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的意义

隐逸是中国文化史上了不起的大发明。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着对国家社稷强烈的使命感，对苍生万物怀有深厚的同情心，这种强烈的责任感使隐逸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正是隐逸思想的伟大发明，让他们在奉献自己的精力和智能的同时，可以采用“非暴力不合作”的隐逸态度，维护士人的尊严，保持人格的独立和个性的自由，维系他们内心的纯净和理想的崇高。同时，隐逸让士人与政权保持一定距离，有利于“道统”和“学统”的延续，成为一种持续推动的力量，推进华夏文明的进步。此外，要审视中华民族之特质，解读宽容、忍耐、节制、退避等国民性格，了解养生学的发展，三教修炼心性的方式，以及源于神仙道教系统的神秘主义文化，隐逸文学是一个起点，这是选择隐逸诗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隐逸诗是隐逸思想的载体，但隐逸诗在中国诗学史上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这种独特的诗歌形式，总是和山水诗、田园诗、游仙诗、玄言诗等掺合在一起，其特质被悄然潜藏，常常成为其他类型诗歌研究的附庸。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是隐逸？什么是隐士？隐士的类型有哪些？什么是隐逸诗与隐逸诗人？六朝隐逸诗缘于何时？形态怎样？与玄言诗和山水诗有何关联？如何发展变化？六朝隐逸诗有何新变？

研究隐逸诗歌这样历史悠久、特点鲜明、内涵深厚的艺术形式，客观上拓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领域。隐逸诗歌流派、风格特征、表现手法、精神内涵及审美倾向等，值得进一步探索与发现。隐逸诗歌有其鲜明的特征，复杂纷纭的隐逸诗类型，与自然山水亲近的题材，旁征博引的隐逸内容，怡然自适的诗人心境，超乎尘外的艺术想象等，更多的是一种真实自然的状态，是诗化建构的一种艺术化的人生追寻，隐逸诗表现出来的人生哲理，抒发的情感，营造的生活空间，展现的精神风貌，应该成为中国诗歌史上一个重要的独立的单元，值得花大力气去研究隐逸诗的道德标榜、政治伦理、审美价值、人文关怀等。

六朝隐逸思想和隐逸诗学研究开创了中国文化史一个新的时代。在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苦痛的时代”（宗白华《美学与意境》），一个充满悖论的时代，哲学思想的多元与社会政治的专制并存，逼人就范的正统礼教和诱人放荡的异端邪说共生。时代的悖论造就了个体人格的悲剧，士人的心理焦虑、人格冲突，在隐逸诗作中得到消融和排解。他们将生命的感悟融入自然山水与哲理玄思，创设出一个独特的隐逸时空，将乱世多难之悲与生命无常之叹，过滤为心灵的澄澈和宁静。六朝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特殊地位，只有通过对隐逸思想及隐逸诗学的研究才可以得到充分的说明。

第二节 研究史综述

隐逸思想及隐逸诗的接受和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先秦至近代，是隐逸思想研究的古典时期，第二个时期是现当代时期，其中可分为20世纪前50年，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

古典时期隐逸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隐士身上，《后汉书·岑彭传》云：“招聘隐逸，与参政事。”设“隐逸传”，世人才逐渐并广泛地使用隐逸这一名词。在中国古代“隐逸”这个群体的“隐士”众多，表现形形色色，出现了一批记载有关隐士事迹的书籍，如范晔的《后汉书》，首创《独行列传》《逸民列传》。随后，《晋书》《宋书》《魏书》《北史》《南史》《隋书》等群起效之，均辟有《隐逸列传》。除了官修的正史为之立传外，私修的野史为之立传的就更多了，而且时间也在正史之先。《隋书·经籍志》就记载了多家私撰的《高士传》《高隐传》。而刘义庆的笔记小说《世说新语》也辟有《栖逸篇》，记载了17个隐士的言行事迹。六朝是隐逸文化的一个高峰，大量赞颂和企慕隐逸生活的作品出现。嵇康作《高士赞》，袁淑作《真隐传》，潘岳作《许由颂》，陆机作《幽人赋》，陆云、谢灵运作《逸民赋》，等等。六朝以降，隐逸思想的研究在史学和文学中逐步形成风尚。

