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鲁迅在东方世界

第一章　日本主流媒体百年来关于鲁迅的报道与传播
——以世界发行量首位的《读卖新闻》为中心

被世人赋予了多重称号的鲁迅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和持续的关注。在他充满动荡飘零的人生中，无论创作抑或翻译，其累累成果均成为世界宝贵的精神财富。鲁迅虽已逝80余年，然而世界各国的人民至今仍在品析其犀利精练的言语、解读其极具预见性的思想、阐释面对当时“病势沉疴”的中国人时他那怒其不争和撕心裂肺的呐喊。其弃医从文的坚定身影、孤寂伟岸的形象仍然在历史长河之中清晰可见。

鲁迅与日本有着不解之缘。正值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之际的鲁迅选择出国求学，希望通过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来应对当时国内和国际的风云变幻，拯救国人，这成为他执着追求的目标。日本求学经历在鲁迅的人生之路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人生的重大转折亦是发生在日本。救死扶伤的医生是否能够医治精神上已经病入膏肓的“患者”，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终于找到了这一问题的答案。他放弃一直以来的从医志向，决定以言语为利刃，帮助世人剜掉思想上的腐肉。医生医病却难医心，只有以海纳百川的气量去接受更多新的思想，才能跳脱出“故步自封”的桎梏。他在日本学习不同的语言，而后他的译作更成为一帖精神良药。此外，不能不提及他与恩师藤野先生的君子之交、师徒情谊。二人的交往在动荡不安的乱世之中如同一涓细流浸润心灵。君子之交淡如水，正是这波澜不惊却惺惺相惜的情谊，至今仍为两国人民津津乐道。而时至今日，鲁迅文学仍在世界文坛中屹立不倒，对鲁迅文学相关的研究也从未止步，其中以中日韩三国最盛。

鲁迅与日本渊源之深可以通过日本媒体得到印证。众所周知，鲁迅从1902年至1909年在日本留学7年，最初两年在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之后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一年半，于1906年3月左右返回东京，开始文学运动。第二次的东京生活由其弟周作人相伴左右。据周作人回忆，两人每天都在东京寄宿的地方读按户送达的《东京朝日新闻》（以下简称《朝日新闻》）。1907年4月夏目漱石辞去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职务，进入朝日新闻社，于6月23日起开始连载长篇小说《虞美人草》，因而鲁迅每天清晨都会伏在枕上，吸着中档的敷岛牌香烟，先看《朝日新闻》的小说栏。

《朝日新闻》于1879年1月在大阪创刊，1888年收购东京的《觉醒新闻》，更名为《东京朝日新闻》，1889年将大阪总社发行的报纸更名为《大阪朝日新闻》。

1912年5月起就职于教育部的鲁迅，1919年在北京内城西北部的八道湾购置住宅，将留在故乡绍兴的家人接到北京。鲁迅当时订阅了《读卖新闻》，由东京邮寄至宅邸约耗时一星期。

《读卖新闻》于1874年11月在东京创刊，因文艺界的相关报道较多，如1897年1月连载尾崎红叶的小说《金色夜叉》等，被称为“文学报刊”。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鲁迅订阅的不是《朝日新闻》（虽然《大阪朝日新闻》可以早一天送达八道湾），而是《读卖新闻》，除重视《读卖新闻》的文学性之外，还可能与弟弟周作人和周建人两人的妻子羽太信子、羽太芳子姐妹出身东京，爱读家乡报纸有关。

如上所述，鲁迅是《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的热心读者。而日本媒体对鲁迅最早的报道，是在1909年，当鲁迅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留学生时，东京的刊物《日本与日本人》五〇八号《文艺杂事》栏，便报道了当时周氏兄弟的《域外小说集》翻译、出版的消息。随着鲁迅声名鹊起，《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两家报社也开始报道关于鲁迅的新闻，甚至向鲁迅约稿。如此，至2015年12月的这百年间两家报社报道鲁迅或与鲁迅相关的新闻甚多，《读卖新闻》约为695篇，《朝日新闻》约为875篇，其中1984年到2015年之间为726篇。

