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楷模天一阁”

1996年12月9日至10日两天，“天一阁及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在位于浙江省宁波市的天一阁博物馆召开，国内的藏书文化研究者40余人云集在甬城，共同研讨天一阁以及中国藏书文化的有关问题。而为此次研讨会所征集的学术论文，也先期结集为32万字的《天一阁论丛》（宁波出版社1996年版）。

由明朝嘉靖年间的退休官员范钦（字尧卿、安卿，号东明山人，1506—1585）创建的天一阁藏书楼，在中国藏书史上具有独特的文化影响力和文化标本价值。范钦在那六开间的两层木结构的藏书楼上，先后收藏了7万多卷从全国各地搜集而来的地方史志、政事文献、登科录、乡试录、会试录和诗文集，其中有的文化典籍，如宋、元钞本和刻本，即使在当时也是弥足珍贵的精善之本。当年编有《范氏书目》2卷、《天一阁藏书目》等，均佚。

尽管范氏为传承阁书，苦心孤诣地采取了一个对封建家族来说堪称周密的藏书保护条例和措施，但是天一阁所藏的珍贵文献传到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已经只剩下不足六分之一了。尽管如此，历经战乱、兵火、盗卖等天灾人祸而存世的天一阁藏书楼，至今仍是宁波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因为天一阁是我国历史上藏书及其建筑均保存较好的历时最久的私家藏书楼，这一性质即使在整个亚洲也是独一无二的（据说，它也是世界藏书史上持续时间位居第三的家族图书馆）。如今，它作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由原来的范氏家族藏书楼，经过天一阁文物保管所阶段，演变成为“天一阁博物馆”，重新征集并入藏图书已超过30万卷，其中仅古籍善本就多达8万多卷。

然而，天一阁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此，它的文化影响力是多方面的。

天一阁在明嘉靖年间（1561—1566）落成后的经久不废，使得浙东乃至整个中国的藏书家们有了一个重要的心理依附。著名学者、藏书家阮元（1764—1849）在近两个世纪前就称赞道：“海内藏书之家最久者，今惟宁波范氏天一阁岿然独存。”但其时的藏书实际上已经有所损失，而且藏书楼用木也渐朽坏，所以，阮氏在为《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写序的1808年，就对其后人提出了增藏明天启以来的图书和修缮乃至增建藏书处所的期望。清道光九年（1829），范氏后人集资对老藏书楼进行了一次全面修葺。而再下一次的大规模维修，却是1933年的台风以后的事了。

清代著名的《四库全书》编修成功以后，乾隆皇帝就曾特派大臣到天一阁查看其藏书楼的建筑样式，“欲仿其藏书之法，以垂久远”（乾隆三十九年六月上谕），并特派经办大臣画成图本，作为文渊、文津、文源等“七阁”的参考。弘历在1775年的《文源阁记》中写道：

藏书之家颇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阁为巨擘。因辑《四库全书》，命取其阁式，以构庋贮之所。既图以来，乃知其阁建自明嘉靖末，至于今二百一十余年，虽时修葺，而未曾改移。阁之间数及梁柱宽长尺寸，皆有精义。盖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于是御园中隙地，一效其制为之，名之曰“文源阁”。

这里所谓的“御园”，便是位于北京西北郊的圆明园。据史料记载，乾隆四十九年春（1784），第三部《四库全书》入阁收藏以后，弘历每年进园，必到此看书，间或吟咏题诗。但不到一个世纪，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的入侵，使得文源阁及其收藏的《四库全书》，连同这个一代名园一起化为灰烬。文源阁原址在园内“映水兰香”之北略偏西之处。

弘历在《文源阁记》中，还曾特别声明：“吾于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文，愿溯其源。且数典天一之阁，亦庶几不大相径庭也夫。”连皇帝都表态要以天一阁为其皇家藏书楼建筑的范式，将他所看重的《四库全书》附丽于天一阁式的藏书建筑，则当日天一阁的文化影响及其时代荣誉可谓大矣。

实际上，当时不仅仅是皇帝诏令效法，民间也多有默默效法者。同在宁波城里的藏书家卢址（1725—1794）就是这样的一位。卢址字丹陛、青崖，鄞县人。他对范氏天一阁的羡慕追随，可以说是溢于言表且付诸行动的。

