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木其格

1966年6月，我在北京男八中高中毕业，已经拿到了毕业证书，正准备高考时“文革”来袭，高考取消了。随着父亲被打倒，我成了“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下乡插队，这样我就来到了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宝日格斯台牧场白音温多尔分场。

宝日格斯台牧场

那是1967年11月，天安门广场上锣鼓喧天的欢送场面尚在眼前，我们就被一路向北的大巴车送到了牧场。时逢严冬，面对塞外漫天皆白的冰雪世界，面对边地野兽般呼啸而来的凌厉北风，我们这些来自大都市的年轻人集体沉默了。入夜，蜷缩在小小的蒙古包里，盯着白音温多尔分场场长唇边一明一灭的烟袋锅子，我们静静地等待着他的安置。

分场场长的名字叫德木其格，是个地道蒙古人，世代生活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乌珠穆沁草原。他个子不高却敦实健硕，表情冷峻却双目炯炯，话语不多却掷地有声。在暗夜中我仔细打量着他，心想这就是我迈向人生后的第一个顶头上司了，他会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幸好，分场场部的保管员宁布会说一两句汉话，通过他半生不熟的翻译，我们终于听明白，德木其格决定把我们和弱不禁风的老弱畜一起，集中留居在分场场部。要知道，那时全场的牧民和牲畜都四散到遥远的冬草场上了，正孤立无援地和肆虐的风雪搏斗，而我们是带着“受教育”、“被改造”的任务来的，能被这样保护起来，真是出人意料。

所谓的分场场部，无非是白茫茫大草原上孤零零的一处低矮土房。这是整个白音温多尔唯一一处土木建筑，尽管它简陋之极，但这里有遮风挡雪的土墙，有热气腾腾的奶茶，有越嚼越香的牛肉干，还有虽然唠叨但古道热肠的老保管宁布。当晚，当我们每五人挤在一处热烘烘的火炕上睡觉时，听着窗外呼啸的北风，一下子就有了家的感觉。

第二天清晨，疯狂了一夜的北风倦乏了，沉入了它的梦乡，四周一片宁静。这时跃然于我们眼前的，是一片雪白的世界，还有万籁俱寂的草原。这大约就是传说中的天边吧，无限纯净，无限洁白，无限辽阔。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孩子深深地被眼前的情景震撼了，一个个瞠目结舌。但更令我们惊讶的是，几位照料老弱畜的牧民每人牵了一匹马，笑容可掬地来到我们面前。我们用迟疑的眼光看着我们的老翻译官宁布，当我们终于明白他们是奉德木其格之命来教我们骑马时，便一个个争先恐后地向他们走去。当我们脚蹬笨重的毡嘎达（雪地靴），身穿厚羊皮制成的皮德勒（蒙古袍），在牧民们的手推肩扛下吃力地跨上马匹时，一下子觉得眼前的视野开阔起来，几乎可以极目浩渺的远方。从那时起，这片草原对我们就不再陌生，我们相信自己一定会成为它的主人。

春天，万物复苏，积雪融化，嫩草滋生，“长生天”给草原带来了无限生机。这时的草原，羊要下羔，牛要生仔，马要产驹，牧民们进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蓄势待发了一个冬天的我们，终于要上阵了。在一个牧群都安然归巢的夜晚，在一次分场牧民大会上，德木其格当众宣布，我下放到一个老牛倌家落户劳动。

这是一对老夫妻，老爷子腰不好，上马都困难，但又膝下无子，我这个临时下包的北京知青成了他们的主劳力。春天的牛群，是一年四季中最难放养的，这倒不是因为母牛要下崽，而是春天的牧草刚返青，马和羊可以啃噬，而牛是用舌头卷草吃，小小的青草卷不到嘴里，情急之下四处狂奔找青草，草吃不进嘴还把一冬残留的体力消耗殆尽，随时都有可能倒地毙命。这在草原上称之为“跑青”，是最令牛倌们头疼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守住牛群，不让它们乱跑。可是，乌珠穆沁草原的一个牛群少则百余头，多则两百头，看住这个看不住那个，谈何容易！对我这个北京知青来说当然更不好办，可笨人有笨办法，我索性一天到晚不回家，忍住饥饿不回去吃午饭，死死地守住牛群。一个春天下来，我的牛群成了全分场保膘最好的，包里的老爷子高兴，牧民高兴，可德木其格却动起了别的心思。

