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朗塞岭村（rnam-sres-gling）和柳村（sle'u）均位于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地带。朗塞岭村所在的山南地区，是西藏高原海拔较低的地区之一，气候温和多雨，雅鲁藏布江沿岸农田交错，土质肥沃，是西藏主要产粮地区之一。柳村所在的日喀则地区西部，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民主改革以前，这两个村庄的居民都处于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分别由领主或地方政府管辖。民主改革以来，朗塞岭村和柳村与西藏所有的乡村一样，共同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西藏乡村社会变迁的缩影。本章通过对两个村庄的经济社会发展概况进行描述，力图展现其半个世纪以来社会变革的轨迹，以及它们各自的特点和差异，为其后各章的论述提供背景资料和支撑。[1]
第一节 朗塞岭村
朗塞岭村为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现为山南市）扎囊县扎其乡的一个行政村。民主改革以前，朗塞岭村属于朗塞岭谿卡，归贵族朗塞岭占有。民主改革以来，朗塞岭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和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尽管朗塞岭村所在的山南地区是西藏农耕较为发达的地区，但截至2012年7月，朗塞岭村整体还没有摆脱贫困，实现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任务面临较多困难和挑战。
一 地理历史人口
朗塞岭村位于雅鲁藏布江中游南岸的山谷地带，与著名的桑耶寺隔江对望。这是一个山口洪水冲积形成的宽谷，又称朗塞岭沟。山谷东西南三面靠山，北面临江，地势较为平坦，从山上流下的泉水汇为一条小溪，向北面的江边流去。山谷里除了朗塞岭村，还有宗嘎村（rdzong-dkar）和门卡绒村（mon-dga'-rong）[2]，朗塞岭村处于谷地中央。村庄3千米外临江不远处有拉泽公路经过，这是早在1956年就建成的拉萨通往山南的交通干线，现为101省道。村庄距离乡政府所在地10千米，距离县城31千米，距离山南地区行署所在地泽当镇25千米，距离拉萨市120千米。所处地域接近山南政治文化中心，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一定便利条件。
朗塞岭村地处藏南谷地，海拔相对较低，大约为3500多米，属高原半干旱气候，日照充分，冬长夏短，春秋相连，冬季长且寒冷干燥，春季多风沙，夏季温暖雨量集中，秋季低温干旱。自然灾害主要有干旱、冰雹、大风和山洪。历史上，山南地区素有“西藏粮仓”之称，扎囊县经济亦以农业为主，农牧并举。全县耕地集中在7条山沟中，朗塞岭沟即是其中之一。
图1-1 朗塞岭村全貌（杨春宇摄于2012年7月）
朗塞岭村在民主改革以前为朗塞岭（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写作囊色林）谿卡。朗塞岭是一家古老贵族，据说最早的封文见于五世达赖喇嘛时期。朗塞岭家居住的庄园是山南最为著名的庄园，其建筑年代不详。[3]庄园处于村庄中心靠南，占地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主要建筑物为高达7层（一说9层）的土、石筑成的楼房，设有起居室、卧室、经堂、拉康、护法神殿等，一楼设有织布机房，底层设有囚禁农奴的牢房。高楼旁建有矮屋，供朗生（家奴）居住，以及作为加工各类农产品的作坊和粮仓，还建有马厩、牛圈等。庄园建筑包围在双重城墙内，外墙呈长方形，内墙呈方形，高约10米，四角设有碉楼。双墙之间，开筑有宽约5米、深3米的壕沟。庄园围墙外北侧，有一片很大的场院，作为庄园的打麦场。外墙外南侧，有一座风景秀丽的花果园，占地不亚于庄园围墙内的面积。园内种植苹果树、桃树、杏树等果树，还有许多品种的花卉，花丛中建有一个亭台。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共西藏工委就注意到了其独特的文物价值和教育价值，于1959年10月提出了成立“囊色林农奴主庄园博物馆”的意见：
囊色林的建筑时代较早，规模较大，主楼有七层，全部为石砌成，庄园周围有城两道，外为土城，内为基城，二城墙之间有壕沟，内城四角有简陋之碉楼，庄园之后有一极大的打青稞场院，如此规模之庄园极为少见，据传，此建筑乃为乃东王朝时期，一个王子的颇章。这一组建筑十分完整，应加保护，将来可利用此庄园，成立农奴庄园博物馆，除恢复其主要生活及朗生住屋等典型房间以外，可辟室陈列剥削、压迫农奴的展览室。
在庄园楼上经堂中，有些塑像年代较早较好，并发现一个石刻建筑小模型，此模型当系后藏拉当寺中所藏，为明永乐年间施的印度“将木金”庙宇建筑模型中的一个，不知因何到此，将来应送还该寺。由此看来，此处可能还有其他文物，今后应加清理、登记保存。[4]
1959年，西藏部分上层分子发动叛乱，朗塞岭庄园成为其中的一个叛乱据点。在叛乱中以及其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庄园坍毁严重，园内所藏文物荡然无存，庄园附属建筑和花果园也被拆毁，只剩下残缺不全的主楼及内外墙。为促进地方旅游业发展，扎囊县政府于2009年投资1200万元，组织修建朗塞岭庄园，目前已经基本翻建完工，预计一两年内对外开放。2011年，政府又投资768万元，将拉泽公路至庄园的道路新铺了柏油，并延伸6.8千米至宗嘎村。朗塞岭庄园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图1-2 新翻建的朗塞岭庄园（方素梅摄于2012年7月）
关于朗塞岭名称的由来众说纷纭。据说扎囊县扎唐寺所藏《噶恰》（即《扎唐寺志》）记载：远在墀松德赞时期，墀松德赞次子被放逐于门隅地区，后来他率领门隅人打回雅鲁藏布江南岸，在此修建了建筑物，称为门卡绒（至今朗塞岭村附近依然有门卡绒村）。五世达赖时期，门卡绒改称朗塞岭。朗塞岭家的后人则认为朗塞岭因其庄园建筑形似囊色神（毗沙门）的宫殿而得名，耸立在高楼北面的7座神塔传说就是囊色神的塔位。[5]19世纪以后，关于朗塞岭的记载已经十分准确。如道光十年（1830）形成的《铁虎清册》第20件关于扎其地区的内容说道：“贵族朗色林，除在职免差地及旧抛荒地外，应支四十二顿差。”[6]还有一篇游记记载了1920年末期的朗塞岭庄园：
住南塞林。按南塞林，为藏南第一宦家，居楼九层，封地极广，人民众多，其楼之高，为藏中所罕见。楼之四周墙上有枪口，其外有壕沟，在楼下观之，俨然一座小城。院之西，有数丈高之宝塔七座，传闻伊家曾降生过红教教主四次。按红教教主为莲花生之转生，居红教本寺。次日由南塞林赠茶叶炒面等，余因行途不便，仅领酥油一小块，余均辞谢未收。[7]
正如该游记所述，朗塞岭的庄园主里曾出过多名著名人物。包括贡嘎县古老的多吉扎寺的两位活佛、大学者班禅·罗桑益西和原西藏噶厦政府的噶伦等。最后一位庄园主名为班觉晋美，1947年起他在西藏政府噶厦中任孜本（四品），于是迁居拉萨，庄园遂由其表兄全知·拉旺才仁代管。[8]朗塞岭谿卡原先分为达定、雪定、曲科定、甲热抗定四个“定”。“定”是支差小集体，也是领主管理农奴的行政小单位。据说除了朗塞岭谿卡，贵族朗塞岭还占有附近的拉巴谿卡[9]、雅尔谿卡[10]和门卡绒村的一些土地。但在民主改革前，这三处土地都转让了出去，只剩下贵族朗塞岭的根基谿卡——朗塞岭谿卡。
西藏和平解放后，班觉晋美曾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委员和常务委员。然而，此人“系亲英的积极分子，在政治上他主张脱离祖国而‘独立’。……据闻最近所谓‘人民会议’的反对组织，他是领导人之一”。[11]1959年1月4日，班觉晋美等人组织山南地区20多座大寺庙的上层代表及各宗谿头人，在哲古等地召开叛乱会议。3月10日，西藏农奴主全面发动武装叛乱，班觉晋美任扎囊地方“志愿军”总指挥。3月28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撤销包括班觉晋美在内的参与叛乱人员的筹委会委员、常务委员职务。[12]
山南地区的叛乱很快就被平息，随即开展民主改革运动。其中，扎囊从4月即开始进行农区“三反双减”、牧区“三反两利”和寺庙“三反三算”各项运动。5月和6月，扎囊县人民政府和中共扎囊县委相继成立。6月13日，扎囊县正式铺开4个点，开展“三反双减”运动。7月25日，中共扎囊县委向上级提出报告，拟将全县划分为4个区，并筹划成立各乡农民协会。8月18日，扎囊县召开了首届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开展“三反双减”运动和建立农民协会，迅速培养了一批藏族干部。9月初，扎囊县开始土地改革试点；9月28日，扎囊县首届二次农民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在全县范围内全面进行土地制度改革运动的决议》。全县土地改革分三批进行，至11月上旬全部结束，体现出进展快、规模大、发展健康的特点。[13]
