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俄国文学与文化

俄罗斯民族性格与俄国文学

今天应北京大学博士生联谊会的邀请来为大家做一个讲座。在这里做讲座让我感到很担心：担心之一就是联谊会的负责人跟我说，这将是关于俄罗斯文化的系列讲座，如果我讲得不好的话，就相当于没有广告效应，第一炮打不响，会连累后面的高手，所以希望大家往后继续来听讲座，后面的讲座肯定比我的更精彩；担心之二是我今天讲的题目叫《俄罗斯民族性格与俄国文学》，这个题目太大了，在两个小时里讲清俄国文学已经不可能，如果再加上俄罗斯民族性格，就更不可能了。我之所以选这样一个大题目，就是想在这个系列讲座的第一讲先把面铺开，让大家在很多问题中发现哪些是你们感兴趣的，这样一来，往后你们就可以有选择地听，或者有选择地读一些书。题目大的好处在于信息量大，但是不好的地方就是可能显得很空泛。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俄罗斯民族性格与俄国文学》。在世界这个大家族里，每个民族就像每个人一样，都有自己的性格。我们在谈到人的性格时，实际上就是在谈这个人在特定的环境中或者在与人的交际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举止的总和：比如说这个人是软弱的还是坚强的，这个人是富有进攻性的还是保守的，是暧昧的还是爽朗的。我们之所以会感觉这个人区别于另外一个人，就是因为他有某种性格。这种性格实际上就是他作为一个个体区别于另外一个个体的识别符号。一个民族和一个人比起来，当然要复杂得多。我们在说一个民族的性格时，其中一定有无数个例外，因为它是由不同的个体组成的一个整体。但是，一个民族由于受到文化传统、历史、地域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还是会有它独特的性格的，也就是它不同于其他民族的东西。比如，我们说美国人很自由、很随意，法国人很浪漫，德国人很严谨，日本人很暧昧，西班牙人热情奔放，英国人保守怀旧。这就说明，在面对一个民族时，我们大体上还是能够感觉出一个整体性格来的。这种民族性格的形成过程可能是漫长的、复杂的。一个人性格的形成可能是先天的基因和后天的生长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说这个人的父母很乐观，但是从小就把这个人送到修道院去生活的话，他长大之后可能也会变得很封闭，反过来也一样，这说明后天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下面我们谈谈民族性格的表现方式。我们在说一个民族的性格时，往往是相对于外族而言的。在国内，我们往往会对很多事情熟视无睹，但到了国外，我们却会变得非常关注那些细枝末节，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民族特性，外国人往往还有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体现民族性格的途径是很多的，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战争，两个民族的性格在打仗时体现得尤其清楚。现在的体现方式要更多一些，比如政治、外交、贸易和文化交流等。一个民族的民族性格的最佳载体之一，有可能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化，就是这个民族的文学。我们在阅读这个民族的文学作品时，最关注的可能就是其中的人物。文学作品中的人，就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的典型化，就是艺术化了的现实人物。文学中的人物可能是这个民族最典型、最有性格的人物。如果想了解一个民族，阅读它的文学作品可能是一条捷径。还有一个便利就是，我们在认识一个活生生的外国人的时候会受到时空的限制，比如现在去莫斯科，就只能看到苏联解体以后现阶段生活在莫斯科的人，但是通过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就可能了解到屠格涅夫时期的俄国和俄罗斯人。也就是说，通过文学来了解外族，可以跨越时空的限制。因此，这也就是我把俄罗斯民族性格和俄国文学结合起来谈的理由。我想谈的是，在俄国文学中，俄罗斯民族的性格有着怎样的沉淀，怎样的渗透，怎样的折射，俄国文学的特质如何受到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影响。

