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子》解体文的话语方式及书写意义

张越^[1]

摘要：《管子》解体文是先秦阐经文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独特的话语方式及文体意义。《管子》解体文包含经解别行和经解合一两种类型。其解经方式是以句为单位训释经文大意，同时兼顾字词训诂；在解说经文时倾向于以自然现象比拟社会现象，并出现了大量以“故事”说经的例证。在书写方式上，《管子》解体文论证方式多样，论辩思路严密；在语言方面，文辞优美，独立成章。《管子》解体文开后世解体文之先河，对后世解体文的书写起了标举范式的作用。

关键词：《管子》 解体文

作为先秦论说文文体的一种，解体文和同时期产生的问对体、说体、序体等文体类似，都源自对经典阐释的过程之中。这是一种由说经的行为方式慢慢衍生出来的新的文体，最初出现在战国时期诸子阐经文献中。

一

解，甲骨文写作，金文写作，其早期字形并未有大的变化，到了小篆，字形略有调整，写作，《说文解字》云：“解，判也。从刀，判牛角。”可见，“解”的本义应是用刀分割牛角，如《庄子》中有庖丁解牛；除解牛外，“解”也可用于分解别的动物（后期也包括肢解人），如《左传·宣公四年》有“宰夫将解黿”的记载。大约到了战国时期，此字的意义开始发生变化，可能是借用了分割动物需要层层分解剖析这个过程，故而“解”生发出了“解释”之意。如《庄子·徐无鬼》云：“以不惑解惑，复于不惑，是尚大不惑。”《素问·刺齐论》云：“余未知其所谓，愿闻其解。”到了汉代，人们直接把“解”的含义定为“释”，如《仪礼·大射礼》郑注：“解，犹释也。”魏晋之后，“解释、解析”的意义成为该字的常用义项，如《玉篇》：“解，释也。”《广韵》：“解，讲也，说也。”“解”由解析动物引申为解释文意，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而作为一种文体被识别，更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

以“解”命名的文章，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如《管子》中有《管子五解》，《韩非子》中有《解老》篇，这都是作为阐经文献出现的新生文体。但直到南朝时期，在《文心雕龙》中，解的文体认同仍然较为模糊，似乎依然未逃脱作为行为方式的“解释”之意，《文心雕龙·书记》云：“百官询事，则有关、刺、解、谍。……解者，释也。解释结滞，征事以对也。……并述理于心，著言于翰，虽艺文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务也。”^[2]刘勰认为“解”是百官询事的一种方式，作为政务类的应用型文体，其文学价值不大，属于“艺文之末品”。显然，刘勰所说的“解”体与先秦时期的阐经文体“解”并不是一回事。但刘勰对“解”体的特征总结得十分准确，即“解释结滞，征事以对”。经历了漫长的唐宋时期，因为韩愈的大力发展，解体文终于得到了文体研究者的注意，在文体研究更加成熟的明代，吴讷和徐师曾不约而同地将“解”体独立出来，作为论说文的一种，并对其做了精湛的分析，如吴讷《文章辨体序说》释“解”体云：“若夫解者，亦以讲释解剥为义，其与说亦无大相远焉。”^[3]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在吴讷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说：“按字书云：‘解者，释也。因人有疑而解释之也’。……其文以辩释疑惑，解剥纷难为主。与论、说、议、辩盖相通焉。或题曰解某，曰某解，则惟其人命之而已。”^[4]除对“解”体进行文体归纳外，此时文论家们也开始探讨“解”体的起源，如徐师曾说：“扬雄始作《解嘲》，后遂仿之。”^[5]也有部分文论家认为“解”体起源于“五经”。如元代郝经将“解”体放在《易》部下，并说：“昊天有四时，圣人有四经，为天地人物无穷之用，后世辞章皆其流波余裔也。夫繇、彖、象……皆《易经》之固有，序、论、说、评、辩、解、问对、难、语、言，以意言明义理，申之以辞章者，皆其余也。”^[6]明人黄佐《六义流别》，也在《春秋》艺下，有“论赞之流其别有六：论、说、辩、解、对问、考评”^[7]，认为解为《春秋》论赞文体下新萌发的新文体。无独有偶，明万历时期谭浚《文言》也曾说：“解、释、通、义，传（作者认为‘传’源自于《春秋》）之流也。”^[8]。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文论家虽然因宗经关系，将解体起源追溯到了“五经”，却不约而同地认为“解”体出自阐经文献，即阐释经典的文献，这种推断其实已经开始触及解体文的本源，但尚未追溯至其源头。直到近代，章太炎先生才首次将解体文的源头追溯至《管子》。章太炎先生说：“解莫辩于《管》《老》。”又说：“《管子》诸解，盖晚周人为之，稍有记录。韩非为《解老》，其义闳远。凡顺说前人书者，皆解之类。”^[9]张舜徽先生也说：“解者判也，判析旨义使易明也。肇端于《管子》诸解，韩非亦有《解老》，盖周末已有此体。”^[10]《管子》解体文和《韩非子·解老》篇应为解体文的源头。《韩非子·解老》被认为是模仿《管子·形势解》而成的，故而我们以《管子》解体文为中心，分析早期解体文形成的历史背景及文体特征。

