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重的时刻——马礼逊与柏格理

我们都希望进入神的天堂，但在此刻，我们就可以与他同在天堂。与他同在的意义是：如他一般地慈爱，如他一般地助人，如他一般地给予，如他一般地服务，如他一般地拯救，24小时都与他同在，在他苦难的化身中接触他。

——特瑞萨修女

一　彼将进入异族的国土

马礼逊去中国传教——眷恋尘世的家园——天朝既熟悉又陌生——令人向往也令人恐惧

1807年1月最后一天的下午^[1]，伦敦东郊格雷夫桑码头，马礼逊告别亲友与伦敦传教会的同事，登船驶向泰晤士河口。暮色降临，远处教堂的尖顶与钟楼渐渐隐去，在故乡的屋顶下，还有一两点温暖的亮光，为他送行。

马礼逊将去中国传教。那些年里，去中国像是去另一个星球。他将穿越大西洋与印度洋，那是世界上最危险也最有诱惑力的大洋。漫长的航程里，把自己交给凶险莫测的大海，波涛击碎生命，像击碎一朵浪花。他将在陌生甚至充满敌意的中国异教徒中生活，各种传闻都证明，中华帝国是不欢迎基督徒的，在中国的英国商人，也不欢迎传教士。他将像囚徒或逃犯一样，经验孤独、疾病、劳累、猜忌、迫害，甚至死亡。

上帝的孩子为什么眷恋尘世的家园？马礼逊在日记中写道：“我爱生我、至今仍然养我的祖国。”他知道，“从今以后，可能再也不可能活着见到祖国的土地了”。启程后的第一个夜晚最痛苦，他“哭得很厉害”，“在思想上感到无所依托”，只能靠“读《圣经》和仰望上帝以寻求支持”。^[2]进入异邦传教，早已不系挂生死，最大的苦难是孤独。除了上帝之外，没有人与他同行。马礼逊曾期望苏格兰青年威廉·勃朗以及自己在伦敦霍克斯顿神学院的至交同学可罗尼，能够与他同去中国传教，伦敦传教会也在积极为他物色伴侣，但最终他还是一个人，独自前往。生活在信仰中，就不会孤独，可是，孤独是无边的，信仰是否有极限？

马礼逊乘坐的“雷米敦茨号”在纽约港靠岸。短暂停留美国，让马礼逊感到温暖。但此时的他，已经沉静坚定了许多。离开纽约的时候，同船前去印度传教的戈登牧师激动地话别，泪流满面。马礼逊却一言不发，神情肃穆，空旷的目光凝视着天边。当时的《纽约观察报》发表了“马礼逊博士访美纪事”，描绘道别的场景：“马礼逊话不多，也不激动，他像屹立在码头上的一尊庄严的塑像，看来他脑中充满了思考，只是无法全盘托出。他心中唯一所想的是与上帝在一起，对他周围的送行的人视若无睹。”^[3]

彻底出世的人，才能做成入世的大事。真爱决绝，但谈何容易？那一刻，站在码头上的庄严与节制，需要莫大的努力。船沿着东海岸向南航行，启程10天以后，就看不到美国的土地了。他在日记中表白，离别是极度的痛苦。从纽约到广州，将近4个月的旅程，马礼逊在船上读《圣经》、学中文、为水手们布道，并且不断地写日记，给每一位亲人朋友写信。尽管这些信件很少能到收信人手里，更少能得到回音。

写信是慰藉孤独的方式。马礼逊所乘坐的美国商船“三叉戟”号在大洋上漂流了将近4个月。临近好望角的那两周航程，遇上了可怕的风暴。当年葡萄牙若昂二世的巴托罗缪·狄亚斯船长，也正是在这里，一场狂野的风暴之后，望见蔚蓝的洋面上浮现出一道山峦起伏的白色海岸。绕过好望角后的航程，平静了许多。跟在船尾的信天翁不见了，前方海面上出现飞鱼。夏日里印度洋温润的西南季风，送他到南中国海。接近中国了，他开始想象到达广州后的种种场景。天朝是一个让他感到熟悉亲近，又疏远甚至恐惧的地方。

他不是不熟悉中国。从小就在家中的瓷器上，看到中国山水与人物的图画。中国像是一个点缀着梦幻般的宝塔与亭阁、垂柳与飞鸟的童话世界。那里有精美的瓷器、丝绸、嫩黄的生姜、清香的茶，还有假山、亭榭、溪水、池塘的园林，菊花开在白塔畔，雀巢筑在古枝上，牵牛花大得像屋顶，蝴蝶像飞鹰。那里不仅有奇异的植物，还有各种各样奇异的动物，大山深处呼风唤雨的怪龙，田野里美丽的飞鸟鼓起雨虹般绚丽的翅膀。中国人都矮小精巧，穿着高高的靴子，戴着高高的帽子，长着高高的颧骨，留着长长的指甲、长长的胡子、长长的辫子，他们都穿着五颜六色的鲜丽的衣裳，彼此的长相几乎一模一样。

中国也是一个分外现实的世界。英国人的日常生活已经离不开茶，那“神奇的东方树叶”就来自中国。伦敦城里有许多茶园，春和景明的时候，社会显要，名门淑女，都在那里消磨时光。英国人喝茶已经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了，如今在大多数英国家庭里，都有喝下午茶的习惯，那是英国家庭感受生活温馨与精雅的时刻。^[4]美丽的英格兰，还有中国的瓷器、丝绸、漆器，半个世纪前流行过一段“中式园林”热，皇家建筑师威廉·钱伯斯爵士建造的孔夫子堂与佛塔，成为伦敦丘园的一景。中国总让人联想到一种带有东方情调的、精致的，甚至奢侈的生活风格。

然而，中国又很陌生，甚至有些恐怖。那是个异教国家。有着难以接近的、不近人情的、专横暴虐的政府，和不计其数的生活在物质与道德贫困中的人民。10多年前马戛尔尼勋爵被乔治三世委任为“特命全权大使”出使中国，一位使团成员这样描述他们的出使经历：“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5]那是大英帝国的耻辱，英国社会为此闹得沸沸扬扬，舆论热潮持续了10年。使团成员纷纷出版他们的日记、见闻录，描绘的天朝帝国，像是一个破败的、怪诞的、遥远而模糊的，同时让人感到诱惑与恐怖的庞然大物，人民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暴政不仅扭曲了人们的心灵，甚至扭曲了中国人的体型。他们终日弓着腰，驼着背，一副奴颜媚骨，“他们天生就胆小怕事、温顺被动，加上严刑酷法的摧残，就更加冷漠、麻木甚至残忍……”^[6]这段话出自使团总管约翰·巴罗的《中国旅行记》，这部书出版于1804年，畅销一时；那年，正好马礼逊向伦敦传教会提出申请去海外传教，伦敦传教会决定派他去中国。

“彼将进入异族的国土，将在万事中经历祸福。”远处已经望见了中国海岸。将近8个月的漫长旅程就要结束了。往往越是快到目的地，就越让人难以等待。澳门的教堂钟楼与红瓦屋顶，掩映在葱茏绿树间，已经看得清楚。但海面出奇的平静，没有风，帆松弛，船无法移动。马礼逊有些不安，甚至激动。马礼逊想起那些在荒远年代里为蒙昧人开教的先驱们，想到主的吩咐：“我己立你为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船终于在广州靠岸，马礼逊在日记中记下：“那集结在岸边的多艘货船装卸的喧闹声，河上数百艘民船来往穿梭时有上千船民的大喊大叫声，都令我的情绪极度亢奋。”^[7]

二　在万事中经历祸福

初到广州举步维艰——英国人的冷漠与美国人的热情——三项任务：学汉语、编字典、译《圣经》——为谁服务：上帝、国王、财神——贸易、征服、传教三位一体的扩张

马礼逊选了一个最为敏感的季节来到广州。

十三行的英国商人们一边大张旗鼓地做事，贩运印度的鸦片、英国的毛织品，收购茶叶、瓷器、丝绸、药材；一边小心翼翼地做人，生怕惹恼了广州的官府与北京的朝廷。茶叶与鸦片贸易实在太重要了，直接影响到大英帝国的财政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可是，中华帝国却始终未能在制度上保障这种贸易。官吏的私利、皇帝的喜怒，随时都可能改变局势。商人们必须万分小心。尤其是在英法战争期间，拿破仑皇帝的军队封锁了英国与欧洲的贸易，大英帝国就更离不开东方贸易了。就在马礼逊到达广州前一年，英王乔治还遣使来广州，卑辞厚礼，希望仁慈威武、享四海承平之福的天朝大皇帝，能够照顾到英国商人在华的利益。同时，也捎带说了许多法国的坏话。^[8]

马礼逊到广州，凭着美国国务卿给美国商行大班的介绍信，住进了美国商行。英国商馆是十三行最大的商馆，但他们不接待他们的同胞，就像他们当初拒绝马礼逊搭乘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前往中国一样。跟中国做生意的英国商人都知道中国禁教，惹怒了朝廷，英国人和他们的商品会被统统地扫荡到大海里去。英属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曾经形成决议，认为用公司的船运送传教士到东方，是一件异想天开、荒唐愚蠢、极端危险、有百害而无一益的事，应该绝对禁止。在马礼逊看来，这是英国商人的堕落，他们在东方待久了，“脑袋已经彻底东方化”，只想金钱与享乐，忘记了基督教真理。

美国人似乎更有基督教热情。他们在纽约、费城热情地接待马礼逊，安排马礼逊乘美国商船，船长布力民先生听说马礼逊要去中国传教，还慷慨地免了他的船票。如今，又是美国商馆暂时收留了马礼逊。青春的美国与世故的英国不同。这个由一批狂热的清教徒创立的国家，时刻感觉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肩负着在地上建设天堂的神圣使命。近代以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有一半以上来自美国。奇妙的是，同样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建立的国家，对中华帝国的热情却不一样，英国人感兴趣的是钱袋，美国人感兴趣的是灵魂。当时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规模很小，十三行里十三个商馆，有英国的、美国的、丹麦的、瑞典的、荷兰的、西班牙的、法国的，数美国的最小。^[9]

马礼逊初到广州，举步维艰，不但不敢公开传教，甚至不能公开露面。天朝除了从事贸易的“夷商”外，根本不允许其他人驻留广州，而广州又是中华帝国唯一向“外夷”开放的口岸。马礼逊聘请中国教师教他中文，这位可怜人来时还装作是补鞋的，或者带着毒药，准备一旦官府拿人就自尽。清朝官府严禁外国人学中文，更不允许中国人教外国人中文。鸦片战争前十三行的洋人在中国，像关在动物园里的珍稀动物。清政府对他们的活动有严格的规定。比如说，不许私带妇女与枪械进商馆，不许随意与广州城里的中国人交往买卖，不许在馆外过夜，不许在珠江上划船宴乐，不许直接拜访官府……当然，他们被严格限制的同时也被严格保护。官府派兵把守商馆的出入口，严防当地的中国人骚扰这些“番鬼”。亨特说：“在世界各地，再也没有一个地方当局，对外国人的人身安全比这里更加重视了。”^[10]而商馆里的商人们，花天酒地，过得像王子。

