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选题的意义与问题的提出

（一）

沈从文现代文学史上的文体家身份，已成定论，故以文体为核心的沈从文作品艺术研究一直是一门“显学”。除此之外，沈从文可否称为“思想家”？对于民族性格的改造、文学经典的重造、现代知识分子的建构等命题，他的思考方式、文化心理、生命哲学有怎样的独特之处？随着这些问题的提出，沈从文的思想价值重估逐渐成为沈从文研究的热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沈从文思想研究方面有所贡献的论著有凌宇先生的《从边城走向世界》，金介甫先生的《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赵学勇先生的《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韩立群先生的《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吴立昌先生的《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等。影响较大的论文有凌宇先生的《从苗汉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赵园先生的《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张清华先生的《抗拒的神话和转向的启蒙》。这个时期的沈从文思想研究带有鲜明的文化启蒙印记，多从肯定的角度凸显沈从文思想的现代品格。例如，赵园认为沈从文有旧式文人的文化保守性一面，但他在“城—乡”互参中所寄寓的人性改造思想却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一大命题。凌宇认为：沈从文虽以“乡下人”自称，但他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乡下人”，“而是从西方文化中获得理性启示，而在苗汉文化比较中‘取证’，从而获得现代意识的‘乡下人’”(1)；与“乡下人”的现代品格相应，“生命”—“人性”观是沈从文思想的核心。张清华从“浪漫派”与沈从文的关联出发，梳理了西方原生浪漫主义与启蒙运动的关系，从文化发展史的历史逻辑上认定沈从文的“湘西神话”与历史记忆不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而是在反思现代性危机的前提条件下对审美、文化、历史的观照，并以此作为对五四运动带来的文化语义和话语操作中的当前化和政治化后果的中和，是对五四运动的文化参照系的反转。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期，沈从文思想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受到了学界的进一步关注，代表性著作有周仁政先生的《巫觋人文——沈从文与巫楚文化》、张新颖先生的《沈从文精读》、吴投文先生的《沈从文的生命诗学》；代表性论文有刘一友先生的《沈从文与楚文化》，王继志先生的《沈从文美学观念中的“超人”意识》，刘洪涛先生的《沈从文小说价值重估》，吴正锋先生的《论沈从文与存在主义的关系》，贺桂梅女士、钱理群先生的《沈从文〈看虹录〉研读》。这个时期的沈从文研究有意淡化文化启蒙色彩，强调沈从文思想的独特构成因素，凸显巫楚文化、道家思想、西方文化的非理性因素在沈从文思想中的分量。最近十年间，沈从文研究的成果与史料的重新发现是分不开的：裴春芳女士对《摘星录·绿的梦》的发现，使《看虹摘星录》得以恢复本来面目；解志熙先生的《爱欲抒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感时忧国有‘狂论’——〈战国策〉派时期的沈从文及其杂文》为我们呈现出了沈从文“浪漫派”文人与杂文家的双重面影。解志熙先生认为沈从文对理想人性的书写，以及其背后的民族性改造的人文理想，是对“五四”时期的“人的文学”的呼应，与鲁迅的“国民性改造”思想一脉相承。但他对鲁迅和沈从文在“国民性改造”方面的同中之异，还是做出了区分：鲁迅的小说以及杂文对国民性多严苛的批判，而沈从文的则多理想化的书写。对乡土和人性的过度美化，体现了沈从文身上根深蒂固的保守性——将国家重建的希望放在人性的重建上，反对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完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造。李斌先生的《沈从文与民盟》以史料为据，梳理了沈从文与民盟的关系，披露了沈从文对“人民革命”的态度和其自由主义文人的立场。总体来讲，最近二十年的沈从文思想研究淡化了启蒙的视角，凸显了非理性因素在沈从文思想中的分量，对“乡下人”的经验与“自由主义”立场给沈从文带来的局限性有了进一步的探究。在最近二十年的沈从文研究中，启蒙的视角之所以被淡化，我认为有以下两个原因：

1.来自文学研究的外部条件的变化。从社会思想的宏观角度来讲，当今中国，有三股思潮在解构启蒙。它们分别是国家主义、古典主义和多元现代性。(2)从文化的角度上讲，20世纪80年代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主体性问题和“文化热”已经被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所取代。有人预言，“启蒙”“民族国家”作为与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相联系的旧物将不可避免地被扔到历史的故纸堆。