二

《管子》旧传为春秋时期齐国国相管仲所作。《韩非子·五蠹》篇曾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11]所谓管子之法，即指《管子》。《管子》一书在思想方面受到齐国太公姜尚的影响。章太炎先生认为，姜太公虽有“拨乱之才”，但“迹其行迹，以间谍欺诈取人，异于儒法”，正因为如此，孔子才“不称伊吕”；而《管子》一书正是“祖述大公”之书^[12]，可见《管子》渊源有自，不仅是管仲思想的体现，而且可追溯至太公之法。司马迁云：“吾读管氏《牧民》、《山高》（即《形势篇》）、《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13]《汉志》载《管子》八十六篇，归于道家。《隋志》将其归于法家。后世目录学书目多将其归于法家。关于《管子》一书的真伪、成书年代、作者等问题在后世一直争论不休。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文献通考》引水心叶氏（叶适的《随学记言》）曰：“《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书。”^[1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引用了叶适的说法，也认为其非作于一时一世，整个成书过程较长，但基本属于先秦作品。近年来的出土资料也证明了这一点^[15]，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此书真正成书的年代应是战国的稷下学宫时期^[16]。稷下学宫存在的时间较长，应该是从齐威王开始一直延续到齐襄王，前后大概有150年的历史，^[17]也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看到的《管子》内容驳杂，思想分立，文体形式也多种多样，为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书中称《经》者九篇，称《外言》者八篇，称《内言》者九篇……称《管子解》者五篇……意其中孰为手撰，孰为记其绪言如语录之类，孰为述其逸事如家传之类，孰为推其意旨如笺疏之类，当时必有分别。观其五篇明题《管子解》者，可以类推。”^[18]这种根据书中内容而推断其撰写分类的方法是相对客观的。书中分为经言、外言、内言、管子解等八类，其中经言和管子解两大类即战国时通行的为经文做解说笺注的行为，也就是四库提要中所提出的“手撰”和“笺疏”两类。和《墨子》经说篇类似，这种经学阐释文献的形成，大都与诸子师徒授受的学术传承有关，《管子》解体文也不例外。正如郭沫若所说：“《明法篇》别有《明法解》，逐句解释，如一经一传，分明是师弟之间所传授的讲义录。”^[19]胡家聪先生也认为《管子解》是稷下学宫的讲义。^[20]本文赞同《管子》解体文形成于稷下学宫的师徒授受，但认为文内不同形式的解体文的形成原因还可再加考辨。

《管子》一书中的解体文按其形式可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经解别行，如《管子五解》；

第二，经解合一，前经后解，如《宙合》、《心术》（上）；

第三，经文中掺入解文。如《牧民解》虽在梁、隋时已经亡佚，但残章掺入《牧民》《权修》篇之中，以至于有学者认为《牧民解》并未亡佚，“特为后世治管书者混而合之”^[21]。

