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诗歌”概念探析

耿雨秋

摘要：“工人诗歌”在新世纪被再次提出，创作主体社会身份的复杂性，使其与十七年时期的工人诗歌虽有差异，却有着深刻的联系。探究它产生的文化土壤，不免让人回忆起20世纪末那场“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激烈论争，而媒体对“工人诗歌”的介入，以及“工人诗歌”与“打工诗歌”的内在关联，更使得“工人诗歌”成为一个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概念。当下对“工人诗歌”的解读和评价，囿于“工人”的阶级性与“诗歌”的文学性，二者的混杂交叠恰恰透露了一些存在的现实问题。我们眼下亟须关注的是“工人诗歌”在之后发展过程中的独立性与完整性。

关键词：工人诗歌；阶级性；新左派；自由主义；媒体

2015年发生了两个不大不小的“事件”：2月份，北京皮村举行的“我的诗篇——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得到数十家媒体的报道，并在网络上进行了线上直播；另一件是记录“工人诗人”工作生活的纪录片《我的诗篇》，在6月份的第18届上海电影节上获得金爵奖。这两个前后关联的事件，早在2014年6月就由吴晓波、秦晓宇等人进行策划，其中包括一本计划内与之配套的诗集《工人诗典》，数十家媒体以及学界都对此给予了一定的关注。

在这里提到“工人诗歌”，自然会想到十七年时期的工人诗歌创作以及当时的一批“工人诗人”。过去的一段历史使“工人”一词负载了浓厚的阶级意味，但改革开放之后，在对国企实行“放权让利”的改革、20世纪90年代“一长制”的恢复以及“减员增效”的战略性改组中，“工人阶级”实际上已失去了“新时期”之前的光环，其经济地位的快速滑坡，也伴随着实际领导地位的改变。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城镇私企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民工潮”，也给既定意义上所理解的“工人”带来了新的解释。当下再来谈论“工人”时，它虽然仍具有宪法中规定的“国家领导阶级”这一所指，然而其实际地位的变化却无法忽略。“工人”身份的变化和复杂化，使如今所说的“工人诗歌”，成了一个需要讨论的关键词。

一、谁是“工人诗人”

以参加“云端朗诵会”的诗人为例。参加此次朗诵会的十余位诗人中，有以工人身份当选鞍山市政协委员的炼钢厂工人田力、农闲时做锅炉工的白庆国、14岁开始打工的服装厂女工邬霞、失业不久的薄膜厂流水线工人乌鸟鸟、不久前堕楼辞世的富士康工人许立志（这次诗会上，许立志的大哥许鸿志朗诵了许立志的诗）等。他们中占大多数的，实际上是此前受到颇多关注的“打工诗人”。对“打工文学”的讨论自20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从命名到文类，从创作主题到精神、意象，都存在诸多争论。这其中，也包括对“打工文学”创作主体的分歧。“打工文学”概念的提出者杨宏海，最初将讨论对象定位在深圳特区，有着建设特区文化特色的考虑，但随着“打工文学”受到的关注不断增加，他已不能再将其限定在广东地区，1999年，再次定义“打工文学”为一种由下层打工者自己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与此同时，还有对“农民工”、“底层劳动者”等命名的热议，对“打工文学”定义的模糊不清，实际上反映了其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在经历了1986年“资产阶级自由化”和1989年之后提出的“稳定压倒一切”口号之后，新的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的兴起，共同影响着“打工文学”，“‘非打工作家’对打工题材的全面挖掘形成了当代文坛一道纷繁而芜杂的文学景观”。

一时间，关于“打工者”究竟是指哪些人，又成了新的焦点。或许，暂且搁置命名过程中的诸多考虑，用“农民工”来指称这里要讨论的“打工者”更为明确。不可否认，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知识界与大众传媒都参与了“农民工”身份类别的建构，一方面，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要维护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在社会秩序管理、社会资源配置上的功能；另一方面，文化生产者对这一群体权益状况保持关注。这一概念的出现，使现有制度的维持成为可能。而“工人诗歌”的提出，隐含着将他们再进一步命名为“工人”的举动，也反映了他们对自身“工人”身份的接受。由此可见，“工人诗人”群体实际上是以“打工诗人”为基础的。