卢址生于当地文献世家，从小在良好的诗、书、礼、乐教育下，培养出了慕古嗜书的癖好。他经过三十多年的购书抄书的积累，藏书所达到的规模“几出天一阁之上”（《鄞县志》）。于是，他为之筑建了一座“修广间架，悉仿范氏”（黄家鼎《抱经楼藏书颠末记》）的藏书楼。据姚椿（1777—1853）在日记中所记其登临该楼的见闻，“其族人在者五六人，诸规制皆仿天一阁”。言下之意，似乎在藏书楼的“硬件”之外，连藏书管理制度也是照搬范家的。

敢于做此结论，是因为当地方志还记载了如下这则有趣的掌故：卢址“尝以未得内府《古今图书集成》为憾”。他感到遗憾的原因，是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范钦八世孙范懋柱（字汉衡，1721—1780）响应朝廷号召，代表范氏宗族向清廷进献了特地从天一阁所藏秘藏中抄录下来的602种珍籍，供《四库全书》馆臣编纂之用。范家为此得到了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的嘉奖，“以为好古之劝”。这在当时显然是无上荣光的事。

《四库全书》开馆征书的时候，卢址的藏书已经有一定规模了，但不知什么原因，在中央和地方官府所点名的藏书家中，并没有他的名字，这样卢家自然也就没有了效忠乾隆帝的机会，及其获得奖书的资格。因此，当他听说在北京可以买到《古今图书集成》这部巨编的稿本时，便倾家荡产，急命族中子弟前往购买，志在必得。以至于书到之日，“衣冠迎于门”。当地方志记载：“卢址……羡天一阁之有《图书集成》也，竟至北京购得《图书集成》底稿以归，以为抗衡范氏之资。当时一为底稿，一为赐书，竞美一时，甬人引为艺林佳话。”

果然，曾为抱经楼服务近十年的黄家鼎在《抱经楼藏书颠末记》中记载：

历三十年，得书之富与范氏天一阁埒。乃于居旁隙地构楼，修广间架，悉仿范氏。惟厨稍高，若取最上层，须驾短梯。四面有圃，圃外环以垣墙，略植花木，以障风日……其保守之法，亦祖述天一阁。平日封锁，禁私开，禁烟火，禁出借。每岁伏日检曝，非云礽毕集不上楼。其所以无中堕，无偏废，良有以也。

虽然抱经楼藏书最终并没有像天一阁那样幸运地完整传承下来，但是能够持续到1916年才散出（其中史著佳本为刘承幹嘉业堂所得），也可谓模仿得法者了。数年前，我们到宁波城里的君子营，还能见到这座外观同天一阁几乎一模一样的古朴苍老的抱经楼，矗立在街巷民居之间，为当地百姓日常生活之所。如今它已被整体搬迁到天一阁文物保护区的南园内。

卢氏抱经楼果然是模仿和追随范氏天一阁的典型，但是与这一典型反其道而行之的，却也有人。余姚梁弄镇的五桂楼藏书主人，就是这样的例子。五桂楼是清嘉庆十二年（1807）落成的。创始人黄澄量，字式筌，号石泉，有志于学，日寝书丛，聚图书在5万卷以上，在其宅南“创楼三间，庋藏卷轴”（蒋清翊《五桂楼藏书记》）。1811年，他在《五桂楼藏书目识》中，明确了自己与范氏不同的藏书管理方式，从而体现出他对天一阁以“典藏”为首务的藏书规制的“革命”。他说：

今世藏书之家，惟宁波天一阁为最久。其制：橱门楼钥，子孙分房掌之，非齐至不得开，禁书下楼梯及私引亲友。擅开，皆罚不与祭。故历久而书不零落。余既构楼三间，以藏此书，盖欲子孙守之。后世能读楹书，可登楼展视。或海内好事，愿窥秘册者，听偕登焉。五桂楼第一代传人黄肇震（字伯器），努力增益藏书一万余卷，因接近天一阁藏书之量，因而赢得“浙东第二楼”之称，亦同范钦一样，致力于地方志收藏，藏志多至168部，近4000卷。

千万不要以为天一阁的影响力仅在浙东一隅。就在五桂楼建成以后的那些岁月里，浙江嘉兴籍藏书家钱泰吉（字辅宜，号警石、甘泉乡人，1791—1863）在其《曝书杂记》中记下了“近来积书家，如浙之天一阁、昆山徐氏断不肯借与人书。欲观者至其家观之，欲钞者至其家钞之”（《汤文正家集》）的资料。此外，南京有一位姓甘的藏书家，也一直有建筑私家藏书楼的理想。然而传到千里之外的南京，天一阁的好名声就有些走样了：