以上三种情况，除第三种情况可能是后世流传过程中导致舛讹窜入，我们在此不讨论外，第一、二种情况值得我们进行详细考察。首先是经解别行的《管子五解》，即《牧民解》《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明法解》，其中《牧民解》亡佚，只有后四篇传世。在这五篇解中，除了《明法》篇为区言（《明法》也是稷下学派早期法家作品）之外，其余四篇均为经言所作之解。有学者认为，《管子》中的经言均为稷下法家学派的作品，成文应在战国初期，^[22]相较于《管子》其他篇目，经言中的文章应该属于最早成文的一批，很可能是《管子》书中最早的18篇文章的主干部分。据刘歆《七略》所说，《管子》最初只有18篇，据胡家聪等先生的考证和推测，这18篇原文很可能每篇都有解，只是后来亡佚了，只剩下了目前我们看到的这几篇解。^[23]按照先秦解经时经、传分离的传统看，单独冠以“解”的五篇文章应是解体的正体。在四篇流传于世的解体文中，经和解单独分列，经本身为传世的文字，而不是纲要性质的罗列，如《牧民篇》中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国之四维”等文字，既包含非常深刻的哲学思想，也是非常优美的韵文，解不过是在此基础上对经的内容进行分析；就其形式而言，这四篇解大都为逐句解释所对应的经文，基本格式是“……，故曰……”，“故曰”之前为解说之辞，“故曰”之后为经文。但不同的解文中还是存在细微的差别，如《形势解》体制最为完备，解经的方式也最为多样，使用故事类的训释较多，解经方式颇像《韩非子·内外储说》和《韩诗外传》；而《版法解》《明法解》则几乎不引用“故训”与“故事”，多用“直言”（说理）的方式进行注解。相比而言，形式较为特殊的是《立政九败解》。

《立政篇》本有九目，但《立政九败解》单解说“九败解”一目，观其题目，“九败解”之名形成很早，可见最开始就不是针对全章所进行的解释，而是择其重要部分进行诠释。关于这一点，黎凤翔先生认为是因为稷下学宫师生授受所固有的制度，即所谓“知子目为当时所固有，为讲授之用，乃学制也”。而其中针对不攻寝兵、兼爱非攻等观点进行驳斥，显然是反对宋钘、墨翟等人的政治主张。墨翟是墨家的代表，墨家学派在当时号称“显学”；而宋钘、尹文等人则是稷下学派道家的代表人物，宋钘的政治主张是不攻寝兵，他的学说吸收了墨子的兼爱、非攻思想，^[24]故而《立政篇》中将他和墨子的主张一起批判。《立政九败解》虽然看起来像是逐条逐句解释，但因为其本身为搜集当时流行的各类思想倾向及政治主张，所以解文对其进行注解和辩驳，实际上是对学术思想进行一种整理，这种解体文不能仅仅看作一种笺注训诂类的解释，还应该是对经文的进一步阐释和深入的理解。

要言之，《立政九败解》虽然是独立的解体文，但其行文方式更像是《管子》解中的第二类情形，即经解合一的篇章，这种类型包含《宙合》篇和《心术》（上）。这一类篇目都是前文为经，为大纲性质的纲目，如《宙合》篇列15条纲目（经），《心术》（上）列出六条纲目（经）；文章后半部分则是以经文为纲进行解说。这一类解体文中，经、解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离开了经文，其解说部分就不能成文，正因为这些特征，有学者将经解别行的方式命名为“经说体”，而将经解合一的形式命名为“经文经解体”^[25]，表现了这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同，可能是因为《管子解》创作时的时代不同，其针对的经文也不同的缘故。如《管子五解》被认为是法家的代表作品，而《心术》《宙合》则是黄老道家的作品，不同学派在阐述本派学术时，注解方式可能会有差别。另外，就时间看，《管子五解》对应的经文形成较早，一般来讲，经文形成时间早，其解文的形成可能也会略早，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可以大胆推断，这类文献的形成时间要略早于经解合一的篇章，所以它的格式还是遵循当时非常正统的解经分离的形式，而《宙合》、《心术》（上）两篇，一为外言，一为短语，其经文本身的形成年代应该略晚于《管子五解》中所阐发的经文。尤其是《心术》篇，一般被认为是稷下学派中宋钘的思想，^[26]宋钘虽然是稷下学派中成名较早的学者，但其学术定型并形成固定文本进行流传，必然时代更晚。此时，解经文献很可能有了一些新的变化，经解合一的现象也渐渐开始出现，如《韩非子·内（外）储说》。同时，这类纲目型的经解合一的文章也很适合辩论，这类文献是不是为了适应本学派内部或不同学派之间的学术辩论需求^[27]，还有待讨论。总之，单纯将《管子》解体文中的经解别行和经解合一的形式差异认为是在后世流传中的错简和讹误，可能未必符合真实情况。