与隐逸思想的产生一样，隐逸诗的创作有悠久的历史，但从先秦到魏晋都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隐逸诗歌类型，隐逸诗的流派、风格等是和玄言、山水、游仙诗等结合在一起的，直至梁代萧统《昭明文选》收录招隐诗与反招隐诗，隐逸诗的分类才确立起来。《昭明文选》对收录诗歌做了系统的分类，在23类诗歌类型中，隐逸类虽只录招隐诗两首（左思、陆机各一），反招隐诗一首（王康琚），但在隐逸诗学研究史上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三十六、三十七，“人部”二十、二十一，特辟隐逸上下两篇，搜罗材料，按诗、赋、碑、铭等体裁分类，是唐前隐逸文化的总汇，记录隐士事迹及隐逸作品，共计收录隐逸诗37首，其中魏晋12首，宋、齐、梁、陈四朝共17首，北周5首，隋代3首。《艺文类聚》与《文选》相比，扩大了隐逸诗的收录范围，不仅从题名上筛选隐逸诗，更注意根据诗歌内容甄别。此外，《艺文类聚》虽只是节录了一些诗文片断，但保存了不少隐逸诗歌资料，对于研究唐前隐逸诗是很有价值的参考。

自唐以来，直到近代，隐逸诗创作数量持续增长，但对隐逸诗歌的批评和研究没有形成系统，材料零星可见，如明朝名士陈谟所著的《陈聘君海桑先生集》，此诗集共十卷，附录一卷，成为研究隐逸诗人的宝贵资料。

从20世纪以来，隐逸文化及隐逸诗学研究逐渐引起关注。20世纪前50年，研究隐逸思想及隐逸文学的人数较少，著述不多。蒋星煜的《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中华书局，1943），是20世纪第一部专门讨论隐逸文化的专著，否定隐逸的立场，从隐士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及文化创作方面进行论述。但他将隐士的形成完全归结于个人主义和失败主义，不免流于偏颇。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从政治对文学的影响的角度来论述，论及陶渊明，认为“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所以，陶渊明“总不能超于尘世的”。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集》，讨论中古魏晋六朝一些文学上的重要问题，诸如文与酒、文人与药、山水诗的发生与发展、声律对诗歌的影响等，第三篇为《希企隐逸之风》，对东汉以降隐逸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文化思潮、动机及其表象做了阐述，是较早论述隐逸文化的单篇论文。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汉魏六朝隐逸思想和文学研究可概括为“一个核心，两个基本点”，即以陶渊明研究为核心，围绕“人民性”的政治标准和“现实主义”的艺术标准两个点展开。自1949年至1980年，可见的有关隐逸诗研究论文有16篇，基本上以研究陶渊明的隐逸为主，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及政治斗争的需要，对陶渊明及其所代表的隐逸思想基本上持阶级分析法，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结论草率。此时的文学史，大多把对隐逸思想及文学的评价和政治掺杂在一起，审美体验被阶级斗争所取代，作家的阶级出身论决定文学作品的价值取向，一味强调阶级和政治路线，忽略了魏晋隐逸思想和佛教的兴起，以及道教兴盛的原因，割裂了六朝隐逸之风与传统隐逸思想发展的关系。20世纪最后20年，对隐逸文化的研究逐渐增多，六朝隐逸诗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据统计，这20年发表的相关论文近50篇，研究的角度和方法都有新的拓展，有进行隐逸诗人比较研究的，也有进行隐逸心理研究的，虽然这20年研究仍然以陶渊明为主，但是像谢朓、庾信、潘岳等人的隐逸诗作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在专著方面，张立伟的《归去来兮——隐逸的文化透视》是较早对隐逸进行文化剖析的书籍。徐清泉的《逍遥尘世边——中国文人的隐逸》，则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文人的隐逸行为。诗人群体研究和诗体研究上也有两部专著值得注意，前者为鲁金波的《隐逸避世的名士集团——竹林七贤述评》，后者为陶东风、徐莉萍的《死亡·情爱·隐逸·思乡——中国文学四大主题》，把隐逸诗歌作为文学四大主题，提升了隐逸诗的地位。

进入21世纪，隐逸文化研究的视角越来越新，范围越来越广，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从20世纪的零敲散打，变为系统性的研究，对隐逸文化做整体性的透视。近10年，有关隐逸的论文颇多，在研究专著中，有几部作品值得注意，何鸣的《遁世与逍遥——中国隐逸简史》，从隐逸简史、隐逸的形态、隐士与方士的创造、隐逸的奇行与变态等几个方面研究了中国传统文人的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方式。杨朝云的《中国隐逸文化史》提出隐逸文化产生的三种理论基石，即老子“和光同尘”思想的提出，到庄子“逍遥游”思想的奠基，以至孔子“无道则隐”的理论，展开了中国隐逸文化形成的基本理论分析。周淑兰的《狂与狷——放达与隐逸的中国名士》，是一部隐士个案研究专著。吴小龙的《适性任情的审美人生——隐逸文化与休闲》，对中国历史上的隐逸传统做了系统的考察，并通过解读隐逸文化所留下的优美篇章，揭示了中国古代隐士们在其隐居生活中所追求的生活方式。孙适民、陈代湘的《中国隐逸文化》对整个隐逸文化的发生历程及审美特质做了梳理和阐释。