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但是，俄罗斯民族还是表现出了一些具有共性色彩的民族性格。我觉得，俄罗斯民族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民族，是一个非常爱走极端的民族，它的民族性格中经常会体现左右摇摆的不稳定性。实际上，人的性格都是有其两面性的，我们说这个人坚强，他有的时候又可能是脆弱的。当然，一个人性格的左右摇摆毕竟是在一定的幅度之内的，否则，性格就失去了其界限。不过，在俄罗斯的民族性格中，我觉得这两个极之间的距离非常大。举个例子：俄罗斯人非常剽悍，英勇善战的，从历史上看，他们赢得了很多次世界规模的战争，否则他们也不会有那么大的疆土，那都是靠战争和扩张赢得的。后面我还要详细地讲一讲。但是同时，我们也会觉得俄罗斯人有时是非常多愁善感的，很犹豫彷徨的。我以前读过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命运》一书，他在书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德国是欧洲的男人，俄国则是欧洲的女人。我当时觉得很惊讶，因为我感觉俄罗斯人太男人化了，怎么会是欧洲的女性呢？当我在俄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发觉他的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经过和俄罗斯人的交往，我发现他们还是有犹豫彷徨的一面，优柔寡断的一面。我想，通过喝酒这件事，就能感觉出俄罗斯人的这种矛盾的性格。大家都知道，俄罗斯人酗酒成风，有许多人都染上了酒瘾，其中包括女人和老太太。他们和中国人不一样，在中国，喝酒是一种交际的润滑剂，而俄罗斯人却不一样，他们喝酒有些近似于吸毒，喝酒就是为了醉倒。因此，和俄罗斯人喝酒不必劝酒，他会自己先把自己灌醉的，因为酒是好东西，可以让他享受一下。但是在喝完酒以后，一多半的俄罗斯人都会变得非常伤感，会和人谈起非常伤心的事情，甚至声泪俱下。在这个喝酒的过程中，俄罗斯人既豪爽又脆弱的天性得到了典型的体现。俄罗斯人的性格中另一个矛盾性的现象，就是粗与细的并存。俄罗斯人的性格中有很粗糙的一面，同时也有非常精细、精致的一面。十几年前，我在莫斯科大剧院看芭蕾舞，觉得在那里看到了真正的芭蕾。为什么一个在生活中显得大大咧咧的民族，却能把这样一种精细之极的艺术做到最好呢？还有一个例子，我曾经在莫斯科国民经济成就展览馆的宇宙馆里看到一对模型，展示的是1975年美苏一次太空合作的成果，一边是美国的“阿波罗”太空舱，一边是苏联的“联盟号”太空舱，这两个航天器能在空中对接，就说明它们在科技水平上是大抵相当的。但是，将它们放在一起则不难看出，美国的东西做得非常精致，而苏联的东西外表却显得很粗糙。大家都知道，俄国在航天、军工等高科技领域一直保持国际一流水平，可是轻工业却长期上不来，这和他们的民族性格是有关系的。俄罗斯民族性格中还有一种分裂的东西，就是大度和狭隘的二元对立。他们是非常乐于助人的，在处理国家间的关系上是比较大度的，但另一方面又往往显得非常小气，颐指气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世纪50—60年代的中苏关系。新中国成立之后，苏联对我们进行了一百多个大工业项目的援建，那种无私援助的规模和力度在国际关系史上是很罕见的，中国的工业底子基本上是那时打下的。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分歧之后，俄罗斯人很快就撤走所有的专家，撕毁所有的项目合同，使中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中国20世纪50年代末起出现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很多人，这有国内政策和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原因，苏联的背信弃义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一个国家能在几年之前那么无私地帮助你，几年之后又能那样撕破脸皮对待你，这种左右摇摆、忽冷忽热的性格真叫人无所适从。

总结一下：俄罗斯民族性格具有两面性，有时非常懒惰，有时又非常勤奋；有时非常霸道，有时又非常恭顺；有时非常蛮横，有时又非常虔诚；有时非常暴躁，有时又耐性十足。我觉得其他民族不像俄罗斯人，性格的摆幅如此之大。我也在思考，为什么俄罗斯民族有这样一种性格分裂的状态呢？我觉得，俄罗斯民族性格中这种二元对立，或者说是矛盾性格、双重人格，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逐渐形成的。我感觉到，在造成其性格复杂性的诸多因素中，有两个原因也许比较重要：一个就是地理上的东西方之间的矛盾，一个就是社会结构上的上下层之间的矛盾。

