀很聪明，先搞定了一个孝子的母亲，也就搞定了一场姻缘。另外，胡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爱惜名誉而且很要面子，尤其看重他那作为国人导师的声誉。所以，在处理感情上一些棘手问题时，江冬秀动之以情说服不了的，索性就动之以粗来处理。胡适才华横溢，在文学界、思想界名声很大，常常有女学生来请教问题，时间一长，江冬秀觉得不是滋味。有一次，一位女学生让胡适修改诗歌，两人面对面坐得很近，敏感的江冬秀感觉到其中的暧昧，泼辣的她竟高声训斥那女生不懂男女规矩，缺少教养。胡适虽然尴尬，却也不敢声张，真要争吵起来，最终还是自己名誉受损，后来索性也就同女学生交往有所顾忌。可是后来，胡适同心仪已久的表妹曹诚英重逢，竟无所顾忌地同她坠入爱河。胡适结婚的时候，曹诚英给江冬秀做伴娘，当时她对胡适便颇有好感。曹诚英曾在女子师范读过书，在同胡适沟通交流上自然有更多默契。两人重逢时，曹诚英离婚单身独处，胡适对枯燥的婚姻已经厌倦，于是两人一拍即合相伴游西湖，吟诗赋词相谈甚欢，后来情不自禁地发展到短期同居，胡适有意同她重组家庭。这时，整日全力相夫教子，使胡适在学问上、事业上无后顾之忧的胡夫人愤怒了。胡适下定决心要和江冬秀提出离婚，他回到家中刚刚提及此事，江冬秀就将一把剪刀扔向了胡适。你在外风流我在家辛苦，你不知羞耻还敢提出离婚！江冬秀彻底爆发，说到激动处，她抄起家伙告诉胡适，他要想离开得彻底，她就敢将自己和孩子都作了断。江冬秀拿起菜刀，把胡适吓得半死。他知道，即使江冬秀不闹出人命也会弄得满城皆知把自己搞得身败名裂，爱面子的他哪经得住丑事外扬，赶紧求饶。不久，他与曹诚英的这段情事也就不了了之。经过这场风波，江冬秀胡夫人的地位也就越来越稳固。

再次，江冬秀还是一个虽无文化但自有眼光不图富贵的贤内助。胡适学识渊博，一生书生本色，江冬秀非常了解丈夫的性格，所以一生劝他不要走仕途之路，因为他单纯的个性并不适合官场的黑暗。为此，胡适曾不得已为官几年，在给夫人的信中说：“现在我出来做事，心里常常感觉惭愧，对不住你。你总劝我不要走到政治路上去，这是你在帮助我。若是不明大体的女人，一定巴望男人做大官。你跟我二十年，从不作这样想……我感到愧对老妻，这是真心话。”真正从政，感觉到为官不易，胡适更加感激妻子的苦心。江冬秀不求富贵显赫，只求丈夫事事顺意。这样的情意，怎能不让胡适事事顺从？于是，胡适有很多关于惧内的言论，也很乐意扮演惧内的角色。

最后，能让江冬秀在家里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还是源于她对胡适无微不至的照顾，在非常时期生财有道，保证了经济来源。

江冬秀厨艺过人，安徽菜特别地道，胡适爱吃，还经常叫朋友到家品尝江冬秀做的美食。胡适爱读书，也爱藏书，而江冬秀对这些并不感兴趣。胡适曾跟朋友说：“我家里的那些书，我太太是不会去看的，我那些哲学和思想，我太太也是不懂的。”可是，虽然自己不喜欢，江冬秀却知道这是胡适的命根子，抗战时期，在战火纷飞中，江冬秀即便逃难也不惮烦难地始终带着胡适的几十箱书，所以，胡适的藏书才得以保全。

1949年，胡适来到纽约，由于谋生乏术，生活窘迫，日常生活无人照顾，第二年，江冬秀也来到纽约，胡适有妻子照顾生活才有了改善。刚到纽约时，江冬秀不懂英文，却也不得不尽快适应国外生活，他们住的地方简陋，连安全设施都不完善，有一天，江冬秀独自在家做饭，有贼从窗户里爬了进来，江冬秀看到这位不速之客，惊慌之余又临危不惧，她义正词严地对贼说了一个英文单词：“GO！”如果她要是同一般女人一样大声尖叫，也许歹徒反倒肆无忌惮，可是，看到这东方女人这样冷静，他反倒害怕了，然后就真的按着江冬秀的指示出去了。

有一次，胡适在和友人闲聊时，说出一个小秘密：在胡适的领带下端有一小拉链，内藏一张5元美钞。胡适说，这是太太非常仔细的地方，即使真被人抢了，还有这5元可以搭一辆计程车平安回到东城公寓。

1955年，张爱玲在纽约初见胡适和江冬秀。“他太太带点安徽口音……端丽的圆脸上看得出当年的模样，两手交握着站在当地，态度有点生涩，我想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使我立刻想起读到的关于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在那个时代，江冬秀成了旧式婚姻中为数不多最后能功德圆满的女人。

晚年胡适对江冬秀十分体贴，经历太多风雨，他越来越知道这个传统女人的可贵。江冬秀爱打麻将，而且大多数时候都是只赢不输，在家里经济状况不好时，江冬秀经常去搓麻将来贴补家用。后来他们在台北定居，物质条件已大大改善，胡适就让秘书物色合适的房子供妻子搓麻专用。