基础之外呢？那就很难将当下的“工人诗歌”和“十七年”时期的工人诗歌创作分离开来。以十七年时期的上海为例，得益于工业建设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家扫盲工作的全面开展，在要让“工农兵”占领文艺阵地的目标和建立工人阶级作家队伍的口号的引导下，上海的工人文学创作呈现繁荣景象。创作主体主要有三种人：产业工人；在城市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描写工业题材的工厂干部或工人文艺活动的组织领导者。从他们的身份来看，与当下“工人诗人”的所指很是类似，特别是第二种——在城市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这里可以借用一下“打工者”概念，这些人便是十七年时期的“打工者”。但占主体的还是产业工人，主要是钢铁、纺织和机器制造业的工人，且不同的是，强烈的主人翁意识消除了“打工”所具有的被动性。

被评为“新中国第一位工人诗人”的李学鳌，就是十七年时期极具代表性的一位“工人诗人”，其代表性不仅在于身份，还有他创作观念的时代特征。出身贫苦的李学鳌，在1949年后是一名印刷工人。新生政权奠定了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政治地位，像李学鳌这样的“工人”翻身成为新中国的主人，因而其“工人诗人”身份便具有了“工人”所代表的先进社会地位，以及强烈的政治属性。创刊于1957年的《诗刊》，以权威的“代言人”形象出现，希望“《诗刊》能发表出激动千万人心的气势宏伟的诗篇来——传出时代的高昂的声音，道出人民的衷曲”，以满足读者“读到好诗，读到歌唱和反映生活的诗”的需求。《诗刊》的编选策略为该时期的诗歌创作奠定了基调。与此同时，涌现了一批“工人诗人”，如孙友田、郑成义、黄声孝、温承训等，他们是诗歌创作的主体，也是写作对象——工人或工人的生活——的主体。作为十七年时期的“工人诗人”，他们不同于徐迟那样的知识分子诗人，明晰的阶级划分使他们的诗歌和这些“下放”诗人创作的“体验生活”的诗歌区别开来，创作不是“工人诗人”的目的，而是一种手段，诗歌不再是艺术作品，而是工具，是战斗的武器，“工人诗人”成了“战斗队伍”中的一员。他们用党给予的“笔”进行创作，而创作的内容则取决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从歌颂新政权到控诉旧社会，从拥护领袖到攻击“阶级敌人”，其目的是要占领思想阵地。“工人诗歌”也成了政策方针的传声筒和回声。

在李学鳌、孙友田等人前后脱离工厂，加入中国作协，获得“政协委员”、“杂志编辑”等新身份之后，“工人”转为其新身份的依附形态，“工人诗人”便成为中国作协这一“文学政府”中的一员。当然，徘徊在“文学政府”之外的“工人诗人”依然存在，实际上，作协也无法完全吸纳如此众多的诗人，但重要的是作协给“工人诗人”带来的政治认同，以及“工人”身份给诗人带来的阶级认同。若这一时期的工人文学可以称之为“打工文学”的话，那也算得上是“打工文学”最具有自主性、自豪感的黄金时代了。

“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当家做主，不可能出现受苦受难的阶级，但现实是原来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已经脱掉了‘领导阶级’的光环，重新还原为社会底层。这与社会主义的权威话语描画的历史图谱不相协调。”正是因为这种不协调，新世纪的工人开始了对“建国初期”的欣羡，感叹彼时的“好”与“健康”。田力在《下班途中》写道：

我多想像建国初期的/劳动模范们那样/从职工浴池出来穿着人民装骑上“国防”牌的脚闸自行车/脑袋里想着齿轮或者模具的革新难题/春风迎面吹来了/明天天亮我要第一个站在机器前/精力旺盛/等待着工友们的到来/等待着劳动竞赛中产生的爱情/多么好，多么健康//

五十几年后/我下班途经一片楼群/见到两个耄耋老人深情地/谈论他们的工厂/他们的工厂已经消失了，永远消失了/但他们仍用拐杖/时不时颤巍巍指指那个方向

“主人翁”的意识被时代大潮削弱的同时，其权利和权力也变得弱化，他们这些昔日的“领导阶级”，感到生活不再“有声有色”、“壮丽灿烂”。“工人诗歌”不仅成为这种情感的承载者，也表现出想要继承其十七年时期权威性的倾向。“工人诗人”的概念在这里，不仅是直面现实，也包含了其历史记忆，是对权利诉求的重新唤醒，而对“打工诗人”的合并，不仅源于昔日的惯性——将在城市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通称为工人，还表现出其在当下特定的思想土壤。