春牧结束后，每个知青就要正式派往各蒙古包了，一去就要住上一两年。那时我已被北京知青推举为代表，成了全分场20个北京知青的“头”，加之在春牧中的上佳表现，分包时我成了一个重点。一上来德木其格先把我分到了一对刚成亲的牧主子弟家，说他们成分不好，需要我去当“头”。我强烈反对，说我是来接受贫下中牧再教育的，怎么能去给牧主子弟当头？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更着急的是，人家新婚小两口，我去了算咋回事啊，都挤在一张毡子上？德木其格争不过我，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把我分到一个成分最好的人家——全总场唯一一个女革委会委员家。哈哈，这家更牛，一个不到40岁的女革委会委员，带着一个芳龄16岁的独生女，一共两口人！因为家里没有男劳力，她们不能包养畜群，只能做些零工，收入大打折扣。为此这位女委员争起我来毫不含糊，德木其格也正中下怀，就将此事定下来。

我又急了，吵吵着不去，可比我更急的是一起下乡的北京知青，他们纷纷跑来做我的工作，说这样一再对抗牧民的决定不好，要我端正态度。最后实在争执不下去了，我只好对前来做工作的北京女知青说，请你们替我想想，我这个二十岁的大小伙子去了以后怎么睡，是睡在她们两人中间吗？听了我这话，两个北京女知青憋了个大红脸，再也不说什么了。这两位女知青毕业于北京著名的女子中学，可以说此前除了家人和老师外，从未接触过其他异性，我打心眼里相信，她们当时真的没有想到这一层。

几次三番折腾下来，我被分到一个孤儿寡母的贫困牧民家。那家的孩子当年十三四岁，名叫小奥玛，额吉是个五十多岁的孤老婆子，奥玛是她抱养的孤儿。我的到来，使他们脱离了打零工的弱势群体，正式包养了一个牛群，我也成了游牧在草原上的地道牛倌。

事后我和德木其格成了好哥们儿，每当说起这段往事，我都夸大其词地说，我和他的相识是从他变着法儿整我开始的。他也不忌讳，呵呵笑着说：“你是知青的头儿，我就是要把你放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嘛！”看着他貌似狡黠的目光，我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在小奥玛家放了两年牛，牛群的规模不断扩大，小奥玛也很快长成一个彪悍的大小伙。我把牛群交给了小奥玛，受领了牧民交给我的又一项重要任务——出任白音温多尔的专职马倌。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一切特权均在扫荡之列，可在这茫茫大草原上，马倌的特权却一点没受影响，他们仍然享受着与生俱来的两大特权：一是可以在马群中为自己挑选最好的马匹，二是可以“看人下菜碟”地把新压好的生个子（小马）分给不同的牧民。俗云“人比人气死人”，马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所以，要想得到一匹好马，就必须跟马倌搞好关系。在这里，长大后当个威武潇洒的马倌，几乎是每个蒙古小伙子从小就有的梦想。可谁料想，这样的荣耀竟突然降临到一个地道北京知青的身上。在所有来宝日格斯台牧场的北京知青中，我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这是一个标志，表明北京知青和牧民间的最后一道界垒已经冲垮，表明北京知青已经获得了德木其格和白音温多尔牧民的充分信任。

我和德木其格

1971年3月，原宝日格斯台牧场白音温多尔分场正式转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改制为兵团五师四十三团三连。这是个纯牧业连，德木其格被任命为主管牧业的副连长，我则被任命为这个牧业连中唯一一个战士排的排长。从那以后，我们各管一摊，彼此的交往少多了，但我们的心却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因为我实实在在离不开他呀！

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就要在大草原上凭空组建起一个六七十人的战士排来，谈何容易！房屋没有可以自己建，可怎么才能保证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小小子的体力和健康呢？这就要靠德木其格了！肉食的保障供给是不用说的，定时定点的源源不断，弄得我们三连在全师美名远扬——三连的伙食是最好的！更可爱的是，德木其格听说战士排的体力活过重，身体消耗过大，特意吩咐两个蒙古额吉牵着十头上好的奶牛住到了我们附近，天天早上挤新鲜牛奶给我们喝。这是何等高贵的待遇啊！每当看到战士们乐滋滋地喝着香甜的鲜牛奶时，我心里那个乐啊，不知把德木其格暗暗夸了多少遍！