大家知道，俄国横跨欧亚大陆，俄罗斯人非常喜欢用一个俄语单词来界定自我，这就是“Евразия”，翻译成汉语就是“欧亚”或“欧亚大陆”。俄国认为自己既是一个欧洲国家，也是一个亚洲国家；既是东方，也是西方，有时它也为此而感到很骄傲。俄罗斯人非常强调自己的西方特征，但是西欧从来就没有把俄罗斯人当成真正的欧洲人。面对西方，俄国是东方；而面对东方，俄国又成了西方。它夹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个巨大的文化板块之间，但是它又还没有强大到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化之“极”。我们经常做一个比喻，说俄国就像一个巨大的文化钟摆，一直摇摆在东西方之间，它有时是亲近东方的，有时又是摆向西方的。也就是说，俄罗斯民族始终有一种文化上无归属的困惑，或者说，在民族文化身份的定位上它一直面对一种艰难的选择或取舍。在当今的世界上，当然也有新“崛起”的文化，比如说，我们以前经常把欧美文化并列在一起，美国尽管非常强大，但是美国的文化却似乎还是欧洲文化的附属。现在情况已经有所不同，美国渐渐成了世界的唯一霸主，尤其是现在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美国化，不管是互联网也好，大众传媒也好，还是整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秩序，都越来越多地受到美国的影响和控制。我们感觉到，美国文化正在试图脱离欧洲文化成为一个单独的“极”。另一方面，以前我们认为，中东、中亚都应该包括在东方文化之中，可是现在，他们认为他们和东方文化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在努力地与东亚、南亚和东南亚的文化拉开距离。也就是说，整个伊斯兰文化有一种崛起的强烈愿望。所以，现在美国的反恐斗争，背后实际上隐藏着这两个新文化板块的“文化冲突”和“文明冲突”。苏联解体之后，俄国国力空前下降，刚刚结束扮演世界政治和意识形态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之一，俄国目前还谈不上其文化的崛起。更重要的是，俄国文化并不像北美文化或伊斯兰文化那样，并未在一心一意地谋求建立一种独立的文化，它更多地却是在犹豫和彷徨，所以它的文化暂时还不可能称霸一极。必须要确认自己的身份，即到底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自己的文化究竟属于东方还是西方，成年累月地面对这种选择，民族的性格就难免出现一定的分裂。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俄罗斯民族社会结构上的矛盾。俄国的起源和发展都比较晚，在西欧已经开始进入工业时代的时候，俄国还保持着农奴制度，俄国农奴制度的延续时间之长，在欧洲是比较罕见的，它直到1861年才正式废除农奴制度，也就是说，在俄国，人奴役人的制度曾长期合法地存在着。这样一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阻碍社会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得不到教育和发展的机会、因而相对愚昧的阶层，即广大农奴。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俄国社会自彼得改革之后出现的“文明化了的”贵族阶层。彼得要求贵族阶层完全欧化，当时主要就是“法国化”。他要求贵族必须说法语，穿欧式的服装，跳欧洲的宫廷舞蹈，否则甚至没有权利结婚。这是一种绝对的西化，强加的欧化。在压迫、盘剥广大农奴的基础上，俄国出现了一个受到良好教育、非常富裕的贵族阶层。这些贵族子弟甚至是先会说法语然后才会说俄语，普希金的第一首诗就是用法语写的。不仅是普希金，其他人也是这样。无论就财产和富裕程度来说，还是就受教育的程度来说，甚至是就接受西方先进文化思想的广度和深度来说，俄国贵族都不亚于西欧任何一个国家的贵族。19世纪的俄国大作家，绝大多数都是贵族出身。总而言之，在整个俄罗斯民族的构成中，上下层之间的差异很大，就是说，整个社会一直存在着一种上下阶层之间发展上的不平衡现象。

地域上的东西方矛盾和社会构成上的上下层矛盾，一直是俄国社会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两大矛盾一横一纵，形成一个十字交叉，就像是俄罗斯民族要永远背负着的沉重的十字架。这两大矛盾的存在和延续，对俄罗斯民族的性格无疑会产生某种深刻的影响。

下面，我想从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特征中挑出三种我认为跟俄国文学联系比较多的，或者说在俄国文学中我们经常能碰到的俄罗斯民族性格。我所说的这三种性格，第一就是尚武精神，崇尚武力，或者说是一种英雄主义气质；第二就是一种宗教的感情，一种弥赛亚精神；第三就是一种艺术气质，或者说一种审美乌托邦的精神。俄罗斯民族性格中不是只有这三种性格，这三种性格也未必就是最典型的三种俄罗斯性格，但是，它们却可能是我自己感触比较多的；其次，它们和文学结合得比较紧密；再者，参照中国人的性格，我们也许会觉得这三种俄罗斯性格要更为突出一些。