马礼逊则感觉自己像乞丐或囚徒。他不适应广州的气候，溽热的天气几乎使他无法阅读。伦敦传教会给他的经费也不够。马礼逊在日记中记载，1808年4月1日那天，他早餐只吃了一片面包，喝了一杯茶，晚上吃了一小块牛肉加米饭。因为没有钱，他已经严重营养不良，虚弱、头晕。生活上入不敷出，事业上一筹莫展。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读《圣经》、写信，用功学中文，但传教的事却无从开始。不仅中国人不听他的福音，连商馆里的英国人、美国人，都不理会他。他曾邀请他们到他那里做集体礼拜，被拒绝了。商人们警告他不要在商馆里从事宗教活动，否则麻烦无穷。半年过去了，马礼逊感到绝望，有时甚至希望缩短自己前往天国的路程。尘世的圣功太艰苦。他经常头痛，身体虚弱到极点，在自己的房间里行走都困难了。

1808年，马礼逊接受医生的建议，两度去澳门小住疗养。而第二次澳门之行成为他传教生活的一个转机。首先，他在澳门认识了他第一任妻子莫顿小姐，使他孤寂的传教道路上有了一位温馨的伴侣；其次，他的汉语水平已经能够给英国商人当翻译了，商行决定聘用他，年薪500英镑。斯当东爵士回国，马礼逊接替他的翻译工作，年薪又翻了一番，1000英镑。

如今，马礼逊成了英国商行的职员，可以住在广州和澳门的英国商行豪华的房子里，吃英国牛排。而那位嫁给圣徒的莫顿小姐，在一年之内却得了可怕的忧郁症。她的父母弟妹在她婚后两周就返回英国了，马礼逊蜜月结束后也不得不回广州赴任，留下新婚的马礼逊夫人一人在澳门，广州官府严禁“夷妇”进入商馆。孤独是现世生活中最可怕的疾病。马礼逊夫人连续生了三个孩子，孤独、恐惧、长时间的失眠折磨着她，忧郁症已经使她到了精神崩溃的地步，不得不带着两个幸存的孩子回英国疗养。传教士最大的敌人是孤独，但他们还有《圣经》与圣工支撑着。可是那些传教士的夫人们，她们被命运抛到世界某一个陌生的角落，成为传教士孤苦的天路历程中的一根脆弱的拐杖，随时都可能被折断，抛弃在荒远的山谷里。六年以后，马礼逊夫人带着两个孩子返回澳门与丈夫团聚。再次怀孕、再次陷入忧郁症，极度的恐惧、失眠、彻夜大汗淋漓、阵发性呕吐，产前最后一阵痛苦的痉挛之后，传教士的妻子告别了这个世界。她痛苦的子宫，成了马礼逊第四个孩子的坟墓，而澳门陌生的山冈，是她自己的坟墓。

告别家乡的时候，伦敦传教会给马礼逊布置了三项任务：一、努力学好中文；二、编纂一部中文字典；三、把《圣经》译成中文。对那个时代的英国人来说，中文像另一个世界的语言，难懂、难学，还有某种神秘感。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时，在整个英国，竟然找不到可以充当使团中文翻译的人，只好到中国听从不怀好意的葡萄牙天主教传教士的翻译，那种难堪，一言难尽。英国人必须自己学会中文，编一本好的英汉字典，让更多的人掌握中文。把《圣经》翻译成中文，让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可以从自己母语中聆听上帝的声音。马礼逊在英国时曾跟一位中国的天主教徒学习中文，到广州不久，就投入编纂一部华英字典和中文文法书，并开始翻译《圣经·新约全书》。

马礼逊万里迢迢、九死一生地来到中国，是来传教，不是为英国东印度公司做中文翻译的。但是，不为商人们服务，马礼逊根本无法生存，更不要说传教。接受东印度公司的任命后，马礼逊写信给伦敦传教会解释自己这样做的理由：一、可以留在中国，否则不论是澳门还是广州的英国商人，都容不得他；二、借商务翻译促进自己的中文学习，学习语言光学不练不行；三、减轻教会对他的经济负担，还可以与在华的英国商人多接触，免除误会。

《圣经》中说，人不能同时侍奉上帝与玛门（财神）。马礼逊很快就发现，为东印度公司服务与为上帝服务实际上是无法并行的。沮丧的时候，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既要为东印度公司当译员，又要当传教士，这二者是不可兼得的，长此以往，二者必须分开。”可是，马礼逊终其在中国的传教生涯，也没有能将二者分开。

马礼逊一边忙于公司的事务，一边抓紧时间翻译《圣经》。1814年，《新约全书》的翻译完成，马礼逊印刷了2000部，开始在广州、马六甲、槟城、新加坡等地散发。伦敦东印度公司总部紧张了，急忙下令免去马礼逊东印度公司译员的职务，害怕因为他冒险的传教活动得罪了中国官府，影响到英商的在华利益。但广州的英国商行并没有马上辞退他，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找到合适的接替者。

马礼逊到广州已经第10个年头了，《华英字典》的第一卷出版。新来的英国传教士米怜正在协助他翻译《旧约全书》，《华英字典》的第二卷也将完成。马礼逊本人对东印度公司的决定尽管有些失望，但并不痛苦。因为各有利弊。如果在广州待不下去，他就去马六甲或槟城。那样也可能全身心地投入传教工作。就在伦敦的东印度公司总部、广州的英国商行、伦敦传教会三方为马礼逊的去留问题商讨不决的时候，英国政府准备派另一个使团出使中国。马礼逊被任命为英国国王特使阿美士德勋爵的中文秘书，随同使团前往北京，觐见中国皇帝。

传教士必须跟商人结合，否则没有生存的基础；传教士必须跟政治结合，否则没有发展的力量。这是历史的条件，个人无从选择。西方现代扩张，从一开始就有三重力量：商业贸易、军事征服、基督教传教。这三重力量，尽管有时冲突并相互排斥，但总体上相辅相成。有人研究伊比利亚人扩张的四种动力（4G）：GOLD、GOD、GUN、GLORY。黄金（GOLD）：海上贸易可以带来巨大的财富，黄金、香料、象牙与奴隶；上帝（GOD）：海外传教是高尚的事业，冒险的意义在于将异教世界的财富运回基督教家乡，再将基督教送到异教世界；大炮（GUN）：大炮是贸易与传教的保证，三桅三角帆葡萄牙式远洋快船成为一座活动炮台，可以在200码之外击毁各个方向的敌船，赢得了大海洋的制海权；荣耀（GLORY）：那是堂吉诃德式的骑士精神，追求荣耀，将宗教狂热与世俗精神结合起来，创造出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西方现代扩张，贸易、征服、传教，三位一体。荷兰扩张、英国扩张可能缺乏伊比利亚人的骑士精神，但金钱、上帝、枪炮还是必不可少的。没有商人们唯利是图的冒险，传教士不可能到东方，更没有条件传教，谁资助他们的旅行与在异邦生活传教呢？没有传教士投身荒远、万死不辞，谁来安慰那些远在异乡漂泊的灵魂、让当地人从内心接受这些外来者和他们的神，变得温顺卑微？当然，最终解决问题的还是军事征服与殖民统治。坚船利炮保佑那些贩运美洲的白银、非洲的奴隶、亚洲的香料与毒品的商人，和散发劝世文、准备为人洗礼、许诺敞开天堂之门的教士。

马礼逊不得不为商人做事，也不得不为政府做事。而且后者在他看来，作为大英帝国的子民，与他传播福音的使命几乎同样重要，同样神圣。如今，在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熏陶下，上帝的孩子同样眷恋尘世的故土，有强烈的世俗爱国主义激情。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访华，英国终于可以找到自己信得过的中文翻译了。马礼逊作为使团秘书，先行天津照会清朝官员。遗憾的是阿美士德勋爵的遭遇，远不如20年前的马戛尔尼勋爵。阿美士德勋爵赶了一夜路，从通州到圆明园，又是因为不肯给皇帝磕头，当天下午就被赶出北京。英国人三进圆明园。马戛尔尼勋爵风光地住进了圆明园，等候去承德给乾隆皇帝祝寿；20多年后阿美士德勋爵灰头土脸连夜赶到圆明园，可能在园内连一顿饭都没有吃到就被赶走了；40多年后，额尔金勋爵率领英军攻占圆明园，一把火把这个皇帝的园子烧了。按照他的逻辑，只有用野蛮的方式，才能教训野蛮人。

送走倒霉的使团，马礼逊又回到广州，继续他以前的工作：编字典、译《圣经》、为商馆做翻译。在写给伦敦传教会的报告中，他只描述他出使沿途的所见所闻，没有加任何政治议论。许多事是迫不得已的。妥协并不等于背叛。评价传教士，我们首先应该做历史与制度的考虑，然后再评论人性与道德。历史的真正意味在于其内在的合理性。如果马礼逊继续留在中国，他可能有其他选择吗？更何况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历史，从来如此。当年景教僧侣阿罗本及烈主教等东来大唐传教，靠的是粟特商人的襄助。蒙元世纪里圣方济各会修士来华，孟德·高维奴主教在北京、佩鲁古人安德鲁在泉州，都得到意大利商人的捐助。300年后耶稣会士到北京，不论是利玛窦还是汤若望，都离不开在粤闽浙沿海活动的伊比利亚商人与热衷行使“保教权”的葡萄牙、西班牙君主。如今，福音第四次浪潮涌入中华帝国，新教传教士们还是乘着商船或兵舰到来，利用玛门侍奉上帝，同时为商馆、政府与教堂奔走。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马礼逊被任命为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爵士的秘书和翻译，穿副领事官服，缀皇家领扣。马礼逊有些得意，或许也有些无奈：“这对于一个传教士来说是颇不寻常的，穿上一身副领事的官服，而不是牧师的道袍！”

三　尘世的苦难与荣耀

传教士的成就与无奈——茶叶与鸦片污染福音之路——尘世的荣耀不过如此——在极度的痛苦中解脱

遥远的远方，有许多痛苦，也有幸福。

马礼逊忍受了巨大的孤独与劳累。妻子死了，留下的两个孩子被送回英国。来协助他的米怜牧师和他善良的妻子，也死了。那些年到东方的传教士，很难活过40岁。马礼逊年轻时就有的头痛病，越来越严重，发作的时候，几乎痛不欲生。大概从北京回来不久，他的肝区也开始疼痛，同时视力急剧下降。1822年是灾难的一年。马礼逊无法从新近丧妻的痛苦中恢复过来，又接到米怜牧师蒙召归天的消息。夜间突然降临的一场大火，烧尽了十三行繁华的商馆，清晨的太阳照见余烟点点，废墟一片。^[11]那年秋天，马礼逊写信给英国的一位夫人：“我对天意要他们离世没有埋怨，却因我孤苦伶仃而啜泣不止……我在中国工作已有15年了，其中有一半时候是相当孤独的。上帝分担了我的软弱，赐福给我的工作……当初我并没有想到我会活得这么久。”^[12]

经历苦难的人不惧怕苦难，没有不幸的人才真正不幸。马礼逊已经40岁了。这位25岁到中国的英国青年，在异族的国土上辛勤工作了15年。为了神圣的事业承受巨大的孤独与苦难的人，也将享有巨大的收获。1819年，圣经全部译完，1823年印刷出版，取名《神天圣书》，线装21卷，其中《旧约》的部分章节是由米怜牧师完成的。同一年，《华英字典》也大功告成，6大本，4595页。当年离开英国时伦敦传教会布置给他的三大任务，都完成了。此外，他还与米怜牧师在马六甲创办了英华书院。那位写作《广州“番鬼”录》的亨特，就是在英华书院学的中文。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马礼逊都在扪心自问，这些年在中国开教，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1822年年底，马礼逊感觉有必要对自己的工作做一番总结。在那年给伦敦传教会的年度报告中，他欣慰地写道：