那个年头，出身是决定一切的，而我出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要说入党了，连个团也入不上。再加上三连指导员给我扣了个搞“独立王国”的帽子，把我打入了另册，我就更不做非分之想了。可是，连我自己都认命了，德木其格却不认，他上下奔走呼吁，甚至带领三连的全体牧民党员去团部请愿，最后终于解决了我的组织问题，而且毛遂自荐地做了我的入党介绍人。

自从上大学，我就和德木其格断了联系，加之大学毕业后分到外地工作，一去十四五年，彼此音讯全无。但我听说，就在这十几年中，居然有不止一人打着我的旗号去找德木其格要羊，而精明过人的德木其格竟从不加甄别，二话不说就把好羊批给来人。哎，要不是做这事的人良心发现告诉了我，到现在我都还蒙在鼓里呢！

1990年底我调回北京，某一日正在单位主持中层干部会，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话筒里呜哩哇啦的一串蒙语，把我整个人说蒙了！我赶紧调动大脑里的蒙语库存，终于听明白是德木其格率领一群牧民到北京来了！好家伙，我扔下电话，二话不说宣布散会，箭一般窜出办公室，直奔火车站而去！

这是我们事隔二十年后的重逢，此时德木其格已经荣任宝日格斯台乡的乡长，这次他是带着十来名牧民代表来为草场的划界问题上访的。这之后他又来过三次，都是为草场问题率团上访。他每次来，我都丢下一切工作陪他，在单位里落了个“只要插队的老牧来，王馆长就不管工作了”的恶名。我可顾不得那么多，只要他来，我就第一时间赶过去，既安排生活，又出谋划策，还通过关系把他的上访材料递进了中央机关。

重返牧场时和德木其格在一起

无论如何没想到，这样一个主政一方的人物，晚境却一度很凄凉。这是在我独自去牧场看望他时偶然发现的，那是1998年，德木其格已经退休，我孤身一人重返宝日格斯台。故友重逢，我和德木其格都欣喜异常，德木其格还特意在乡里唯一一家小餐馆为我接风。宴席完全是蒙古式的，一个手扒肉，一个山上刚摘的新鲜蘑菇，但都是盆装，满满两大盆，外加几碟小凉菜。从不沾酒的我那天气冲斗牛，一连干了好几杯。正兴高采烈间，忽听餐厅后厨传来争吵声，仔细聆听，原来是德木其格请求赊账，餐厅老板不肯，双方争吵起来。我急忙跟陪坐在一旁的人打听是怎么回事，这才知道原来德木其格升任乡长后进入了公务员序列，由旗财政发工资，但西乌珠穆沁旗那几年财政困难，退休人员的工资一直发不出。加之他不能像牧民那样包草场、包畜群，一时间没了任何收入，只能靠替他哥哥养几匹马勉强度日。当我听说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蒙古汉子竟也有如此窘迫时，一下子惊住了，情不自禁地泪崩如雨。我倾其所有地给了他一个红包，然后赶紧掩面跑出了小餐馆。

2004年夏，他带侄子、嫂子到北京给侄子看眼疾。接到他的电话我高兴极了，很自然地问：“您到北京来的消息别的老知青知道了吗？”他说：“我打了几个电话，他们都说最近很忙。”这话大出我的意外，我马上说：“没关系，我不忙，您等着，我马上过去。”随后几天，我一直随侍在德木其格身边，事无巨细地帮他打点一切。我想，就算我再无能，也要像他在牧区是我们北京知青的坚强后盾一样，做他在北京的坚强后盾。临分手时我又塞给他一笔钱，他特爷们地收下了，一点也不推辞，就像亲兄弟一样。我问他，现在事情都办完了，北京的老知青要不要见一见，他淡然地说：“他们都很忙，就不要打扰了吧！”

最后一次见德木其格，是2012年7月我回牧场。那年他75岁，三年前得了中风，已经离不开轮椅了。疾病缠身的他早已失却了往日的风采，话也说不清楚了，见到我时只高叫了一声“王光镐”，就任由热泪默默地潸然而下……

德木其格，你不仅是我初涉人世的第一个顶头上司，也是我人生最好的老师！你教会了我什么是男子汉的睿智和果敢，你让我领略了草原民族宽阔的胸襟和气度，你鞭策我一生都要去尽力维护民族的团结。2014年11月，你默默地离开了我们，远在北京的我们事后才得到消息。但是，德木其格，我还会去看你的，我一定会择日重新踏上回去的路，在茫茫大草原上找到你那个小小的坟茔，在冢前再和你同饮一樽马奶酒！

德木其格在我的北京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