按照中共扎囊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安排，朗塞岭谿卡属于第一批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即9月初开始，10月结束，次年5～7月进行复查。土改完全按照《关于在全县范围内全面进行土地制度改革运动的决议》的安排进行，即在“三反双减”斗争的基础上，开展发动和教育群众、查实土地和人口、划分阶级、分配土地和物资的运动。当时，朗塞岭谿卡共有142户611人（不含领主人口），其划分阶级情况如表1-1所示。
表1-1 民主改革时期朗塞岭谿卡阶级划分情况统计
从表1-1可知，该谿卡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占总户数的5.64%，农奴占总户数的75.35%，奴隶（含家奴）占19.01%。这反映中共中央及西藏工委对西藏社会的判断是准确的，制订的土地改革方案是符合实际的。这样划分阶级，“依靠的力量达到百分之七十五左右，团结的面达到百分之二十左右，打击的面只在百分之五以下，而这百分之五以内还有一部分爱国进步朋友，需要争取团结也是可以争取团结的力量，依靠、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力量来对付百分之五以下的最反动的、叛乱的农奴主和农奴主代理人，那是极为有利的”[14]。
经过民主改革，彻底推翻了封建农奴制度，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朗塞岭村和宗嘎村组成朗塞岭乡，成立了乡农民协会，归属扎其区管辖。1959年10月，互助组也开始在这里发展起来，全乡组织了17个互助组，共196家农户参加，占应入组户数的97%。[15]
民主改革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朗塞岭的行政建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1962年，成立了朗塞岭乡党支部，归扎其区委管辖。1968年，成立朗塞岭人民公社，仍包括朗塞岭村和宗嘎村，归扎其区革命委员会管辖。截至1980年6月上旬，全公社人口数量及其构成如表1-2。[16]
表1-2 1980年朗塞岭公社人口统计
1980年4月，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阴法唐带领工作组到扎囊县开展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当年5月，开始在全县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全县32个人民公社改为乡人民政府，朗塞岭恢复乡建制，归扎其区委管辖。1987～1988年，扎囊县将全县5个区、32个乡陆续撤并为11个乡，147个生产队合并为63个村委会。朗塞岭乡与门卡绒乡合并为朗塞岭乡，辖朗塞岭村、门卡绒村和宗嘎村。表1-3为1989年全乡人口统计情况。[17]
表1-3 1989年朗塞岭乡人口统计
1999年，扎囊县又对各乡镇行政区划进行调整，将全县11个乡合并为3乡2镇，下辖294个自然村65个行政村。朗塞岭乡与扎其乡、民主乡合并为扎其乡，朗塞岭成为其下辖的一个行政村至今。[18]
目前，朗塞岭村共有3个组。截至2011年底，全村有161户779人，全部为藏族。其中：男性310人，女性469人，80岁以上老人14人，有一定技能的47人，在读大学生33人、高中生35人、初中生26人、小学生62人（见表1-4）。
表1-4 2011年朗塞岭村户数人口基本情况统计
二 土地和经济活动
朗塞岭村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牧业。织氆氇是传统的家庭手工业。作物品种以青稞、小麦和豌豆为主，也产油菜籽、萝卜、圆根、土豆和黄麻。此外，这里的居民还在农田之间和村旁宅隅种植林木和桃、梨、苹果、海棠等果树。尤其是庄园旁边领主的花果园里，树木花草更为繁茂。
民主改革前，朗塞岭谿卡共有耕地1521克18哲[19]，全部分布在山谷里，如果按照生活在谿卡的人口计算，人均耕地面积近2.5克。然而，这些耕地全由班觉晋美为主的领主所占有。该领主的封文写着：“山、水、草的主权都归囊色林。”其中，班觉晋美直接占有1190克8哲土地，占全谿卡土地总数的78.53%。全谿卡的山坡、水源和荒地，也归其所有。谿卡的农奴必须承担相应的差役和赋税，才能使用小片差地、租地或“协”地。[20]
谿卡山谷两侧和谷底后山是浅草牧场，谷口的乱石滩地和农田间的空隙地与流经山谷的溪畔两侧，也是畜牧的场所。据统计，1958年全谿卡共有各种牛701头（其中领主占有184头），绵羊和山羊3299只（其中领主占有200只），马、骡、驴241匹（其中领主占有22匹）。民主改革前的几十年里，不少人被迫外逃，造成谿卡劳动力不足，农奴们负担的差役更加沉重。许多人为了交差，借钱借粮，陷进了债务的深坑，以致倾家荡产。据统计，民主改革前共有62户农奴欠债，占本阶层户数的87.32%，平均每户欠债折合青稞超过352克（注：藏克，下同）。[21]
经过民主改革，西藏彻底推翻了封建农奴制度。参加叛乱的农奴主班觉晋美及其4家代理人的财产被没收；其余未叛代理人的财产则进行了赎买。中等和富裕农奴的土地得到保留；无地和少地的农奴，每人至少分到1克15哲土地，还分到耕牛、犁铧、骡马、牛羊、衣物和家具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很多单身农奴组成了家庭。广大农奴摆脱了人身依附、乌拉差役和高利贷的束缚，开始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22]根据地方史志记载，1960～1967年互助合作时期，扎囊县农牧民以换工方式进行互助劳动。人民公社时期，实行集体劳动，按劳分配，改革开放后鼓励发展家庭农副业。人民公社的收益分配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进行，社员平时劳动按日记分，全劳力日工分10分，半劳力5～6分等。秋后分配实物、年终决算以全生产队农牧林一并计算收入。总收入扣除税金、办公费、干部补贴等支出和种子、饲料以及公积金和公益金。社员分配除以全队全年总劳动日数，算出每个劳动日的价值。劳动日价值乘以各户的劳动日数为各户的全年总收入。各户总收入减去所分口粮和副产品等实物折款合计后为各户净收入。在粮食分配上实行按人均口粮和工分粮结合的办法。基本口粮每人每年12.5克左右，工分粮按比例确定，其总数除以总工分为每个工分应分的工分粮。副产品按人和牲畜平均分配，所分粮食和副产品等实物均按规定价格计算。1980年国家开始免征农业税后，分配上不再扣除税金。公积金用于扩大再生产，公益金用于社员福利。粮油等实物和现金分配的多少、高低与产量和收入成正比例。[23]
1984年中央召开第二次西藏工作会后，实行“两个归户”政策，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经营，收入均归农户自己所有，农牧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根据扎其区委和区公所1986年4月的调查，当时的朗塞岭乡（下辖朗塞岭村和宗嘎村）共有217户1186人，其生活水平分为六类（见表1-5）。[24]
表1-5 1986年朗塞岭乡群众生活水平统计
从表1-5可以看出，下等户及最困难户数量达107户528人，占总户数的49.30%，比例是很大的。根据调查材料的描述，他们住房条件一般，每年6月就开始缺粮，最困难户既缺钱又缺粮，生活状况很差。这其中的原因除了缺乏劳力、不会经营以及家底薄以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当地连续几年歉收。
根据相关统计，民主改革前朗塞岭的粮食产量平均克产7克，1960年达到12.8克，1961年遭灾减少到10.1克，1962年提高到13.14克。[25]不过，当时的调查没有说明粮食品种。到了1989年，该村冬小麦亩产约15.6克，青稞亩产约8.1克，小麦产量提高显著。当年，朗塞岭村居民人均粮食收入19.26克，比20世纪70年代扎囊县人均12.5克的水平有较大提高；同时，村民还获得一定的现金收入（参见表1-6和表1-7）。[26]
表1-6 1989年朗塞岭村农业产量统计
表1-7 1989年朗塞岭村收益及分配统计
据统计，1958年朗塞岭共有各种牛701头（其中领主占有184头），绵羊和山羊3299只（其中领主占有200只），马、骡、驴241匹（其中领主占有22匹）。[27]其后朗塞岭村的牲畜总数大体维持在此水平，主要在于畜牧条件的限制（参见表1-8）。
表1-8 1989年朗塞岭村牲畜存栏统计
续表
改革开放以后，朗塞岭村的经济结构逐渐得到调整，副业在居民家庭收入中的比例不断提高，特别是外出打工成为主要的现金来源。扎囊县是有名的氆氇之乡，朗塞岭村的居民农闲时多自织自染氆氇，每户每年可制作一两条或三五条，每条约11抻（抻为双臂展开的长度），每件无袖女装约需8抻。质量好的氆氇每条可卖2000元左右，差的不到1000元。村里还有几个人从事木工、缝纫等手工艺行业，一些村民外出打工从事建筑业、修路和服务业等（参见表1-9和表1-10）。
表1-9 1989年朗塞岭村副业收入统计
表1-10 1989年朗塞岭村主要生产生活用品统计