日本《读卖新闻》是世界发行量最大的报纸，2013年11个月的发行量超过了1000万，为10007440份，虽然由于网络媒体发展等因素，报纸的销量连年下降，但是《读卖新闻》于2015年的发行量依然为世界第一，11月发行量为913万。《朝日新闻》2013年度的发行量为世界第二，2013年的发行量7520474份，2015年为671万份。据此本文拟采用发行量最大的、报道关于鲁迅新闻最早的《读卖新闻》为数据搜集对象，探讨《读卖新闻》中鲁迅相关报道的变迁及时代背景。顺便一提，在中国1914年的调查中，北京各家报纸的发行量都为几百至几千，上海报纸中《新闻报》为2万份，《申报》为1.5万份。据中商情报网报道2014年《参考消息》发行量为350万份，《人民日报》为280万份。

在《读卖新闻》报道的数据库“YOMIDASU历史馆”的“明治、大正、昭和1874-1989检索语”一栏中输入“鲁迅”，就可以阅览从1874年至1989年间的所有含有“鲁迅”这一关键词的报道及广告（与鲁迅相关的主要为书籍）的版面图片，及1986年以后的报道文本。在数据库“YOMIDASU历史馆”中以“鲁迅”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从1902年9月14日至2015年9月13日共显示695条报道。其中1902年至1986年8月30日报道版面为图片形式，1986年9月26日之后便以文本形式出现。据此，笔者进行了归类整理，其中，262条报道与鲁迅紧密相关，427条报道涉及鲁迅，另有6条报道与鲁迅无关。另根据不同时期的报道特点可将这些报道划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节　第一阶段（1902年9月-1945年7月）

“YOMIDASU历史馆”中以鲁迅为关键词搜索，首先出现的报道为1902年9月14日的题为《教育界杂论　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外国人特别入学临时细则》的报道。鲁迅入学仙台医专为1904年9月，因此这条报道中不可能出现鲁迅名字。为何在《读卖新闻》数据库中检索“鲁迅”会出现这篇报道，有待商榷。

《读卖新闻》中出现的第一篇关于鲁迅的报道，亦是日本首次出现的有关鲁迅的报道，出现于1922年，即1922年7月16日登载的《最近离开支那的爱罗先珂的近况（下）》。至于为何日本的报道会将鲁迅与“爱罗先珂”相关联，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在《鲁迅事典》中对爱罗先珂的介绍可帮助理解。

爱罗先珂（Eroshenko，1889-1952），苏联诗人、童话作家，出生于富农家庭，四岁失明，先后于莫斯科盲童学校及伦敦皇家盲人学校学习，1914年为学习中医针灸，只身赴日。不久便掌握日语，两年后通过日语口述开始童话创作，从1916年起三年间流浪于泰国、印度，因被怀疑是布尔什维克派而被英国·印度政府逐出印度之后返回日本，在左翼人士的演讲集会上倡导人类的解放。日本政府害怕诗人成为社会主义国际合作及大众运动的火种，于1921年6月以“宣传危险思想罪”为由将其驱逐出境。从敦贺市返回海参崴时，他因俄国革命后的内战而无法返回莫斯科，于是前往上海，不久在鲁迅与周作人两兄弟的帮助下，被聘为北京大学世界语讲师，1922年2月起在北京鲁迅的宅邸住了一年多。

