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纵观历史长河，任何一种文化，无论是新兴后起还是源远流长，都无法完全以个体意志控制文化输出，更不能抗拒外来文化的渗入。文化之间存在着文化势差，在历史的各个阶段，总会发生相互碰撞、交流及融合。历史上，作为四大文明中唯一不曾中断的中华文明，以高度繁荣和巨大影响辐射整个东亚乃至以外的地区。及至20世纪初，随着世界文明格局的演变，中华文化的域外传播进入了空前低潮时期，面临着历史上最严峻的考验。西方文化、苏俄文化、日本文化等域外文化不断涌入中国，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成为该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直接实践者和推动者。在这些有识之士眼中，鲁迅成为时代的象征和旗帜。

鲁迅是中国的伟大作家，更是比肩诸国优秀文坛逸才的世界级文学家，凭借其奇思妙想的构思和振聋发聩、发人深省的声声呐喊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鲁迅及鲁迅文学是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甚至是一种文化符号的代表，代表一种在混沌未清年代“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清明之势。鲁迅怀揣对祖国无比炽热之爱，意识到治愈身体病痛虽可为，却远不及拯救病入膏肓的国人心灵行之有效后，毅然弃医从文，以笔为戈，对尚处懵懂、迷惘之中的国人发出痛彻心扉的呼喊，期待这声声呼唤可以唤醒沉睡中国人的意识。鲁迅虽对现实厌之、恶之，却又立足现实，然而并不为现实种种束缚所困，而是赋予其幻想或是夸张之力，展现出似与现实交织，却也存在诸多格格不入之处的奇绝妙绝的文学世界。因而，展现在众人面前的是一幅现实与幻想交织、沉默与爆发并存的精妙画卷。

鲁迅凭借文学创作和文学译介等途径，为中华民族持续了两千余年的封建文化注入了一针近代文明的强心剂，为近代文学注入了鲜活血液，并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历史的转折当口，鲁迅挺身而上勇敢立于风口浪尖，鲁迅身后，他“文化摆渡人”的意义仍未有所消殒。在我国走向世界的现代文学译作中，鲁迅的作品占有很大比重。更多国外学者及普通群众通过鲁迅加深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甚至中华文化的了解。

从20世纪20年代初至80年代初的60年间，鲁迅的作品已全部被译成日语、英语、俄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50多种语言，并于40多个国家出版发行，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世界上120多家出版社和期刊出版、发表了300多种鲁迅著作译品。

日本的鲁迅译介与研究在域外鲁迅传播及研究领域，开始时间最早，形成规模最大，且成果最为丰硕。据日本东京大学文学系藤井省三教授考证，早在1909年3月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在日本出版时，世界上最早介绍鲁迅的文章就已刊载于同年5月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滥觞于此，鲁迅及其文学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并引起极大反响。而日本的青木正儿，以一篇《以胡适为旋涡中心的文学革命》为发轫之始，揭开了世界鲁迅研究的帷幔。作为海外鲁迅研究重镇的日本，自由主义学派、理想主义学派、自然主义学派、虚无主义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文学主义学派等10余种主要学派的学者纷纷在此领域挥毫泼墨。其中竹内好、增田涉、伊藤虎丸、丸山升、丸尾常喜及藤井省三等鲁迅研究权威，贡献卓著、成绩斐然，成为世界鲁迅研究的先行者。其中，最早被公认为域外鲁迅研究领域最杰出学者、日本“鲁迅学”奠基者的竹内好，其“竹内鲁迅”研究范式对后世鲁迅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权威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博士1974年11月在日本京都大学的演说中曾说道：“对于日本人来说，孔子和鲁迅先生是中国文明与文化的代表。一个日本人，他可能不了解中国的文学、历史和哲学，可是，他却知道孔子和鲁迅的名字，他们常常饶有趣味地阅读孔子和鲁迅的作品，通过这些作品，他们懂得了中国文明与文化的意义。”由此可见，在日本鲁迅早已被推崇备至，其影响甚至可与孔子比肩。在日本的现代中国学研究中，至今还没有一人能像鲁迅那样，能获得如此广泛的认同与高度的评价。

苏俄的鲁迅译介及研究紧随日本之后，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5年苏联支援中国革命人员中的王希礼（波·阿·瓦西里耶夫）将《阿Q正传》翻译成俄文，鲁迅为其作序并撰写《著者自叙传略》。以此为发端，鲁迅走入了苏俄乃至东欧学者及民众们的视线。至50年代，苏俄的鲁迅研究已颇具规模。从世界范围来看，鲁迅在各地的传播和研究进程，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地政治气候的影响，这一现象在苏俄及东欧地区显得尤为突出。由于20世纪此地区政治角力激烈，一度出现将鲁迅及其作品政治化工具化的现象。而在苏联及东欧诸国政治体制改弦更张之后，对鲁迅的研究才逐渐恢复客观及理性。在新一代的鲁迅研究者中以B.谢曼诺夫尤为突出，其相关论述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影响力。其余苏俄学者诸如费德林、B.彼特罗夫、B.索罗金等人的研究成果也不容忽视。而捷克斯洛伐克的鲁迅译介与研究也备受瞩目，甚至形成了鲁迅研究中的“捷克学派”，其代表人物普实克曾针对1961年美国华裔学者夏志清所撰《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于鲁迅的评价部分提出批评，并引来夏志清的学术反击，两大汉学家就此于《通报》上展开了一番笔战。