三

相较于论、说、传等解经文体，《管子》中的解体文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文体特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管子》中的解体文深化了经文的内涵，并补充了经文的缺失，为我们展示了战国中后期各学派代表人物及其学术思想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过程。如《形势解》中有云：“人主能安其民，则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忧则忧之，有难则死之。主视民如土，则民不为用，主有忧则不忧，有难则不死；故曰：‘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28]从经文“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中，我们虽然也能推断出君主应保持与人民的关系，但这种关系是晦涩的，似乎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条件关系，但具体如何实施我们不得而知。可是，从解文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君主是否能安其民是人民如何对待君主的基本前提，如果君主视人民如粪土，则人民完全可以不为所用。这种思想对孟子应该有很大影响，在《孟子·离娄（下）》中，孟子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显然是将《管子·形势解》中的思想往前推进了一步。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孟子的这一思想应该受到了《形式解》中的法家民本思想的影响。清代学者毛大可之所以在其《四书誊言补》中断言《孟子》抄袭《管子》，也是因看到了孟子思想与《管子》一书思想有相合之处。此外，也有学者在研究《明法解》时认为其中的“法、术、势”结合的思想为韩非子所继承，弥补了从《管子》法家学说到韩非子法家学说的中间环节。^[29]

第二，在具体的解经方式上，《管子》解体文一般以句为单位训释经文大意，同时兼顾字词训诂。

《管子》解体文作注解的方式通常是以句为单位而不是以篇或章节为单位对经文进行大义的疏通和讲释，此特征已在前文指出。此外，相较于其他阐经文体，一般解类文体并不以训诂字词大意为主，即所谓“解体主于解说经籍蕴意奥旨，不以词义训释为务”^[30]，但在《管子》解中也存在少量的字词训释，如《形式解》中即有“将将槛鹄，貌之美者也”“济济者，诚庄事断也。多士者，多长者也”^[31]等表述，但这种情况非常少，这可能与诸子经典文献形成的时间尚短，文字并不古奥难懂有关。

第三，《管子》解体文在解说经文时，倾向于以自然现象比拟社会现象。相较于儒家讲经倾向于引用《诗》《书》等经典及孔子等先贤的话语，《管子》中的解体文往往一无所傍、自发新意来阐释经意，而其阐经方式习惯以自然现象比拟社会现象。如：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妇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则民奉养。父母慈而不解，则子妇顺。臣下忠而不解，则爵禄至。子妇孝而不解，则美名附。故节高而不解，则所欲得矣，解则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形势解》）^[32]

由自然界之“山高”引申到人类社会的品行之高，并进一步指出高尚品行的标准为君惠、父慈、臣忠、子孝，不同身份的人如果能各自坚守自己的美德而“不解”，即可如山高而不崩得以祭祀一样，得到各自所需之物。

又如：

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终而复始。主牧万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终而复始。和子孙，属亲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义，终而复始。……臣下不失其常，则事无过失，而官职政治。子妇不失其常，则长幼理而亲疏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乱。天未尝变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变其常。（《形势解》）^[33]

解文在阐释天不变其常、不变其责时亦是遵循由天及人的论证模式，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君臣父子各守其则、其常，方能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否则会导致社会的紊乱。这种以自然万物之规律附会、比拟人类社会正常秩序的阐经方式，在汉代之后大盛，董仲舒《春秋繁露》即以此种方式解经，汉代治《公羊春秋》的学者也大都使用这种方式阐释经典，可见《管子解》对后世的影响之深。

第四，《管子》解体文中出现了大量以“故事”说经的例证。所谓以故事说经，即张舜徽先生在《经典名言·自序》中所说的“薄征往事……以前代遗事有可发明斯理者，必举例以佐证”。这种说经方式晓畅易懂，能够为受众提供不同的语境，全面反映阐经者的思想。如：

古者武王地方不过百里，战卒之众不过万人，然能战胜攻取，立为天子，而世谓之圣王者，知为之之术也。桀纣贵为天子，富有海内，地方甚大，战卒甚众，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僇者，不知为之之术也；故能为之，则小可为大，贱可为贵；不能为之，则虽为天子，人犹夺之也；故曰：“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也。”^[34]

经文仅说“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也”，解文却以周文王和桀纣做比喻，迅速让接受者获取到经文中“巧”“拙”的关键信息，这种说经的方式类似经典阐释中的“说”体文，对之后韩非子的解经影响很大。