扎囊县属于半干旱地区，农业生产受到旱灾严重影响。民主改革以前，全县只有历史上留下的七沟七渠，包括朗塞岭水渠。这些水渠由当地民众集资共同修建，主要用于农田灌溉及其水磨、人畜饮水。朗塞岭村虽然邻江，但是因为地势高，长期以来无法利用江水提灌。相反，雅鲁藏布江河滩上的泥沙却被大风吹上来，年复一年，靠近江边的土地变成了寸草不生的沙丘，朗塞岭沟耕地面积逐渐减少。2000年，扎囊县开始实施较大规模的扶贫搬迁工作，计划在朗塞岭靠近101省道的地段分两年进行200户（包括错那县60户）搬迁工程。2001年，自治区投入扶贫搬迁资金361万元，共建住房148套，将扎囊、错那两县的特困户相继迁移至此，其中也包括朗塞岭的一些贫困户，组成德吉新村（建制村），仍属扎其乡管辖。[28]为了解决搬迁移民的生产生活问题，使其脱贫过上小康生活，政府同时在朗塞岭进行包括生态建设和扶贫开发在内的农业综合开发。2000年，投资1787.51万元，建成了朗塞岭提灌站。工程包括：35千伏输电线路4公里，35千伏变电站2座，一级泵站装机450千瓦，扬程17.06米，提水1.15平方米/秒，二级泵站装机375千瓦，扬程29.25米，提水0.37平方米/秒，总干渠全长3.3公里，一级东干渠全长2.6公里，二级东干渠全长4.8公里，二级西干渠全场2.6公里，四条干渠总控灌面积1.92万亩。[29]之后的几年中，又累计投资数千万元，建设了2500亩草场、6000亩生态林，治理沙滩1100亩。2011年上半年，又完成各种造林52052.1万亩。[30]
尽管修建了朗塞岭提灌站，然而现有水资源依然无法满足人畜饮水问题，灌溉及人畜饮水安全已经成为朗塞岭村的典型问题。在距离村庄2575米处的山上，有几个水源丰富的泉眼，流出来的水由宗嘎村和朗塞岭村共用，以前修有简单的水渠，2005年左右修建了水泥的水渠，但是依然有不少地方出现严重的渗水、漏水、堵塞现象，不仅未能满足村庄土地的灌溉要求，而且浪费了水资源。为避免用水矛盾，两村制定了用水规则，即6个组（宗嘎村也分3组）轮流使用，按小时灌溉，有管水员监管。如发生矛盾，就要进行调解。2012年上半年，当地一直没有下雨。播种时泉水流量不足，村民就从井里打水和从江里提灌。为了更好地利用山上的泉水，朗塞岭驻村工作组向上级打了报告，申请资金145250元，希望建造一座蓄水池和6个取水点，以解决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用水。[31]
截至2012年1月，朗塞岭村耕地总面积为1828.94亩，人均耕地2.35亩。2011年，全村种植粮食作物1828亩，以小麦为主，青稞较少，约200亩。小麦和青稞里套种一些土豆、油菜等，其中，土豆数十亩，油菜500多亩。此外，村民也种植苜蓿，有412.16亩。还有人种植一些豌豆。根据访谈，当年粮食（小麦及青稞）亩产在250～280斤。如一组云丹家有耕地10.2亩，当年收获小麦2576斤、青稞504斤、油菜360斤、土豆560斤；二组边旦家有耕地10.2亩，当年收获小麦980斤、青稞168斤、油菜240斤、土豆336斤；三组嘎玛家有耕地9.99亩，当年收获小麦1620斤、青稞560斤、油菜168斤、土豆840斤。在生产力方面，除了传统的农具以外，耕作的机械化程度也有提高，截至2012年6月，全村共有播种机10台，收割机7台，拖拉机（也可犁地）113台，扬场机及脱粒机合计40台。不过，近山居住的村民（以三组为主）的耕地大多呈阶梯形分布，面积小无法实现机械化耕种，同时这些耕地还严重缺乏灌溉设施，因此影响了粮食产量的提高。
牧业是朗塞岭村居民生计的组成部分，是提供肉食、畜力和皮毛的主要来源。截至2012年1月，全村共有草场面积33336.4亩（2222.4公顷），其中：冬春草场4667.10亩（311.14公顷），夏秋草场28669.30亩（1911.29公顷）。有牲畜合计8569.70只（折合为绵羊单位，1只牛折5只绵羊），户均23.22头（只）。按人头划草场人均草场面积25.63亩；按牲畜划草场畜均草场面积1.56亩（见表1-11）。[32]
表1-11 2011年朗塞岭村牛、羊蓄养基本情况统计
总的来说，朗塞岭村的草场面积不能满足全村人口发展畜牧业的需要，限制了全村牛、羊畜养的数量。因此，村民们大多是白天将牛羊赶到草场放牧，晚上再赶回村里圈着。全村专业牧户仅有3户，出生于1964年的二组村民达珍就是其中一户，她告诉我们：[33]
我父母住在一组，1岁多时我被过继到姨妈家。姨妈姨父原来给庄园附近的一家名叫扎西坚赞的贵族干活，是扎西家的朗生，住在主人分给的一间小屋里，主要做扎西家地里的农活和家里的粗活，每顿饭只有一小碗糌粑。民主改革后，他们在集体里赶驴车、运送青稞等。我5岁时到村小上学，但只学了3个月，姨父姨妈开始为生产队放牧，我就随他们上山游牧，每年只下山一次，每次在村里住三四天，一是将牛羊及奶制品交给生产队，二是从队里领取上山的粮食和其他必需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时，姨父姨妈把集体的牲畜赊账购买过来，包括20多头牦牛和27头奶牛，折价1.9万元。我丈夫是姨父的侄子，13岁时来投靠姨父，后来我们就结婚了。姨父姨妈年老体衰后回村定居，我们夫妻俩带着大女儿继续在山上游牧，小女儿则在村里随外公外婆生活学习。2003年我们一家4口分到了7亩土地，我父母帮助耕种了4年多，收获都留给我们。一般情况下，可收获青稞五六百斤、小麦八九百斤、土豆三四百斤，油菜也有一些。后来我们自己管理了，平时在山上放牧，农忙季节下山种地。现在，我们家有牦牛20头、奶牛13头、肉牛34头、牛犊2头、绵羊14只，主要供自家食用，2011年生产酥油80多斤、奶渣40多斤，卖了七八斤奶渣，每斤13元，也送一些给亲戚；宰杀了2头老奶牛，出售了1头奶牛（收入2500元）和1头牦牛（收入4000元）。我们很少出售畜产品和农产品，所以每年的现金收入大约只有1.5万元左右，既要用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又要购买化肥、农药等，现金积蓄很少。
朗塞岭村在雅鲁藏布江南岸，以前江边没有树木，只是沙滩。20世纪80年代开始植树造林，村集体也购买树苗在江边种植柳树等。筹资方式为村集体向村民出售集体林木，所得收入用于购买树苗，再集体种植在沙滩上。目前，江边的树木已经成林，村民可以按照规定在林子里捡拾柴火。朗塞岭村林地面积尚无确切统计，每年村民都在植树造林，面积也在变化，雅鲁藏布江边的林地归周围4个村庄共有，属于集体经济，树木每四年砍伐一次，每次可卖2万多元；每年均可修剪一些树枝，如出售可获三五千元，也可用于盖房顶；每三年每户人家可分约一拖拉机木材，需自己去捡拾。原来庄园的花果园大约有8亩，现由村里的一个残疾人及低保户承包，园子里种植了苹果梨树、桃树等，承包金交给村里的教学点。一些村民在自家院子和房子周围也种植少量果树，大多为苹果梨树和桃树，由于缺水，果树数量都不多，大多为一两棵或三五棵而已。
图1-3 朗塞岭村的古核桃树（方素梅摄于2012年7月）
改革开放以后，朗塞岭村的经济结构逐渐得到调整，副业在居民家庭收入中的比例不断提高，特别是外出打工成为主要的现金来源。扎囊县是有名的氆氇之乡，朗塞岭村的居民农闲时多自织自染氆氇，每户每年可制作一两条或三五条，每条约11抻（抻为双臂展开的长度），每件无袖女装约需8抻。质量好的氆氇每条可卖2000元左右，差的不到1000元。村里还有几个人从事木工、缝纫等手工艺行业，一些村民外出打工从事建筑业、修路和服务业等。以前村里没有农产品加工企业，2012年村里投资7.2万元，购置了4台机器，在两间公房（约80平方米）内开办粮油加工企业，由村民承包，约定每年交村里5500元。该粮油加工部于2012年6月正式营业。
图1-4 朗塞岭村民家织的氆氇（方素梅摄于2012年7月）
根据1989年的统计，全村有27户居民盖了新房；而2012年7月的调查发现，全村居民住房均有不同程度改善，许多人家盖起了二层藏式楼房。进入21世纪以后，2011年，全村有超过40%的家庭现金收入达到5000元以上（见表1-12）。[34]
表1-12 2011年朗塞岭村村民现金收入情况统计表
图1-5 朗塞岭村民居（方素梅摄于2012年7月）
通过对20世纪60年代初、80年代末和21世纪10年代初材料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朗塞岭村的经济变迁是显著的，生产力水平有较大提高，人民生活有明显改善。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朗塞岭受到自身条件限制的矛盾越来越突出，2011年全村总收入117万元，人均只有1500元左右，仍然属于贫困地区。经济结构单一、特色农产品缺乏、增收渠道狭窄、劳动力不足、基础设施较差等，成为朗塞岭村难以脱贫致富的重要原因。根据朗塞岭村驻村工作队的调查，全村除了18户人家，其他各户均表示存在不同程度的生活困难（参见表1-13）。[35]
表1-13 村民生活困难情况
续表
必须指出，2011年朗塞岭村居民所反映的生活困难情况，与1986年的类别和标准有着很大的不同。1986年有一半左右的居民还没有解决温饱，2011年则基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当然，缺乏现金收入依然是大多数居民面临的生活难题，这也是朗塞岭村未来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 村庄治理与公共服务
民主改革前，西藏广大农村处于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人民群众没有参与村庄治理的权利，这种状况在民主改革后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民主改革期间，朗塞岭村就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和基层骨干，并于1959年10月土改结束时发展了两名党员。此后，基层党组织及村庄管理机构逐步发展起来。现在的朗塞岭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办公场所设在朗塞岭庄园东侧不远处的一栋二层藏式建筑中。