先谈一谈俄罗斯人的尚武精神——这种英雄主义的气质。俄罗斯人有两大爱好，一个是爱打仗，一个是爱艺术。这两个爱好结合在一起，自然要促成战争文学的发达。到俄国去过的人都会发现，只要是他们打过胜仗的地方都建有纪念碑，只要是为俄国打过胜仗的人都有纪念碑，就是说，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他们是牢记不忘的。这当然是历代当权者的意愿使然，但俄罗斯民族就整体而言还是比较认同战士的。比如说，我到过鲍罗金诺，也就是库图佐夫阻击拿破仑的那个地方，在方圆几十公里的地方就有几十座纪念碑，几乎为参战的每支部队都分别建立了一座纪念碑。在俄国各地，卫国战争时期的坦克、高炮到处都是，商店里的武器玩具也特别多，孩子们从小就非常崇尚军人。他们也喜欢对孩子，尤其是男孩子进行一种斯巴达式的教育，比如说在莫斯科街头，孩子摔倒后，大人一般是不会去立即把他扶起来的，除非他实在爬不起来。我们在公园还看到一个刚会走的孩子走了几步，他父亲就把他推倒，待小孩爬起来后再推倒。有人说这是一种挫折教育，但也说明他们非常注重培养孩子这种坚强的军人精神。我们再看看俄国的历史，整个儿就是一部战争史。在公元9世纪，古代罗斯人才刚刚开始在东欧平原上建立小公国，到了19世纪，它却迅速扩张为全世界版图最大的国家。现在俄罗斯人经常非常自豪地说他们是“六分之一”，意思是说他们国家的陆地面积占全世界的六分之一。最早，俄国没有一个出海口，只有北方的北冰洋，可那里是长期无人居住的冻土带。所以，他们就持之以恒地向东西南三个方向争夺出海口，战争从此就成了这个国家历史中最主要的内容。在12世纪之前，基辅公国主要是和南方的游牧民族战斗。12世纪到15世纪，古代罗斯被蒙古人打败，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们一直打到匈牙利，横扫半个欧洲。他们是游牧民族，所以不建设，只索要赋税。他们把罗斯分成许多小公国。他们的统治中一个比较高明的办法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在几十个公国中间找出一个叫“全罗斯”的大公，所有公国都想争这个头衔，互相之间因此内讧不断。俄国的历史学家如今认为，俄国落后于欧洲主要就是由于这三个世纪的异族统治。蒙古鞑靼人的统治结束之后，俄国的战争历史却没有随之结束，到了19世纪战争就更多了，与拿破仑的战争，接着就是与土耳其的常年战争，最后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735—1878年间，俄国共与土耳其发生六次大规模的战争，小的战争就不计其数了，最后，俄国通过战争得到了高加索和中亚的部分地区，向南在黑海找到一个出海口。彼得一世在位36年，总共进行了53次战争，平均半年多就要打一仗。俄国有一个有名的女皇叫叶卡捷琳娜，这是一个德国大公的女儿，后来嫁给彼得三世，有人说这个女皇是踏着她丈夫的尸体走上皇座的。她在位34年，也是连年征战不断。她曾经非常骄傲地说：我两手空空来到俄国，现在终于通过我的努力为俄国送上了我的嫁妆，这就是克里米亚和波兰。她还说，如果上帝让她活上两百年的话，她就会占领整个欧洲。在俄国历史上，几乎每一年都发生过战争，它几乎与每一个邻国都发生过战争，包括与日本和中国，这是一个好战的民族。

现在我们来看看战争以及战争中的人和事在文学中的表现。中国的文学起源于《诗经》，我们的文学起源是非常灿烂的，因为它是关于爱情、关于劳动的描写。俄国的文学起源却是关于战争的，最早的就是“壮士歌”，现在也可以翻译成“史事歌”。这些口头文学基本上谈的都是部落的民族英雄及其战斗事迹。再接下来就是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这是俄国文学发源处的一座宏大的纪念碑。伊戈尔是基辅公国的一个王公，他对南方草原部落的起义不满，就去征讨这个部落，出发之前他看到了日食——一轮黑太阳，这是一个凶兆，他本来不应该再走了，但是他一意孤行，结果战败。这部史诗写的是一场失败的战争，俄罗斯民族非常崇拜战争，但在写战争的时候却又往往喜欢写一些悲剧的故事，这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不大一样。伊戈尔战败被俘后，他的妻子在基辅的城头哭诉。这个哭诉是否和孟姜女哭倒长城有一些相同点呢？她的哭诉，是俄国文学最早的最具有悲剧性的一个段落。在这部史诗中，有一个叙述人叫鲍扬，他不断地穿插进来，对伊戈尔及其行为进行评判，号召整个国家不要再发生内战了。这个凌驾于主人公之上的叙述者的声音，就为那种道德感的、训诫式的俄国文学叙述者的传统角色开了一个先河。伊戈尔在史诗中并不是一个完全正面的角色，他的确非常勇敢，但是他自以为是，结果给这个民族带来灾难。无法想象，在写一个民族英雄的时候，作者竟然也敢写这个人身上的缺点。我们之所以谈这部作品，是因为它是俄国文学源头处的作品，对后世的文学无疑有很大的影响。之后就是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期，文学成就不高，创作水平也不高，但仅有的几部作品基本上都是谈战争的。比如《拔都攻占梁赞的故事》，还有一部《顿河彼岸之战》，都是描写战争的。18世纪以后，俄国兴起古典主义。古典主义一般是比较严谨的，是一种颂歌体，主要内容是歌颂国家和帝王的。而在俄国，国家最重要的生活内容是战争，帝王最突出的功绩就是打胜仗，因此，俄国古典主义文学歌颂战争的内容也是比较多的。