如上所示，因爱罗先珂曾经赴日，精通日语，且在被日本驱逐出境后来到了上海。尽管如此，日本媒体依然关注着他的行踪，《读卖新闻》在报道其近况的同时，关注了与其有着密切联系的周氏兄弟。报道标题为《最近离开中国的爱罗先珂的近况》，分为上、下两篇，在续篇报道的首句写的是“与他们同住一个宅邸的是其兄周树人”，从此处可以看出这篇报道的上篇并未提到鲁迅，且鲁迅登场在周作人之后。不过，此续篇几乎通篇介绍周树人与周作人两兄弟在当时中国文坛上取得的成就，以及他们与日本文人墨客的友好往来和交流，对中日文坛交流发展所起的推动与促进作用。报道谈及周氏兄弟在文学上各有建树，其中周树人是教育部官吏，笔名为鲁迅，专攻德国文学，身为创作家，擅于心理描写，怀有一颗忧郁愤懑之心，敢于质疑与揣测，因此相较弟弟周作人，他的作品更着重表现风雨飘摇的世间的黑暗龌龊，带有极强的阴郁悲惨的绝望色彩；周作人虽然是英语文学的研究者，然其不仅将中日两国文学互译、进行介绍传播，还与日本文坛的有岛武郎、芥川龙之介、长与善郎等人合著了多部文学作品。两人都是在中国文坛上开创出崭新局面的先驱者。

鲁迅曾翻译出版了爱罗先珂的日语原作《爱罗先珂童话集》（1922）、《桃色的云》（1923）并在小品《鸭的喜剧》（1922）中写道：“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君带了他那六弦琴到北京之后不久，便向我诉苦说‘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这应该是真实的，但在我却未曾感得；我住得久了，‘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只以为很是嚷嚷罢了。然而我之所谓嚷嚷，或者也就是他之所谓寂寞罢。”鲁迅于文学革命之际发表《狂人日记》，发出呐喊，身处中国言论中心的他也对布尔什维克派主导的革命未来感到不安，其自日本留学以来形成的对俄国诗人的印象也开始瓦解。日本学者还曾经指出爱罗先珂的“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这一呼喊最终升华为描绘半生的寂寞与悲哀的《〈呐喊〉自序》（1922）。

如上所述，爱罗先珂与鲁迅间有着很深的渊源，而鲁迅最开始知晓爱罗先珂也是由于《读卖新闻》的报道。1921年5月29日《读卖新闻》中以全11行的大标题，详尽地报道了警察强制拘留爱罗先珂的情景：“单凭俄国人这一理由/向盲人诗人爱罗先珂/严厉的驱逐命令”“警官穿着泥靴，登上二楼/不容分辩地强制拘留/踢踹、殴打爱罗先珂”“危险思想/宣传/虽然盲人很可怜/断然处置/川村前局长讲述”。

1907年写作《摩罗诗力说》以来，一直寻求为了国民革命而流血、唤醒民众的诗人出现在东京，鲁迅应该深受感动吧。《读卖新闻》最后还用了“人类的一份子”的诗歌作为报道的结尾。从此，亦可看出《读卖新闻》作为媒体对爱罗先珂的高度评价及对其遭受的不公待遇的同情。与此同时，对在中国提供帮助的周氏兄弟予以了高度的评价。

不过，稍有差异的是，日本记者虽对周氏兄弟与爱罗先珂的交往了解得极为清楚，但标题日语中“去”一般应译为“离开”，大意就是离开中国“走了”的意思，但爱罗先珂于1922年2月24日到北京，7月3日其实是暂时离开北京，只是远赴芬兰参加世界语年会，而报道后的11月4日他又返回北京，最终是在约半年后的1923年4月16日离开北京返回俄国。爱罗先珂在北京大学的演讲曾吸引数千名观众前来聆听，但他的世界主义并未能引发真正共鸣，就职几月后选修世界语和文学讲义的学生骤减，甚至有的班级只剩下3名同学。被孤立的爱罗先珂放弃了“解放的预言者”的抱负，于1923年4月返回莫斯科。