二、“工人诗歌”的土壤

“云端朗诵会”和电影《我的诗篇》中，将“农民工”、下岗工人与已跻身“文学政府”的工人一同置于“工人诗人”的统摄下，强调“工人”的自觉，并将“工人诗歌”作为“时代真相的诗性证词”进行解读。作为两次事件的发起人之一，吴晓波开始关注“工人诗歌”，源于他在《读书》杂志上读到了秦晓宇的关于鹿特丹诗歌节的文章《共此诗歌时刻》，发觉到了其潜藏的社会能量。北京师范大学赵勇教授在文章中谈论“工人诗歌”时，强调它是一种“底层之声”，并说道，“在当今的工人诗歌中，我们看到了主体性的苏醒……他们把自己的歌哭提炼成诗，我手写我口，已不再需要代言人捉笔操刀。”暂且搁置有关“工人诗歌”美学标准的争议，上述这种对“工人诗歌”重点进行时代写照、反抗精神的解读方式，很难不让人联想到20世纪末的那场“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论战。关心底层民众，关注弱势群体，正是论战双方共同热衷的话题。

“新左派”在理论上以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于90年代在中国兴起，他们将社会弊病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在中国泛滥成灾。在面对如何处理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时，他们主张去挖掘改革前的“制度创新”，这不仅唤醒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回忆，更使得他们开始了一种对计划经济时期平均主义的怀念。论战的另一方“自由主义”则呼吁政治体制改革，他们认为“引进市场机制后，权力机制并没有变，而是借市场机制放大特权，寻找到更大范围的寻租空间”，而现今的社会问题根源皆源于此。“新左派”的一些观点无疑是有失偏颇的，但由于其表现出的积极为社会弱势群体发言的倾向，很快被塑造成工农大众的代言人。对于那些在经济和利益分配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来说，“新左派”的观点切实地反映了他们在社会底层挣扎的现状以及对现实的不满，因此，“新左派”的平均主义公平观也更容易为他们所接受。

“‘新左派’的底层意识以及批判资本主义，维护工人利益，呼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诉求等观点和结论也直接作为一种思想资源进入作家的创作中，如曹征路、刘继明等人就明确表示自己的创作受到了‘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的影响。”弱势群体的现实苦难成了一种社会导向收获了广大的读者群。此时，一直在边缘地带徘徊的“打工文学”也参与了进来，来自流水线上的声音迅即拥有了自己的阵地。作为“打工文学”的一个类别，“打工诗歌”的创作相对于“打工小说”来说，更显示出一种自下而上的关怀，但同时也更多地得到主流期刊的扶植。以1998年第1期中以较大篇幅发表谢湘南、张绍民等人的打工题材诗歌为代表，《诗刊》在20世纪90年代对“打工诗歌”进行过一系列的推动，还包括2010年和《星星》联合评选首届中国十大农民诗人，大多数也都属于“打工诗人”。新世纪以来，还诞生了第一份“打工诗歌”报《打工诗人》；各大期刊也纷纷推出专栏、报道；面向打工族的“全国鲲鹏文学奖”也于2005年设立。官方的认可、媒体的助力，以及知识界的“选择”，“打工诗歌”的抒情主体也由“小我”走向“大我”，开始抒发群体的情绪，成了打工群体的精神坐标。此时，“工人诗歌”对“打工诗歌”进行收编显得合情合理起来，前者则似乎在依循“十七年”时期形成的策略，通过抢夺媒体等资源，追求主流文化的认可。

“十七年”时期，国家权力干预文学创作，通过文学期刊和编选诗集等传播途径，引导并建立“工人诗歌”的合法性。知识分子处于“只有群众批准了我们的诗歌，我们才和真正的诗人称号相符”的地位，伴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广泛传播，阶级意识对文艺的渗透，工农大众被看成进行革命的主要力量，越来越受到重视，在一种接近大众、崇拜大众的心理的影响下，知识分子开始通过自己的“权威性”来确立工人文艺的审美趣味。如《诗刊》在1958年开辟“工人诗歌一百首”等专栏时，就曾约请茅盾、老舍等人写诗评《工人诗歌百首读后感》和《大喜事——“工人诗歌一百首”读后》。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期刊也都加入这一队伍，《人民文学》于1958年8月号推出“群众创作特辑”（创作者以“工农兵”为主）；《文艺月报》也于1958年7月推出“上海工人创作专号”。