通过对一组居民次仁措姆的访谈，我们对朗塞岭村的社会治理发展历程有了一个侧面的了解。次仁措姆是朗塞岭的传奇人物，我们刚一到村子，就听到村委会的干部不断提起她。她曾经担任村领导30多年，亲身经历了村庄的发展与变迁。她告诉我们：
我今年69岁，出生在山南的泽当镇，五六岁时成为孤儿。8岁那年，我投奔父亲在朗塞岭的亲戚。1959年民主改革后，村子里建了小学，我就上学了，当时已经十六七岁。这个学校是初小，我读了3年就毕业了。然后去扎其区委书记家做了6年的保姆。这个书记是内地来的军人，会一点藏语。他们一家都对我很好，后来书记的妻子和孩子要回内地，想带我走，我不敢去太远的地方，也留恋家乡，就回到村里了。从1969年开始，我在村里先后担任队长、妇女主任等职务。197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担任朗塞岭乡党支部副书记，一直到1987年。1987年撤区并乡，我回到村里，担任朗塞岭村党支部书记，一直到2008年。2008年改选时，还有不少人投我票，但是我已经64岁了，身体也不好，所以坚持不当了。我参加过西藏第五次党代会，我当老师的大女儿也参加过西藏第十五次党代会。
次仁措姆为何能够连续几十年担任村领导？她说，自己性格外向甚至有点泼辣，敢说敢做，大家都服她。但仅仅是这样一个因素吗？显然不是。次仁措姆能够参与村庄事务管理近40年，与她早年的教育和经历有密切关系。在藏区，四五十年前读过书的女性是极少的，即使是男性也不多。我们在村子里，听到不少关于次仁措姆的议论，但是很少非议多是敬佩。现在，次仁措姆还负责扶助邻居。这家邻居由四兄妹组成，年龄从30多岁到50多岁，均为遗传性智力障碍。次仁措姆扶助他们，不仅是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出于她的善良和爱心。
图1-6 朗塞岭村党支部在村委会院内举行党员日活动（方素梅摄于2012年7月）
截至2012年6月底，朗塞岭村共有党员32名。党支部书记为男性，今年49岁，初中文化程度，年津贴6000多元；副支书也是男性，52岁，初中文化程度，年津贴3497元。还有一名委员，也是男性。目前，村党支部每年党员活动经费为1850元，村委会每年可获得下拨的办公经费1050元（见表1-14）。
表1-14 2011年朗塞岭村党建、团建基本情况
朗塞岭村委会是2009年改选的，当时有选举权的人数是500多人。村子没有集体债务，村委会按照要求财务公开。在修建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时，多由上级政府拨款，村民各家出工。近年的公共设施建设，主要是2006年修建村委会办公用房，以及打水井。此外的开支还包括：收取水电费时，要从集体经费中给予一些劳务报偿。拉化肥，或是到乡卫生院及县医院看病，也可从集体经费中报销租车费用。
图1-7 朗塞岭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办公处（方素梅摄于2012年7月）
民主改革以后，朗塞岭村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才逐步开展。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政府投资力度的加快，朗塞岭村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建设得到很大发展，道路、水电、教育、卫生、文化及社会保障等条件不断改善（见表1-15）。
表1-15 2011年朗塞岭村公共基础设施基本情况统计
2011年，扎囊县政府投资，将101省道通往朗塞岭村中心（村委会及朗塞岭庄园）的道路改为柏油路面，朗塞岭村的交通状况大为改观。不过，全村居民居住较为分散，除了靠近村委会的二组，通往一组和三组的道路仍然是砂石路，崎岖难行，夏季山洪暴发冲毁道路现象严重，经常造成村民雨季无法外出的窘境。
图1-8 朗塞岭村新修建的柏油路（方素梅摄于2012年7月）
截至2012年7月，全村实现通电、通广播电视。当地电价为0.5～0.6元/度，村民则享受一定照顾，按0.48元/度购买，不足部分上调。村庄移动通信信号全覆盖，95%的居民拥有通信设备。村庄没有邮政机构和设施，生态环境保持相对稳定。全村93.2%的村民家中已通水，村民生活用水主要来自山上的泉水，由于条件所限，村里还没有对饮用水进行集中净化处理，而且人畜饮水没有完全分开。在公共卫生方面，没有建设公共污水排放管道，生活污水也没有处理。不过，村里修建了一个垃圾场，集中焚烧生活垃圾，村庄各处安置了9个垃圾桶以回收垃圾。2007～2011年，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约有140户村民修建了沼气池，由于受到使用技术以及原料不足影响，沼气的使用普遍存在火苗过弱问题，因此，目前大多数村民家中的沼气池已经废弃，沼气温室则用来种植蔬菜。
朗塞岭村于1960年开始有公办小学，1975～1994年改为教学点，只有1～3年级。1994～2002年，朗塞岭小学升级为完全小学，包括1～6年级，学生最多时有100多人，教职工达19个。2002～2010年又恢复为教学点，只有一年级和二年级，2010年后只剩下一年级，同时增设学前班。截至2012年4月，全村青少年、儿童就学率达到100%（除新生儿、残疾人外）（见表1-16）。
表1-16 2011年朗塞岭村学生、技能人员基本情况统计
图1-9 朗塞岭教学点（方素梅摄于2012年7月）
公共卫生服务得到很大发展。扎囊县是先心病高发区，也是疫情大县，主要有鼠疫、腮腺炎、细菌性痢疾，近年来控制得不错，2011年法定传染病9例，发病率为441.4/10万。2011年，扎囊县医疗卫生系统做了一项出色的工作，即为20350名农牧民建立健全健康档案，占全县农牧民人口的60%以上，在全区处于领先。个人档案都储存在磁卡中，刷卡即可显示个人信息，僧尼同样也建立健全了健康档案，西藏卫视“今日西藏”栏目曾对比进行过专题报道。扎囊县是全区率先做起来的，而且做得好，计划至2012年底建档率要达到80%。朗塞岭村目前设有一个卫生室，有村医一名，可接收一般的常见病诊治。由于村庄离扎囊县城及原山南地区首府泽当镇不算太远，如今交通条件大为改善，如有重症村民都能及时送至那里的医院救治。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完善。截至2011年底，全村161户村民全部参加了新型合作医疗，161户人家均有人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全村有17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有五保户17户。村里设置有敬老院一座（扎其乡敬老院），有3位工作人员，负责照顾来自朗塞岭村和扎其乡其他村子的12位老人。截至2012年4月，朗塞岭村实现农牧民安居工程141户，达到87%；待业青年就业率达到70%，部分人因家庭原因或身体因素无法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近年来，朗塞岭村获得了一些救助，包括生活用品，如高压锅、手电筒等，基本每户都可分到，还给32户居民发放了彩电。2011年，朗塞岭村共获得国家救助总额9万元，均为灾害救助款项。
第二节 柳村
柳村为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现为日喀则市）拉孜县柳乡的一个行政村。民主改革以前，柳村是柳谿卡的主体，主要归后藏的扎什伦布寺所有。民主改革以来，柳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样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也体现出与朗塞岭村不同的特点和差异。总体来说，当地的自然条件比较恶劣，经济社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全村人口贫困现象比较突出，需要政府和社会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一 地理历史人口
柳村位于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地区，处于拉孜县东部，东邻萨迦县吉定镇，南靠萨迦县城，西连热萨乡，北接扎西岗乡，距离县城72千米，距离日喀则78千米，海拔大约4000米，在拉孜县内属于海拔稍低的地方。柳村下辖4个自然村。从麦雄普曲河上游向下、自南向北依次是柳普（sle-phu）（85户、844亩田地）；查嘎（gra-kha）（130户）、萨贝（sa-spe）（80户），两组共有田地2350亩；以及在热曲河北岸台地上的杂（rdza）8户人家。
图1-10 柳村柳普组及查嘎组全貌（杨春宇摄于2012年7月）
民主改革以来，柳乡政府及学校、卫生室（所）、派出所等公共服务机构一直设在柳村的查嘎。这里距离318国道（即定日公路）大约3千米。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扶贫、移民等项目的开展，柳村部分人口搬迁到318国道旁，形成新区的萨贝组。新区里修建了乡政府、学校、卫生院等建筑，2006年以后乡政府和学校、卫生院也搬到了新区。