接下来的报道出现于1922年11月24日，标题为《“支那新人”周氏三人》，是对中国新人的介绍，但同样与爱罗先珂有关。11月应该是恰逢爱罗先珂刚返回北京周氏三兄弟的住处之际吧。作为对文坛新人的报道，《读卖新闻》非常隆重地介绍了周氏三兄弟在中国文坛上取得的成就与地位，阐述了三兄弟的文学领域与方向，总结了他们各自的文学风格与思想。报道中提到盲人诗人爱罗先珂氏称周树人是中国文坛创作第一人，对其文学作品相当推崇；白话诗人周作人是外国文学的传播介绍者；周建人是文坛有名的评论家。三人的文学领域、文学建构法互不相同、各有千秋，但是三人通过文字所表现的深层意义与思想均是一致的。周树人，笔名为鲁迅，在教育部任职，相当于文部省的文书科长，同时也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小说史科目的讲师。曾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后弃医从文。这一经历与日本文坛中的森鸥外和圭太郎颇为相似。鲁迅创作的名篇《孔乙己》登载在《新青年》这一杂志上，目前已经完结，引起巨大反响。小说塑造了孔乙己在封建腐朽思想和科举制度毒害下，精神上迂腐不堪、麻木不仁，生活上四体不勤、穷困潦倒，在人们的嘲笑戏谑中混沌度日，最后被封建地主阶级吞噬的悲惨形象。《孔乙己》写于1918年冬天，当时文坛以《新青年》为阵地，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但是封建复古的逆流仍很猖獗。科举制度虽于1905年被废除，但培植孔乙己这类人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孔孟之道依旧是社会教育的核心内容，这就有可能产生新的“孔乙己”。要拯救青年一代，不能让他们再走孔乙己的老路。鲁迅选取了社会一角——鲁镇的咸亨酒店，运用细腻的心理描写、平淡真实的笔触，艺术地展现了20多年前社会上这种贫苦知识分子的生活，揭示了时代悲剧，可以启发读者对照孔乙己的生活道路和当时的教育现状，思考当时的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批判封建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

接下来的五年半时间，此前被隆重推出的周氏兄弟竟然没有在《读卖新闻》上出现过。五年半之后的1928年3月9日，一篇题为《上海的文艺》的报道主要介绍了日本新兴文学对上海文艺的影响。当时上海最感兴趣的文学是日本的新兴文艺，其主要原因是，当时在上海活跃的文学爱好者或文坛名家，很多都曾留学日本。涌现出的大量文学作品与日本文学有很多相通相关之处。当时正在中国开展的白话文运动，很多白话其实来源于日语。上海是中国的文学文艺中心，上海的文艺风向引领着全国的文学艺术。报道提到周作人等新锐作家对日本古典文学、近世文学、新兴文学的翻译介绍极大地推进了日本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日文学的交流。但此篇报道通篇完全没有提及鲁迅，这应该与周氏兄弟间失和有直接关系。如此看来，日本的媒体至少报道时对此事亦颇为了解。

鲁迅的名字再次出现是在1928年8月11日发表的《支那文艺谈》当中。该篇以极短篇幅介绍了当时中国文坛的现状。胡适的文学革命打响以后，停滞不前的中国文学出现了新兴面貌并不断发展，涌现了一大批社会小说、写实小说。思想文化的社团联盟，如新潮社等，宛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开办杂志，发表了一系列作品。其中，鲁迅、郭沫若、冰心、郁达夫等人作为新进作家，受到海外文学影响，展现出文明开化的先进思想。

