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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文学地图

俄国文学演讲录 作者:刘文飞 著


俄国的文学地图

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的老师们要我来给大家讲一讲俄国文学,考虑到你们大家多数并不是俄国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和博士生,我的讲座因此就不能太专业化,如何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让大家尽可能多地获得关于俄国文学的信息和知识,也就成了我的首要关切。都说如今是一个读图的时代,那么我也就给自己出了一个时髦的题目,叫《俄国的文学地图》。希望在我的讲座之后,大家能对俄国文学的历史发展和风格特征等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看到我们北方邻国的那一片文学风景。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俄国文学的“历史地图”。俄国文学是世界文学大家庭中相对后起的一种文学,总共只有近十个世纪的历史。被文学史家公认为俄国文学起源的作品,就是所谓的“史事诗”,以及11—12世纪出现的英雄史诗《伊戈尔远征记》。十个世纪的俄国文学发展史,又大致可以划分为这样三个大的板块,即古代文学、19世纪文学和20世纪文学,当然,如今还可以添加上第四个板块,也就是苏联解体以来的俄国当代文学,或者称作“20、21世纪之交的俄国文学”。当然,关于俄国文学的版图也有其他一些划分方式:第一,以大作家的出现作为划分依据,如普希金之前的文学,从普希金到托尔斯泰,托尔斯泰之后的文学,等等;第二,以政治家或政治事件作为划分的依据,如彼得之前的文学,从彼得大帝到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的文学,斯大林时期的文学,苏联解体后的文学,等等;第三,以文学自身的发展阶段和文学流派作为划分依据,如古典主义文学,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苏维埃文学,后现代文学,等等;第四,也曾有过根据列宁的三次革命理论作为划分依据的,把俄国文学史划分为贵族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和无产阶级革命时期三大阶段。除最后一种过于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或者说是非文学化的“划分”之外,其他的文学史分期其实大同小异,就那么些作家,那么些作品,那么些文学事件。但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俄国文学史,还是可以丰富、甚至深化我们对于这一文学的理解和认识。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一种最简单的俄国文学史分期,一张最容易识别的俄国文学史地图。

第一个大的板块就是俄国古代文学。在传统的俄国文学史中,会将从“史事歌”开始直到18世纪的古典主义、甚至直到普希金出现的这七八个世纪的文学全都归入“古代文学”的范畴。俄国乃至中国的各种版本的俄国文学史,关于这一时期的篇幅都不是很大,评价也不是很高,都认为这是俄国文学的准备时期。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读一读俄国古代文学史,还是可以从中嗅出一些独具俄国特色的文学味道来,既然是俄国文学的“准备期”,这一漫长的阶段中就一定存在着某些构成俄罗斯民族文学之特质的东西。其中,我认为至少有这么几点值得我们关注:1)世俗文学和宗教文学的并列,其最突出的体裁就是“编年史”;2)文学作品的“史诗性”,《伊戈尔远征记》以及“史事歌”和“编年史”都具有这样的体裁和题材意义;3)彼得改革后俄国文学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尤其是叶卡捷琳娜对文学的倡导以及她自身的文学活动,使古典主义文学在俄国扎根,使俄国在文学上与欧洲接轨,为俄国文学的腾飞奠定了基础。在后面谈到俄国文学的风格特征时,我们将会看到,这些处在萌芽状态的俄国文学之特质,在后来都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发展和光大。