有人云：四明范氏天一阁，藏书架间多庋秘戏春册，以避火也。予谓春册乃诲淫之具，虽是名笔，岂可收藏？况与古人书籍同列，更滋亵渎。避火之说，本自何书？范氏贻谋不若是其谬，当是传闻之误。纵或信然，亦不足法。

家大人闻之曰：“尔之言是也。惟闻天一阁北方有隙地，垒石为坎卦，取生水之义，此实有至理，异日予家‘津逮楼’，宜北向，即于壁间以砖作坎卦六象，其谨识之。”

（《白下琐言》卷六）

这里的“家大人”，即金陵藏书家甘福（字德基，号梦六，1768—1834），“津逮楼”就是由他在清道光十二年（1832）建成的。可惜仅传世三十年，这座坐南朝北、上下三楹的大藏书楼，就被毁于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城的战火之中。

稍后于此，在山东聊城，杨以增（字益之、至堂，号东樵，1787—1855）建成藏书楼时，便从宁波天一阁之名源自“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语中受到启发，取《学记》中“先河后海”之义，“颜曰‘海源’，盖寓追远之思，并仿鄞范氏以‘天一’名阁云”。时在1840年。至于晚清扬州吴引孙（1851—1921）建造的“测海楼”，更是模仿天一阁的典型。

假如说，卢氏“抱经楼”、黄氏“五桂楼”、甘氏“津逮楼”、杨氏“海源阁”和吴氏“测海楼”，主要还是模仿天一阁建筑的“硬件”的话，那么，曾经充分考察过“天一阁”和“五桂楼”的阮元，则曾在较大范围内推广过天一阁“但在阁中，毋出阁门”（参阮元《杭州灵隐书藏记》和《焦山书藏记》）的藏书管理经验。所以，近代学人陈登原（1900—1975）在其《天一阁藏书考》一书中感慨道：“天一阁之禁遏政策，在藏书史中，又不得谓之无影响也。”

于1939年8月在上海成立的，由张元济、叶景葵、陈陶遗、陈叔通等主办的合众图书馆（1953年6月将馆藏文献全部捐献给上海市政府，后并入上海图书馆），一时“购地建屋，小有规模”（《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而其经营思想，除了征集私人藏书以外，就是借鉴范钦天一阁的经验，致力于当时的通行本收藏，以待来者。

担任过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的现代史学家朱希祖（1879—1944）更曾留心学习天一阁在藏书管理方面的经验。1943年底，他接受长子朱偰（1907—1968）的建议，计划将因日寇侵华战火而藏匿在南京和安徽乡下的三处珍贵藏书集中一地，仿照范钦将天一阁藏书作为家族公有资产以求久远保藏的做法，设立家族的“郦亭图书馆”，后因病去世而没有实现。

由此看来，天一阁在它问世以后的三个多世纪中，一直是公私藏书家不遗余力地追随的文化楷模。此外，还有一些事例，也可以说明天一阁广泛的文化感召力。其一是，天一阁成为清代以来私家藏书的评价尺度。如前已述及的抱经楼“得书之富与范氏天一阁埒”，或如《续甬上耆旧传》说宁波陆氏南轩藏书，“其富为范氏天一阁之亚”之类皆是。其二就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陆续捐献自己藏书入其阁的学者文人之多。例如宁波张氏、李氏、刘氏、徐氏，在50年代初就纷纷捐赠藏书，其数量达到百余箱之多（后调拨宁波市图书馆古籍部收藏）。1957年7月，樵斋藏书主人张季言（1897—1957）将藏书5.7万卷捐赠；1962年4月，伏跗室藏书主人冯贞群（孟颛，1886—1962）将藏书10万余卷捐赠；1979年8月，别宥斋藏书传人将朱赞卿（1886—1967）藏书1万卷捐赠；1979年10月，蜗寄庐藏书传人将孙家桂（翔熊）藏书1.4万余卷捐赠；清防阁藏书传人将杨容林（容士，1892—1971）藏书1.2万卷捐赠，以及张孟契先生捐赠其先人遗藏古籍3000余卷，袁梅棠先生家属将其所藏静远山馆藏书捐赠等，从中我们既可见“四明文献之邦”藏书传统的久长，也可见天一阁具有“百川归流”的文化感召力。

因此，我在参加“天一阁及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的活动期间，对当地新闻媒体建言，不妨将天一阁这个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建设成为一个中国当代私人藏书的捐赠中心，仿照中国现代文学资料馆的做法，具体规定捐赠到若干数量，即可以设立专人藏书纪念室，从而让中国当代的藏书者有个永久的“家”，为当代中国藏书史书写出一个新的篇章。

（1999年元月定稿于金陵鼓楼雁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