1928年12月29日，另有《支那文坛一瞥》以大篇幅详细介绍了中国文坛的动向与特点。在中国文坛中重要改革——白话文改革运动中，杂志《新青年》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本杂志涉及文学艺术及一系列社会问题，大约12年前就已经开始发行，引发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白话文改革。报道还提到当时创刊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在中国社会改革的思想观念上有重大分歧，最终导致《新青年》成为废刊。但是《新青年》以后近代文艺依然不断成长壮大，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家名匠，大体可以将他们分为四派：资本主义派、古典派、无产阶级派、无政府主义派。报道主要介绍资本主义派。资本主义派又分为语丝派与文艺研究会两派。语丝派得名于该派所创的杂志《语丝》，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都属于该派。周树人笔名鲁迅，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小说家，同时被誉为中国文坛第一人，这一点与夏目漱石相似。他在《新青年》时期就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引起广泛反响。报道指出鲁迅当时以翻译为主创作为辅，翻译了许多日本的文学作品，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坛先锋者，其中短篇小说均收录在其短篇小说集《呐喊》中。周作人具有白桦派倾向，而周建人更加关注生物学与女性问题，纯文艺的作品相对较少。他们创办的杂志《语丝》最初是纯文艺杂志，而后随笔与评论逐渐增加。此外，报道还提及了古典派、无产阶级派和无政府主义派。

1929年2月12日、13日题为《支那的文学者》的两篇连载，其作者为前田河广一郎，着重介绍了中国文坛中的两位名家：鲁迅与郁达夫。作者提及鲁迅是福建省人，曾在上海北四川路上名为“中有天”的餐馆宴请过作者吃福建菜。记得鲁迅曾在饭桌上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在的我是虚无主义。什么国民革命或者类似的改革，对我来说只是毫无意义的现象罢了。现在对我说什么民众运动，已经不能感染我的灵魂深处了。”作者表示听了以后非常惊讶，他本认为这一位伟大的老革命文学者绝对不会轻易妥协的。然而不经意间瞥见鲁迅逐渐苍老憔悴的面容，不禁揣摩起鲁迅的心理。揣摩着先生的灵魂深处，或许是已深知中国内部的重重矛盾，困惑于那复杂交织的矛盾之中，因此产生了虚无主义吧。这篇不同于正式报道的采访或许给日本社会留下了深刻影响。此文稿中谈到鲁迅与福建之关系亦让人颇感新鲜。此后，该记者又介绍了与郁达夫见面后的交谈，指出郁达夫是不同于鲁迅的乐天派。

1930年10月18日《最近支那的倾向》则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涉及了鲁迅。报道称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流行思想，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绝对不在日本之下，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传播与解读。作者还认为当时各大杂志都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声机器，占据领导地位。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是否能够真正支配中国思想，作者认为中国目前的现实矛盾尚不足以完全吸收运用马克思主义。

其间应该另有几篇报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9月12日的报纸上登载了《阿Q正传》的广告。另外，早在1932年11月23日，日本改造社已经在《读卖新闻》上登出即将出版《鲁迅全集》的预告。此后出版了井上红梅翻译的《鲁迅全集》，因为井上的翻译问题较多，全集的称呼也不符合事实，鲁迅本人对此亦表示过不满之意。而后，再次登载出广告时已是鲁迅逝世近20天后的1936年11月8日。最终，1937年日本改造社正式出版了7卷的《大鲁迅全集》，比中国最早出版的《鲁迅全集》还早了一年。

1935年7月13日，《鲁迅之影》的报道可谓是《读卖新闻》中第一篇直接以鲁迅为题的文稿。该篇篇幅短小，介绍了鲁迅的现状与思想近况。文稿写到最近的鲁迅从面容上来看失去了以前的开朗，变得有些阴郁忧愁。之后还记述了这样一些内容：鲁迅不想投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中去，怀有无意参与任何国民运动的虚无主义之心，只想做好一个文学者和诗人。这篇文稿比较侧重对鲁迅的身体及精神状态的描写。

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离世，在次日朝刊上有一篇《鲁迅印象（上）》的文稿，作者室伏高信是日本著名评论家，曾任《朝日新闻》等报记者。室伏高信在此文中记述了他有幸在内山书店老板举办的欢迎会上结识鲁迅，并且对其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该文详细而生动地描写了鲁迅的音容笑貌，称其是他有生之年所认识的世界众位名作家中让他极为难忘的人物，有着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形象，并评价鲁迅为中国文坛第一人，肯定了鲁迅在文学学术方面的成就与深远影响。报道同时分析了当时的中国文坛被马克思主义完全主导的现象。不过，在这篇文稿中并没有直接提及鲁迅逝世。但从作者的文辞来看，其对鲁迅病危的境况是深有了解的，文稿特以“上篇”形式结束，为撰写下篇留有余地。