图1-11 318国道旁的柳村移民新区——萨贝组（方素梅摄于2012年7月）
柳村属于高原半干旱农牧气候区。每年日照时数2800小时，每年平均气温6～7.3℃，最高气温14.5～16.3℃，最低气温-19.6℃，平均无霜期约为120天左右。雨季集中在每年的7～9月，占全年降水量的80%，年降水量230.2～355.1毫米。而10月至次年4月为旱季，年均蒸发量为1440毫米，最大冻土层厚度为80厘米，平均风速3米/秒。主要的自然灾害有干旱、冰雹、霜冻、洪水、雪灾、虫灾等。
1959年以前，柳村属于柳谿卡。柳谿卡是后藏重要谿卡之一，原来管辖的范围很大，除了如今的柳村之外，还包括今春门村[36]、吾木宗村等一些地方的土地及帕如牧场。历史上，柳谿卡归扎什伦布寺所有，亦即后藏政府所有，大约在1898年划归九世班禅家族管辖。20世纪30年代九世班禅避走内地期间，西藏噶厦政府接管了柳谿卡，但在1939年前后重新划归扎什伦布寺管辖。因此，与西藏大多数谿卡性质不同，柳谿卡是政府谿卡，一般情况下委托谿本进行管理。在柳普河谷较为宽阔的地带，建有谿本居住的二层楼房一座，共有大小房屋近30间，房屋旁还建有几百平方米的林卡。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的民主改革时，这栋楼房都还保护得比较完好。不过，谿本很少居住在柳谿卡里，而是另派代理人进行管理。代理人之下又设有两个根布，配合代理人的工作。根布通常由富裕差巴担任，其职责是为政府收取各种实物差，摊派外差乌拉。他们不仅可以低租耕种一定面积的土地，还可免除大部分差徭，甚至可以领取到一定数量的工资。民主改革前，柳谿卡的谿本是代娃夏·旺秋加喔，他是扎什伦布寺的喇嘛，担任柳谿卡的谿本达21年之久。[37]
柳谿卡所有权属于扎什伦布寺，因此它的土地和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也都属于后藏政府。根据20世纪60年代的调查，1958年柳谿卡共有领主1户、差巴66户、堆穷3户，另外还有一些长工、朗生、僧尼等。其中，除了个别农奴分属于前藏贵族杜素、热萨等其他领主（因为这些农奴原籍在那里，由于躲差、躲债而逃亡到柳，或是因婚嫁来柳，他们虽然定居在柳，但是人身关系依然在原来的属主那里），以及一些从其他地方雇来的长工和僧尼外，绝大多数农奴都属于柳谿卡的所有者——扎什伦布寺。其人口构成见表1-17。
表1-17 1958年柳谿卡人口构成统计
民主改革以前，柳谿卡的农奴要为领主支应乌拉差，即负担劳役和实物地租税。其中，差巴既要支内差，即向自己的直属领主交纳实物、负担劳役；又要支外差，即向地方政府支乌拉差。管理者按照差岗地面积大小，对农民差巴摊派乌拉差；对牧民差巴的摊派则按照牛羊数量来计算，每3年重新计算一次，支差种类与农奴有所区别。由于差役赋税沉重，柳谿卡的农奴多次展开与谿本及其代理人的斗争。例如，九世班禅家族管理柳谿卡期间，曾由藏军军官龙觉康萨·尼玛登珠任谿本，前后5年。他不断增加柳谿卡农奴的差役，逼迫他们花大量时间去耕种谿卡的自营地，差巴们不堪剥削，集体赴日喀则的尼玛登珠家中抗议，尼玛登珠害怕他们去扎什伦布寺告状，只好答应减差。后来又有一个叫香·日岸巴的任柳谿卡谿本达五六年之久，他依仗裙带关系，增加了一些新差役，并任意处罚百姓，激起了强烈的民愤。农奴们联合起来到扎什伦布寺抗议，要求班禅亲自接见他们。斗争持续了3年，终于迫使班禅家族撤换了日岸巴，并明文减去一些乌拉差。[38]
1951年，西藏实现和平解放。1959年下半年，西藏开始进行民主改革，同年12月，将原彭措林宗、拉孜宗和柳、西嘎、扎西岗、若作四个谿卡合并为拉孜县，成立了县人民政府，隶属日喀则地区管辖。县政府驻地最初设在拉孜雪（现拉孜镇），1968年7月迁至曲下区（现曲下镇）。拉孜县设立后，全县分为6个区。其中，以柳谿卡为中心成立了柳区，下辖孜龙、柳、热萨、宗白、帕如五个乡。柳乡所辖包括今柳村和春门村。民主改革时期，柳乡也开展了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活动，社会制度发生彻底变化（参见表1-18）。[39]
表1-18 1964年柳乡人口社会阶层划分情况统计
土地改革之后不久，西藏农牧民就开展了建立互助组的活动。柳乡群众也组织了不同类型的农民合作组织（见表1-19）。
表1-19 20世纪60年代柳乡人口和农业生产组织统计
1965年，中共中央决定于西藏自治区成立之时，结合社会主义改造，在西藏进行人民公社试点，实行公社、生产队两级所有，队为基础，保留自留地、自留畜等。柳乡的行政建制由此改为柳公社，归柳区管辖。柳公社下分4个生产队，一般称为一队、二队、三队、四队。根据相关资料记载，1971年之前，柳区所辖的5个公社（即柳、孜龙、帕如、热萨、宗白）共有单干户33户295人，其中柳公社没有单干户。[40]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西藏的人民公社逐步撤销，全面恢复乡的建制。柳公社改为柳乡，原先的一队、二队、三队、四队改为柳、吾木宗、孜龙、西嘎四个行政村。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春门从柳村脱离出去，单独成为一个行政村。该村位于柳乡西南山沟，距乡政府10千米，距离柳村查嘎自然组也有几公里，平均海拔4300米。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的限制，基本上是靠天吃饭。一旦发生较大的自然灾害，如干旱、冰雹、洪灾等，群众的生产生活将更加困难，因灾致贫、因灾返贫的现象比较严重。春门分立出去后，柳村群众的人均收入水平相应提高（参见表1-20）。
目前，柳村共有4个村民小组，亦即由查嘎、柳普、杂三个自然村（组）和新区的萨贝组的居民组成，查嘎是柳乡自然条件相对较好的自然村，距离318国道边的乡政府约2.8千米，人口较为密集，村委会亦设在那里，柳普和杂则相对偏僻。
表1-20 1990年柳乡农村组织和人口情况统计
截至2012年6月，全村共有居民297户1453人，全部是藏族。其中：男性700多人，女性比男性多数十人；60岁以上老人60多人。查嘎自然村人口最为密集，有130户人家（参见表1-21）。
表1-21 柳村户数人口基本情况统计（2012年6月）
二 土地和经济活动
历史上，柳村居民经济活动以农业为主，牧业占有一定比重。其土地属于沙壤土，土壤保水保肥性差，土壤较贫瘠。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以及气候恶劣，整体土壤有机质含量低，土质差，适应种植的作物品种单一，主要农作物有青稞、小麦、豌豆、马铃薯等。动物资源主要有牦牛、绵羊、山羊等；野生动物有狐狸、藏雪鸡、斑鸠等。
民主改革前，柳谿卡是后藏重要谿卡之一，虽然历经变动，其所管辖的范围与其他谿卡相比可谓不小。根据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调查，当时柳谿卡管辖的范围如表1-22所示。[41]
表1-22 民主改革前柳谿卡管辖范围统计
根据当时的调查，柳谿卡大约有3400克[42]耕地，人均5克，其中谿卡自营地占765克，余下的2600克为农奴使用的差地，分成差岗，由差巴以支差为条件耕种。全部耕地以中等年景计算，产量共计23800克。[43]柳谿卡的水利条件不算太差，每年组织维修水渠达12次。因此，耕地按土质、水利等条件分为上、中、下三等，中下等的一般掺杂有较多沙石乃至石块（见表1-23）。[44]
表1-23 1958年柳谿卡耕地分类情况统计
谿卡居民多数兼养牛、羊、驴、马等牲畜，除马、驴和部分牛作为役畜外，大多数人家都畜养奶牛、山羊和绵羊，以收取肉、奶、酥油和羊毛供日常生活所需，少数富户拥有较大的畜群，也是极重要的生产收入。全谿卡各类牲畜数量统计如表1-24。[45]
表1-24 民主改革前柳谿卡各类牲畜统计
除此之外，谿卡里还有8户居民以手工业为生，其中5户是铁匠，基本不耕种土地。其他的则为兼营手工业和副业，种类包括银匠、铜匠、木工、裁缝、屠宰、榨油、碾磨等。纺织则是家家户户都做的副业，既制作家人穿用的毛织物，也有为他人加工的。
由于柳谿卡土地较为贫瘠，加之差役繁重，农奴生活十分贫苦，借贷现象严重。对此，20世纪50～60年代的调查资料有着较为详细的记录。[46]民主改革时期，农奴们获得了人身自由，分到了土地、房屋、牲畜、农具等生产生活资料，组织了生产互助组，劳动生产力得到一定提高。表1-25～表1-27为20世纪60年代柳乡农牧业生产情况。
表1-25 1964年冬柳乡农业生产情况统计表
表1-26 1964年冬柳乡牧业生产情况统计表
民主改革以前，柳谿卡除了谿本居住的庄园旁有林卡外，其他地方的树木极少。而从表1-27可以看出，仅1967年柳乡植树造林就达2000多株。生产方式也有改变，包括开垦荒地、水利建设、农肥使用、推广新式农具，等等。由于柳谿卡的范围比柳乡大，故表1-26所反映的柳乡牲畜总数量不及表1-24所显示的柳谿卡牲畜数量多。
图1-12 柳村查嘎组民居院内的林卡（方素梅摄于2012年7月）
根据相关资料，柳乡大约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成立了人民公社，属柳区管辖。当时，柳区所辖的5个公社（即柳、孜龙、帕如、热萨、宗白）共有单干户33户295人，其中柳公社没有单干户。[47]表1-28～表1-34为20世纪70～80年代人民公社时期柳公社生产情况。