胡适曾经说：“西方婚姻里的爱是自造的，而中国旧式夫妻间的爱是名分造就的，它产生于婚后，产生在彼此各让五十步、相互妥协磨合的过程中。”显然，他和江冬秀的婚姻就印证着这个道理。

曾经，那个安徽乡下的传统小脚女人与胡适理想的爱人相差甚远，他甚至把爱情的期望降至最低，对婚姻也不抱太多幻想，这反倒给了他们婚姻更大的和谐空间，没有那么多期望自然也就没有太多失望。反倒是江冬秀处处为他着想的赤诚和生活最实用的种种方法让他有些惊喜，兜兜转转的文人即使没能抵挡住尘世纷扰，最后还是决定回归家庭，也并非全归功于江冬秀的泼辣和胡适的胆小。

江冬秀最简单的人生哲学处处影响着这个学识渊博的留学博士。远离官场的险恶，是一个妻子不慕权贵的质朴和对丈夫最真切的关怀。

于是，生活上，胡适离不开妻子的照料，情感上，也在一次次的感动中日久生情。

有时，以狂热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反倒不欢而散，就像徐志摩和陆小曼暴风骤雨似的感情最终不得善终，而像胡适和江冬秀靠着在婚姻中产生的感情反倒相伴白头。

所以，有时把爱情和婚姻看得太重、想得太好不一定是好事，期望越大失望越大。恋爱时千依百顺、婚后原形毕露也是很多矛盾的基础。两个人搭伴过日子，感情当然重要，交流也很重要，而真正接纳生活所赋予婚姻的现实意义更为重要。尤其对于一个妻子来讲，营造一个给丈夫安歇和休整、给孩子幸福和温馨的环境是婚姻美满的必备条件。

而作为妻子，江冬秀在婚姻中也确实承担了更多的责任，她始终充满蓬勃的精神和旺盛的生命力，让自己的家庭始终充满幸福和温馨。

张爱玲说过一句话，没有用的女人，是最厉害的女人。

所谓没有用的女人不过是事业上没什么建树的，这样反倒全心全意以家庭为中心，家庭即自己事业，投入所有精力经营，自然容易成功。

即使胡适曾有过情感背叛也能最终使他再不敢越雷池，江冬秀能同胡适相伴一生，曾一时间成为民国时期正妻的典范。

那时，郁达夫为了迎娶王映霞，休发妻小脚女人孙荃，孙荃只能暗自垂泪；徐志摩为了林徽因，狠心抛弃张幼仪，张幼仪远走异乡不得不依靠自己；郭沫若弃了发妻张琼华，陆续有了新欢；福芝芳虽然留住了梅兰芳，可是强势中总有些委曲求全。只有这位爱打麻将的胡太太扭转了乾坤，把旧女性在家庭里的地位，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胡适还留下了一套新“三从四得”：太太出门要跟从，太太命令要服从，太太说错要盲从；太太化妆要等得，太太生日要记得，太太打骂要忍得，太太花钱要舍得。

江冬秀自有一种霸气，但婚姻能走到最后她也是幸运的。她的所有努力能有回报，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由于她遇见了胡适。于是，她可以不用在一方天地里枯望清空。不像朱安。

朱安和江冬秀在遭遇包办婚姻后的境遇很相似，因为她们都是旧式闺阁女子同一个新派学者结合。

朱安是鲁迅的原配夫人。她身材矮小，习惯于在轻视中低眉顺眼。

在日本潜心学医的鲁迅被母亲病危的家书催促回国，到家后不忍拂逆母亲的意思，默默地听从家中安排，同朱安举办了婚礼。

鲁迅并未像胡适一样，他对这桩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不抱一丝幻想，婚后第四天，鲁迅就携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离开了新婚妻子。

后来，就算朱安倾其一生最终还是没得到“大先生”的眷顾，鲁迅把朱安当作“无奈的礼物”，于是，朱安的经历，留给历史深处一声长长的叹息。

朱安曾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

但这不过是她美好的希望，她始终不二地忠诚于丈夫，却不能得到感情上半点儿回报。她的愚忠和固执，就是她最大的不幸。

而江冬秀虽是不成功便成仁，也是咬准了胡适的脾气，才能在与情敌的对垒中屡屡获胜。

不管是福芝芳的委曲求全、朱安的固执效忠还是江冬秀的堪称完胜的婚姻保卫战，其实都是当时社会给予的女性逼仄的生活空间。她们没有空间施展才华，否则，这样的女人把料理家事的智慧和对丈夫出轨的宽容用在哪一个事业上，都应该是战绩赫赫。

静思小语

有时，以狂热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反倒不欢而散，就像徐志摩和陆小曼暴风骤雨似的感情最终不得善终，而像胡适和江冬秀靠着在婚姻中产生的感情反倒相伴白头。所以，有时把爱情和婚姻看得太重、想得太好不一定是好事，期望越大失望越大。恋爱时千依百顺、婚后原形毕露也是很多矛盾的基础。两个人搭伴过日子，感情当然重要，交流也很重要，而真正接纳生活所赋予婚姻的现实意义更为重要。尤其对于一个妻子来讲，营造一个给丈夫安歇和休整、给孩子幸福和温馨的环境是婚姻美满的必备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