在10月20日晚报上刊登了一篇标题醒目的报道《亲日文豪之死》，郑重地报道了鲁迅的离世，报道中写到鲁迅于10月19日在中国上海因肺结核去世，享年56岁，并简要介绍了鲁迅的生平经历与取得的成就。报道称鲁迅为中国文坛第一人。著有《阿Q正传》《呐喊》《彷徨》《中国小说史略》等，在文学学术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鲁迅曾就读于日本东京弘文学院、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是东京德国文学协会成员，是文学自然主义的领军人物，创办了杂志《语丝》。先后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史课程。

《鲁迅印象（下）》是续20日《鲁迅印象（上）》的纪念文稿，是室伏高信对于鲁迅的评价与追思。文中写到，无论是在近代中国文坛还是中国的文化长河中鲁迅都享有无上的地位与荣誉，那么他究竟是受困受限于这样的荣誉还是对此投入满腔的热情呢？作者认为都不是，他早已超越了这些，到达了更高远的境界。鲁迅之所以深受当代中国青年的喜爱与崇拜，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对左翼理论的理解，或者说是对它的同情。正是因为对左翼理论的理解与同情，他才会被冠以“反动作家”的名号。因此我们又说鲁迅是伟大的左翼作家。鲁迅的思想到底是不是所谓的虚无主义呢？日本的杂志《改造》上曾刊载过一篇文章，内容是关于鲁迅对中国思想家孔子进行批判的论述，并且认为鲁迅和所有近代人相同，是一位“偶像破坏者”和“传统轻蔑者”。这也是他的思想和态度受众多中国青年追捧的原因。然而在室伏高信看来，他的铮铮铁骨及其作品灵魂的确透露着老庄的虚无主义思想，这离不开五千年中华文化的滋养。最后该作者认为如果鲁迅的寿命可以延长至70岁、80岁，那么他的文学思想成就将可与孔孟老庄相媲美。中国现阶段的发展情况陷入困境，鲁迅的离世无疑是巨大的损失。

10月22日一篇《鲁迅与我国文坛》的文稿被刊登。该篇是鲁迅逝世后第三天的连续报道，高度评价了鲁迅的文学风格以及鲁迅文学在日本的影响。文章强调中日关系的冰点并不影响日本文坛对鲁迅逝世的惋惜与追思。文章还提出，《鲁迅选集》一书曾在日本文坛产生极大反响，鲁迅的作品具有凝练、讽刺、辛辣、准确简洁、顿挫而又富有回味的语言风格，因而具备足够弹性，能恰到好处地表现种种思维、情感的节奏，使行文富有韵味而回味无穷。鲁迅运用极其冷静客观的目光看待纷繁世相，运用这些身边的现实创作小说。报道最后指出鲁迅的作品让日本文坛在近代再次对中国文学产生关注。无论中日政治关系如何发展，都有一个超越政治，不关乎利益与狡诈，只专注于人与人、心与心碰撞的交织依存的世界存在，那便是文学艺术的世界。该篇报道可谓是将鲁迅与日本文学及日本关系概括得淋漓尽致的一篇佳作。

3个月后的1936年12月1日，《读卖新闻》登载了鲁迅同时代作家郁达夫的《今日的中华》一文。文稿中提出了新型的文学创作方式，即“集体创作”，并记述了对鲁迅的追思与评价。郁达夫指出，鲁迅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大作家，他的文章言辞十分犀利、思想先进。他逝世前一直忍受病痛折磨，坚持创作，其坚韧不拔的意志力让人敬佩。晚年，他不仅在文学上，在木雕艺术上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日本，《鲁迅全集》这一鲁迅的文学作品集也已开始发行。最后，文稿还论述了鲁迅在中日文学传播与交流中所发挥的作用。