从表1-32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柳公社的畜牧业生产比较突出，1985年牲畜存栏达到了7315头（只），数量超过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统计。此外，这一时期当地农民外出务工增加，外出务工收入逐渐成为村民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后，柳公社恢复为柳乡，表1-35～表1-37为1990年柳乡生产情况。
表1-27 1967年柳乡生产情况统计表
表1-28 柳公社入社时土地与牲畜统计表
表1-29 柳公社入社时农具统计
表1-30 20世纪70年代初期柳公社农牧业生产基本情况表
表1-31 1985年柳公社农作物种植情况半年统计表
表1-32 1985年柳公社畜牧业半年情况
表1-33 1985年柳公社农业生产基本情况半年统计表
表1-34 1985年上半年柳公社副业收入情况
表1-35 1990年柳乡农作物及其副产品产量统计表
表1-36 1990年柳乡牧业生产情况表
表1-37 1990年柳乡林业生产情况
1988年以前，春门和柳普是柳村比较贫困的自然村，春门独立为村后，柳村的经济水平相应提高。然而，由于整个村子处于半坡上，土层较薄，沙石较多，不利于农业机械的推行。坡地草产量少，草质差，鼠害及草场退化、沙化严重，可利用草场面积逐年减少，草畜矛盾增加。故此，长期以来柳村经济发展迟缓，村民生活一直得不到有效改善，2010年人均收入2580元。2010年，柳村所属的柳乡被列为日喀则地区2008～2010年西藏自治区实施整乡推进项目的10个乡之一。
截至2012年6月，柳村共有耕地面积3348亩，可灌溉面积2391亩。柳乡沿着国道有林地3000多亩，其中柳村957亩，但是几乎没有果树。全村有牧草地15万亩，2011年3月承包到户，30%的草场是按照人口来分，70%的草场按照牲畜数量来分配。2000年，国家无偿征用柳村的3亩土地建造太阳能电厂，2011年又退回给村子，已经承包到户。
目前，柳村的主要农作物为青稞、小麦、豌豆，蔬菜主要为土豆、萝卜等。2011年，全村种植青稞1853亩，小麦109亩，土豆、萝卜和其他蔬菜549亩；粮食产量613.11万吨，蔬菜产量162.22万吨。经济作物主要为油菜籽，2011年种植630亩，产量117.25万吨；另种植苜蓿草207亩。当年，全村农业收入为152.26万元。
2011年，全村养殖奶牛265头，每户至少1头；肉牛72头，牦牛154头，驴271头，犏牛87头；山羊4273只，绵羊2755只；其他家禽185只。全村畜牧收入为2.36万元。
图1-13 柳村查嘎组居民放牧途中（方素梅摄于2012年7月）
近年来，柳村经济活动除了农业生产外，外出务工成为村民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特别是318国道的修复，给柳村群众创造了务工机会。2011年，全村劳务收入为135.10万元，几乎与农业收入相当。
柳村没有市场，村民自办的小卖部有十余家。村里无农产品加工企业，有一户人家从事焊接加工。目前，村里还没有生产合作组织。以满足家庭需要的农副产品加工各家均有，特别是传统的毛纺织业，闲暇时间大多都在进行。
三 村庄治理与公共服务
长期以来，柳村的查嘎自然村作为柳乡政府所在地，村庄治理和公共服务在全乡中发展较好。2006年后，随着乡政府、卫生院、学校、派出所等机构迁往318国道旁的新区，柳村不再拥有全乡行政中心的热闹与便利。原来的乡政府驻地，转而成为柳村村委会的办公场所，同时，村医务室也设立在同一场院里，包括办公室1间、会议室2间、多媒体室1间、农家书屋1间、卫生室2间。
图1-14 柳村党支部办公处（方素梅摄于2012年7月）
2011年10月，日喀则地区第一高中驻村工作队进驻柳村，对柳村的村庄治理与公共服务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该工作队围绕“创先争优，强基础，惠民生活动”，开展基层建设年活动。一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高村党支部的执政能力。首先，利用村两委换届选举时机，深入村民中开展调研，走访了解村情民意，使村两委选举按组织和群众意图实现，加强了班子队伍建设。其次，着力抓好党员队伍建设，对支部委员进行分工，无职务党员进行协作，使每个党员都有事可做，同时开展组织生活和专题学习，以提高党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增强了党支部的执政能力。二是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加强组织建设。包括投入3200多元制作宣传栏，帮助制定和完善村党支部工作职责、村委会工作职责、财务管理制度、财务公开制度、依法治村工作规则等。三是及时开展村务公开，加强民主管理。驻村开展工作以来，坚持一个季度公布一次财务收入情况，做到村级财务收支清楚，债权、债务明晰。[48]
截至2012年6月，柳村有党员26人，其中男性23人，女性3人。村党支部第一书记由大学生村官兼任。这是一个23岁的藏族小伙子，老家在日喀则，2011年9月到任。村党支部的另一名支书现年53岁，是柳村人，男性，小学文化程度，入党4年。村支书原来的工资标准是每年4000元，据说2012年提高到每年5740元，但是截至7月还没有落实到位。现任村委会主任50岁，男性，初中文化程度，中共党员，工资标准与村支书相同。年底工作考核合格后，他们均可获得1394元的奖励。其他村干部2012年的基本报酬是2870元/年，业绩考核合格可获奖励697元。村干部每两年可参加一次体检，补贴金额是300元。
柳村近年开展的公共事务主要包括修建道路和村委会。查嘎自然村通往318国道的道路状况原来很差，2011年，日喀则地区第一高中驻柳村工作队从10万元的启动资金中，投入近5万元，组织群众撬开山崖、搭建路坝、开沟引渠，修建了一条长450米、宽4米的村道，各户以出工为主，出工少的则出资，每户出工按工分计算，年底时则折合为金额。这条道路的修建，大大方便了村民生活。驻村工作队还投入价值7.5万元的石料，由村民出工，对村委会进行硬化整治，使村委会办公活动场所的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此外，还开展了小型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小水塘、植树造林等公共事务活动。由于每年山洪暴发都会冲毁耕地，柳村群众对修筑拦洪坝的要求强烈。驻村工作队于是垫资8.4015万元，修建了总长183米的拦洪护塘、护田堤坝，不仅防止水土流失，提高抵御洪水灾害能力，以消除因洪水冲毁而每年减少四五亩耕地面积的隐患，而且对于保护水塘正常运转，确保本村主产区近1500亩农田灌溉得到长远的有效保证，进而使该村289户1375名群众从中受益。同时，驻村工作队又投入3.1万元，对堵塞渗漏情况严重的边玛水塘进行清淤改建，预计可以解决500多亩农田灌溉难的问题；向上级部门争取到价值1.125万元的水泥管道，对柳普自然组上端泥石流区域的灌溉水渠进行改造。[49]
表1-38 2012年柳村公共基础设施基本情况统计
目前，柳村的道路为沙石路面。自来水部分覆盖，有200户居民可以饮用。饮用水来源为山上的泉水，虽然没有经过集中净化处理，但在拉孜县有关单位的帮助下，查嘎自然组已经较好地解决了安全饮水方面的问题。柳普自然组60户也于2004年落实了安全饮水项目，但由于设备出现故障，自来水水管以及设备需要维修，截至2012年7月仍未能解决安全饮水问题。村庄无污水排放管道。查嘎自然村有一条山上雨水流下自然形成的小溪或小水沟，村民在此浣洗衣物，牲畜也在此饮水。灌溉用水为地表水，山上修建了3个较大的蓄水池，小的蓄水池则多些。村庄实行垃圾集中堆放，然后进行焚烧处理，但是只有一个垃圾填埋场。驻村工作队计划申请县环保局提供更多的垃圾箱以及在规定的地点开挖垃圾处理点，在本村内招收垃圾处理专职人员，为他们提供生活补贴。
村庄电力基本全覆盖，只有两户牧民无法使用。这两户在村子里有房子，但因承包了草场，因此常年在山上放牧。电价每度0.5元。固定电话或移动电话基本每家都有。广播电视也部分覆盖，截至2012年7月有112户人家可以收看有线电视，有40户人家接通广播。柳村原来实施过沼气池项目，有41户人家修建了沼气池，由于气少，许多人家已经废弃，只有部分家庭仍然在使用。柳村有一名初级农业技术人员，是县农牧局派来的，月工资4000多元。
柳村的学校教育是民主改革以后才发展起来的。2012年以前，查嘎一直是全乡教育中心。乡政府搬迁到新区以后，在那里修建了新校址，柳乡中心小学搬迁过去后，原先的校舍就用于开办学前班，学制一年，有2名公办老师，他们是原来乡中心小学的老师，因临近退休，故而留在村中教学前班，开设课程门类还不齐全。我们在学校调研时，看到这个学前班大约有20多名学生，均为走读，因为没有厨师，所以无法提供午餐。这些学生基本都是查嘎组居民的子女，新区的中心小学没有设立学前班，所以那里居民的子女还不能享受学前教育。柳乡没有中学，当地居民子女需要到县城或日喀则就读初中和高中。
图1-15 柳村学前班学生在上课（方素梅摄于2012年7月）
柳乡的医疗机构原先也是设立在查嘎自然村，村民就医十分方便，但是设施较为简陋，一般只是给村民开些常用药和打针。2006年，乡卫生所搬迁到新区乡政府旁的新址，并更名为柳乡卫生院，设施条件大为改善，医生业务水平也有提高。乡卫生所搬走后，柳村建立了村医务室，办公地点就设在乡卫生所旧址，共2间房。医务室有村医2名，分别为31岁和26岁，均为男性。他们都参加过专业培训，可以治疗感冒等常见病，或是进行药物注射等。