“当初伦敦传教会决定开创中国的传教事业时，英国对中文的知识，要比欧洲其他各国都要落后，而且如有人想要学习中文也得不到帮助。然而，在今天，由于伦敦传教会派往中国的传教士的努力，以及东印度公司的资助，英国在掌握中文知识这个领域里，已经超过了所有其他的欧洲国家。”

我们可以引用蒙土奇博士的话为证，他是著名的德国汉学家。他说：“我敢断言，马礼逊博士在过去10年所出版的多种中文书籍，要比过去100年来印行的天主教传教士的著作和文章，对欧洲的学者们要有用得多。”这是他在1821年12月22日在东德莱斯顿所讲的话。另外还有一位法国著名的汉学家汉慕萨在巴黎说：“马礼逊博士编纂和出版的《华英字典》巨著，是所有其他欧洲学者难以与之比拟的。”^[13]

巨大的成就是令人幸福的。现世的生命还能希图什么更大的报答呢？1823年年初，马礼逊前往马六甲，关照米怜去世后无人照管的英华书院。英华书院的中国青年用中文唱赞美诗，欢迎他们的校主。歌声响起的时候，马礼逊在激动的泪光中，仿佛看到天堂紫晶色的门廊。马礼逊在英华书院为学生们授课，内心充满阳光。雨季到来的时候，他启程返回中国。路过新加坡，他拜会了新加坡总督莱弗士，决定将英华书院迁到新加坡，组建马来书院。马礼逊为筹建的马来书院捐了一大笔钱，而这笔钱原来是他为回英国度假准备的旅资。

马礼逊终于要回家了。17年前告别家乡时，他没想到此生还能活着再见到英格兰的土地。1823年年底，马礼逊带着上万册中文图书和一位中国仆从，登上东印度公司的“滑铁卢”号商船。东印度公司批准他一年半的休假并为他提供旅费，当然，不是因为他的《圣经》翻译与词典编纂，而是因为他为公司效力。四个月的旅程，他在船上编写一部《中国简史》，英国人对中国了解太少了。怎么能对一个与个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与大英帝国命运紧密相连的东方帝国一无所知呢？

英国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个喝茶的国家。“我们的生活已经完全离不开我们的贸易与财政体系，茶来自世界的东方，糖来自西印度……”^[14]茶“曾是富人餐桌上的时尚，如今变成穷人的食粮”。1825年前后，英国每年的茶叶进口量已经增长到3万余担。茶成为大多数英国人不可或缺的饮料。“茶叶贸易长时间以来一直是英国政府获益最大的税收来源。”马礼逊出生的时候，英国政府征收的茶税已高达120%，以后有所下调。拿破仑战争爆发后，英国为增加财政与军费开支，再次将茶税提到按价100%。茶税一直是英国政府的金库，调节茶税几乎成为历届财政大臣的点金术，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15]

茶凝结着大英帝国发展的历史，而鸦片贸易则是大英帝国世界经济体系的拱顶石。^[16]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商人一直要用白银采购中国茶，大英帝国“白银外流”。乾隆皇帝回答马戛尔尼的通商要求，天朝无所不有也无所需求，而聪明的英国商人很快就发现天朝没有鸦片也需求鸦片。东印度公司在加尔各答、孟买生产鸦片，由私商运到粤闽沿海，1825年前后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近3万箱，货值近2000万元。鸦片贸易扭转了中英贸易逆差，如今是大清帝国“白银外流”了。鸦片贸易的巨额利润，不仅能够支付收购茶叶的资金，还能够为大英帝国统治印度提供财政支持。鸦片贸易“是一种无往不利的生意，而且眼见着每年的需求量增加了又增加，哪里会轻易地放弃呢？”鸦片战争爆发后，宾汉上尉在《远征中国纪实》中说了实话。^[17]

马礼逊为英国商行做事的那些年里，英国商人正热火朝天地贩运茶叶与鸦片。为上帝服务、为金币服务、为国王服务，而所有这些伟大的事业，又都建立在为茶叶与鸦片服务的基础上。马礼逊的中国事业的出色的继承者、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就明白这一点。他1831年到中国，穿着中国人的衣服，说中国话，乘鸦片烟贩的飞剪船，往来于中国海岸，一边帮商人推销鸦片，一边帮上帝散发福音书，还自愿潜入吴淞宝山一带，刺探军事情报。他的间谍结论是，如果进攻上海，清朝军队的抵抗绝不会超过半个小时。有人说他既像一个牧师又像一个海盗；既像一个骗子又像一个天才；既像一个慈善家又像一个无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像郭实腊那样，把天使与魔鬼的品行，如此完美地融合在一个人身上。

马礼逊不是不知道贩运鸦片的罪恶，而是无法摆脱这种罪恶。不为英国商行做事，不靠那些大鸦片商贩的资助，又如何在中国传播福音呢？马礼逊回英国度假的那些年，中英鸦片贸易额飞速增长。1823年鸦片的年进口量是7000余箱，到1828年，几乎翻了一番，达到13000余箱，这还是不完全统计。马礼逊在给伦敦传教会的信中也提到贩运鸦片是“一桩声名狼藉的走私买卖”，广州的鸦片商越来越多，社会犯罪也越来越严重。但是，当大鸦片商马地臣办《广州志乘》请马礼逊撰稿时，马礼逊欣然同意，不仅为了每年300银元的稿酬，还因为他与当时的大鸦片商贩马地臣、查顿，都是朋友，尘缘难断。

马礼逊尘世成就的高峰到来了。1824年3月23日下午，马礼逊回到阔别17年的伦敦，码头上挤满了迎接他的人群。当年那个忧郁、羞涩、寡言少语但志向远大的青年神学生，如今成为大英帝国的英雄。在温莎，马礼逊成为英国国王的座上客，伦敦东印度公司总部设宴招待，不知是出于感激还是悔过。马礼逊10年前已因为散发《新约全书》被公司免职，而这10年里，马礼逊从未停止过为公司工作。马礼逊荣归故里，在纽卡瑟尔的几场证道会上，竟“有数百人无法入场”。东印度公司给了他新的任命，英国皇家学会未经他申请选举他为会员，伦敦传教会破例增补他为董事会董事。马礼逊在写给伦敦传教会司库的感谢信中说，自己做一个普通的传教士已经很满足了。生命短暂，可以做的事并不多，他准备尽快回中国去。中国与英国之间，航路漫长，自己的健康状况也不好，恐怕没有机会再回来出席董事会的会议了。

尘世的荣耀，不过如此。回英国两年的热闹，似乎在加倍甚至过分地补偿他过去漫长的孤寂。马礼逊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一直要工作到11点。他没有时间跟自己久别的孩子团聚，他回到英国很快又结婚了，也没有时间跟自己的新婚妻子团聚。连续不断的证道会等着他，他必须匆匆忙忙地从一个城市赶到另一个城市。而最让他难过的是，英国人只对他个人感兴趣，对他介绍的中国，根本不关心。就像今天人们对待从太空归来的宇航员，欢呼雀跃，不是因为人们渴望关于太空的知识，而是人们崇拜这个人，他去过人们去不了、也从未想过要自己去的地方。没有哪一间大学愿意接受马礼逊冒险从中国带回来的1万多册中文图书，这批费了许多周折才从海关免费提回的珍贵书籍，封藏在伦敦传教会的仓库里无人问津。马礼逊游说英国大学开设中文课程，而英国第一个中文讲座开在牛津大学，已是半个世纪后的事。马礼逊在英国期间参与创办的语言学院，也只维持了三年。学习中文实在太难。有人感慨，“一个人要学会汉语，要有铜铸的身体，铁铸的肺，橡木脑袋，苍鹰的眼，要有圣徒的心灵，天使的记忆，麦修拉的长寿”。^[18]

新年到了。1826年1月1日是个星期天，马礼逊在这一天写给新夫人的信中说：“我的性格里，既有柔情，也有对工作的执著，是两者的一个混合体。在作战的日子里，我不能待在家里当一个懦夫。上帝会帮助我，你也会鼓励我，因为我们所拥护的神圣事业需要我们有勇往直前的表现。我亲爱的，即使在患难和死亡中，你也要有镇定的心啊！”^[19]在英国度过了愉快而繁忙的两年，1826年5月，马礼逊带着新婚的妻子和孩子返回中国。行前向老朋友斯当东深情地道别：这一次该说“长期的再会了。但愿我们最终能在天国再相会”。这位斯当东爵士，就是当年随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使团副使老斯当东的儿子。据说乾隆皇帝很喜欢这个乖巧的、学说中国话的小男孩，还赐给他一个香荷包。后来小斯当东成了澳门东印度公司的翻译，退休回英国后，荣华富贵。鸦片战争爆发前，这位英国最早的“中国问题专家”主张开战，“在中国，屈服只能导致耻辱，态度坚决则可以取胜”。

日子又回到从前。妻子与孩子留在澳门，马礼逊在广州，忙完商务后，独坐在旧日的桌椅前，给家人亲友写信。那些年里，英国商人的鸦片走私越发红火，中国的政治局势日益动荡，而上帝的福音事业，依旧没有指望。上帝的事业是没有失败的，所有的成功与喜悦都在不断的努力中。而这一切的意义都在于，不要在生命尽头的尘土与灰烬中懊悔。“我已经为我这一代人服务过了，上帝知道我必须在何时入睡。”马礼逊经常感到体力不支，头痛病也加剧了，1830年前后马礼逊写给妻子的信中，不断提到头痛病折磨他。马礼逊的第二任妻子也很痛苦，第一任妻子的噩梦似乎又重演在她身上。她7年内连续生了4个孩子，劳累、孤独同样击垮了她。1833年年底，她不得不再次带着孩子返回英国休养。在查顿的鸦片船上，马礼逊悲苦地与妻小告别。但凡有一点办法，他都不会让她们走。这一次的别离是没有期限的，生离将成为死别。

马礼逊必须留下来。传教的路，就是殉教的路。在生命的最后半年里，他焦急地盼望家人的消息。家人的返程需要4个月，平安抵达英国后寄出的家书，还需要4个月，如果一切顺利，他将在8月初读到妻子的信。广州的夏天热浪滚滚，夹着难熬的潮气，夜以继日。马礼逊时常感到筋疲力尽。英国政府收回了东印度公司对华的贸易专利，澳门的东印度公司解散了。为其服务24年的马礼逊，竟然没有得到公司理应支付的养老金。而他必须挣钱养活他在英国的妻子孩子和在中国的福音事业。

高贵的灵魂，将在极度的苦难中获得解脱。马礼逊几乎每天都在给妻子写信，这些信都写在日记里，旅途中的亲人，不可能收到这些信件。“7月18日。到今天，我和你已经分别了整整220天了。我可以肯定地说，再过20多天，如果上帝还保留我的生命，我就可以听到你平安抵达英国的消息了。”^[20]4天以后，马礼逊乘船从澳门去广州，在船的甲板上过夜。那天晚上，起初是密不透风的炎热，然后暴雨倾盆。马礼逊病倒了。“7月27日……亲爱的，我觉得非常虚弱，流泪甚多，无法克制。”^[21]在马礼逊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最高贵的美德、宽容、忍耐、克制……但生命到极限、痛苦到极限，总有无法克制的那一瞬间。4天以后，1834年8月1日凌晨，马礼逊彻底告别了这个世界。上帝最终也没有放宽他的大限，让他等到妻子的信。

