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传统的文史之学——自选集序言

一个人的学术观点，往往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总的说来，总是取决于先天、后天所形成的禀赋。我小时候生长在农村，没有什么文娱活动，只能听听浦东说书，什么《七侠武义》《小五义》《彭公案》《施公案》之类。能读些书了，也就躭读《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的章回小说。高年级后，能读史书了，开始阅读《三国志》等史书，这才发现其内容与《演义》上的说法大为不同，于是转向阅读正史，从而治学之时喜欢文史互证，并对文史不分的传统表示认同。

新中国成立之后，家中划为地主阶级成分。之前我已生了三年肺病，家中为了抢救我，不断变卖家产，实已破败。1950年时，为了摆脱内外交困，乃跳级一年，以同等学力考入南京大学中文系，只是入学不久发现肺病复发，遂又进入疗养宿舍，直到三年级时才痊愈。当时因国家需要，全国大学生都提前一年毕业，分配工作，我以肺病初愈，想巩固一下，乘机补一些课，于是提出申请，继续留校学习，于1954年时毕业。这时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新建，而国内已无当届大学生供应，这就让我有了机会到北京工作。

四年级时，从胡小石先生学习《楚辞》，这时才用功读了一些书。小石师运用神话、宗教、民俗等相关知识进行分析，对我影响很大，这在我的《九歌》研究与李白研究上有明显呈现。因而我认为，研究工作应随选题的不同配备相关的知识，除了文史哲外，还应重视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这也就是说，治学必须重视综合研究。

1956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出台，小石师传话，让我考他的副博士研究生，其后也就留校任教，直到今天。

可以说，改革开放之前的一段漫漫人生路，曲折多变，历尽艰难。按照我当时的条件，出身不好，非党非团，与家庭割不断感情上的联系，思想老是跟不上形势，因而颠踬迷惑，屡陷困境。平日教学，任人摆布，不断改换岗位；运动之中，更是险象环生，只要一个门槛跨不过，也就可能沉废终身。由此之故，我对前半生的自我鉴定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随波逐浪，力疲心劳。

但我也有一些优点，做事还算认真，读书还算勤奋，而且自知条件不如别人，不能指望上级给你什么优惠条件，由是承担某一任务时，如有心得，总想及时记录下来，以免转向后遗忘。我早期所写的几本书，都是在任务改变前夕突击出来的。

研究生时，小石师本想让我作《山海经》的研究，后因急于接替重病在身的罗根泽师上中国文学批评史课，这才赶忙把学习楚辞时考虑过的一些问题写下，因为时间限制，只能就其中《九歌》方面的问题略抒己见，也就写成了后来正式出版时取名为《九歌新考》的第一本书。

改助教后，为五年级上中国文学批评史课。我在研究生阶段只上了一年多的甲骨、金文和《说文解字》部首，这时转向立即上高年级的新课，从孔夫子到王国维，全由我一人承担，吃力得很。但我集中精力备课，第三年时就发表了《梁代文论三派述要》一文。“文革”前夕，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约我写作“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中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一书。书稿完成后无法交出，直到80年代初期，经改写后才以《中国文学批评小史》一名问世。

“文革”十年，荒废年华，但由于我的特殊身份，即没有任何价值，却还有那么一点使用价值，故而后期被起用。先是参加江苏五所高校集体编写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有关文论注释工作，同时参加《辞海》的修订，后又参加我校和南京化学工业公司师傅组成的法家著作《韩非子》注释组，利用空隙时间写成了《韩非子札记》一书。“文革”结束，我又受命将注释稿改写成一本学术著作，增加校勘等方面的内容，以《韩非子校注》一名正式出版。