柳村以前是扎什伦布寺的谿卡，供奉着扎什伦布寺，因此他们朝拜的寺庙主要是扎什伦布寺，以及萨迦寺等。除此之外，在村子附近的山沟里，原先有一个兴龙寺，也是村民朝拜的寺庙，由于交通不便，村民难以进山，近年在大家的呼吁下，向上级申请获得了一些经费，正在将该寺搬迁到公路边。柳村附近没有神山，有的村民到较远的地方朝拜神山，如冈底斯山神山。在柳村，有一个拉康、一个白塔，建设与维护费用由群众集资。平时的宗教活动主要在这两个地方进行。
柳村有文化底蕴非常浓厚的传统藏戏和令巴（拉孜堆谐），正在申请加入国家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村里有藏戏团，成员13～15人，每年活动3～4次。除了在村里表演，也应邀到日喀则和其他县演出。柳村有一个图书室，计划于2012年底在村委会院内修建一个体育健身场所。
柳村没有敬老院，计划修建一个老年活动中心。当地藏族有孝顺的传统，老人都由家庭赡养。全村只有2个五保户，由政府发放五保金。平时老人都在村里的白塔转经，也帮助照看孙辈，或是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或家务。村里的7个孤寡老人都有亲戚照顾，他们一般是自己居住，亲戚时常来照看，并帮助耕种土地。老人不愿去敬老院，即使是五保户也不愿意去，可能与观念或风俗有关。
全村297户人家都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80%的家庭参加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58户人家享受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这里灾害还是比较频繁的，2011年柳村就遭受水灾，虽然对房屋损害不大，但是河沿的农田被冲毁不少，受灾面积超过1亩的农户都获得了国家补贴，村里还有几只牛羊被水冲走。
第三节 居民问卷数据分析
一 问卷对象基本情况
课题组于2012年6～7月在朗塞岭村和柳村开展田野回访期间，共完成居民问卷96份。经整理录入后，主要使用统计软件SPSS加以分析。基本情况见表1-39。
受访对象中，藏族占86.5%；男女比例为51∶49；24～30岁受访者占5.6%，31～40岁受访者占8.9%，41～50岁受访者占25.6%，51～60岁受访者比例最高为32.2%，61～89岁的老年受访者占27.8%；就家庭规模而言，1～3人的家庭占15.9%，4～7人的受访家庭比例最高为55.7%，8人以上的家庭占28.4%；语言方面，使用藏语的受访者占95.4%，使用汉语的受访者比例为23.0%；宗教信仰方面，全部受访者信仰佛教，其中1.1%特别指明了藏传佛教；宗族方面，大姓受访者占24.5%，中姓受访者占34%，小姓受访者占比最多41.5%；政治面貌上，中共党员占19.5%；现任职务上，68.3%的受访者无职务；就业方面，在家务农比例最高为82.2%，外出打工的受访者占11.1%。以上为受访者群体的基本特征。
表1-39 受访对象基本情况
二 家庭日常生活状况
（一）房屋与居住情况
房屋与居住情况反映了居民生活的基本情况。在房屋面积方面，受访者中家庭住房面积112～200平方米的比例最高，达41.1%；100平方米以下的受访者占19.2%；也有5.5%的受访对象住房面积达到1000平方米以上。在房屋结构方面，藏族传统的砖（石）木结构比例最高（78.3%），钢筋混凝土住房比例最低为7.6%。在建造费用方面，37.8%的受访者建造房屋花费了3.1万～6万元，36.6%的受访者花费3万元及以下，13.4%的受访者花费6.1万～10万元，还有6.1%的受访者花费在20万元以上。在建造费用构成方面，71.88%的受访者有借款，平均借款2.6万元；28.13%的受访者享受了各种形式的国家资助，平均金额为1.2万元。
表1-40 房屋与居住情况
（二）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
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反映了居民日常生活的水平。根据表1-41，受访者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通过彩色电视机、影碟机、洗衣机、固定电话、手机、电脑、摩托车等大件消费品进行的测量。其中，84.8%的受访者拥有1台彩色电视机，91.4%的受访者拥有1台影碟机，49位受访者家庭拥有固定电话，61位受访者拥有手机，44位受访者拥有摩托车。
表1-41 耐用消费品拥有情况
（三）主要生活设施
主要生活设施决定了居民日常生活的基本面貌，是生活水平和生活便利程度的标志。下面将从饮用水设施、取暖设施、卫生设施等方面进行描述。
饮用水设施方面，自来水在93个样本当中覆盖率达到95.7%；65%的受访者表示不存在饮水问题，基本解决了饮水困难问题。就主要水源来看，自来水比重最高达到54.1%；江河湖水次之为21.2%；浅井水与泉水也较为重要。其中非自来水水源距离居民家庭大多集中在0.1～0.5千米（40%）和1～1.5千米（26.7%）、2～5千米（26.7%）之间，但有个别受访者距离水源较远。
表1-42 饮用水设施
在青藏高原地区，取暖设施是最为重要的生活设施之一。据统计，炊事能源按照受访者的提及率，其重要性依次为：牛粪（34.4%）、柴草（30.7%）、煤气/天然气（14.3%）、太阳能（7.9%）、电（7.4%）等。家庭取暖设施主要采用的是炉子，受访者提及率达到89.6%；同时需要注意到6%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取暖设施，这应该引起重视。问卷中主要以“家庭厕所类型”来测量卫生设施条件，旱厕是主要的家庭厕所类型（98.8%）。
表1-43 取暖及卫生设施
（四）收入和支出情况
问卷从收入及来源、支出及方向两个大的方面调查了当地居民家庭收支的基本情况，以了解当地家庭经济状况。全部受访者全年总收入的均值为11935.28元，其中工资性收入、第三产业收入、家庭经营收入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支出来看，生活消费和家庭生产经营是主要的开支方向；教育支出、医疗保健消费支出、食品消费现金支出、衣着消费支出是花费较高的领域。
表1-44 收入和支出情况
续表
三 生产经营活动情况
（一）土地使用情况
据调查，受访者户均经营耕地面积14.58亩，户均实际经营的牧草地面积1519.17亩（存在部分样本的极大值影响）。耕地主要来源于从户籍所在村集体承包，面积与实际经营耕地面积接近。租入、包入、转入耕地现象明显，存在农业经营大户，受访者表示租入土地主要是为了扩大生产经营；租出、包出、转出耕地面积较小，不突出，主要是因为“劳动力少，种不过来”。
表1-45 土地使用情况
（二）农作物种植与播种情况
根据上文的分析，农业仍然是当地的主要产业，就农作物种植与播种面积情况来看。青稞与小麦种植较为普遍，产量差距不大。但是青稞作为传统作物似乎更为普遍，种植面积与上文的户均耕地面积接近；农业大户主要种植小麦，表现为小麦的种植面积均值达到69.59亩，远高于户均耕地面积。
表1-46 农作物种植与播种面积情况
（三）农业技术应用情况
根据有效样本情况，机器耕种、机器播种、机电灌溉和机器收割采用比例较高。除机器耕种外，其他农业技术采用率均低于30%，有较大提升空间。喷灌、滴灌渗灌等精细化农业技术更为鲜见。
表1-47 农业技术应用情况
（四）畜禽养殖情况
畜禽养殖数量的调查显示，奶牛（这里受访对象指的应该是牦牛）的养殖最为普遍，82位受访者有养殖，平均养殖2.28头；其次为绵羊，平均养殖15.72只，均值最高；54位受访者养殖肉牛，平均2.74头。可见，奶用或肉用牛养殖最为普遍，而羊类（山羊、绵羊）的户均养殖规模较大。
表1-48 畜禽养殖情况
四 教育与医疗
（一）教育情况
根据以上有关家庭支出的研究，子女教育是当地居民主要的支出之一。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据统计，如表1-49所示，家庭平均子女数量为3.13人，其中6～14周岁，或九年义务教育在学子女数量1.57人。42.5%的受访者表示曾经因为子女教育借债，主要渠道是通过亲戚朋友，其次是银行。
表1-49 教育情况
（二）辍学情况
辍学情况过去较为突出，32.3%的受访者表示有子女辍学（含退学、失学、休学）的情况，构成当地教育发展的重要障碍。据受访者意见，男性（60.0%）辍学的比例高于女性（40.0%）。25岁（10.9%）、30岁（9.1%）、22岁（9.1%）子女的辍学情况较为突出，22岁以下（大学本科以下学龄）辍学提及率不高，显示辍学问题得到了逐步解决。辍学类型中，依比例分别是初中未毕业（含考取未上）38.0%，小学未毕业34.0%，适龄未上学且不打算上学20.0%。从辍学原因来看，家庭经济困难最为突出（57.4%），其他原因包括家中劳力不足（14.8%），小孩不愿学（11.1%）。
表1-50 辍学情况
续表
续表
（三）医疗卫生情况
医疗卫生是民生事业的重要内容，关系民众生活水平和社会心态，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表1-51中的数据，受访者家中有慢性病患者的比例达到38.54%，其中有两位患者的比例近10%。正常情况下年均医疗支出多在2000元以下，其中1000元及以下占67.57%，1000元至2000元占21.62%。而近五年家庭成员患大病或重伤的受访者样本量达到52，在全部受访对象中占50%左右，需要引起重视。受访对象大病或重伤主要在县医院治疗（52.17%），其次是区内县级以上医院（19.57%），但也有17.39%的受访者在家未接受治疗。大病也带来医疗费用的上升，3000～5000元提及率达到15.91%，5001～10000元为20.45%，1万元以上达到22.73%。对于当地居民提高生活带来很大压力。