2.研究对象的内部因素。沈从文是一个情感型作家，他的作品充满了浪漫因子、神秘气氛。所以一些论者指出，从“生命”—“人性”观的路径解析沈从文，会抹杀沈从文的个性。(3)还有论者指出，沈从文文学世界里的人与“五四”新文学里的人是有明显区别的，前者还未和自然分离，后者则在与自然、制度、权威、传统的对抗体系中体现出人的觉醒。其次，“五四”新文学中的启蒙者往往是先知先觉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们虽然也能在下层人民群众中发现其道德优势，但大部分情况下，下层群众都被他们塑造为深受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迫害的、需要被帮扶的蒙昧者。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儿女不需要别人的同情，也不需要自己可怜自己，他们就那样忠实而庄严地存在着，为自己、为儿女担负起命运的重担。他们日夜不息的辛勤劳作，他们在“义”“利”之间的谨严选择，都让沈从文看到人的尊严与价值。再次，沈从文的“爱欲”叙事在他的文学世界中占据很大位置，这一方面与他个人的人生经验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弗洛伊德、蔼理斯等人的影响密不可分，因此他供奉在“希腊小庙”里的人性，带有现代心理学和生命主义的印记，他的“灵肉谐调”论，在文学实践的层面，更多的是朝向身体和本能。另外，从沈从文对民盟和“人民革命”的态度上，似乎更能显示出“乡下人”的保守性和自由主义立场的局限性。

（二）

针对以上两个困境，我的理解是：面对“后工业化”“后现代”等花样翻新的一系列现代理论的冲击，中国学术界的唯“洋”是从、唯西方理论马首是瞻的风气会造成理论的膨胀化和所指的不及物性。有些理论根本经不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有些理论则是用新的外衣掩盖贫弱、陈旧的内容。所以，不妨从20世纪一些经典理论出发，深入分析它的内在深度与延伸性，并挖掘被这些理论以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话语形式所遮蔽的丰富的文学精神、民族特色和介于可以言说和不可言说之间的作家的那个“个我”——与历史联结的“个我”，这将会是一项有意义的研究。

首先，既然“人学思想”和“现代性方案”是20世纪中国不能回避并经过历史验证的理论体系、话语方式，那么就不妨选取之作为阐释的视角和问题意识的构成框架，承接20世纪80年代学人的研究思路，深入探讨一些迄今还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沈从文对湘西理想人性的诗意抒写和对都市“阉寺性”人格的批判是相伴相生的，与此一体的还有他在“城—乡”互参中的文化价值选择以及文化价值选择中所包含的民族品德重塑的启蒙意图，这与“五四”新文学所开启的“人的文学”和“国民性改造”是一脉相承的。然而，沈从文的人学思想与“五四”新文学所开启的“人的文学”和“国民性改造”思想传统的异同究竟在哪里呢？赵园先生认为沈从文的人性理想主要限于“诚朴坚实”“勇敢雄强”这些属于意志品质的方面，而不及于“人格独立”一类更具现代特征的内容，“同时代作家大多是由批判奴性——封建依附性开始了‘改造国民性’的思考的，沈从文的思想却另有起点。因而在看似相近的思想趋向间，也仍然显示着思考者思想根柢（尤其文化思想）的不同。这‘同’中的‘异’也许更有研究价值”(4)。但后来的研究者并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地挖掘。在最近几年的沈从文研究中，解志熙先生独树一帜，强调了西方现代心理学和生命主义对沈从文“人性”—“生命”观的影响，深化和细化了沈从文人学思想研究。但能否以此以及之前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沈从文的人学思想做一个系统的归纳和研究呢？例如，沈从文作品中的“人”与“五四”新文学作品中的“人”有何异同？沈从文人学思想的构成因素有哪些？巫楚文化、道家思想、西方心理学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沈从文人学思想的形成？沈从文的人学思想大致分为几个阶段？沈从文人学思想的局限性在哪里？这些问题的提出，既是对沈从文思想价值的厘定与评估，也是处在现实困境中的新文学对百年传统的再次叩问——我们处在一个祛魅的“后启蒙”时代，然而人的全面解放、人的和谐发展并未完全实现。我们往往关注现实层面的制度重建，忽略形而上层面的人的重建，而这也正是沈从文的人学思想研究的现实意义。

其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认为启蒙的视角会遮蔽沈从文的特殊性，而超越时空的想象、主观色彩浓郁的抒情才是沈从文小说的标志性特征。这种观点凸显了沈从文小说的特质，但缺乏一种统摄全局的宏观视野，因此虽然看似标新立异，实则仍是启蒙话语内部的争论。因为情感与理性，从更大范围来讲，都可以被启蒙的人文内涵所统摄，（以赛亚·柏林认为）从文化逻辑上来讲，浪漫主义虽然出现在启蒙运动之后，并作为它的对立面出现，但浪漫主义只是反对启蒙运动中的普世理性，对于部分启蒙运动的遗产，还是有所继承的，例如“自由”“个性”等。所以从广义上来讲，浪漫主义也是启蒙的一部分，它在反思、批判的基础上完成了对启蒙的再次建构。中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并不是在启蒙主义业已完成，并且暴露出理性主义的枯燥、对宗教观念的偏激、与自然的割裂、与道德根源的脱节等缺陷后才出现的。从文学功用上讲，它与理性主义一同担任了启蒙的任务。这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同于西方启蒙运动的显著特点，也即各种分属于不同的思想体系、话语逻辑，并有可能相反相悖的思想观念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五四”启蒙的思想资源。沈从文这个“浪漫派”作家与启蒙的交汇点就在此处。沈从文的地域特色、宗教情绪、历史语境写作、人与自然的观念都与原发的浪漫主义文学相接近，他的“工具的重造”“文运的重建”“民族品德的重造”等文学主张都延续着“五四”启蒙主义文学的价值诉求。不同的是，“五四”启蒙文学以整体性的反传统为“现代”扫除障碍，而沈从文则以重建“湘西神话”、从民族古井中汲取泉水等文化策略，表现出了“向后转”的价值取向。沈从文所构建的“现代化方案”是一种以思古形式表现对未来的展望，是“普遍化”之外的另类存在。另外，在“五四”启蒙文学中，启蒙者往往以“精神导师”的身份自居，他们真理在握、高高在上，以道义优势对被启蒙者进行说教和帮扶。因此，他们笔下的农民和下层知识分子往往是愚昧、麻木、精神变态的代言人，是体现作家创作意图的精神符号。在这种背景之下，沈从文对启蒙对象的个体真实性的观照格外有意义。在沈从文看来，都市里的人有学问、有知识，并用最高级的文化思想作为衡量道德的标尺，却流失了人之为人的真实性；与之相反，湘西儿女的生命形态却保有“原人意味”，不失人之为人的真实性。沈从文对下层人民的生命本真性的观照，决定了沈从文人学思想的独特性——将人看作有独立价值的、有潜能的个体。