四

《管子》解体文作为论说文，在论证方式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这首先表现在其论证方式的多样上。《管子》解体文广泛使用比喻、拟人等手法，使解文生动活泼，引人关注。如：“蛟龙，水虫之神者也，乘于水，则神立，失于水，则神废。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则威立，失民则威废。蛟龙待得水而后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后成其威，故曰：‘蛟龙得水，而神可立也。’”^[35]以蛟龙喻世之君主，其喻生动形象，令人耳目一新。解文以蛟龙得水而生推导出人主得民而立的思想，应该是后世以水喻民的开始，之后数千年将君民的关系喻为鱼水或舟水可能与此有关，可见其譬喻之精当。此外，《管子》解体文有大量从正反两方面论述的例证。如：“明主之动静得理义，号令顺民心，诛杀当其罪，赏赐当其功。……乱主之动作失义理，号令逆民心，诛杀不当其罪，赏赐不当其功，故虽用牺牲珪璧祷于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与，举事而有祸，故曰：‘牺牲珪璧不足以享鬼神。’”（《形势解》）^[36]这种以明主和乱主的行为为正反两方面进行对比的论证方式，较之于墨子《经说》篇中质朴简陋的论证方法，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其次，《管子》解中的论辩思路日趋清晰，逻辑日趋严密。如《立政九败解》即稷下法家学派对当时流行的各类学说进行批驳，但经文只是罗列了墨子、宋钘等人的政治观点并加以否定，并未展开说明为何这样的政治观点需要批判；而解文却展开了充分说明，如：

人君唯毋听兼爱之说，则视天下之民如其民，视国如吾国。如是则无并兼攘夺之心，无覆军败将之事。然则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禄，覆军杀将之臣不贵爵，如是则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与战，必不胜也。彼以教士，我以驱众；彼以良将，我以无能，其败必覆军杀将。故曰：“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37]

在对兼爱思想进行驳斥时，作者没有直接斥责兼爱思想的不合理，而是反其道而用之，抛出“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的论点，在战国时期各国兼并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情况下，这种将辩论双方带入现实场景的反驳比任何驳斥都更有力，其论辩方式很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风格，虽然语言温和，但结合现实情况，切中利弊，一击即中，表现出了高超的论辩技巧。

最后，《管子》解体文文辞优美，独立成章。《管子》解体文突破了先秦时期阐经文体大都质木无文的特点，显示了较高的文学水平。如“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飺者，多所恶也。谏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体也。主恶谏则不安，人飺食不肥；故曰：‘飺食者不肥体也’”^[38]。这一段文字铺排陈述，多排比句，节奏铿锵有力，其中“海不辞水”“山不辞土石”两句可能是当时的习语，《荀子·劝学》篇有“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之句，与此类似。但解文并未仅引用习语而止，而是以习语起兴，从山、海能容而成其大引申至君主虚怀若谷可得天下之士，士人孜孜不倦可成贤圣之人。这种阐释角度和论说方式对后世影响很大。之后的荀子、李斯的作品均出现了对其模仿的情况。《荀子·劝学》篇是从士人勤学可成圣贤的角度进行阐发的，即所谓“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李斯《谏逐客疏》则是从君主圣明可得贤才的角度入手进行论述的，即所谓“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荀子《劝学》篇和李斯的《谏逐客疏》均是先秦论说文的典范之作，而其立意、谋篇却均模仿《管子·牧民解》，解体文对后世论说文的影响可见一斑。

《管子》解体文开后世解体文之先河，对后世解体文起了标举示范的作用。如谭家健先生就认为《韩非子·解老》篇显然是“模仿《形势解》，共五十余则，每则都先说道理，然后再将所解说的老子之言加故曰缀之于后”^[39]。

作为阐经文体的解体文，从汉代始，又分化出解故体（东汉以后称为解诂体），这一类体式是将先秦时期疏通文章大义的解体和侧重训释文字音义的诂体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的解经方式。《汉志》载《尚书》有《大小夏侯解故》。《隋书·经籍志》载录卢植的《三礼解诂》、贾逵的《周官解诂》等。东汉以后，解体中又分化出“集解”一体。魏晋以下，独立的解体著作日渐增多，随文作解，诠句与释词并重，又兼及其他注释方面，渐与注体、训体相通。如晋代孔晁解《逸周书》，每个单篇下加“解”字，虽然全书仍以注为名，但仍可视为解体的新发展。^[40]后世又陆续衍生出节解、直解、句解等方式，虽以训诂为主，但都要依托经文。解体目前依然是为经典文献做注解的重要形式，如陈子展先生有《诗经直解》等。