四　被污染与被陷害的福音

马礼逊回避的问题，传教的历史无法回避——上帝的意志、鸦片商贩与帝国远征军的手、传教士的阴谋——注定日后失败的困局

最终获得天福的人，满是伤痕。如今，马礼逊牧师静静地躺在澳门的基督徒永久墓园里，身边是异乡的泥土，头顶是四季的青草，天空已经变成回忆。尘世中孤独的努力结束了，至高无上的爱终将超越苦难，马礼逊面对天父慈爱的面容，将如何回顾自己的一生以及与他相关的这段历史？

当年伦敦传教会派马礼逊往中国开教，马礼逊个人的热情多于伦敦传教会的信心。不论是英国教会还是世俗社会，似乎都对往中国传教不抱什么希望也不想投入什么精力。25年过去了，马礼逊在写给传教会的《中国开教25周年报告》中曾历数中国差会的成就：翻译《圣经》、编纂字典、写劝世文、设立书院与印刷所、办报刊，美国教会派来了传教士裨治文、卫三畏，中国教徒梁发也被按立为传道人……但是，非常遗憾，25年间，中国差会施洗的入教者，却只有10人，平均将近3年才发展1人入教，而10人中只有3位中国人！记得离开美国时到港口送行的美国记者问他，“马礼逊先生，你真的期望能使伟大的中华帝国改变崇拜偶像的观念吗？”马礼逊坚定地回答：“先生，我不能够。但我认定上帝能够。”可是，上帝怎么才能够呢？世俗历史的问题依旧是，在这个有众多的人口、悠久的历史、多元的信仰、浓厚的世俗精神、只知道听命于官吏与皇帝的中华帝国，上帝又能做什么？

如何纪念这个人，如何反思与他相关的这段历史？个人可能付出巨大的努力，却没有任何收效，因为巨大的恩典已经在努力的过程中了。神圣的信仰关乎道德上的坚定与勇敢，却不论成败。马礼逊在传教事业上的收效微乎其微。他寄希望于上帝的奇迹出现，到那时，中国的大门将向基督教洞开，让进神的光明。作为一位基督徒，他的努力与牺牲在人格上是令人感动的，但作为传教士的圣工，却远未完成，而且，注定日后失败的困局已经出现。传教士不借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扩张大潮，不可能东来，而乘这种扩张大潮，又将自己葬送在世俗权力的冲突中，最终像历史潮汐激荡起的浪花，化为无力的泡沫。

上帝将借助谁的手，实现他的意志呢？鸦片战争爆发，传教士们曾窃望军舰与大炮将为上帝打开天朝的大门，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热心为英军奔走，从广州到南京；美国传教士雅裨理随英军一同进入厦门，发现自己如此自由地出入中国的土地，获得这么多便利，实在是“上帝的恩赐”。战争结束，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万分激动，他看到了从未有过的机会：“中国政府的态度和整个举止，改变多么大啊！中国与其余世界的关系，又改变多么大啊！在华外国人的处境和状况，改变又有多么大啊！显而易见，一场伟大的革命已经开始……上帝的旨意将获得推行，而不再受到阻挠。”^[22]

传教士未免大喜过望。中国的改变一时还不像裨治文热切期望的那么大。政客与商人们总是最后想到上帝的利益。《南京条约》规定开放“五口”贸易，西方人享有“领事裁判权”，但不论《南京条约》还是续签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都没有涉及传教问题。两年后中美签订《望厦条约》，条约第十七款准许洋人在五口议定的界址内租赁民房或土地建立医馆、礼拜堂或坟墓，基督教在华传教似乎被模糊地默许，但并没有得到保护。传教士依旧还得偷偷摸摸潜入内地传教，而且各地教案不断。裨治文曾促使美国驻华特使提出修约，增补中国朝廷允许基督教在中国境内自由传教的条款，结果未能如愿。当年协助美国特使顾盛订立中美《望厦条约》的美国传教士伯驾，由于个人的努力与作为美国国务卿的侄女婿的特殊身份，如今已经进入政界，成为美国驻华外交代表，力主“采取强硬手段”修约，并建议华盛顿，如果北京不配合，法国可以占领高丽，英国占领舟山，美国占领台湾！奇妙的是，上帝的福音使者竟然表现得比世俗政客更暴虐凶险。美国政府没有听从传教士的建议。

上帝的意志是通过鸦片商贩与帝国远征军的手实现的。和平条件下修约无法进行，最后还是战争解决问题。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裨治文就在《中国丛报》上明确表示过他相信只有用大炮才能对付这个“高傲、半开化、专横的政府”。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中美天津条约》中美方拟定第二十九款为“宗教容忍条款”，中方坚持不允，美方特使也曾打算放弃，但传教士们坚持，他们相信黄金与大炮的威力，这是一个机会。卫三畏与丁韪良商议将该条款改为：“耶稣圣教，又名天主教，原为劝人行善，凡欲人施诸己者，亦如是施于人。嗣后所有安分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矜恤保护，不可欺侮凌虐；凡有遵照教规安分传习者，他人毋得骚扰。”这样行文，清廷接受了，《中美天津条约》中终于出现了传教保护条款。裨治文迫不及待地写信给自己母校神学生：“你们来吧，快点来吧，愈快愈好。你们到教堂去，到牧师家里去，到海外传教团体那里去，对他们说：‘请派遣我们’，‘请派遣我们到中国去。’”^[23]

数钞票与扣动扳机的手，实现了上帝的意志，此外，还有传教士的阴谋。《中英天津条约》照搬《中美天津条约》中相应条款（第八款），《中法天津条约》则更进一步，其中第九款明确规定：“凡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凡中国人愿信奉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皆免惩治。”此后，法国又强迫清朝签订《中法续约》（《中法北京条约》），其中第六款写“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于是西方各国又依照“最惠国待遇”原则自动享有上述权利。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条款订立的过程中，清朝官员与法国特使都上了传教士的当。该条约的法文本中并没有这句话，完全是负责将法文本翻译成中文本的法国传教士狄拉玛擅自加上的。

教会的传教事业不得不依靠世俗经济与国家力量才能生存发展。美国同孚行老板奥立芬有“对华传教之父”的美称，从裨治文、雅裨理开始，20年间搭乘他的商船前往中国的传教士有50人次之多。商业资本资助传教，传教士也为商人服务。起初只是传教士们在一定限度内为在华商业机构服务，这从马礼逊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后来发展到传教士本人成为商人。美国传教士晏玛太在上海经营地产，成为十里洋场的阔佬，自己到欧洲日本度假，在烟台避暑，挥金如土，同时也捐款给教会，只是捐款者的身份令人生疑。教会的传教事业为世俗贸易服务，也为扩张政治服务，条约时代中西世俗关系中处处都有传教士们活跃的身影，他们充当翻译、秘书、顾问甚至间谍，他们可能一时兼顾政务，也可能像伯驾、林乐知、李提摩太那样，最终落为政客。教会的传教事业也不得不依靠国家力量才能生存发展，条约保护传教士在华传教的利益，但这种保护往往出不了朝廷与官府。教案频起的年代里，还要靠政府的特使与军队的炮舰保护传教士的利益。

基督教传教事业与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扩张密不可分，为此“尘缘”所兴，也为此“尘缘”所累。鸦片战争前中华帝国禁教的主要是朝廷，鸦片战争后中华帝国排教的主要是民间。民间排教，有政教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首先，基督教传教冲击了中国传统的礼教秩序，儒家伦理以孝为本，而基督教只敬上帝，不孝父母，所谓“数典忘宗”、“弃伦灭理”；其次，基督教传教冲击了现实政治秩序，洋教士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他们扶植愚民、干涉词讼、蔑视朝廷；最后，基督教传教冲击了既定的民间经济秩序，教会购买土地，收拢教民，造成新的财富与权力阶层，与民间宗法地主对抗，民间积怨渐深。晚清民教冲突大小不断、接二连三，半个世纪间教案达400多起，最终酿成“义和团事件”。

西方现代扩张最初成就了基督教传教事业，最终也陷害了基督教传教事业。这可能是当年胸怀壮志来中国传教的马礼逊没有预料到的，或者预感到，却不愿意细想甚至不敢细想的。马礼逊受聘为东印度公司译员，已经意识到侍奉上帝与侍奉玛门（财神）“二者是不可兼得的，长此以往，二者必须分开”。后来，广州的一位英国鸦片商贩觉悟到应该放弃鸦片走私，写信给马礼逊：“我思考愈多，愈是使我相信，向中国走私鸦片是与基督教福音里的道德观念完全违背的。接受福音是我唯一应当走的道路，走私鸦片是完全错误的。……我岂能一手拿着生命之粮，另一只手拿着鸦片同时给中国人呢？”^[24]马礼逊时在英国，正值尘世荣耀的顶峰，似乎没有回信，他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一个根本的问题：福音使者与鸦片商贩的双重身份是否可以、是否有可能彻底毁掉上帝的事业？

世俗的鸦片贸易与战争，将毁掉神圣的福音事业。这种危险已经很明显了。10多年后晏玛太到中国，发现中国人仇教的原因很简单：“他们说，‘外国人把鸦片带入我们的国家，毒死我们成千上万的人，并把所有阶层的人都弄穷了。这鸦片引起了战争，使我们许多人被杀害。现在他们竟然要来教给我们一个新的宗教。让他们先去教导他们自己的百姓吧。’”^[25]天朝百姓敌意太重，传教士人数太少。戴德生明确意识到这种危险，甚至试图与西方扩张的世俗力量划清界限，在他为“中华内地会”制定的《实践守则》中明确规定，传教士在华如有与中国百姓冲突，不得依靠英国或中国政府的保护，不得使用西方人在华享有的特权，因为传教士只能依靠神的帮助，不能依靠人的帮助，传教是属灵的，不是世俗的。^[26]

传教是属灵的，不是世俗的，并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即使意识到了，也无法做得到，因为教会组织本身就是世俗性的。作为个人心灵领悟内容的基督教教义是神圣的，但作为集体组织的基督教教会却是世俗的，它深陷于现实社会结构中，其组织形式、行为方式甚至与世俗党派社团差不多。尤其是在现代民族—国家政治体系与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中，强大的世俗力量渗透到教会的方方面面，甚至教会也直接参与到世俗政治经济与文化事务中。在这种格局下，传教士们往往福音事业的收获很小，世俗事功的收获较大，鸦片战争后忙于政务与医务的伯驾，开始在自己的医局里公开传教做礼拜，来来往往的人不少，真心研究教义的却不多，三年多的时间里，竟没有一个人领洗入教。传教士们怀念基督降生最初那些年的传教盛举，无比惋惜，似乎世间人的心灵都封闭了。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扩张本应让基督教会收获数不清的灵魂，世间只有一个上帝一种信仰的时代马上就要降临了。事实上从新世界到旧大陆，基督教的收获微薄。真正的问题不是人的心灵变了，而是基督教变了。