经过思潮的滋养，权力的媒体又捕捉到了市场，原本负载着人们对公共空间希冀的大众传媒以相反的方式介入社会舆论与监督当中。“云端朗诵会”中有一位特殊的“朗诵者”——已故富士康工人许立志（由其兄长许鸿志代读），他的诗歌在他去世后得到广泛关注，不乏有人将他的死亡与海子的卧轨相提并论，并升华到社会文化乃至精神境界的高度。然而正如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那次“诗人之死”一样，许立志的死也在大众传媒的引导下，成了一个带有震惊效应的话题。具体的死亡事件变成了精神象征，苦难与不平得到了暂时的忘却，使人们进入了精神上的寻求和探索，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误导，而这种误导也恰恰反映了社会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

当今文坛的萎靡不振，“纯文学”影响力的缺失，以及“新左派”的影响，在知识分子中间唤起了一种对社会主义的历史记忆，一种使文学由边缘返回中心的渴望。“工人诗歌”受到的关注及普遍性接纳，更让人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传统的坚固根基。对“阶级”的重新强调，标志着对阶级意识的重建，对阶级分析法的召回，尽管这二者的实践在今天的社会恐怕更是难以成立。以“工人诗人”如今的复杂内涵为例，阶级关系根本就无法涵盖全部的利益关系，“相同的阶级也有不同的利益，不同的阶级也有相同的利益”。实际上，这些被统称为“工人诗人”的创作主体，其社会身份绝不会因为“工人诗人”的诞生得以缝合，他们的诉求与情感自然也存在差异。

三、当下对“工人诗歌”的评价

艾青在《谈工人诗歌》（1950年）一文的开头引用了一首诗：

太阳出来满天红，/毛主席是工人的大救星。/桃花落了杏花开，毛主席领导工人站起来。/光明大道向前走，/毛主席和工人手拉手。/走遍南北和东西，/天下都拥护毛主席。/带头的人儿人人敬，/工人都跟毛主席闹革命。

从这首诗中，基本可以窥探到十七年时期工人诗歌的面貌。沉浸在翻身做主的巨大喜悦中的工人诗人们，在歌颂新政权、控诉旧社会的创作主题上有着自觉自愿的创作冲动，作为领导阶级，他们的诗歌也注定要成为“工农文学”的先头部队。国家权力通过批判知识分子缺乏战斗力、充满知识分子趣味的创作，进一步巩固工人诗歌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对诗歌的评价也由文学性转向了阶级指认，或者说“文学性”的内容在这一时期遭到了放逐。

以《诗刊》为例，从征稿到评论，都在引领一种新的评价准则：从中听到强烈的时代声音。尽管知识分子诗人经历了“诗人下放”，但他们固有的“为创作而生活”的创作理念，仍使他们在“代言”的过程中存在误解与隔阂。在组织化的诗歌生产机制中，“专题赛诗会”不但催生了“工人诗歌”在艺术形式上的特征，即向民歌快板体、口语化的自由体和半格律体发展，更规范了诗歌的情感与基调，将“知识分子腔调”排除在外。可以说，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正处在一个意识形态和审美功能失衡的境地中。

当下，“工人诗歌”被重新提出，我们从它受到的评价中，再次听到了对“时代声音”的强调。但这一次，奋起反击的知识分子少了那许多顾虑，对“工人诗歌”的批评更因其商业化运作等因素，从针对语言的粗糙，发展到对精神内涵的质疑。很难否认，这其中有双方呈对立态势的影响。被邀请参加“云端朗诵会”的“工人歌手”许多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道：“对知识分子，我还是保持一贯的警惕，一是看他们的立场是否真正和工人站在一起，二是看他们是否真的知行合一在做事。”而早在2007年春举办的“打工诗人交流营”活动上，吴季与张杰、陈家坪等人也曾发生争论，吴季认为像张、陈等人对诗歌的认识主要是受到“知识分子诗人”的影响，他们的观念和趣味都是比较纯文学的，而“打工诗人的前景不应该是朝着这样一个方向，也不能用这些观念来作为他们作品的评判标准”。吴季的话正中双方冲突产生的根源——诗歌的评判标准。