先秦主要用来阐释经典的解体，在汉代又衍生出另一类形式，这类解体文脱离了对经典的依附，成为独立的论说文的一种，此类解体文以扬雄《解嘲》为代表。扬雄在西汉后期以擅长模仿经典而著称。他的《解嘲》一文，实际也是模仿先秦阐释经典的解体文形式，只是文章的内容不再是阐释经典，而是以假设问答的形式答疑解惑，抒发个人的愤懑之情。唐代之后，韩愈模拟扬雄《解嘲》作《进学解》，其文体样式与《解嘲》同。解体文在唐代之后又衍生出一种属于解说性质的文体，如韩愈《获麟解》；明代以后，一些读书心得性的文字也被称为解，如《性解》《学解》《颜子好学解》等。这类所谓解文，实际与说并无区别，^[41]这也从侧面显示了文体的多样性和互相渗透的特点。

[1]张越，北京师范大学汉字研究与现代应用实验室科研助理，主要从事先秦两汉经学研究。

[2]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459页。

[3]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第43页。

[4]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第134页；《文章辨体序说》与《文体明辨序说》合为一本书，特此说明。

[5]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第134页。

[6]郝经：《续后汉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8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608页。

[7]黄佐：《六艺流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00册。

[8]《历代文话》第三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第2327～2328页。

[9]章太炎：《国故论衡·明解故上》，中华书局，2011，第444页。

[10]张舜徽：《广校雠略》，中华书局，1963，第54页。

[11]梁启雄：《韩子浅解》，中华书局，1960，第482页。

[12]章太炎：《国故论衡疏证·原道》，中华书局，2011，第683～684页。

[13]《史记》，中华书局，2011，第2134页。

[14]章太炎注，庞俊、郭诚永疏证《国故论衡疏证》，中华书局，2008，第336页。

[15]大量出土文献证实了《管子》一书不但是先秦旧籍，而且与《老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证实了《汉书·艺文志》将其归于道家是有原因的。如唐兰先生在《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逸书的研究》一文中曾考证马王堆汉墓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四篇古逸书中的词句与传世本《管子》有相合之处。（《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16]顾颉刚《“周公治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及郭沫若《青铜时代》等均提出过此观点。

[17]胡家聪：《稷下学宫史钩沉》，《文史哲》1981年第4期。

[18]《四库全书总目汇订·子部十一·法家类》（五），上海古籍出版社，第3108页。

[19]郭沫若：《十批判书·后记之后》，人民出版社，1954，第431页。

[20]胡家聪：《〈管子〉解——稷下学宫的讲义录兼论〈管子〉原本的成书年代》，《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

[21]石一参：《管子今铨》，中国书店，1988，第113页。

[22]胡家聪：《〈管子·经言〉作于战国田齐考辨》，《管子学刊》1987年创刊号。

[23]胡家聪：《〈管子〉解——稷下学宫的讲义录兼论〈管子〉原本的成书年代》，《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

[24]参见郭沫若《宋钘尹文遗注考》，《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544页。

[25]胡家聪：《〈管子〉解——稷下学宫的讲义录兼论〈管子〉原本的成书年代》，《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

[26]郭沫若先生说：“《心术》和《内业》两篇，毫无疑问是宋钘、尹文一派的遗著，既见黄老意，也有名家言，而于别宥寡情，见侮不辱，食无求饱，救斗寝兵，不求苟查，不假于物诸义无一不合。……他们采取道家的立场却与儒墨旁通。”参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宋钘尹文遗注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544页。

[27]关于稷下学派的学术辩论，参见张秉楠《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28]黎凤翔：《管子校注》（下），中华书局，2004，第1178页。

[29]胡家聪：《〈管子〉解——稷下学宫的讲义录兼论〈管子〉原本的成书年代》，《山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2期。

[30]冯浩菲：《中国古籍整理体式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第154页。

[31]黎凤翔：《管子校注》（中），中华书局，2004，第1172页。

[32]黎凤翔：《管子校注》（下），中华书局，2004，第1166页。

[33]黎凤翔：《管子校注》（中），第1167～1168页。

[34]黎凤翔：《管子校注》（下），中华书局，2004，第1185页。

[35]黎凤翔：《管子校注》（下），第1169页。

[36]黎凤翔：《管子校注》（上），第1173页。

[37]黎凤翔：《管子校注》（下），中华书局，2004，第1291～1292页。

[38]黎凤翔：《管子校注》（下），第1178页。

[39]谭家健：《韩非子文章的写作特点》，《先秦散文艺术新探》（增订本），齐鲁书社，2007，第155页。

[40]冯浩菲：《中国古籍整理体式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第154页。

[41]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第3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