前此我曾奉命将家中“黑书”悉数上交，因而除了“雄文四卷”之外已无书可读，后因出现了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一书，工宣队开禁，允许教师读唐诗。精力无处发泄，潜心阅读，随后写成《高适年谱》一书。“文革”结束，为了修订《韩非子校注》，上北京查书。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中藏有胡震亨《唐音统签》和季振宜《全唐诗》二书，经请求蒙允准，花了半个多月精心阅读，随后写成《叙〈全唐诗〉成书经过》一文，由此进入了唐诗研究的行列。1990年，我主持了一次唐代文学国际会议，为了总结唐诗研究各方面的成就，我主编了一部《唐诗大辞典》，并写了《唐诗文献综述》一文作为附录。其后又为李白的一些奇特现象所吸引，试图作出新的解释，从而写下了《诗仙李白之谜》一书。也就在同一时期，我奉校方之命，协助匡亚明前校长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匡校长要求每一位副主编都写上一本，于是我于21世纪之初完成了《李白评传》一书。

1980年前后，我应中华书局友人之邀，整理笔记小说《唐语林》，其成果即《唐语林校证》上、下两册。随后我就整理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继续探讨，写成《唐人笔记小说考索》一书；又把附录中的《〈唐语林〉援据原书提要》部分调整充实，以《唐代笔记小说叙录》一名单独行世。与此同时，我主编了一本《唐人轶事汇编》，由我所内人员严杰、武秀成、姚松负责具体编纂。出版之后，颇获时誉，于是我在九十年代后期又筹划重编《宋人轶事汇编》一书，具体工作由校外专家葛渭君、周子来、王华宝三人负责。此书已于2014年出版。

1980年代，我花在唐代文史方面的精力较多，因而比较关注陈寅恪、岑仲勉等人的研究成果。其后接受了程千帆先生的建议，为硕士生开设近代学者治学方法研究一课。到了90年代，我将这一方面的论文和讲义编成《当代学术研究思辨》一书，公开出版。

除了写书之外，我还先后写过一百几十篇论文，先是编成《文史探微》《文史知新》《魏晋南北朝文学论丛》三本论文集。所收文章，上起先秦，下至当代。文章内容，以文学为主，但又不囿于纯文学的范围，而与传统意义上的文史之学联系密切。这与我的师承有关，也与我个人的特殊境地有关。

除此之外，我还先后编了两种论文集《无为集》与《馀波集》，把那些零散的文字又汇集起来，前者编入了《周勋初文集》，后者则于八十寿辰时编就，单独出版行世。

古委会成立，我出任本校古籍所所长，于是又把很多精力投入古籍整理项目。其中规模较大者，一是与一些朋友主持《全唐五代诗》的编纂，出任第一主编，希望总结唐诗文献整理方面的新成果，编成一本质量上超过御定《全唐诗》的崭新总集，目下初、盛唐部分已于2014年出版，全书将于2018年完成。一是组织本校古籍所与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组内同仁，整理出一部《册府元龟》的校订本。这书犹如一座未被开发的宝库。我们将宋本与明本互校，并与史书互核，且后附以人名索引，为文史学界的研究工作者提供不少便利，出版后得到很高评价。

90年代我还做了一件颇为惬意的事，将我国流散在外的珍贵古籍唐钞《文选集注》迎归故土，编辑加工出版。此书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丛书》内的二十三卷残帙为基础，加入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的一卷，天津艺术博物馆所藏的一卷残帙，北京图书馆所藏的两片残页，按一百二十卷本原来的顺序编排，命名《唐钞文选集注汇存》。21世纪初，我又筹划出了一种增补本。各界朋友共襄盛举，我能为此稍尽绵薄，实属三生有幸。

我在“文化大革命”前教过一个学期的《文心雕龙》，“文革”之后又教过三次，因此前后只有四个学期的教学经历。但我做事比较认真，每讲一门课，都有详细的备课笔记，讲《文心》时，也编有讲义，先发给学生预习，然后讲授。2000年江苏古籍出版社为我出《周勋初文集》时，我就把讲义也印了进去，取名《文心雕龙解析（十三篇）》，也算是我涉足这一领域的一份学习心得。

因我一直在古代文论界活动，几次重要的《文心雕龙》国际会议也都有朋友邀请前往，为此我总是竭尽所能地提交高质量的论文。这样，我在这一领域中虽非专业人员，却也占有一席之地。