第二个板块是19世纪的俄国文学。18世纪的最后一年,也就是1799年,在俄国莫斯科诞生了一个名字叫“亚历山大”的小男孩,十几年之后,在皇村学校学习的这个小男孩就因为在语文课考试中朗诵了《皇村的回忆》一诗而让当时的考官、诗坛的泰斗杰尔查文激动得热泪盈眶,并预言俄国诗歌的新天才已经诞生,这个小男孩就是普希金。1820年,发表了长诗《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的普希金,又赢得了另一位诗坛泰斗茹科夫斯基的无私赞叹,后者把自己的照片赠给普希金,并在照片下方题写了这样一行字:“战败的老师赠给战胜的学生。”两位大诗人的举动,标志着俄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一件石破天惊的事情,也就是“俄国文学之父”的出现。普希金只活了短短的37年,但他却构成俄国文学中的一块巍峨的基石,他对于俄国文学的意义主要在于:1)奠定了俄国的民族文学,使得俄国文学得以屹立于世界民族文学之林,在对西欧诸种文学传统的综合性吸收的基础上,他张扬俄国的民族性,描写俄国的现实和俄罗斯人,并在批评文字中不懈地论证俄罗斯民族及其语言和文学的“优越性”;2)为俄国文学的传统开了先河,在几乎所有的文学体裁领域都做出了令后人很难超越的贡献,其“自由诗作”、“小人物”、“多余人”等主题和人物,更是成为俄国文学的特殊标识;3)规范了现代俄语,他的创作就像一个巨大的语言熔炉,使俄语成为世界上最富有文学性的语言之一。

1837年冬天,普希金在决斗中负伤死去,另一位俄国诗人莱蒙托夫悲愤交加地写出了悼念普希金的《诗人之死》一诗,并由此登上诗坛,文学史上于是有了“一个诗人的死亡导致了另一位诗人的诞生”这样的说法。莱蒙托夫是俄国文学中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对象,他和普希金、果戈理一起开创了19世纪俄国文学的“黄金时代”。但是,他的气质和风格却与普希大相径庭,他构成了贯穿整个俄国文学史的另一条主线,即所谓的“莱蒙托夫传统”,或者叫“恶魔传统”。在普希金、莱蒙托夫之后,短短的数十年间,俄国文学中涌现出了十几位世界一流的作家和诗人,“天才成群地诞生”,这构成了世界文学史中的一个奇迹。在这个群星灿烂的19世纪俄国文学苍穹中,最值得大家关注的可能就是这样三组作家:三大批评家,也就是所谓的“三个斯基”;四大诗人,除了前面提到的普希金、莱蒙托夫,还有涅克拉索夫和丘特切夫;五大小说家,即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这里的3—4—5,构成一个便于大家记忆的俄国文学史公式。当然,还有很多俄国文学大家,像赫尔岑、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等,只不过相对而言次要一些而已。时间不允许我在这里对这些作家逐一详解,其中的每一位作家,他们的某一部名著,甚至他们作品中的某一个形象和某一个问题,都值得专门做一次讲座,甚至开设一门课程。我在这里给出的,只是一些阅读指南,就像地图上的图标。

“三个斯基”,就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其中最后一位的姓氏并不以“斯基”结尾,但后人,尤其是中国的接受者们,为方便起见就把他们以“三个斯基”合称了。作为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和现实主义美学的奠基者,他们的文学理论遗产曾因被视为无产阶级文学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而在苏联时期的文艺学中备受推崇,如今却似乎受到了冷落。其实,从大处讲,“三个斯基”及其批评实践和理论体系,决定了19世纪俄国文学的批评现实主义的基本走向;从小处讲,他们美学建构上的勇气,他们批评的力度,乃至他们思维的敏捷和锐利,他们文字的优美,都依然是文学批评文章的杰出范例,有志于写批评文章或书评的同学,有志于研究文学的同学,不妨先读一读“三个斯基”。

四位诗人,就是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和丘特切夫。前面说到,普希金象征着阳光,莱蒙托夫则是凄冷的月亮。另外两位诗人也各具特色,构成某种对照:涅克拉索夫是一位“公民诗人”,他长期担任《现代人》杂志主编,是当时俄国文学生活中举足轻重的角色,他说过一句名言:“你可以不做诗人,但必须做一位公民。”丘特切夫则偏重于山水,偏重于个人的沉思,也就是所谓的“静观诗人”,他也有过这样一句名诗:“俄罗斯无法用理智去丈量,俄罗斯只能去信仰。”