表1-51 医疗卫生情况
续表
从以上问卷数据的分析，可以大致了解当前朗塞岭村和柳村居民生产生活的一般情况。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定，课题组无法进行较大数量的问卷访谈，因此，在本节亦未采取分村的方法进行分析。在下面各章的内容中，我们将对朗塞岭村和柳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变迁，进行较为全面的描述和讨论，以期通过两个村庄的案例，客观反映当代西藏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新貌。
[1]本章资料和数据除特别注明的外，均来自课题组实地调研的访谈及问卷统计，以及朗塞岭村和柳村党支部、村委会、驻村工作队提供的各类文件和资料。
[2]门卡绒（mon-dga'-rong）系藏语音译，在不同时期的材料中又写成孟嘎如等，本书一律写为门卡绒。
[3]一些报道说朗塞岭庄园是西藏历史上最早的庄园，始建于吐蕃王朝晚期，并于帕竹王朝时期形成现在的规模。参见张晓明、崔士鑫、李文健《西藏朗赛岭庄园：昔日贵族庄园 今朝百姓家园》，中国西藏新闻网，http：//www.tibet.cn/bxrj/index/201109/t20110913_1133736.htm，2011年9月11日。
[4]《关于扎囊县几处文物保护场所的说明》，转引自郭克范《扎囊县民主改革时期档案整理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199页。
[5]神塔现今已不存在。
[6]格桑卓嘎、洛桑坚赞、伊苏编译《铁虎清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第129页。
[7]段克兴：《西藏奇异志》，商务印书馆，1931，第79页。
[8]参见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二），民族出版社，2009，第95页。
[9]即今日的宗嘎村。
[10]即今日的挖藏村。
[11]《西藏人物简介》，内部参考材料，铅印本，第95～97页，似为1952年底或1953年初西藏军区编写。转引自郭克范《扎囊县民主改革时期档案整理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12页。
[12]郭克范：《扎囊县民主改革时期档案整理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12～13、18页。
[13]中共扎那县委员会：《在扎那县第三次农民代表会议上关于民主改革运动的总结报告》，1959年11月17日，文件藏扎囊县档案馆，手抄稿。
[14]《关于土改方案的几点说明》（1959年9月29日），扎囊县档案馆所藏西藏工委扩大会议文件之三十二，打印稿。
[15]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二），民族出版社，2009，第136页。
[16]根据《扎期区朗色岭、充堆人口统计表》制作，中共扎囊县委档案馆档案，西藏自治区扎朗县扎期区委民政类，全宗号XW42，案卷号35。
[17]数据来自《朗塞岭乡一九八九年国民经济统计年报表》，中共扎囊县委档案馆档案，朗塞岭乡人民政府综合类，全宗号XW42，案卷号129。
[18]参见扎囊县地方志办公室编《扎囊县志》（初审稿）第二篇“行政建置”第二章“行政区划”，2011年11月印制。
[19]西藏计量单位。用于计算容量时，有普、哲、克等几种。6普等于1哲，20哲为1克，1克约相当于国际单位制中的14千克。用于计算土地计量时，有普、哲、克、托几种，“普”指能播撒1普青稞种子的土地；“哲”指能播撒1哲青稞种子的土地；“克”指能播撒1克青稞种子的土地（平均约合1市亩）；“托”指一头耕牛一天所能耕的土地，约3～5克。参见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二），民族出版社，2009，第92～93页。
[20]关于民主改革前朗塞岭谿卡各阶级阶层土地占有及使用情况，详见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二），民族出版社，2009，第102～104页。
[21]参见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二），民族出版社，2009，第94页、97～98页、105～123页。
[22]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二），民族出版社，2009，第134页。
[23]扎囊县地方志办公室编《扎囊县志》（初审稿），2011年11月印制，第150～151页。
[24]扎其区委、扎其区公所：《关于朗色岭乡生活调查的情况报告》，1986年4月11日。中共扎囊县委档案馆档案，朗塞岭乡人民政府综合类，全宗号XW42，案卷号129。
[25]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二），民族出版社，2009，第135页。
[26]根据《朗塞岭乡一九八九年国民经济统计年报表》制作，中共扎囊县委档案馆档案，朗塞岭乡人民政府综合类，全宗号XW42，案卷号129。以下关于1989年的相关统计，均来源于此件材料。
[27]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二），民族出版社，2009，第94～98页、105页。
[28]参见张晓明、崔士鑫、李文健《西藏朗赛岭庄园：昔日贵族庄园 今朝百姓家园》，中国西藏新闻网，http：//www.tibet.cn/bxrj/index/201109/t20110913_1133736.htm，2011年9月11日。
[29]扎囊县地方志办公室编《扎囊县志》（初审稿），2011年11月印制，第189页。
[30]张晓明、崔士鑫、李文健：《西藏朗赛岭庄园：昔日贵族庄园 今朝百姓家园》，中国西藏新闻网，http：//www.tibet.cn/bxrj/index/201109/t20110913_1133736.htm，2011年9月11日。
[31]扎囊县卫生系统工作队：《自治区创先争优强基惠民活动驻扎囊县朗塞岭村调研报告》，2011年10月23日。
[32]扎囊县草场承包办公室制《朗塞林村草场划分明细表》，2012年1月4日。
[33]本书个案访谈资料均于2012年6～7月实地调研期间获得，在此不一一注明访谈者、翻译、访谈地点及访谈日期。绝大部分引用的访谈资料，可见“附录一：典型访谈个案”。
[34]资料来源于扎囊县卫生系统工作队《自治区创先争优强基惠民活动驻扎囊县朗塞岭村调研报告》，2011年10月23日。
[35]资料来源于扎囊县卫生系统工作队《自治区创先争优强基惠民活动驻扎囊县朗塞岭村调研报告》，2011年10月23日。
[36]藏语音译，或写为赤门。
[37]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五），民族出版社，2009，第185～187页。
[38]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五），民族出版社，2009，第188～189页。
[39]资料来源于《柳区各乡基本情况统计表》（1964年），资料藏于中共拉孜县委档案馆。课题组在该馆查阅档案时，所需资料均由该馆负责人员代为复印，因而遗漏了卷宗号。本章以下所引该馆档案资料来源情况相同，不再一一说明。
[40]《柳区单干户农牧业生产情况统计表》（1972年1月），资料藏于中共拉孜县委档案馆。
[41]此表根据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五）第185页相关数据制作。“岗”为当地度量单位，原著和修订者均没有进行注释和说明。
[42]西藏度量单位，应同朗塞岭谿卡使用的“克”，柳谿卡调查组根据发音写为“
”，本书统一改为“克”，下同。
[43]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五），民族出版社，2009，第185页。
[44]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五），民族出版社，2009，第193页。
[45]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五），民族出版社，2009，第185页。
[46]参见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编、《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藏族社会历史调查》（五），民族出版社，2009，第85～388页。
[47]《柳区单干户农牧业生产情况统计表》（1972年1月），资料藏于中共拉孜县委档案馆。
[48]《日喀则地区一高驻拉孜县柳乡柳村工作队工作总结》，2012年6月15日。
[49]《日喀则地区一高驻拉孜县柳乡柳村工作队工作总结》，2012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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