下面就到了19世纪，即普希金的世纪。普希金描写战争有一点是令现在的人感到非常惊讶的。一个俄国哲学家叫弗兰克，他在读普希金作品时发现了这个特点：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读普希金写的俄国和土耳其的战争时，发现作者谁都同情，但是这种同情又并不让人反感。普希金有一段时间跟着俄国部队到过前线，目睹过一次战争，后来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就写到，俄国的士兵怎么勇敢地冲过去，土耳其的士兵怎么光着头，挥着月牙刀，同样勇敢地冲过来，而普希金就像是个旁观者，在描写一场游戏。普希金对俄土战争的描写，开创了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中战争主题的先河。俄国的高加索地区对于俄国浪漫主义文学来说是一个最好不过的场景，这里山川秀美、壮丽，是浪漫主义文学情节发展的最佳处所，而且，这个地方还正在进行战争，必然会有许多扣人心弦的故事发生。还有，对于俄罗斯人来说，高加索一般被认为是东方，是异域，而异域情调又是浪漫主义作家最热衷表现的对象之一。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中最杰出的作品，如普希金的《高加索俘虏》、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等，都是以高加索为背景的，俄国的战争文学传统和新的文学主流在这里交汇到了一起。1812年，俄国为抗击拿破仑的入侵而进行了一场可歌可泣的战争，这场战争过后半个世纪，有人对它进行了一个宏观的概括，这就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们发现，在这部作品中，战争不是唯一的描写目的，有人把它与《红楼梦》比较，因为它也写了四大家族的兴衰与生活史，但是《战争与和平》还是很强调战争，通过战争写生活。从托尔斯泰开始，把人物放在战争的特定背景下，通过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的生活对照，勾画出人物的性格发展史和心灵成长史，这成了俄国长篇史诗小说常常采用的一种模式。大家都知道安德烈的形象，一开始十分注重功名，有一次他负伤倒在战场上，看到天空是那样的悠远无限，人是那样的渺小，微不足道，他于是改变了生活态度。作者把这种性格的突转安排到战场上，通过这种写法表现出一种独特而又丰满的俄罗斯性格。托尔斯泰的这一手法，后来在肖洛霍夫那部同样不朽的小说《静静的顿河》中得到了创造性的继承。

到了20世纪，俄国以及苏联同样遭遇了许多战争，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构成了俄国文学史上战争文学的最主要描写对象。有人统计，在卫国战争之后，几乎每一年都有五百余部反映卫国战争的文学作品面世，这个势头一直保持到苏联解体之前。苏联解体前后，大家都在关注国家向何处去，顾不上别的了，但是最近，关于战争题材的文学又开始出现。苏联时期的卫国战争文学，先后出现过“三次浪潮”。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的一段时间里，反映卫国战争的文学基本上都是歌颂性质的，歌颂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歌颂斯大林的领导或者歌颂苏联军队的功勋，这是主旋律。而且大家也都承认，在卫国战争的胜利里面也有文学的一份贡献。当时，许多作家都当了随军记者，到前线参战，还有许多作家牺牲在前线，那时的文学真正成了一种武器。我在这里提一部作品，就是阿·托尔斯泰的小说《俄罗斯性格》。书中写到苏军的一个坦克手，名叫德略莫夫，他和德军打了几年仗，战功卓著，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他的坦克被击中，整个坦克起火，他被烧得面目全非，最后经过整容，谁都认不出他来，连他的声音都变了。有这么一个细节，当给他拆绷带时，护士把一面小镜子递给他，然后就转过身去，不敢看他。这名战士却说，没什么，就是这样我也一样能活下去。小说作者说，这就体现了俄罗斯性格。但是这名战士想回家看看，他怕父母伤心，就说他是他们儿子的战友，说他们的儿子一切都好。最后父母留他在家住一晚，第二天又见到了未婚妻卡佳，卡佳看到他时的表情，使他暗自下定决心离开家，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当天就走了。回到部队后，家里来了一封信，说你的战友来看过我们了，但是你的母亲觉得那就是你，哪怕你变成那样子也没关系，我们只会更加为你感到骄傲。又过了两天，他的母亲和未婚妻来部队看他，母亲说，你是我的骄傲；未婚妻说，我会一辈子跟着你的。作者在结尾时写道：看，这就是俄罗斯性格！作者还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在现实生活中，人的性格会裹上一层又一层外衣，但是战争发生以后，死神逼近时，外表的皮会像被太阳晒爆的皮肤一样，一层一层地脱落下去。