基督教传教事业被他们所处的时代与社会陷害了，也被他们所属的教会陷害了。西方传教、中国排教，关键都在于教会自身纠缠于尘世的利害中，为其利所驱使、为其害所牵制。启蒙哲学家培尔曾经反思资本主义扩张初期基督教传教挫败的原因：基督教原是一种慈祥温柔、有耐性的宗教，如今却变得冷酷、血腥、杀气腾腾，长期养成自我保护、无限扩张的习性，对任何反抗惯以刀剑相向。这样，“它难道还有什么权力指望接受上帝曾经应许赐予原始教会的平静、坚忍、温和的福音吗？”^[27]义和团暴动期间，被困的传教士曾电报美国政府请求出兵为他们“报仇”，谢卫楼为这种嗜血的复仇辩护，他说基督教是反对个人复仇的，但并不反对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复仇，尤其是对一个半开化的野蛮国家复仇，那是“正义的，也是必要的”。^[28]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传教士们纷纷穿上军装拿起枪，参与到讨伐与抢劫的队伍中，美国传教士梅子明与法国传教士在外出征讨时因抢夺赃物发生冲突，被联军司令瓦德西解除了翻译职务。丁韪良回国在纽约港上岸的时候，身上还挎着一杆长枪。替他搬行李的男孩好奇地问他从哪里打猎回来，他回答“从亚洲，大海的那一边”，打的是“鬣狗”。“鬣狗”（hyenas）这个词在英语中还有另一个意思，指凶残、阴险、贪婪的人。^[29]

世俗的堕落与仇恨，可能将彻底毁掉神圣的福音事业。马礼逊个人回避的问题，传教的历史无法回避。

五　圣恩无声地降临

柏格理到中国——福音事业令人绝望——为苦难、弱者、慈爱而来——不忍美好的事物断送在愚昧与专横中

马礼逊牧师去世已经半个世纪了，鸦片与大炮为福音打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让进的不是神圣的基督精神，而是世俗的基督教会。此时，基督教的入华福音事业，不是更有希望，而是更令人绝望。任何事业，如果格局扭曲，方向错误，规模越大行动越快，失败也就越惨痛。虔诚的基督徒本应把上帝之城当作自己的家园，但现代民族—国家情结却使这些传教士无限眷恋自己尘世的故土，奔走于世俗商务政务间；在世间代表神圣的教会，本应是上帝的仆从，却因为它结构上的世俗性，在强势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面前，最终沦落为世俗权利的工具。这是现代历史结构注定的，卷入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大潮的基督教传教事业，是否可能有其他选择？或者根本就别无选择！

遥远的中华帝国发生的一切，在更遥远的西方世界，几乎无人知晓。越来越多的青年，听从内心神圣的召唤，准备去中国传教。起初英国社会与教会，似乎对中国教务不感兴趣也没有信心，戴德生创办“中华内地会”时，这种局面有所改变。1886年，戴德生计划招募100名传教士到中国，同时募集10000英镑捐款，结果报名的传教士达600多人，而募捐轻而易举就突破10000镑。也正是在这一年，一位家在英国边远的康沃尔郡的青年，决定辞去他尘世的公职，当一名为上帝传播福音的传教士。此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名叫塞缪尔·柏格理的瘦弱青年，日后在遥远云贵高原的石门坎，建立了“海外天国”，成为卫理公会的五大使徒之一。

人生中有蒙召与内省的时刻，可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柏格理曾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大英帝国的文官考试，成为一名收入甚丰的政府公务员，生活正在坦途上。然而，个体现世的幸福，很容易落入担忧与恐慌、空虚与厌倦，这是一种动物性的幸福，出现的时候不可靠，持续到永久又不可能。人只有在向往神性中才能获得终极的幸福。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某一项神圣的事业中去，生命是上帝赐予的，还将它还给上帝。心中圣恩的降临，往往是悄无声息的，像夜间飘落的雪花，不知不觉改变了世界与自我，清晨起来，天地内心，一片素白。柏格理选择了传教士的生活，去遥远的中国。

柏格理到中国的时候，境遇已与80年前马礼逊不同了。马礼逊当年只身一人，隐居在广州十三行的商馆里，不能公开自己的教士身份。如今，已经有上千传教士，活跃在中华帝国各省，柏格理不仅能够名正言顺地以传教士的身份到中国，还可以深入中国腹地与边远地区，深入中国的草根阶层。柏格理在上海进了专门为传教士设立的汉语学校。在那里，柏格理换上中国装，留起辫子，半年培训结束后，起程去云南，在荒远的西南大山深处，有指派给他的传教点——昭通小城。只有在那荒远贫困的地方，在那些匍匐在帝国底层，在极度的贫困、疲倦、痛苦中生活的下层百姓之间，才最有可能实现基督教的圣恩。

心怀神圣理想的人，站在尘世的堤岸上纵身一跃，本希望凌空飞翔，却落入世俗的深渊，谁又能长出天使的翅膀？基督教入华传教事业，尽管在规模上有很大的发展，但已明显陷入困局。基督教教会的世俗社会性，使传教活动必然而自觉地参与到世俗社会的权利结构中，从而改变了基督教的性质。基督教是苦难的宗教，如今却乐得享受的特权；基督教是弱者的宗教，如今却成为强者的恩施；基督教是慈爱的宗教，如今却转向憎恶的立场。马礼逊牧师开创的中国福音事业，正在西方现代世俗文明的陷阱中堕落。在这个时刻，圣徒出现，代表的不是一种方向，而是大势衰退之下的例外。

在苦难中安身，上帝的孩子在尘世中没有其他家园。1888年，柏格理和他的同伴邰慕廉牧师，住进昭通城后街的一座普通的汉族宅院里。这个地处滇东北大山深处的小城，不仅离故乡英国很远，甚至离他们所在的中华帝国也很远。痛苦与孤独中才有爱，才有真正的温和而坚忍的基督精神。从上海到云南，漫长的旅程是一次历险，沿途盗贼土匪出没，疾病夺去了旅伴的生命，长江三峡地段的险滩，几乎要了所有人的命。翻过最后一道山梁看到平坝远处灰黑色的昭通城时，他们甚至恍惚感觉自己到达的不是一个尘世的传教点，而是通往天堂的驿站。在这里，在他们中间，在苦难深处，在谦逊的努力与忍耐之后，福音将最终降临。

基督教是苦难的宗教，但许多传教士们却生活在苦难之外，住在租界洋楼或亲王府上的传教士，如何为上帝拯救生灵？神圣的爱不仅是同情，还意味着置身于苦难之中。传教士们可以开医馆、办学校，救死扶伤、开愚启蒙，但苦难与不幸仍是他人的，自己未必身处其中，爱只体现为社会化的施舍与恩典，甚至其中可能还有自我实现与自我满足的欲望。而真正的神圣的爱，是让他人的苦难融化到自身的灵肉中，无法超越也无法摆脱，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基督的爱就是亲身忍受苦难的方式。

基督的爱只有在身受的孤独与苦难中才能焕发出天使的光芒。那些显赫的传教士却拥有越来越多的享乐的特权，这是传教士的堕落，根本上背离了基督精神。在昭通这座荒远的小城里，柏格理与邰慕廉像是一对天外怪人。晚上他们在摇曳的烛光下读经，经书的文字柔软弯曲，连绵不断，像水波或蚂蚁爬过尘土的足迹。白天，他们走上街头，敲着一面铜锣，招呼路人，宣讲教义。柏格理曾经很得意，自己找到了敲锣布道的办法。可是，在小城的中国人看来，敲家伙过街吆喝，不是卖狗皮膏药大力丸的，就是剃头磨刀的。总有一伙孩子跟在他们身后，一路喊“洋鬼子”，路过的人以赞许的眼光看这帮孩子。大人们好奇地围观，也不是因为对上帝的福音感兴趣，而是对他们的长相与汉语感兴趣。柏格理的传记作者甘铎理明白，那是因为中国人喜欢凑热闹，喜欢听外国人讲汉语，那是一种天朝上国臣民自我荣耀的虚妄的娱乐。洋人讲得结结巴巴，很让人得意，看洋人笨得可笑；洋人讲得流畅了，更让人欣喜，连洋人都学汉语了，大清国还了得。

基督教是弱者的宗教，世间的虚妄与迫害，只能忍耐。传教士应该具有一种高贵的、超自然的品德，谦逊、忍耐、努力、无私地爱，这一点很少人能做得到。那些传教士从商船或兵舰上下来，身后是列强与官府的支持，手中拥有财富与权利，衣食交游，多在达官贵人、洋商特使之间，对中国百姓来说，他们不仅是外人，而且是大人，有种族与阶级的双重隔膜，怎么能相信他们的说教？柏格理在昭通百姓间生活，看上去像他们一样孤贫无助，除了内心强大的信仰。昭通生活最初的两年过去了，柏格理讲道、散发劝世文，为当地的百姓治病，却没有人因他而信教。传教中最难的是宽容与信念。宽容是双向的：一方宽容到允许外来宗教自由传教；另一方宽容到容忍人们不信教但依旧真诚地爱他们；信念也是双向的：一方相信人们终将选择纯正的信仰通往至善；另一方相信纯正的信仰终将以爱的方式感化心灵。1890年的最后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12月31日：据我所知，本年度没有一个灵魂获得拯救。但是在今年结束时我比年初怀着更大的希望。”^[30]

基督教是慈爱的宗教，神圣的爱总与难以拯救的苦难相关。柏格理在昭通城里传教的最初10年，几乎没有什么收获。只是他们在中国人那里的名声似乎好了些。不是因为他们宣讲福音，而是因为他们会看病。城里城外，有人生病，有人吞鸦片自杀，大家都会来请他们。连迫害甚至准备杀害他的人，他也给予真诚的帮助。基督教要求人们在一个充满邪恶和不公、痛苦和恐惧的世界里有担当负责任地生活，其中真谛在于承受苦难与爱他人。

爱他人意味着爱他人的一切并爱一切他人，《圣经》中说上帝让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临近世纪末的那两年里，有关帝国遥远的东北方闹拳乱、杀鬼子烧洋楼的消息，也传到这西南部的大山里。昭通城里有些人蠢蠢欲动，准备对柏格理下手。柏格理侥幸躲过一次谋杀，原谅了刺杀他的凶手。基督的爱是绝对的，倘若不是爱一切人，那就给世界留下了恨的空间；倘若不是无条件地爱他人，那么爱他人的真实意义就可能是爱自己。

只在孤独无助的人群里，在难以慰藉的不幸与无法拔除的苦难深处，在无私的慈爱与怜悯中，神圣的爱才能放出光彩。可是，传教士们发起的中国教务，总有太多的世俗性，让上帝的事业纠缠在尘世无端的动乱中。1834年马礼逊在广州逝世，这一年在省城参加科举考试的广东花县秀才洪秀全，得到跟从马礼逊传教的梁发写的一本福音小册子，名叫《规时良言》。科举落第，这位乡村秀才大病一场。病中梦到一位黄发黑衣的老人，坐在庄严灿烂的宝座上。9年以后，洪秀全偶然读起那本尘封的福音小册子，竟然发现自己当年梦中所见异象，原来正是《圣经》所言。那位黄发黑衣的老者，就是天父耶和华。他还梦到过一个中年男子，据说是他的胞弟耶稣。基督教多少跟随后发生的那场革命相关，太平天国运动自金田举事后，横扫南中国。起初传教士们还感到欢欣鼓舞，那位曾为洪秀全传道的美国传教士罗孝全，满怀希望到天京投奔天王，一年后却仓皇逃往上海，说起太平天国痛心疾首。他发现洪秀全完全是个疯子，太平天国运动是亵渎上帝的叛乱。