下面谈一谈五大小说家。以前有过“三大小说家”的说法,指的是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简称“屠陀托”,我在这上面又加上了两位,也就是果戈理和契诃夫,因为我认为,在19世纪的俄国小说史中,无论就生前的地位和死后的影响,无论就其创作内容上的独特性和风格上的现代感而言,后两位作家并不亚于前面三位。如果说前三位是长篇小说的大家,果戈理和契诃夫还被视为世界范围内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果戈理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发端处的“自然派”的首领,曾被别林斯基誉为“文坛的盟主,诗人的魁首”。从主题上看,果戈理小说最惊人的地方,就像普希金所说的那样,是在“展示庸俗人的庸俗”;从形式上看,他的小说最动人的地方,就像别林斯基所总结的那样,是“含泪的笑”。在19世纪中期的俄国文学史中,屠格涅夫的意义在于:首先,他的小说是其所处时代的艺术编年史,他的六部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和《处女地》,篇幅不算太长,但篇篇精彩,几乎每一部都构成大约十年间俄国社会生活的艺术再现,将它们串联起来,19世纪中后期数十年间的俄国社会生活史便历历在目,构成别林斯基在评价普希金的长篇诗体小说《叶夫盖尼·奥涅金》时所下的定义,也就是“俄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其次,他所使用的俄罗斯语言优雅规范,细腻抒情,他写有一篇题为《俄罗斯语言》的散文诗,歌颂他和其他俄国作家进行创作时所使用的这门文学语言,而所谓的“屠格涅夫式语言”,也被视为俄国标准文学语言的代名词;最后,他长期生活在西欧,与西欧作家往来甚多,他本人也精通西欧多门语言,他的生活与创作由此成了俄国文学和西欧文学之间的一座桥梁。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人称为“残酷的天才”,因为他的创作持之以恒,目的就在于揭示人的心理,而且往往是极深邃、极阴暗的心理,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是一个谜,需要解开这个谜,即使你一辈子都在解这个谜,也不要以为是在浪费时间。”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篇小说题目叫《双重人格》,人们发现,他小说中的人物、甚至连作家自己,都是程度不等的“双重人格”。然而,在对分裂的人格进行艺术塑造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又体现出了强烈、虔诚的宗教意识,他说过:“如果基督和真理发生冲突,我宁愿选择基督而不惜抛弃真理。”他的小说已被视为理解和接近基督教,尤其是东正教的最理想文本。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美将拯救世界。”到了20世纪,在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问题》面世之后,对于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为代表的所谓“复调小说”的研究,更是成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文学研究话题。托尔斯泰的创作,不仅是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甚至也构成了世界文学史中的又一个高峰。他的三部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几乎被译成了世界所有主要的语言,是真正家喻户晓的文学名著。与托尔斯泰几乎同时代的契诃夫,却独辟蹊径,在托尔斯泰这棵文学巨树的浓荫下开辟出了一片丰硕的耕地。他被视为世界文学史中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之一,他的短篇简洁淡雅,既幽默又感伤;他又是其剧作被上演最多的现代剧作家,《海鸥》、《三姐妹》、《万尼亚舅舅》、《樱桃园》等名剧享誉全球。契诃夫小说和戏剧创作所传导出的深重的存在意识,使他成为19世纪俄国经典作家中最具“现代感”、甚至“后现代感”的一位。

俄国文学地图中的第三大板块就是20世纪的俄国文学,这个板块本身又可以划分为两个小板块,这有些类似国家地图中的省市图,省市地图中的区县图,等等。这样的划分其实可以无限地细分下去,而这个细分的过程,也就是对文学地理不断加深认识的过程,是不断潜入学术领域深处的过程。

