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柿子

那是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我14岁，刚上初中一年级。暑假的一天，我久病在床的母亲叫我过去，非常郑重地交代我去办一件事。原来母亲听说房山有个地方可以买到不错的红枣，价钱也还能接受，于是打算去买一些，用来辅助她治病。可是派谁去呢？父亲是从来不管这些闲事的，想都不要想，而我们弟兄三人我是长子，两个弟弟一个6岁、一个10岁，所以这事只能摊在比弟弟大许多的我身上。

母亲好一番叮嘱，要我记住要去的地方，要我学会辨认红枣的好坏，要我注意不要短斤少两，要我一定把钱收好，弄得我心里那个紧张啊，脑袋都大了。不过我越听越明白，这是件大事，不能出一点差错，而且必须我去办。至于路上会遇到啥情况，我连想都没想。

到现在我都还记得，要去的是房山区西南部一个叫长沟的地方，靠近“十渡”。十渡现在是大名鼎鼎的旅游度假区，可当时那个地方荒凉得很，连长途汽车都不通，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两个轱辘的自行车。我是从良乡出发的，后来才知道直线距离将近40公里。那时没这概念，只记得我母亲行前反复宽慰我说，没多远，不一会儿就到了。

我是不久前才学会骑自行车的，14岁的孩子不知道骑车能骑多快，反正吃了早饭后出发，我就一股劲的往前骑。向前！向前！向前！我知道只要向前就是胜利！记得那时大路上寂无一人，好清静好清静，路两边也没有人家，连鸡犬之声也听不到。要知道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啊，全国各地都在闹饥荒，北京郊区恐怕会好一些，可为了节约卡路里，谁也不会没事到马路上来瞎逛荡。眼见得越走越荒凉，尽管是大白天我也禁不住扑通扑通地心跳，双脚蹬起车来也越发用力。

骑着骑着就成了坡路，下坡少，上坡多，上坡骑不动了就下车推。就这样上坡下坡，走走停停，终于寻寻觅觅地找到了那个小村庄。这时天已过午，出来迎接我的是位四十来岁的汉子。记得那是一处不大的小庄户院，有几间不大的房子，我进了一间不大的厅堂。那汉子红红的脸膛，笑盈盈地，看着很喜兴。他已经把我要买的红枣装成包了，当我的面过了秤，秤杆高高的，一点不缺斤少两。我想起母亲的嘱咐，便一个劲地在装红枣的包里刨着，看看底下埋的是不是好枣。看着我那一本正经的样子，他乐呵呵地笑了，把枣全部从包里倒出来，一迭声地说：“放心，放心，都是最好的枣！”我把钱交给他，肚里灌饱了他递来的水，就起身告辞了。

出门就是个大上坡，我推着自行车往上爬，觉得双脚像灌满了铅，怎么也挪不动。更难受的是，肚子叽里咕噜的叫起来，向我发出了严重抗议。到现在我都无法理解的是，那年头最值钱的不是别的，是粮票，只要出门就得带粮票，这才是活命的本钱。可我出门的时候虽然带好了钱，带好了包包，就是没给我粮票！大概觉得过不了多久就能回家了吧，干粮也没给我带。可现在已经是下午了，我粒米未进，前面还有那么长的路要走，这可怎么办啊！

说话间，那汉子气喘吁吁地追上来，递给我一个玉米面饼子和两个黄澄澄的柿子。他说：“来，孩子，带上，吃一口。”我羞得满脸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连连推辞说：“谢谢叔叔，不用不用！”他不由分说，把东西塞进了装红枣的包包，然后一把把我抱上了车，三步两步连人带车推上了坡。推上坡后那汉子轻声细语地说：“别急啊，孩子，慢慢骑，等会自己吃一口。”

我头也不回地走了，要不然眼泪就会落下来。我明白，这年头，一个玉米面饼子别提多珍贵了，说不定能救一条人命，两个柿子更是如此。路上我吃了那个玉米面饼子，觉得浑身上下又有了使不完的劲。两个柿子我看了好几回，大大的，软软的，煞是可爱！我一忍再忍，没敢动它。

到家的时候天已擦黑，一进家门就看见母亲脸上满挂着焦虑。我母亲反复问我为什么回来得这么晚，我想大概是母亲怪我骑车骑得太慢了吧，吭叽了半天也不知该怎么解释。我把一袋红枣和两个柿子都递给了母亲，母亲一看还有两个柿子，先是怀疑是不是红枣少了斤两，等复了秤后发现份量很足，着实欣喜了一番。那年月，黄澄澄的大柿子可是难得一见的宝物啊！母亲小心翼翼地把柿子分成五份，一大份留给父亲，剩下的我们弟兄三个和母亲每人一份。

现在我已经69周岁，事情已经过去了整整55年。这55年中，各种大餐我都吃过，各种好人我也都见过，可是终此一生最难忘的，还是那两个大大的、软软的柿子，还有那素昧平生的红脸汉子。“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是我一生尊奉的信条，凡是受人恩德，无论巨细必定倾心相报。可是，敬爱的红脸汉子，连你姓甚名谁我都不知道，你的情分我该怎么报答？

真不想把这份整整半个世纪前的遗憾带进坟墓，唯有藉此小文，叩谢天下的好人！

初中时和姐姐在月坛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