“第二浪潮”出现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大家开始写战争中悲哀的东西、残酷的东西。这时出现一个流派，叫“战壕真实派”。这些作家写死亡的残酷场面，写化脓的伤口上落满绿莹莹的苍蝇。这一阶段比较重要的作品，就是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又有翻译成《人的命运》的，但我觉得译成《一个人的命运》比较好）。这部作品中写到人性，所提倡的就是对人的关怀。小说的主人公索科洛夫在战场上被捕，历尽艰辛回到苏联，却发现所有的家人都被炸死了。后来，他在一个渡口遇到一个小男孩，那男孩在等他父亲，因为他父亲说他会回来的，索科洛夫虽然不是小男孩的父亲，却主动地对男孩说，我就是你的父亲，小男孩根本就不怀疑，两个不幸的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作者说，是战争把两颗沙砾吹到了一块。应该理解人，应该品味人在战争中的痛苦，这就是那一时期战争文学的主题。

“第三浪潮”则把英雄主义和悲剧的东西结合起来。有一部在中国比较有影响的作品《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可以作为其代表，因为它将英雄主义的场景和悲剧意味的情节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再往后，苏联文学开始提倡“全景性的军事文学”，写最宏大的场面，试图整体性地再现卫国战争期间全民各个阶层的丰功伟绩，这也是为了配合“冷战”时期美苏在军事上的对峙。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解放》和《围困》等。

最后总结一下。纵观俄国战争文学的历史，会发现一个连贯的性格线索，从伊戈尔到安德烈，到格里高利到五个女兵，作家们在描写他们的时候，一方面会歌颂他们崇高的英雄主义；另一方面也会通过他们体现一种强烈的悲剧意识。文学人物性格的两面性往往就来自作家对生活的复杂感受。这就是第一个问题。

下面讲一讲俄罗斯人的宗教情怀，或曰弥赛亚精神。“弥赛亚”一词原为古犹太语，有“膏油”的意思，后来就指“受膏者”，一个人的头上被涂上了“膏油”，这个人就成了被选中的人，成为负有某种使命的人。俄罗斯人认为，他们就是这样一种肩负某种责任感、某种使命感的民族。在这里，我们要简单地回顾一下俄国宗教的历史。公元10世纪之前的古代罗斯一直是个多神教国家，任何一个可以引起人的惊异或者恐惧的东西都可能变成神，变成崇拜的对象。在基辅公国时期，公元988年，基辅大公决定转而信奉基督教。他本来也有一个想法，想用原始宗教来统一各地的宗教，以雷神“佩伦”为主神的一个宗教系统就曾经被提出来，但是，当时的各个部落都有自己的信仰，所以推行不下去。于是，基辅大公就决定从拜占庭把一个现成的宗教照搬过来，这算是俄国宗教史上的第一个重大事件。第二个重大事件就是“第三罗马”学说。罗马教廷分裂之后，天主教逐渐在西欧占了上风，基督教的“东方教会”被迫转至拜占庭，就是现在的土耳其首都君士坦丁堡。后来，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围攻，东方基督教的宗教中心又转到了莫斯科，这就是俄国教会的说法。在16世纪，普斯科夫城的一个修道院院长给沙皇上了一个奏折，提出这个学说，说莫斯科就是“第三罗马”，前面两个罗马已经背叛了正教，所以我们这个宗教才是一个正统的、正确的宗教。现在所说的“东正教”，其中有个“正”字，在俄语原文中也确实有个“право”，即“正确”、“正道”的意思。这个学说提出以后有两个结果：一方面，它使俄国加入了世界基督教大家庭，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巩固；另一方面，它又使俄国的宗教，甚至整个俄国的思想意识形态跟西欧对立了起来，在宗教文化上与西欧一直没有真正地融合在一起。长期以来，在基督教世界中，受洗较晚的俄罗斯人却又一直觉得自己是真传，在不无自卑感、失落感的同时又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所以俄罗斯人不光信教，在宗教信仰里面还抱有某种神圣的、使命的东西，因此在俄国，就连不信教的人也永远可能有一种救世主的感觉。这些东西渗透到俄国文化中间去，就体现出了一种很复杂的面对世界的态度：一方面，他们显得特别虔诚、恭顺；另一方面，又好像非常爱训诫，老是想教导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三位一体”理论的提出。1834年，俄国有一个国民教育大臣叫乌瓦罗夫，他提出了一个类似国家意识形态的东西，叫“三位一体”的政体，也就是“东正教、专制制度和人民性”的共存。我们发现，在这个“三位一体”中间，东正教是放在第一位的。但是回过头来看俄国的宗教史，我们又发现，俄国教会的力量始终没有大过皇权。俄国最早的国王叫“大公”，一直到伊凡雷帝时才改称“沙皇”，这个名称来自古罗马的“恺撒”。“三位一体”的政教合一模式一直持续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之后，在整个苏维埃时期，宗教都被视为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宗教活动是被取缔的。人们不再去教堂，莫斯科以前有个别称叫“一千六百座教堂的城市”，然而在十月革命后，到苏联解体之前，莫斯科的教堂大部分被毁，只剩下百余座，做礼拜的可能只有几座教堂，宗教活动基本上停止了。也就是说，整个苏联社会是以无神论、以唯物主义的一元论为意识形态基础的。但是在苏联解体后，甚至是在苏联解体前的十几年间，宗教信仰的复归来势特别凶猛，有人说，苏维埃社会将近一个世纪的无神论教育，一夜之间就前功尽弃了。无神论教育的苍白无力，反过来也说明了宗教传统在俄罗斯人的心目中还是根深蒂固的。