1926年法国文学杂志《欧罗巴》刊载了中国留学生敬隐渔翻译的《阿Q正传》选节。同年，梁社乾的《阿Q正传》英译本也于美国发行问世。鲁迅以此为契机，走入西方世界。敬隐渔将译文寄给法国文学巨擘罗曼·罗兰，受到了罗曼·罗兰高度肯定，认为“阿Q正传是高超的艺术作品”。而鲁迅在自己著作之中也多次提及罗曼·罗兰，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二人相互赞赏的这一段佳话，至今仍是中法文学交流史中人们津津乐道之事。而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远隔重洋，文化和思想上的隔膜造成的“中国文学误读”屡见不鲜，这让鲁迅的作品及鲁迅精神在传播过程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阻碍。于是，华人华侨与中国留学生便自觉肩负起了最初的传播鲁迅的重任，大大减少了上述差距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效避免了“误读现象”。在此之后，各国的记者、文学家亦纷纷加入到翻译及介绍鲁迅作品的队伍中来。几十年的译介及研究过程中，西方一代又一代学者投身鲁迅及其作品的译介和研究工作中，诸如美国的杨宪益与戴乃迭伉俪、夏济安、帕特里克·哈南、薇拉·舒衡哲、李欧梵、林毓生、刘禾；法国的米歇尔·鲁阿、弗朗索瓦·于连、范伯旺、徐仲年、布里耶尔、克洛德·罗阿；德国的沃尔夫冈·顾彬、马汉茂、苏珊娜·魏格林-斯威德兹克；意大利的鲁奇雅诺·比颜奇雅狄、卢卡·帕沃里尼、埃塔诺·维维亚尼、爱多瓦尔答·玛西；英国的卜立德、约翰·钦纳里、麦克道尔；澳大利亚的梅贝尔·李、G.戴维斯等学者，他们运用各种新兴批评方法，对鲁迅及其作品进行了全面艺术分析，在西方世界共同构筑了一幅完整的，又有别于东方世界的鲁迅像。

朝鲜半岛的鲁迅译介与法国几乎同时展开。1926年汉城《东光》杂志刊登了柳树人所译《狂人日记》。以与中国深厚的历史、政治及文化亲缘关系为大前提，在梁白华等人的努力之下，朝鲜半岛的鲁迅译介与研究呈现燎原之势。“在1920年以后的韩国中国文学界，就专家学者与研究论文、翻译出版而言，最多的对象就是鲁迅。”朝鲜半岛的鲁迅研究呈现作品文本研究与思想研究并重之态，并在发展过程中较多借鉴西方象征、系统分析及解构主义等现代文艺理论，同时涌现了大批如李光沫、左翼作家韩雪野、民族诗人李陆史、现代诗人金光均、战后小说家李柄注、朴景利、柳阳善等一批深受鲁迅影响的作家。随着中韩外交关系的改善，朝鲜半岛地区的鲁迅研究在韩国得到了极大深化，李家源、朴万实、金河林、朴宰雨等鲁迅作品翻译家、研究家亦在世界鲁迅研究史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20世纪70年代起，鲁迅研究在韩掀起热潮。至90年代，韩国的鲁迅研究规模壮大、成果激增，韩国高校比较文学方向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在近几年甚至呈现“鲁迅热”。值得注意的是，韩国鲁迅研究在研究过程中逐渐达到了不受政治意识形态左右的学术自由状态，更具客观性、整体性。

而东南亚诸国，亦有越南的邓台梅、张政，泰国的吉特·普密斯克、阳努·纳瓦育，新马地区的方修、王润华等人，在鲁迅研究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其译介传播面之广阔，研究成果之繁多，丝毫不亚于较为发达的文化大国。在过去，从文化心理而言，我们通常将更多的关注置于日韩欧美等国的鲁迅研究中，而较少关注东南亚诸国。但由于地缘、亲缘等难以割舍的历史、政治及地理因素，东南亚诸国中一批又一批鲁迅研究者至今仍笔耕不辍，硕果累累。其中尤以新加坡著名学者王润华的研究成果最受人瞩目。他在鲁迅研究中突破旧有研究框架，另辟蹊径，且具有高度敏锐的学术直觉，使新加坡乃至东南亚鲁迅研究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