传教者有割不断的世俗情结，受教者有理不清的俗世心态。奇怪的是，同样是中国民间运动，太平天国起义，反偶像，拜上帝；义和拳起事，则是要反上帝，拜偶像。基督教陷入世俗社会之深，已经卷入政治旋涡中心。中国帝制时代晚期两场大的革命，竟然都跟基督教传教相关。山东曹州府的几个亡命草民入室盗窃，杀了德国传教士。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朝廷迫于洋人的压力，镇压乡民。奈何民不畏死，星火燎原，眼见乡野草民舞刀弄棍、练拳念咒，毁教堂、杀洋人、啸聚寻衅，不可收拾，一直涌进北京。朝廷不思进取，小民不识大体，洋人不讲道理。最后是八国联军暴侵，义和团一哄而散，慈禧太后仓皇西奔。如果不是洋人们怕分赃不均，满清帝国当时气数就尽了。义和拳事变传到遥远的滇东北，已经没有什么威力。柏格理虚惊一场。中国的许多事都是令人不可思议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使鸦片贸易与基督教传教合法化，西方人不仅可以自由贩卖“洋药”，还可以自由传播“洋教”。“洋祸”从海疆之忧，酿成心腹之患。奇怪的是，触犯中国社会的，最初不是洋药，而是洋教。鸦片杀人毁家亡国，朝廷无能为力，百姓无动于衷；基督教教人崇信真爱，却惹怒了民间百姓与士大夫阶层，一时排教仇教，举国汹汹。

美好的事物将葬送在愚昧与专横中，而冲突一旦开始，就无法挽回。义和团暴动很快就过去了，留下的是深远的历史影响。洋人、朝廷、百姓之间的裂痕已经无法弥合，半个世纪后中国改天换地的革命，在那一刻已经注定。^[31]基督教400年在中国没有做到的事，马克思主义40年就完成了；慈爱没有成就的事，仇恨做成了。在那场革命风暴中，福音之树被连根拔起，传教士一个多世纪在华艰苦努力，成果瞬间荡然无存。反思这段遭遇，真正的问题还是：乘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大潮东渐的基督教，本是苦难的宗教，却由享福者带来；本是弱者的宗教，却由逞强者带来；本是慈爱的宗教，却由憎恶者带来。西方现代世俗资本主义文明的力量太强大了，它已经改变了基督教的精神。

历史中最大的危险并不来自外在的力量，而是产生自自我内心的幻觉，被自身虚假的东西出卖，才是最致命的。从西方扩张的大视野看，基督纪元的第二个一千年的历史就是十字军东征的持续性历史，特征有所不同：前五百年的十字军东征，世俗社会力量整合到神圣教会结构中；后五百年十字军东征，神圣教会的力量整合到世俗社会结构中。现代基督教传教，是在现代西方世俗资本主义文明的体制与精神结构中进行的。我们前面一直分析世俗制度对传教事业的规训，下面将更多地关注世俗文明的精神影响。现代西方的传教士，同时信仰基督教与启蒙哲学，但在基督教中丢弃了慈爱，在启蒙哲学中丢弃了宽容。他们内心所依持的，很少是基督的慈爱与忍耐，更多是现代技术文明的霸权。这一点，当事人意识不到，后来人反省不够。

谁在中国葬送了上帝的福音事业，谁又有能力挽救它？柏格理在昭通传教所辛勤工作，已经是第16个年头了。他的孤独与勇敢，可以感动上帝，却无法感动小城里的中国人。柏格理有些失望。然而，大概从1904年夏天开始，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事。首先是4位来自大山深处的“大花苗”汉子，来昭通拜访这个洋教士。他们背着燕麦炒面，跋涉300多公里艰难的山路，见到柏格理时，他们的要求竟然如此令人吃惊：要这位洋教士教他们读书！整个夏天，不断有山里的客人来昭通拜访柏格理，而且人数越来越多。昭通城里甚至都出现了谣言，说这位洋鬼子勾结苗人准备叛乱。好在庚子拳变之后，朝廷注意保护洋人。然而，世俗权力可以压制百姓不排教，却不可以强制人们信教。正如洛克指出的：“真正宗教的全部生命和动力，只在于内在的心灵里的确信，没有这种确信，信仰就不成其为信仰……悟性的本质就在于，它不可能因外力的原因而被迫去信仰任何东西。”^[32]

深山里来的花苗汉子，给了柏格理新的希望。现代基督教入华传教，已经三个世纪了。起初他们走的是“上层路线”，从宫廷贵族与文人士大夫开始，利玛窦那一代耶稣会士都幻想过先让中国皇帝信教，然后全中国的百姓也就在皇帝的一纸诏书下皈依上帝了，结果是皇帝禁教。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大多走的是“下层路线”，从乡村与城市中的下层百姓入手，结果导致民间排教，义和团运动起自中国传统文化最深厚的地区。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戴德生发起的“前进运动”，开启了传教的“边远路线”。传教士们发现，在西南西北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传教，比在中国中东部发达的汉地更容易。他们轻率解释的原因是汉人在异教中侵蚀太久了，边远少数民族的心灵则因荒蛮而纯净。可实际的意义传教士们并没有认真思考，在混乱原始的心灵中接受一种成熟有序的信仰，远比用一种成熟的信仰取代另一种成熟的信仰容易，改变信仰不仅意味着改变观念，还要相应改变生活方式，这是一个相当痛苦的经历。传教士们缺乏的不是信仰的坚定与行动的能力，而是理性的宽容和理解的能力。

六　通往天堂的石门坎

大山深处的希望与温暖——爱一切他人并爱他人的一切——爱与正义的关系——寂静寻常中完成的奇迹——那是尘世中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那年年底，竟然有400多位苗人兄弟从山寨赶来，与柏格理一起过圣诞节。1904年的平安夜里，众人感谢上帝的声音在寂静的远山中响起，天空所有的星星都亮了。此刻，柏格理意识到，他属于这些来自大山深处的人们，他必须到他们中去。苗人兄弟自发的信仰热情，让他看到基督教入华前所未有的希望。柏格理开始频繁地下乡布道。从官寨土目安慧生那里，他讨到一块地。当地人把这块有溪水流过，草木葱茏，天然的岩石形成级级台阶的谷地，称为“石门坎”。苗民们每人捐助100个铜板，在柏格理的指挥下，动工在石门坎修建教堂、学校，还有一座小泥屋。

柏格理终于找到了尘世间为福音遮风避雨的地方。他告别生活了17年的昭通城，带着妻子、孩子，搬进“石门坎”的那座小泥屋。不久，石门坎的学校与教堂落成。1905年9月，清廷上谕所有乡会试与各省岁、科考试悉令停止，废除了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两个月后，千里之外、大山深处的石门坎学校，在柏格理牧师的主持下开学了。远近赶来的苗族兄弟姐妹，不分老少，站在学堂前的小山坡上，听柏格理牧师布道。深秋的早晨，已经有些轻寒，但在苦难、冷漠、疲倦中生活了许多世纪的人们，从牧师悠远的声音中，感到希望与温暖。他们和他们的子弟，将在这所学校里，免费学习汉语、英语、算术、体育。简陋的学校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学生，威县、镇雄、楚雄，甚至远至红河，都有人投奔石门坎。柏格理从家乡英国和循道公会广泛募集办学经费，不出5年，石门坎小学校相继建成了宿舍、礼堂、足球场和游泳池，还有一幢有着烟囱和壁炉、可容纳200多人的宽敞教学楼。

爱他人，就爱一切他人、他人的一切。只有在爱他人中，我们才能体会到神圣的爱，这种爱创造了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所有的同类，好人与歹人，善行与恶事；爱他人，就爱他人所处的世界，因为神圣的爱创造了所有生灵所属的这个世界，包括其中所有的幸福与不幸、正义与暴行。柏格理在“石门坎”的苗人兄弟间传教的经历，可以让人体会到传教的真正意义。首先，真正的信仰产生自心灵的渴望，花苗汉子可以跋山涉水去聆听福音，贫困的苗族山民可以自发捐助修建教堂学校，迎来并安顿他们的牧师。信仰不可以强制，否则，传教士们一相情愿的传教热情，即使真诚也是危险而可怕的，其中甚至可能滋生出鄙视、强制甚至仇恨与虐杀的因素，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基督教真谛。其次，传教者与受教者的关系必须是公正的，这种关系要求一种神圣的、高贵的、超自然的品性。在现实关系中，施教者往往具有权力上的优势，而受教者则相对处于劣势状态，这就要求施教者保持一种平等谦逊宽容的心态，爱他人是无条件的；而受教者，既要充满感激之情，又要保持人的尊严，无所屈从也无所反抗。施恩于人，必须尊重受恩者的尊严；受恩于人，必要感恩并赠人。施恩者与受恩者在圣洁的爱中是互惠的。

只有正义与爱达到绝对统一时，传教才能将慈爱与感激统一起来。基督教与启蒙哲学都没有解决爱与正义之间的关系问题。基督教教义主张无条件地爱他人，在爱他人与正义之间没有做任何区别，极端的问题就是放弃正义。既然世间发生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意志，那么一位真正的基督徒就应该无条件地、绝对地爱这一切。基督徒的谦卑意味着既然一切苦难与不公都是天意，那么人的抗拒是没有意义的；既然消除苦难与不公同样是天意，那么个人的努力也是没有助益的。启蒙哲学追求绝对的正义，极端的问题就是放弃爱。既然世界的原则是理性与正义，那么所有的人都应该无条件地、绝对地尊奉理性与正义，任何人的抗拒都没有意义；既然理性与公正是绝对的、主宰一切，个人在理性公正原则下的一切努力都是可以接受的。

在基督教神学与启蒙哲学塑造的传教士身上，我们看到正义与爱的精神经常出现分裂。但柏格理是幸运的，那些到他简陋的小教堂来的苗族兄弟姐妹，是把他当作他们的父兄看待的。每个礼拜日，都有从四乡十几个村寨赶来的成百上千名听众，他们等待在小教堂外，准备聆听柏格理为他们布道。他们一批一批地进来，拥挤而有序地站在那里，唱赞美诗的时候，每一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肃穆的欢喜。柏格理为第一批教徒施洗，那是个初冬的星期日早晨，雨雪交加，寒冷的天气与泥泞的道路并没有阻挡数千名信众从十里八乡赶来，聚集在小教堂外。姑娘们已经换下在路上弄脏的衣服，穿戴起她们最漂亮的服饰，什么时候人才能为神圣而美丽？小教堂的礼拜持续了整整一天，有24名男子领洗。暮色降临，在潮湿刺骨的寒风中全体人齐声唱起“这是充满热血的源泉”，柏格理感到无比的激动与温暖。为了这一天，他等了20年。

惊天动地的奇迹，往往是在寂静寻常中完成的。苗族人本来是没有文字的。柏格理同精通英文的汉族教徒李斯提文、苗族教徒杨雅各、张武一道，以拉丁字母为基础，从苗族服装上美丽的花纹中获得字形的灵感，创制了拼音化的、简明易学的苗文。石门坎的小学校里，开始教授苗文。苗族人终于有了自己的文字。有人惊奇柏格理的语言天赋。柏格理说，一切都很自然，因为他是英国康沃尔郡人，康沃尔人的英语发音很古老，与苗语有很多相近之处。或许他们都还保存着巴别塔事件之前的记忆。这种奇迹也不仅是柏格理一人完成的。柏格理创立苗文的时候，他的同胞傅立叶牧师在傈僳人聚居的滇西地区传教，也创造了一种简易的傈僳文字，后来库克夫妇在怒江大峡谷的里吾底村传教时，用新创的傈僳文翻译出《新约全书》和《颂主歌曲集》。