自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的出现，当代文坛便逐渐形成了“新的美学原则”，这一“精英的、西方的、现代主义的美学原则”首先反对的便是“作时代精神的号筒”。当然，“新的美学原则”的提出负载着特殊的历史使命，既未能也无法隔绝与权威话语的关联，于是就出现了一面竖起拒绝做时代传声筒的大旗，另一面又进行“并不意味着不要表现时代，而是不要破坏了诗的艺术去表现”的辩解，但终究还是表达了对文学艺术的支持与见解。一边是“工人诗歌”被诠释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痛苦见证，着重关注“工人”对时代、对自身的看法和情绪；另一边是“新的美学原则”对文学性的复兴，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文学变革。基于这两种不同的美学认识，对“工人诗歌”的评价自然是南辕北辙，借用程光炜的说法，就是“批评与批评对象之间的‘错位’”。在秦晓宇等人那里，“工人诗歌”的语言粗糙本身并不是问题，它可能正是一种新的“工人美学”的一部分，相比之下，自觉的阶级意识和文化立场才更为重要，这便又回到了最初的社会主义主张。

既然主流的美学原则无法支撑“工人诗歌”的解读，一些人便迅即开始寻求并建立一种更新的属于“工人诗歌”自身的审美原则，而这样的审美原则甚至可以找到其理论基础，即底层美学。支持者们强调被忽略了的“工人诗歌”特有的主题、语言和情感，主张走出“怎么写”的“艺术门槛”。然而，与之相悖的是，“工人美学”的建构中始终存在欲说还羞、欲迎还拒的姿态。以已故诗人许立志的诗为例，“云端朗诵会”上，许鸿志朗诵了许立志的诗《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们管它叫作螺丝/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我再咽不下了/所有我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在祖国的领土上铺成一首/耻辱的诗

2014年9月，许立志在深圳龙华坠楼身亡，留下了最后一首诗《我弥留之际》，写道：“所有听说过我的人们啊/不必为我的离开感到惊讶/更不必叹息，或者悲伤/我来时很好，去时，也很好。”当整个社会试图凭借他的诗来接近“富士康十三连跳”事件时，当许立志的死不断地被赋予时代意义，更被一些诗评家作为研究“农民工”群体生存状态的“纪实文本”时，“工人诗歌”便已达成其去除文体意义、表现特有情感的美学策略。但被普遍诟病的“语言粗糙”似乎没有在许立志这里显现，于是，他的诗歌又被解读出了诗人独有的孤独与痛苦。他笔下的“耻辱的诗”，以自己的死亡作为句点，“全诗”的每一个字都浸润着对夭亡青春的哀怜，与那连同“物质”、“金钱”一起“省下来”的，如今却再也咽不下的“绝望、悲伤、孤独和寂寞”。对“工人诗歌”的解读在这里重又回到了文学层面，这也正显示出作为一种文体，“工人诗歌”对自身所具有的阶级性与文学性的思考，若单纯依照十七年时期的解读策略，则很难达到兼得鱼与熊掌的目标。就像谢冕在“第三届全国打工文学论坛”上，针对“打工文学”的文学性提出的那样，“既然是文学，就不能宽容粗糙……文学就是一个高度，文学有它的标准”。对“底层文学”，邵燕君也曾提出过类似的要求，即“‘为人生的艺术’首先是艺术，‘底层文学’必须是文学”。文学性与阶级性在“工人诗歌”内部的混杂，也恰恰反映了其遮蔽性的一面。

结语

对当下新兴起的“工人诗歌”的评价和定位尚处于讨论阶段，不仅因为诗歌创作主体具有繁复的社会身份，也因为现有的解读所依附的思想土壤亦相互迥异。眼下，底层问题的凸显，使“工人诗歌”不再仅是一个关于底层如何被文学性地表述的学术问题，也不仅仅是文学如何摆脱边缘化地位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处理自身在道德与政治的夹缝中的困境的问题。对于“工人诗歌”，若只关注其传达的时代精神或阶级意识，恐将重蹈覆辙，也会浅化这一名称统辖下的文体真正的精神内核；而一味追求文体语言的优美，又难免流于虚空。既然，“工人诗歌”有其自成一脉的写作伦理和精神标尺，显示出了一个群体的情绪宣泄与精神观照，那不如给予它文学上的引导，为这些诗人们留下一片放置情感的净土。至于政治讨论与制度改革，实在不需要再多一个载体了。严复曾在20世纪之初对新进青年做过这样的预言：“大凡吾人所受之苦痛，出于恶人者浅，成于好人者深。”对于“工人诗歌”的关注者们来说，这句话同样可引以为戒。

1. 作者简介：耿雨秋，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2. 朱学勤：《“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收入公羊主编《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2页。
3. 何健：《论当代中国“新左翼文学”的兴起》，安徽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4. 巫洪亮：《“十七年”诗歌研究》，福建师范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