其一是“白银时代”的文学,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这一时期的文学还有一个冗长的称谓,叫“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文学”。我们前面提到的19世纪俄国文学“黄金时代”有过的那种“天才成群诞生”的文学奇迹,在这个时期的俄国再次出现。19世纪的俄国古典文学从普希金起到托尔斯泰止,在托尔斯泰之后,人们已经再也无法按老方式写下去了,因为托尔斯泰那一代俄国作家似乎已经穷尽了一切主题和手法。俄国新一代作家们不得不变,怎么变?法国人提供了一种借鉴(法国人似乎始终走在世界文学和文化潮流的前面),也就是象征主义。留学巴黎的一批俄国诗人首先将象征主义的诗歌手法“偷运”回俄国,对俄国诗歌中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来了一次冲击,诗歌开始讲究音乐性、朦胧性和彼岸性,甚至游戏性。在整个西方文学界,象征主义都被视为现代派文学的开端,在俄国也不例外。由象征主义开始,俄国诗歌中又陆续出现了未来主义和阿克梅主义等现代诗歌流派。渐渐地,这种现代主义意识从诗歌领域扩展开去,扩散到了整个文学界,甚至是整个文化界,它与当时弥漫在俄国社会中的世纪末情绪、寻神和造神的神秘主义运动、试图改良社会的普世思想等相互呼应,相互结合,终于促成了俄国文化史上一个灿烂的时代。俄国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开世界之先河的伟大成就,如诗歌中的三大现代流派,绘画中的康定斯基及其抽象派绘画理论和实践,音乐中的斯特拉文斯基及其十二分音法,文论中的什克洛夫斯基及其形式主义理论,哲学中的索洛维约夫及其“万物一统论”,等等。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在20世纪产生深远的世界性影响的文学艺术流派或理论,都几乎同时产生于“白银时代”的俄国,而且是在短短的十几年间。然而,1917年的十月革命却中断了这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无意间把这些俄国现代文学艺术的种子撒到了境外。

其二是苏联时期的文学。对于中国学者和读者来说,这一时期的文学也许并不陌生,从1917年的十月革命到20世纪90年代的苏联解体,绵延达七十余年的苏联文学创造了自己的辉煌,也留下了许多教训,构成一部发人深省的悲喜剧。常常听到有同学说苏联文学没有意思,或许是这样的,《母亲》读起来枯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过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是,20世纪的苏联文学还是不乏精彩之作的,且不说《静静的顿河》、《大师与玛格丽特》、《日瓦戈医生》这样的杰作,哪怕是像《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第四十一个》这样的苏联文学中的二三流作品,不是也能让我们念念不忘吗?我今天的任务,不是向大家来推荐哪些作家和作品,我想换一个角度,通过对苏联时期俄语文学几个构成板块的分析和对比,试图使大家对这一时期文学的复杂和精彩产生一个初步的印象。20世纪俄国的历史本身就是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100年间,俄罗斯民族就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也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外加“冷战”;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革命,也就是“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外加“改革”。战争是对外而言的,革命是对内而言的;战争往往是被迫的应对,而革命则往往是主动的选择,虽然这两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就像列宁说过的那样:“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导致革命。”背衬着这样的社会背景,20世纪的俄语文学同样是起伏跌宕、精彩纷呈的。下面我要谈到的这些“对立的统一”,就未必会在20世纪其他语种的文学中出现。比如“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的并列、“本土文学”和“侨民文学”的并行、“官方文学”和“地下文学”的对峙。诸如此类的“有机构成”和“对立统一”,在20世纪的俄语文学中还有很多,比如现实主义传统和现代派基因的共生,比如乌托邦文学和反乌托邦文学的相伴,比如“市民文学”和“乡村散文”的毗邻,不一而足。正是这些不同元素、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甚至不同性质的文学,共同合成了20世纪俄语文学的有机整体,它们的对立、统一和转化,使苏联时期的俄语文学显得起伏跌宕、悲喜交加,充满了令人目不暇接的戏剧性突转,使它获得了某种多声部的“复调”结构。面对这样的文学史,我们还能说它不够精彩吗?我们还认为它不具有吸引人们去进行阅读和研究的诱惑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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