简朴与平易中的奇迹，更令人感动。那些年在中国，有许多办教育的显赫的传教士。比如说，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丁韪良，出任大清朝同文馆总教习25年，被皇帝授予三品顶戴，后来又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晋二品顶戴，风光一时。还有著名的李提摩太，从一开始就走“上层路线”。百日维新的时候，充任光绪皇帝的御前顾问。八国联军之后，创办山西大学堂。1902年加头品顶戴，赐二等双龙金星，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位传教士在中国有过如此呼风唤雨的经历。然而，这一切，离大山深处的柏格理牧师都很遥远。柏格理牧师依旧行走在山间小道，从一个山寨到另一个山寨，巡回布道。教务是圣洁的，必须崇敬而谨慎地履行。那是从世俗通往神圣的最直接的道路。并不是所有从事教务的人，都能接近上帝。更多时候，由于人性的堕落，散漫与轻率、傲慢与贪欲、褊狭与仇恨，在履行教务的同时，也制造罪恶。教务非常敏感而又特别纯净，细微的疏忽与不经意的懒惰，都可能葬送它的使命。

美丽的石门坎，那是柏格理在尘世中找到的离天堂最近的地方，也是他尘世之旅最后的家园。柏格理离开英国已经20年了。多少个幸福的夜晚，松枝点燃篝火，映出一团团明亮的黄色，人们坐在山坡的草地上，听柏格理牧师讲授福音与算术。唱完赞美诗后，充满信念与感激的人们离去，空气中还飘着松烟的余香。爱并不是一种感情或激情，而是一种生活原则，一种在日常生活的细微处中时刻实践的原则。柏格理躺在坚硬不平的铺板上，想到故乡亲人，千山之外，沧海自由，尘世的一切越来越遥远；石门坎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在黑暗的群山之上，在耀眼的繁星之间，主的怀抱却如此亲近。

天国太遥远，现世中人，谁都不曾到达；天国也很亲近，谁都可以随意想象，爱越深，想象则越具体越强烈。虔诚地爱这个尘世的万物，没有丝毫贪欲，将美当作世间唯一的合目的性，有时候比爱天国更难，因为其中充满了苦难与不堪。柏格理在离别英国20年后，首次回英国度假。在家乡的一年里，哪怕在与亲人团聚的幸福时刻，也没有忘记他那遥远的大山之中的石门坎。田野里的荞麦花盛开着，成熟的荞麦已经显出诱人的黄褐色。远处是层层叠叠的翠绿，间或高耸起几棵橡树，然后就是湛蓝的天空，白云像开放在梦幻中的玉兰花。柏格理牧师再次告别英国，很快回到石门坎，人们又会在狭窄的山间小路上碰见这位穿着苗族服装的洋教士，用地道的苗话说“老哥得罪了”。

柏格理生命最后的10年在石门坎度过。这10年间，中华帝国发生了许多事。他的那些朋友们都分外活跃。丁韪良牧师已经80岁了，还四处演讲，穿梭于北京与上海之间。在上海的一次基督教大会上，他说：“我赞成基督教国家应有重兵驻在中国，否则我们基督教徒就不可能在这里开会。”80岁生日那天，60多人为他祝寿，美国总统还专门送了他一面锦旗，表彰他在中国的业绩。创办中西书院、主编《万国公报》的林乐知牧师，此时把自己主要的精力转移到写政论文章上。他认为中国唯一的出路，就在于英国能够下决心，将中国彻底变成殖民地，像印度那样。70大寿那年，他也有幸受到美国总统的接见。辛亥革命成功，大清帝国瞬间分崩离析。李提摩太一直反对中国革命。1896年在伦敦、1900年在横滨，李提摩太两次劝说孙中山放弃革命。后来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李提摩太说，这是孙中山“一生中所采取的最明智的一个举动”。

传教士们已在世俗是非中陷得太深，谁知道他们究竟是为天国服务，还是为现世国家服务？到底是福音使者，还是现代世俗文明的使者？宗教本身是圣洁的，但陷在尘世中，难免有光荣与耻辱的两面，正像是保罗·蒂利希说的：　“宗教展示了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层，使之从日常生活的尘嚣和世俗琐事的嘈杂中显露出来。宗教向我们提供了对一种神圣之物的体验，这种神圣之物是触摸不到的，令人敬畏的，是终极的意义和最后勇气的源泉。这是宗教的光荣。但在宗教的光荣之侧，横陈着宗教的耻辱。宗教使自身成为终极领域并且鄙视世俗领域，使它的神话、教义、仪式和戒律都成为终极标准，并迫害那些不屈从于它的人。这种宗教忘记了，它自身的存在是人与自己的真实存在悲剧性分裂的结果，忘记了它自身的危机。”^[33]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里，传教士过于激动，很容易忘记自己是上帝的仆人，热衷于充当总统或皇帝的政客。瘦小的柏格理与他们不同。他很谦卑、渺小，在上帝的目光下，哪个生命不是尘埃？柏格理坐在山寨苗人的黑暗的小屋里，与他们一同祈祷，他感到幸福；看到肆虐的疾病、残暴的土目折磨苗族兄弟，他感到痛苦；无奈一些陋俗依旧流行在苗人生活中，他感到担忧。一个人的力量实在有限，但必须努力。

真正的信仰，教我们如何在一个充满痛苦与恐惧、匮乏与不公的世界里，负责任地、谦卑而高贵地生活。柏格理带领当地苗人，用铁钎铁锤打开石门，开辟了通往昭通、毕节等地的道路，从此在这条道路上响起了马帮的铃声。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柏格理将石门坎小学改名为“石门坎光华小学”，纪念“光复中华”。每天清晨，学校旗杆上都会升起中华民国的五色旗，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代表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五族共和。柏格理觉得还有些遗憾，专门发电报给外交部长伍廷芳，建议国旗上应该有一种颜色给西南少数民族：“西南各族同居中华领土之上，亦应有一色标记列为国旗之上。”石门坎是通往天堂的门坎，也是通往世界的门坎。

一个人可能自以为为上帝的事业奔走，呼风唤雨，但他的褊狭、傲慢、伪善、仇恨却使他永远流落在基督的天国之外；一个人也可能没有宏大的志向与惊天动地的作为，却因为慈爱与公正，忍受巨大的孤独与痛苦，默默无闻地服务，从而生活在基督精神的光明中。一切的一切，关键还在保持内心的坚定与平静，在谦逊中努力，于生活的细微处，履行神圣的爱的义务。多少年后，特瑞萨修女说：“我们都希望进入神的天堂，但在此刻，我们就可以与他同在天堂。与他同在的意义是：如他一般地慈爱，如他一般地助人，如他一般地给予，如他一般地服务，如他一般地拯救，24小时都与他同在，在他苦难的化身中接触他。”^[34]

七　有谁在世间某处哭

虔信者相信积极的人生——关于传教士的困惑：个人品格与历史罪恶——启蒙哲学与基督教伦理的冲突——“我们人类的爱和理解的能力是微不足道的”——在历史绝望的尽头悲剧超越

拔除生命的痛苦与不公，需要一点一点地努力，从细微处做起，在孤独与寂寞中，在不断降临的灾祸中。什么是真正的基督精神？真正的基督精神在于一种超世俗功利、超自然品性的信念：尽管对所有的生灵，死亡将收服生命；对所有的历史，邪恶与苦难不断重复；对所有的社会，不公与背叛比比皆是，但是虔诚的信仰者依旧相信积极的人生，相信生命将获得永恒、相信幸福终将来临、相信爱将战胜恨，相信所有的人，都将得到救赎。因为个人生命在神的身影上可以看到自身的意义，上帝爱他人，为他人担当苦难、谋求幸福，却从不计较得失，这是我们与神的契约，为他人生活，终将使自我得到拯救。“得到生命的将要丧失生命。为我丧失生命的，将要得到生命。”（《马太福音》）

1915年夏天，石门坎光华小学临近期末考试，山区里再次流行起伤寒热。多少个世纪以来，这种病已经夺取无数人的生命。又有人病倒了，在照顾生病的学生与老师时，柏格理也被传染到。在持续不断的高烧与难以忍受的阵痛之后，柏格理终于平静地合上了双眼，那是1915年9月15日，生命就这样完成了，在他尘世最后一天的日记里，人们读道：“昨夜和今晨都在下大暴雨。学校里的孩子们已经开始了他们的考试。”^[35]

学校里的孩子们又开始了他们的考试，学校里的孩子们又开始了他们的新学期。“人竟宿于石门，神将赐以木铎。”柏格理牧师的墓碑，立在万山之中的石门坎，掩埋尸骨的地方，青草生长，被雨水滋润着。当地的苗族兄妹们有福了，他们永远地留住了他，在自己故乡的泥土里。20年后，一位中国伟人路过这里，写下了豪情万丈的诗句：“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在伟人眼里，十万乌蒙大山，只是“泥丸”；石门坎，只是“泥丸”中的一点尘埃。

人在尘埃中生死，短暂的时刻里，靠什么创造奇迹？理性与信仰、个人品德或历史机遇？从马礼逊到柏格理，基督教入华传教的这段历史，经常让我们这些局外之人、后世之人，感到困惑不解。基督教教义是美好的，教会却为什么可能制造邪恶？中国心灵并不缺乏良知，中国人却为什么拒绝基督的善信？从盛唐开始，基督教入华传教四次浪潮，每一次都落得败局，马礼逊开启的这一次传教热潮，为什么重蹈覆辙？那些九死一生来华传教，将尸骨抛在异乡的传教士，在历史的变焦镜头下，忽儿高尚忽儿卑鄙，形象的差异为何如此之大？远距离看历史，这些传教士的行为多有阴暗不堪之处，几乎成为西方列强扩张的爪牙；近距离看个人，这些传教士的品格又经常是可敬可爱的，他们大多虔诚、努力、友爱、奉献……如何在历史理性与信仰伦理意义间理解评价他们？

首先的问题是，基督教入华传教，是在西方现代文明扩张的格局中进行的。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它起初受益于这种格局，中途受累于这种格局，最终受害于这种格局。没有新航路的开辟、资本主义扩张、商业的资助、政治的支持，传教士们不可能入华传教。而一旦具备了这些条件，传教事业又必须付出代价，为鸦片贸易服务，为侵华战争服务，即使不让民族国家的利益高于天国的利益，也让二者纠缠在一起，无法拆分，荣则共荣，毁则俱毁。“别了，司徒雷登”，送走的不是当年在杭州传教的传教士，而是在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历史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超历史的、绝对而强大的实体，任何个人都无能为力、微不足道，甚至可能成为它的牺牲品。柏格理从昭通搬到石门坎后不久，司徒雷登从杭州的传教点迁往金陵神学院。他对当时“传教士滥用其所谓的幕后支持者政府的世俗权力”感到担忧，这样不仅使教会的工作不够神圣，也使中国教徒不够虔诚，“入教并非出自真心”，而更重要的是，世俗权利的冲突还有可能葬送传教事业。^[36]关键是没有人可以改变这一切，这是历史的意志。