近年来，其他研究工作陆续结项，与《文心》的缘分却又突然增加起来，一些学生与朋友认为，我在《解析》中呈现的思路和论文中提出的论点，自有其特色，应该把其他三十几篇文章也一起注出，可以全面展现我的研究心得。之前我也曾再次注过两篇文章，只是现已年老，力不从心，于是许多学生帮我注完了其他几篇，实现了心愿。

我对这一领域的现状作了审视，发现其间存在很多问题，有待提高，有待纠正，因而尚有空间可以开拓。思路逐渐明晰，形势看得更清楚，于是决心发挥自己的长处，把《文心雕龙》此书放在学术史的长河中加以考察，这样既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又可克服目下普遍存在的流弊，努力使学术界走上一条更康庄的治学大道。

总的来说，目下这一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是由近百年来的学科发展越来越细化，研究工作者过趋专门而引起的。我看到，一些知名的学者，在基本文献和典章制度方面都存在模糊的认识。况且“龙学”一名出现后，有些年轻学者往往一辈子只读这一本书，相关典籍多加忽视，这样研究工作又怎能深化？一些学者揭示的《文心雕龙》理论体系，实际上是以苏联式的文学理论为框架，从刘勰书中摘取相关材料，作为佐证而构成的。因此，刘勰在理论上到底作出了哪些总结？《文心雕龙》的贡献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尚有待于再加论证。

细想起来，各门学科过趋专门化而滋生的流弊，不光发生在《文心雕龙》的研究领域，其他学科也有同样的情况。因此，学界这一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关切与深思。我在《文心雕龙解析》中，纳入了与此有关的一些论文，其中有与前辈学者的商榷，也有与同辈朋友的商讨，而在每一篇文章的《解题》中，又逐一抒写我对这些文体的研究心得。因此，《解析》一书，综教学与研究为一体，而这正是我整个学术生涯的缩影。

如上所言，我的研究工作，不论是《九歌》、韩非、唐代诗歌、唐人笔记小说、当代学术研究，抑或《文心雕龙》，也就呈现出自身的特点，即将此书放在中国学术史的背景下考察。这就突破了当下所谓“文学”的界限，而是把政治制度、时代思潮、历史演变、文坛风气等因素综合起来考察。这样做，涉及面广，历史感强，学术史的意味也就浓厚。因我不断奔波于各个学术阵地，也就培育出了一种多角度考察问题的本领，谈天说地，纵论古今，自然会向学术史的方向发展。

我干的活很多，有人称我为“多面手”，我则自嘲为“勤杂工”。反正一有突击任务，要开什么新课，接手人家丢下的课，总会首先考虑到我。自做研究生起，就碰到鸣放、反右派、大批判、交心、拔白旗、大搞卫生、除四害、四清、“文化大革命”；大的运动之中还套若干小的运动，例如“文革”，其间还有除四旧、清理阶级队伍、深挖5·16与批林批孔，等等。真所谓“大的运动三六九，小的运动年年有”。……从教学工作来说吧，教中国历代散文选，教中国文学批评史，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和隋唐五代文学史；参与大编教材，先编中国文学史，后编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化大革命”后期又参加注释《马恩列斯文艺论著选读》，编《辞海》，注释法家著作《韩非子》。改革开放之后，改教越南留学生，开大一语文课，参加高考出题前后计三次……如此奔波劳碌，非“勤杂工”而何？上述情况，说明我身份特殊，不可能担任什么领导职务，做的都是实际工作，这倒也培育起了我苦干实干的精神，或许也可以说是“有心种花花不发，无心栽柳柳成荫”吧。

屈指算来，担任教师已有五六十年之久，始终不离本职，自然把教书育人放在第一位，平时常为学生一辈的前途着想，所花的心血也最多。有关教学方面的情况，马来西亚籍博士生余历雄的《师门问学录》中有所记叙，藉此可见一斑。

这里可以附带说明的是：2013年江苏省评出首届社科名家十名，我忝列其中。随后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推出一种《江苏省社科名家文库》，我也名列其中。此书字数与本书约略相当，内容亦相近，我就把二者作了分工，将那些序、叙录、访谈录、前言后记、讲义与讲演稿编入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那本《周勋初卷》，本书则纯属学术史方面的论文。读者如有兴趣，可以找江苏的那本并读，该书已于2015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