在隐逸诗学研究方面，四川大学肖玉峰的博士论文《先秦隐逸思想及先秦两汉隐逸文学研究》，把隐逸思想与隐逸文学结合起来，按儒道两家剖析隐逸思想的实质，隐逸诗学在先秦部分主要有《诗经》，而汉代部分主要是赋和传记文学，较少涉及诗歌。上海师范大学周银凤的硕士论文《东晋隐逸诗研究》，根据诗歌的形态、内容，将隐逸诗分为五类，按类别依次考查各个阶段的隐逸诗创作。复旦大学许晓晴的博士论文《中古隐逸诗研究》，对中古隐逸诗的界定、思想渊源及时代背景做了清楚的阐述，并做了较细致的中古隐逸诗的分期研究、专题研究和文本分析，重点是隐逸诗在中古的发展演变轨迹及文本特征，特别分析了招隐诗的产生与消亡的原因，以及集体创作隐逸诗的情况。首都师范大学于春媚的博士论文《道家思想与魏晋文学——以隐逸、游仙、玄言文学为中心》，以文学主题为核心，认为隐逸思想是道家自然、社会、人生思想的全面表现，隐逸避世是道家自然道论的直接指向，从哲学的角度寻找隐逸诗歌的本源。

在台湾地区的隐逸诗学研究方面，洪顺隆的《论六朝隐逸诗》是较早的单篇研究论文，把隐逸诗分为隐逸生活和企慕隐逸两类。台湾政治大学沈禹英的博士论文《六朝隐逸诗研究》运用文本解读法，重点对作家作品进行研究。许尤娜的专著《魏晋隐逸思想及其美学涵义》，从美学的角度论述隐士的特征，揭示隐逸思想所蕴含的审美含义。

在海外汉学方面，澳大利亚文青去的《岩穴之士——中国早期隐逸传统》，是一部对东汉末年以前的中国早期隐逸文化和隐逸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著作，以大量第一手史料为依据，追本溯源，探究隐逸文化及其思想依据的来龙去脉，对隐士与政治权力之争的关系，对遁迹山林、栖居岩穴者，极端主义者和沽名钓誉的江湖骗子，做了甄别和解析。另外，日本的松枝茂夫与和田武司的《隐逸诗人——陶渊明传记》，是日本较早系统研究陶渊明及其隐逸诗歌的著作。

第三节 本书的探索

本书与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相比，力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些探讨。

第一，把文化学与诗学结合起来，研究隐逸思想和隐逸诗学的关系，对六朝隐逸诗产生的思想渊源及时代背景做了深入的考察探索。从隐逸与自然、隐逸与自由和个性、隐逸与生命意识、道家隐与儒家隐等角度，对隐逸思想的动机、目的、分类、意义等做了一番梳理。从六朝政治环境变化、思想潮流影响、审美风尚引导等方面探寻隐逸诗创作的深层次原因。此外还引用了一些西方哲学、美学观点来解读六朝隐逸诗学，这也是古典诗学研究中一种新的尝试。

第二，隐逸诗流派研究，把隐逸诗创作团体研究作为一个重点。已有的研究成果重点多在于具体的文本研究，把作家作品独立起来，以个案研究为主。本书主要进行三曹隐逸诗研究、竹林七贤隐逸诗研究、太康群英隐逸诗研究、东晋庐山诗僧隐逸诗研究、萧氏家族隐逸诗研究、北迁文人隐逸诗研究、陈朝隐逸群体诗歌研究等。

第三，在隐逸诗的类型研究中，首次把佛隐诗作为隐逸诗歌一大类型纳入研究范畴，对佛理隐逸诗的渊源流程、内容与形式、代表诗人、审美风格等进行了系统分析。此外还注意各种诗体类型的相互关系，如游仙诗、山水诗、田园诗等与隐逸诗的区别与联系，弥补了隐逸诗研究中的一些缺失。

第四，本书注重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以朝代为经，以作家作品为纬，以年系事，完成六朝隐逸资料系年的编撰工作，在编年中以一些重要隐逸作家为线索，串联各种史实，试图揭示隐逸产生的社会背景及与时代潮流的关系，并还原整个六朝时期隐逸诗作的真实图景。

第五，考论结合，辨伪去妄，大胆质疑，小心求证，对一些固有看法提出异议。在隐逸思想论述部分，认为儒家隐、道家隐两家的源头在《易经》。在隐逸诗学研究中，对先秦至六朝一些隐逸诗作者、创作背景等重新考证，运用新材料，得出新观点。陶渊明研究，是六朝隐逸诗研究绕不开的话题。本书从钟嵘品陶“隐逸诗人之宗”切入，用一个专题论述，着重从隐逸与田园的结合、陶渊明与六朝隐士的区别、时人对陶渊明的评价、陶渊明隐逸诗歌的特殊形态等角度来解读诗人及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