然而，深切追悼鲁迅、表达中日友好之愿望的文稿因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戛然而止。半年多之后，1938年7月6日有一篇主要撰写井原西鹤与鲁迅共同点的报道《西鹤与鲁迅　极大共同点》被登载。该篇主要分析总结了井原西鹤的文学创作成就，仅稍许提及其与鲁迅之比较。井原西鹤是日本江户时代的小说家、俳谐诗人。原名平山藤五，笔名西鹤，大阪人。15岁开始学俳谐，师从谈林派的西山宗因。21岁时取号鹤永，成为俳谐名家。俳谐是日本的一种以诙谐、滑稽为特点的短诗。西鹤的俳谐与初期以吟咏自然景物为主的俳谐相反，大量取材于城市的商人生活，反映新兴的商业资本发展时期的社会面貌。他的小说创作大体上可分为3个时期。初期作品着重描写男女爱情，以秦楼楚馆为背景，通过曲折的恋爱故事，塑造了一些不受门第约束、以爱情为人生第一要谛的人物形象，如《好色一代男》和《好色二代男》，均以商人的冶游生活为题材。1686年创作的《好色五人女》描写了5个人5种不同的爱情故事，以及在封建等级制和道德观念的压制下酿成的悲剧。最后一部艳情小说《好色一代女》完成于1686年，描写一个诸侯的宠妾沦落为娼妓的悲惨一生。文稿指出鲁迅的作品也是通过底层人物、普通市民（町人）来反映社会面貌、黑暗现实，揭示了深层社会矛盾。从语言风格来看，两人作品的语言尤其是人物对话、心理描写均诙谐幽默、辛辣讽刺，读来感到无穷深意。

4年后的1941年5月28日，终于出现了中野重治撰写的《鲁迅传》。值得一提的是，中野重治是日本小说家、诗人、评论家，别号日下部铁，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主要理论家。20世纪30年代初期屡遭逮捕，战后成为新日本文学会发起人之一，积极参加民主运动。

在日本，研究鲁迅的人日渐增多，《鲁迅传》的出版让日本民众更加清楚了解到鲁迅的文学与思想、品性与风骨，逐渐对鲁迅产生喜爱、同情、理解与尊重的心情。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对我国进行全面侵略，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顽强抗争。在日本，普通国民亦不能免受日本军阀的强行征兵政策之苦，一纸红头文字的出兵令就将日本国民送上了生死难料的残酷战场。此时，日本媒体也被白色恐怖主义控制，几乎不能发表对中国表示友好的文稿。

第二节　第二阶段（1945年8月-1986年8月）

1945年战败后，日本被美军占领，后因1951年9月于旧金山签署的对日媾和条约，于翌年4月起恢复独立。然而，签署媾和条约的同时，也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简称《安保条约》），日本独立后美军驻留日本，日本为美军提供军事基地。由于《安保条约》为美国构筑中国包围圈、对东南亚进行军事干涉提供了支持，所以许多日本国民反对1960年《安保条约》的修改，于1959至1960年掀起了近现代日本史上最大规模的群众反政府运动。特别是1960年5-6月，数万人的游行示威队伍连日包围国会，然而最终《安保条约》仍被修改。

日本作家以及中国文学研究者也参与了美日中国际关系背景下的《安保条约》反对斗争。1960年5-6月访问中国的日本文学代表团（团长为野间宏，团员为大江健三郎、开高健、竹内实等）访问的任务之一就是将反对《安保条约》的日本国民的声音传达给中国人民。条约改订后，鲁迅翻译家竹内好辞去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一职。