再回到文学中来。俄国的书面文字是由教会发明出来的，我们现在用的俄语字母又叫“基里尔字母”，它就是由拜占庭的两个传教士发明出来的。俄国文字的出现，就是因为要传教，要翻译经文，这比中国文字的起源，比起甲骨文来，要功利得多，文字和宗教的联系也要密切得多。俄国有个大主教，叫阿瓦库姆，这人写过一本《使徒传》（我觉得应该译成《生活纪》），他和牧首尼康有矛盾，后被流放，之后就写了这部书。他在书中叙述自己被流放的过程，他在这期间的心路历程，同时发表了许多观点。这部作品实际上是俄国文学史中第一部“独白小说”，其中强烈的教谕色彩和批判精神对俄国文学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到了19世纪，有三个伟大作家和宗教的关系比较近一些。一个就是果戈理，他写的《死魂灵》是一种“含泪的笑”，是对现实中那些不义之人的抨击和讽刺。我们以前过于夸大了果戈理及其《死魂灵》的“笑”，而对其含有的“泪”则关注不够。看到现实中的丑恶而满含泪水，这已经体现出了作家宽容、博大的胸怀。于是，他想接着写《死魂灵》的第二部，想在揭露和讽刺之后，对现实中的好人和好事进行一番肯定和歌颂，写一些与乞乞科夫们的行径完全相反的具有宗教胸怀的、宽容的人物，但是写完之后，他觉得非常苍白，就烧掉了作品。后来，他写了一本《与友人书信选》，在这里他显示了一种宽容、谅解、博爱的态度。别林斯基看过这本书后非常愤怒，就写信把果戈理大骂了一顿。果戈理回了一封信，在信中说：我想人们会宽宏大量地谅解我的，因为这本书种下的是全面和解的胚胎，而不是纷争的种子，未来的世纪将是一个理智的世纪，它会心平气静地权衡一切，宽容一切。后来变成一个虔诚宗教信徒的果戈理，去了一趟耶路撒冷，朝觐回来后，继续写《死魂灵》第二部，一直写到死，在死前还是把作品给烧了。我觉得有一个与此相关的例子，苏联有一个诗人叫马雅可夫斯基，他写有一部非常出名的长篇抒情诗《好》，后来，他还想写一部《坏》，但是却一直没有成功。我觉得这很有意思，果戈理写了否定的东西以后想再写肯定的东西，写不出来，而马雅可夫斯基则正好相反。再说一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精神，他的创作是所有搞哲学、搞宗教、搞文化的人都愿意研究的重要课题。在所有的俄国作家中，他也许是最有宗教感的，或者说，他的人物是最有宗教感受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阿廖沙的那种博爱，《白痴》里梅什金公爵的那种纯净，《罪与罚》中索尼娅的那种自我牺牲，这些都是作者心目中最理想的宗教人物。如果说果戈理没写出那种理想化的、充满宗教虔诚的人物，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倒是写了出来。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感更体现在其笔下人物激烈的内心斗争中，即所谓善与恶的斗争、灵与肉的斗争。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了人之后激烈的内心冲突，《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两个伊万的对话”，都是最为经典的段落。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一定的宗教情怀，没有一定的忏悔意识，又如何能出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内心独白和双重人格呢？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美将拯救世界。”我觉得，他所说的这种美，可能就是宗教和艺术的结合。再谈一下托尔斯泰，他是被教会革出教门的，但实际上，他通过文学却创造了一种新的宗教，他自己的宗教。他的作品，说到底就是一种道德说教，一种布道方式。他晚年写了一本书叫《生活之路》，实际上，这个题目也可以用来概括他毕生的创作。

