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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六朝隐逸诗学研究 作者:高智 著


自序

中国文人有浓厚的隐逸情结,在儒家思想盛张的国度,古代的知识分子,真正归隐的人并不多,但他们一生中总有这么一个时刻,精神上“出轨”,在心中做了一次隐士。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典雅》说:“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有眠琴飞瀑的岁华,有典雅之书玩味不尽,流水今日,明月前身,这种超心炼冶的过程,变成文人佳士孜孜不倦的追求,力求把诗学意境和人生境界合二为一,成为数千年来中国隐逸诗学蕴含的文化特质。

隐逸思想本质上是一种内充的养气论,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古代高蹈文人的通脱精神。过去我们常常把儒、道、释看作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核,现在我们逐渐认识到,隐逸思想在中国文化的编年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生的晴雨表、心灵的调试场,这种思想体系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隐逸诗歌是隐逸思想的载体,隐逸诗的产生可以追溯到《诗经》,真正勃兴是从六朝开始的。诗歌从六朝进入自觉阶段,魏晋玄学的兴起、佛教的传入,为诗歌创作带来新的变化。儒学开始失落,服务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建安诗风的刚健,正始诗歌的苦闷,太康诗风的繁缛,到东晋玄佛合流,诗歌由玄言向山水转变,继而迎来了隐逸诗的创作高峰,隐逸诗人把自然美景引进诗中,山水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追求自然与真,表现旷达真率之美,诗歌变成彰显个性、抒发生活体验和情感的个人行为。

隐逸诗、山水诗、玄言诗三者有紧密的关系。东晋玄言兴盛百余年,老庄玄理探索,给诗歌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鄙薄名利,追求心隐,在幽雅从容中追求人生的适意,成为隐逸诗的重要主题。陶渊明是六朝“隐逸诗人之宗”,他矫正了玄言诗说理渐多、平淡寡味的倾向,把老庄哲理变成一种人生哲学,把诗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用古朴自然的诗风,把他的淳厚善良、清高耿介、质朴恬淡浇铸其中,建构了一个隐士的精神家园。

六朝隐逸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六朝隐逸诗把人的心性修炼与诗歌的审美观照结合起来,用隐逸诗歌的形式来探讨如何达到“虚静”的人生境界。从老子的“致虚极,守静笃”(《道德经》第十六章),到庄子的“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都是在哲学上把虚静看成把握人生本质的功夫。“山水含清晖”,六朝隐逸诗以自然为本体,以虚静为根源的知觉,变成有洞悉力的对世界的玄览,把诗学从实用中解脱出来,变成人生的超越,“素处于默”,好处是能默识宇宙之妙,深体妙机之微,表现冲淡自然的朴素美,也正是美的观照。另一方面,六朝隐逸诗中写世外桃源的寄托,成为诗人高洁品性的象征,承载着道统的重荷,包含着对现实生活的反讽,提升了诗歌的造境功能,产生了中国诗学史上一系列重要的意象。借助隐逸诗,寻常的诗人,也可以成为“高人”“幽人”“碧山人”,有悠然空踪的高古,有日往烟萝的旷达,有优游笑傲的素心,有忘机达世的佳趣。蓄素处默,乱山高木,越发显得高超脱俗。碧绿原野,嫩苔争出,愈加衬得秀美天成。隐逸诗包蕴着无所抗争的崇高美,可以看出诗人养气率性而漫然妙悟的痕迹来。

即使在今天,研究六朝隐逸诗也有一定现实意义。当下时空变换,快得让人无法跟上节奏,过度依赖科技提供快捷便利的同时,人也容易为科技所束缚。未来不可预测,内心躁动不安。在静态中体悟人生精妙,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少的。在隐逸诗学中徜徉,生活的地方变得十分遥远,节奏异常缓慢,那是更接近自然的一部分。在这样一个遁隐之处,深邃而幽暗的角落里,有着更愉快、更新奇的感受。品读那些诗歌,如同用锄头在犁沟边翻出一些新土,太阳终古常新,把文字晾晒出远古泥土的芬芳来。

高智

丙申年夏日于海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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