澳大利亚因地理文化位置的原因，正式开始研究中国文学是20世纪50年代的事情，时间上比较晚，但从那时开始，就形成了悉尼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鲁迅研究“双城记”。学界对鲁迅的兴趣，很大程度上依赖鲁迅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但也有独树一帜的。在陈顺妍、黄乐嫣、张钊贻和寇志明等一批学者的支持和推动下，鲁迅研究在澳大利亚当代仍保持着相当高的热度，特别是鲁迅和尼采的研究一度成为澳大利亚鲁迅研究的亮点，在“澳大利亚鲁迅研究史”上记下了有自己特色的一笔。近年《鲁迅与澳大利亚》的出版，更令人振奋。

环顾世界各国的鲁迅传播史，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囿于各国历史、政治、文化传统以及与中国关系亲疏的不同，鲁迅在各国的译介传播进程或一路易如破竹，或早期受滞，或中期冷却，但却从未在哪个国家有过真正的停滞与摒弃。无论过程如何，最终殊途同归，现如今鲁迅研究已成为当世之显学。

世界各国媒体对鲁迅的报道亦从未停滞过。以日本为例，全球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从1902年9月14日至2015年9月13日对鲁迅的报道共有695条，其数量之多、延续时间之长可见出鲁迅在日本所具有的无可忽视的影响力。日本对鲁迅的报道亦随着中国社会运动的变化而变迁，呈现出多元性、矛盾性，内容涉及了鲁迅著作、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珍贵资料以及鲁迅研究发现等诸多方面，特别是近年来，媒体纪念鲁迅、怀念鲁迅之情仍未见衰减，对鲁迅作品、书籍的相关广告、书评和鲁迅相关电影及戏剧、纪念活动及介绍其家人弟子朋友等的报道也频繁地见诸报端，日本主流媒体充分发挥大众媒体的影响力和作用，持续对鲁迅及与鲁迅相关的新闻给予关注，及时向国内外传达有关鲁迅的讯息。中日两国以鲁迅为纽带在交流与理解方面的不断努力，一切可谓是“鲁迅效应”的巨大影响力所带来的。

批判文学传播理论奠基人洛文塔尔曾经指出，“无论是就其内在本质而言，还是就其社会功能来说，文学所发挥的都是一种中介作用，即传播、交流、理解的中介。……文学对于恢复传播的本真内涵和人性内容，对于推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理解、分享内在的体验，对于‘人类的自由与解放’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鲁迅及其作品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接受的过程，正是体现文学传播真谛的一个最佳范本，百余年的传播史，我们能够看到鲁迅是如何从“中国的鲁迅”逐步成为“世界的鲁迅”。这期间，遭过冷眼，遇过误解，也得到过鲜花，博得过掌声。当下鲁迅的文学艺术成就得到了全世界范围的肯定，其精神亦成为鼓舞世界人民前进的旗帜。正如洛文塔尔所述，“世界的鲁迅”利用文学这一载体，最终将会成为世界人民跨越文化鸿沟、认识并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及中国的一架坚实桥梁。

我们认为，在20世纪这一激变时代谢幕10多年之后的今天，应以更为宏观的角度，重新审视置身于中外文化交流中的鲁迅。在这一点上，深入剖析鲁迅的“国民之眼”及“国民之口”的身份、细致且系统地梳理及分析鲁迅在中外交流中的具体活动与贡献，有着重大意义。因此，本课题的开展，综而述之，深具学术及现实意义。

首先，鲁迅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其中不乏鸿篇巨制的扛鼎之作。在鲁迅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领域，国内外学界已有涉及。然而，至今以专著形式全景式研究鲁迅与20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尚付阙如，使人深抱未窥全豹之憾。从这个角度出发，本课题具有开创性的学术意义。

其次，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和交流更加紧密，文化交流方式和途径也更趋多元化。但是，鲁迅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外文化交流领域中的价值不减反增，重焕异彩。而且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增强，软实力的建设已成为新时代国家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需求，进而对我国对外文化推广和宣传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鲁迅作为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占据重要一席的文化主将，在新时代如何深入发掘“鲁迅”资源，将其潜在能量最大化发挥，成为当前我国对外文化推广和输出及新时代鲁迅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本项研究摆脱传统鲁迅研究的窠臼，站在21世纪的高度，回眸和重审鲁迅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与影响，对其进行总结和升华，探讨鲁迅资源在当今全球化视域下的中外文化交流中所具有的价值及其趋势。相信在卷帙浩繁的鲁迅研究著作中，本著作将以独特视角和丰富资料，为新世纪的鲁迅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

宋绍香：《世界鲁迅译介与研究六十年》，《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第5期，第91页。
藤井省三：《日本介绍鲁迅文学活动最早的文字》，《复旦学报》1980年第2期。
转引自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稿》，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7页。
转引自袁荻涌：《鲁迅与中法文学交流》，《洛阳师专学报》1997年第6期。
朴宰雨：《韩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4期。
金河林：《鲁迅与他的文学在韩国的影响》，《现代东亚语境中的鲁迅研究——中韩鲁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7月。
王家平：《鲁迅域外百年传播史：1909-200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98页。
转引自甘锋：《洛文塔尔文学传播理论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