苏维埃时代是一个无神论的时代，但是，在苏联文学中是否有宗教精神的渗透，却仍然是一个可以继续探讨的问题。我们在解读苏维埃时代文学的时候，有时不妨换一个角度去看一看，比如，现在我们就能感觉到，《母亲》中的巴威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保尔·柯察金，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一种殉道者的形象。这未必不是俄国文学中传统道德情感的一种体现，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会觉得两个“巴威尔”（“保尔”也可以翻译成“巴威尔”）也是为理想而献身的，实际上就是标准的圣徒形象。

看到俄国文学中的这些作家和他们笔下的人物，我们会觉得，两者都是具有宗教性的，都是有信仰的，但有些时候他们似乎也有很多的彷徨；他们是虔诚的，但这种虔诚里往往又有一种很功利的目的。就是因为这样一种很矛盾的宗教情怀的存在，产生了“多余人”的形象，产生了“忏悔的贵族”的形象。这样一些很彷徨、很有丰富内心生活的形象，这样一些精神世界充满缝隙和分裂的文学人物，在俄国文学中为什么这样多见呢？这和他们那种有所分裂的宗教感无疑是有关联的。

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艺术气质问题，或者说是一种审美的乌托邦精神。我们知道俄罗斯人是非常爱好艺术的，这一点从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来。比如说，中国有很多人去过俄国，我接触到的去过俄国的两类中国人，对俄国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如果是商人或者是官员去俄国的话，回来以后一定会不屑一顾，觉得商店里没什么东西，莫斯科的建设不像北京这样快，也没有立交桥；而搞艺术、音乐、绘画、文学的人到了俄国之后，回来后都对俄国赞不绝口。我们国家两类人认同的是那个国家不同的东西，而文化艺术的确是俄国非常强大的方面。我一直觉得俄罗斯民族比较爱幻想，俄国有很多森林，又处在寒带，有漫长的冬季，这一切都使它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或者说，是迫使它去做更多的思考，有很多揣摸自己内心、回味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更不用说，森林和冬季还会带来一种很神秘的感受，这些东西交织在一起，也许就是俄罗斯人艺术气质的形成氛围。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俄国的文学和艺术又一直是非常入世的，和西欧的文学相比，尤其如此。古代文学就不用说了，属于教会阶层，是典型的“工具”；到18世纪时，叶卡捷琳娜倡导文学，她自己就创办过文学杂志，但是当时她就说：文学是一种时尚，如果我们俄国人不懂文学，怎么去和欧洲的其他民族平起平坐呢？也就是说，文学是附庸风雅的，是抬高身份的。再往后看，19世纪的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的理论更是介入生活的，最出名的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命题：“美就是生活。”艺术就是“面对现实的一种审美关系”。到了白银时代，诗人别雷提出了“创造生活”这样一个概念，认为文学和艺术的终极使命，就是再造一个更合理、更美的生活。到了托尔斯泰，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已经不再写小说，而写了一本《生活之路》，他觉得用虚构的东西去教育人太费劲了，不如直接向人们指明生活的方向。到了高尔基，他提出的“人学”主张影响深远。在苏维埃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更加强调文学的教育功能和社会功能，流传最广的关于文学的两句话就是：“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我们常说，俄罗斯人善于把生活艺术化；然而同时，俄国作家和艺术家们又善于把艺术生活化。综观俄国的美学观和艺术观，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这就叫“审美的乌托邦”，对于俄罗斯人来说，现实是一个世界，艺术也是一个世界，甚至是比现实还要合理的一个世界，要通过艺术将两个世界合二为一。我们经常说，俄国文学读起来很沉重，很有道德感，这和它想建一个审美乌托邦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关于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艺术气质”在文学中的体现就暂时放下不谈了。

最后做一个总结，大家听了这个讲座以后再去读俄国文学的时候，再去理解俄国文学中的人物形象的时候，如果能够感觉到一种带有哀婉之情、悲剧之美的英雄主义精神；或者，如果能够体会到一种既虔诚、又自律、又有使命感的宗教情怀；或者，如果能够感觉到一种既严肃又天真、既世俗又精神的审美乌托邦气质：那么，我想你们就已经很接近于理解俄罗斯民族性格了，你们好像也就拿到了一把钥匙，用它可以去开启探索俄罗斯人艺术心灵的大门。

1. 2002年3月14日在北京大学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