其次，在西方现代文明扩张的格局中进行的基督教入华传教事业，不仅影响到其历史过程，还影响到其精神结构。这一层次的问题很少有人反思。当年马礼逊回答美国记者说“上帝能够”的时候，他是相信上帝的意志将实现于历史，个人只能领悟其力量并默默地遵循。而事实证明，改变世界的是世俗的人，用他们的黄金与大炮。这已经不是基督教神学的道理，而是启蒙哲学的道理。人成为自律的人，他将通过理性的规划与文明的建设在历史中达到至福。在上帝中心的历史中，人只能谦卑地爱；但在人中心的历史中，人只会高傲地爱。在上帝中心的历史中，神的维度从他人展开，所有的人都一样地谦卑；每个人都面向他人生活，爱他人是通往神圣的道路；个人的责任都是不可替代的，必须担负起世界的公正并为他人的痛苦负责。在人中心的历史中，神的维度从自我展开，一部分人高傲，一部分人谦卑，爱他人表现为自我完善的施舍与强制。人道主义的基督教信仰，过分强调自我的价值与正直，就可能对他人构成强制与暴力，他人最终成为自我中心的道德完善的工具。

现代启蒙人道主义改造了原始基督教伦理，造成传教的伦理困境。基督教伦理的根基建立在他人与责任这两个概念上，要求人们在一个充满邪恶和不公、痛苦和恐惧的世界里有担当负责任地生活，真谛在于承受苦难与爱他人。在现代传教士身上，我们看到个人承受孤独与苦难的勇气和力量，同时也发现他们在世俗的启蒙精神影响下实践爱他人的神圣原则时制造的某种伦理困境。这一困境产生自自我实现与他人需求之间的矛盾。尊崇上帝的道路就是尊重他人的道路，完善与救赎应该以爱他人为前提，而爱他人又必须以平等的态度、尊重他人的需求与他人的权利和价值为前提。如果没有尊重与宽容的前提，就没有爱了。我们在现代传教士身上看到某种“罕见的精神力量”，他们相信自我实现的爱，相信基督的信仰将拯救在黑暗中沉沦的人们，相信公正是这个世界上的最高原则，相信人的自由是可以完善的。然而，我们同时也看到这种精神力量的破坏性。人类的危险与灾难，经常产生自人对善与正义或绝对真理的信念。真诚的人经常是最危险的动物，他们总是把自己坚信的善与真理强加给他人。拯救他人改造社会必须以爱的力量通过和平的手段实现，任何强迫与侵略最终都是以暴易暴。正义意味着谁也没有权力强制他人，不管是伤害还是恩惠。

信仰的心理与伦理困境是难以超越的。因为真正的问题在于，一个真诚的人，如果相信自己掌握了真理与爱，生活在光明中，就不能容忍别人在黑暗与愚昧中堕落，就可能导致自我中心的信仰强制；如果宽容其他人其他的信仰或无信仰的存在，就意味着不负责任，也就不够真诚。宽容是有条件的妥协还是无条件的妥协？或许信仰只需要确立自身的真理就可以了，因为每种信仰对自身而言都是正统的，而对其他信仰而言都是谬误或异端。可是，在无限延伸的危险的相对性中，何处可以安置真理？后现代主义靠解构真理发泄缓解心中的绝望与恐慌，试图在文化相对与多元精神结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对话关系。可是，人类的爱与理解是那么脆弱。汤恩比用他漫长的一生研究人类不同文明的历史，但写在他一生最后一篇论文的最后一段话中的，竟是这样的句子：“我正在黑暗中探索，我们人类的爱和理解的能力是微不足道的。”^[37]

反思基督教入华传教的成败，不仅是反思历史或宗教史的问题，同时也是反思信仰伦理与人性的问题。现代基督教传教士们在西方世俗文明扩张的大潮中传播福音，在基督教神学与启蒙哲学的精神感召下，完成了许多俗世的功德，却将神圣的事业导入歧途。在他们的一部分人身上，我们看到的意义不仅是历史的，还有悲剧的。简单地描述历史过程与个人经历、轻率地肯定或否定，在知识上不够理智严谨，在道德上不负责任。每一个个人都是历史的囚徒，个人身陷大历史的结构意志中，无论多么真诚努力，都无法逃避毁灭。他们并未放弃行动，而是不管如何行动都难免失败；他们“并未酿成自己的罪过，而是‘落入’罪过之中”。^[38]

神借助人之手在人间建立天堂，最终可能只是空想。或许重要的不是历史中的成败，而是人们对美好事物的纪念与向往，那是价值的意义。人们依旧怀念柏格理和他出色的继任者们，在石门坎，这个尘埃之地，建立了教堂、小学、中学、孤儿院、麻风病院、药房、垦殖事业部，石门坎成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和川黔滇苗族教育中心。1911年开始，每年的端午节，石门坎都要举行体育运动会、歌舞赛会，1932年第21届石门坎运动会，有来自贵州、云南、湖南、四川100多支运动队参加。石门坎学校最拿手的体育项目是足球，新中国第一支国家足球队中，就有来自石门坎的队员。抗日战争爆发，有8位石门坎青年参军到前线，教徒张斐然将新四军的《挺进报》带回石门坎，后来成为当地第一个苗族共产党员。柏格理身后30年间，石门坎走出了3个博士、1个硕士和100多个本科大学生。1926年，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医学大学生吴性纯从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毕业回到石门坎，建立了一所“平民医院”；硕士朱焕章毕业后，回到石门坎创办石门坎中学，新中国成立后，任贵州省教育厅副厅长；张有伦博士、张超伦博士，也回到石门坎教书行医，张超伦博士后来担任过新中国贵州省第一任卫生厅厅长。

曾经美丽的石门坎，是上世纪上半叶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离天堂与世界最近的地方。然而，世俗之手艰难地成就的一切，世俗之手也将轻率地毁灭。1948年的大地震，1968年的“大革命”，天灾人祸，如今我们已经找不到当年石门坎的美丽与兴盛，当年那漂亮的小洋楼不见了，当年的医院、麻风病院、孤儿院、敬老院、农科实验站、足球场、游泳池也不见了，连当年石门坎四周山峦上层层叠叠翠绿与山间清澈的潺潺的溪水都不见了。如今石门坎到处是秃岭、深坑、丢弃的垃圾，浙江、四川和云南的商人们来开矿，运矿车不分昼夜地喧嚣。而石门坎的孩子们上初中高中，要到百里之外的地方。可怜的人子，你的历史中为什么充满如此之多的愚蠢、混乱、贪婪、暴虐？

哪里是柏格理牧师的石门坎？柏格理的一生是一段耀眼的奇迹，最终却像流星，消逝在世界历史的黑暗里；柏格理所有的现世功德，都变成寂静中的回忆，愿意记起就记起，愿意忘记就忘记。然而，有一种伤痛可能伤害到灵魂，具有彻底的否定性，让人从此背负起灵魂的印记，不得不记起，也不可能忘记。那是在历史绝望的尽头，悲剧超越的意义。柏格理和他的继承者们，他们的努力与爱，留给这个轻率冷酷的世界的，可能并不是美好的事物，或关于美好的事物的留恋与信念，而是孤独、无奈，某种深痛，甚至绝望：

此刻，有谁在世间某处哭，

无缘无故地在世间哭，

在哭我。

此刻，有谁在夜间某处笑，

无缘无故地在夜间笑，

在笑我。

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

无缘无故地在世上走，

走向我。

此刻，有谁在世间某处死，

无缘无故地在世间死，

望着我。

——里尔克《严重的时刻》^[39]

【注释】

[1]有关马礼逊离开英国的日期，有两种说法，一说是1807年1月31日，马礼逊在伦敦东郊格雷夫桑登船，见[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另一说为1807年1月8日，《马礼逊传》，顾长声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

[2][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第31、32页。

[3][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顾长声译，第36页。

[4]Agnes Repplier，To Think of Tea！，Boston and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32，p.109

[5]有关马戛尔尼出使中国的经历，见[法]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三联书店1993年版，引文见该书第340页。

[6]J.Barrow，Travels in China，London：T.Cadell and W.Davies，1806，p.160.

[7][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第38页。

[8]参见束世澂《中英外交史》，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11—12页。

[9]有关十三行商馆的情况，参见[美]威廉·C.亨特《广州“番鬼”录》，冯树铁、骆幼玲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0][美]威廉·C.亨特：《广州“番鬼”录》，第19页。

[11]著名的广州十三行商馆，由珠江岸边几十栋三层洋楼构成，繁华一时。1822年11月2日夜晚一场大火，烧毁了所有的建筑。商馆很快在原址上重建，恢复往日的规模。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炮轰广州城，十三行商馆再次被毁。

[12][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第195-196页。

[13][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第202—203页。

[14]Sidney W.Mintz，Sweetness and Power，Penguin Books，1985，p.115.

[15]有关英国茶税状况，可参见All About Tea，“Chapter 7 History of the British in Tea”，pp.124—127。

[16]有关鸦片贸易构成大英帝国财政基础的论述，参见Carl A.Trocki，Opiun，Empire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9。

[17]J.Elliot Bingham，Henry Colburn，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London，1843，Vol.I，p.1.

[18]参见Nigel Cameron，Barbarians and Mandarins：Thirteen Centuries of Western Travelers i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316。麦修拉为古希腊传说中的长寿者，类似中国的彭祖。

[19][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第247—248页。

[20][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第300页。

[21]同上书，第302页。

[22]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页。

[23]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40页。

[24][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第212页。

[25]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132页。

[26][英]戴存义夫妇：《戴德生传》，胡宣明译，香港证道出版社1984年版，第258页。

[27]有关培尔《历史批判辞典》中的宗教宽容思想介绍，可见《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四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郑文彬撰《培尔》。

[28]J.K Fairbank，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p.274—275.

[29]W.A.P.Martin，The Siege in Peking：China Against the World，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mpany，1900，p.7.

[30][英]柏格理等：《在未知的中国》，东人达等译，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483页。另，有关柏格理的事迹均见此书，恕不详注。

[31]参见周宁《风起东西洋》，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四章“扶清灭洋：悬在中西之间的双刃剑”。

[32][英]洛克：《论宗教宽容》，吴云贵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页。

[33][美]保罗·蒂利希：《文化神学》，陈新权、王平译，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34]特瑞萨修女的这段话见特瑞萨修女《活着就是爱》，王丽萍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7—98页。这段话在网上流传，翻译更有韵味，特引用网上的译文http://cq.netsh.com/bbs/758341/html/table_26935104. html。

[35][英]柏格理等：《在未知的中国》，东人达等译，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790页。

[36][美]约翰·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程宗家译，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32—33页。

[37][英]阿诺德·汤恩比：《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晏可佳、张龙华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6页。

[38]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哲人、诗人论美文选》，东方出版中心1994年版，第308页。语出自舍勒文《论悲剧性现象》，论者认为，悲剧性事件包含着历史性，悲剧英雄的失败与罪过不是因为其自觉选择的结果，而是因为其无从选择，一切灾难与罪过都在他的“选择范围之内”，自己置身其中，无法逃避，最终只能以自我的牺牲获得价值的超越。

[39]该诗有绿原的译本与陈敬容的译本，本人采用陈敬容译本，见臧棣编《里尔克诗选》，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引用时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