再次，对具体历史情境的还原和对当事人的考证不能代替文学和思想研究本身，文学是源于生活并高于生活的，有同样生活经历的人，并不一定能够写出在思想含量、艺术水准方面相齐平的文学作品，其中，作家的感受能力、思想深度、写作才华的个体性差距占了主因。所以，了解作家的创作和思想，一方面固然要结合作家的生活经历，另一方面更要贴合文本，要从作家对经验碎片的粘贴组合中，从文本所提供的若隐若现的情感和逻辑线索中，从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互文式对照中，找出属于作家个人的思想倾向和思维机制。我们固然不可能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刚刚摆脱革命话语的束缚，就急于从对沈从文的拔高中确立新的学术志趣；但也不能在“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重压之下，套用“抒情”话语体系、“革命”话语体系，借以抬高或者贬低沈从文的思想价值。其实，无论沈从文有着怎样的个人经历、选择怎样的道路，对“生命”—“人性”的推崇，对理想人性的重构，对民族国家的重建都是他毕生着力思考的问题，也是他思想内部最有价值的组成部分。人学的视角，可以凸显沈从文在处理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湘西经验与现代理性等命题时的审美眼光，并将“城—乡”互参的文化心理格局统摄到一个相对宏大而又自洽自足的体系，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顺向延续和横向对比中显现沈从文文化策略的独特性，从而全面整体地分析沈从文的思想价值。

（三）

在与该论题相关的学位论文中，较突出的有刘晓丽的《鲁迅与沈从文启蒙功用之比较》和周斌的《论沈从文的启蒙姿态》。前者深入文本，从思想文化入手，运用比较论证的方式，将沈从文的启蒙特色阐释得较突出和清晰，但论证的视野不够开阔，缺乏一种贯通中西的大文化视角；后者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凸显了启蒙主体生成中的社会性原因，并从“苗族认同”“乡下人的话语策略”“文物研究中的潜在启蒙”三种启蒙姿态对沈从文进行解读，但该文对“启蒙”的阐释较为平面化。第一部分（“五四”启蒙思潮与沈从文的身份认证）没有体现出沈从文的启蒙有何独特之处，因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社会底层走出来的文学青年大都是在“五四”余绪的哺育下走出家乡，参与到文学革命中去的。除了学位论文之外，张清华先生的论文《抗拒的神话和转向的启蒙》从文化发展史的历史逻辑上认定沈从文的“湘西神话”与历史记忆不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而是在反思现代性危机的前提条件下对审美、文化、历史的观照，并以此作为对五四运动所带来的文化语义和话语操作中的当前化和政治化后果的中和。张清华先生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西方浪漫主义文学、“五四”浪漫主义文学的把握是高屋建瓴的，但在材料方面，未将代表沈从文40年代重要思想的《北平通信》等作品纳入视野，论证不够充分。沈从文的“生命”—“人性”观的构成是驳杂的，尼采、弗洛伊德、蔼理斯等人的思想对之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一点显然未能引起张清华先生的重视。此外，罗宗宇、吴正锋、张森、陈彩林等学者的学术著作（论文）也涉及沈从文与“启蒙”的关系，但由于问题意识的关系，未能将这一论题深入展开。相对于以往对该论题的相关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从文化逻辑的背景上分析沈从文人学思想的创见与局限性，视野开阔、格局宏大，突破了平行研究中的“影响研究”的桎梏，突出思想者的主体性和思想者之间的对话性。

2.以往这个方面的研究多侧重状态的呈示，缺乏对背后原因的深层次分析；多侧重普遍性问题的探究，忽略特殊性问题的分析。本文要探讨的是普遍性之外的“个性”，也即沈从文对现代人学思想所做出的独特思考，也是个体嵌入历史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