战后，1946年5月14日一篇题为《周作人等的入狱》的文章，再次拉开了日本社会报道周氏兄弟的序幕，但此期间的文稿内容尚未公开显示，故无法判定具体内容。紧接着又有几篇关于对周作人被判刑的报道，显示出日本媒体对周氏兄弟的高度关注。但战后1946年的这段时间里，日本对鲁迅的关注点多数仅限于报道周作人时提及鲁迅。

1956年6月8日《痛快的文明批评》一文概述了鲁迅的文学方向与风格。报道指出鲁迅生前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小说史），并对其进行了犀利评论与批判，因此鲁迅的文学常被视为是对中国旧文明的批评。鲁迅与其妻子许广平的往来信件《两地书》反映了鲁迅对文学与社会的理想规划以及对其现状的批评与愤懑。

时至鲁迅逝世20周年的1956年10月20日，一篇关于鲁迅逝世20周年的纪念文稿在《读卖新闻》上发表，题为《鲁迅离去20年》。该篇报道篇幅极短，仅介绍了鲁迅的出生地与逝世时间，附有鲁迅儿时的学堂“三味书屋”的照片以及鲁迅的全家福（鲁迅、许广平、周海婴）。

在1960年7月19日《读卖新闻》发表了一篇题为《人道主义文学的批判》的报道。该篇报道评述了1960年前后中国文坛的现状，认为中国当代文坛的反人道主义是修正主义的一种，该报道还批评了中国文坛对资产阶级文化的全面封禁，认为中国文坛没有创作自由，同时高度肯定了鲁迅的创作自由性。

此时，鲁迅成为了连接中日两国国民的象征。尾上兼英、丸山升编译《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第2卷《鲁迅集》（平凡社）的广告词为：“（鲁迅的）强烈的个性成为……死后仅20年既已完成革命的人民的巨大的力量。”（1963年1月11日晨刊）竹内好译作《鲁迅全集》（全3卷、筑摩书房）的广告词为“确立人民文学的鲁迅”（1966年8月24日晨刊）。这些可以说是代言了日本人心中的鲁迅形象。虽然笔者认为这在文学史上并不正确。此外，媒体经常登载“鲁迅遗孀”许广平的相关报道，也体现出日本人对鲁迅的持续关注。如1961年2月19日晚报《中国妇女代表团下月访日》，1961年3月17日晚报《中国妇女代表团访日　鲁迅夫人等共14人》，1961年3月19日晨刊《“新闻人物”中国访日妇女代表团团长许广平》。另外还有1961年6月29日题为《夫人写作〈鲁迅回忆录〉》的报道。

岸信介的自民党内阁在《安保条约》强行被批准后全体辞职，代替其上台的是池田勇人的自民党内阁，池田内阁推进高度经济成长政策，使得日本于1968年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另一方面，中国因“大跃进”（1958-1961）政策而经济疲敝，虽然后因刘少奇的调整政策得以暂时恢复，但又因1966年“文化大革命”再次陷入困境。《读卖新闻》关于“文革”的报道仅是传达《人民日报》等报道，批判周扬（1966年7月1日晚报《反党的头目是周扬　中国报纸指出》）后，接着批判郭沫若（1966年9月20日晨刊《郭沫若是“反动作家”　红卫兵、大字报批判》）。随着混乱的扩大，人们将鲁迅视为坐标轴的角色。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的编辑部专栏以“不知何故，我喜欢鲁迅的‘自嘲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结尾（1966年10月19日晨刊“编辑手册”）。

《伊藤虎丸著〈鲁迅与终末论〉》、1976年9月13日晨刊《丸山升著〈一位中国特派员——山上正义和鲁迅〉》、1979年4月9日晨刊《新岛淳良著〈读鲁迅〉》这三本著作通过《读卖新闻》的介绍得到推广。

邓小平和华国锋分别于1978年10月和1980年5月访问日本，随着中国推进改革开放政策，各种代表团开始访日，访问地包括鲁迅曾居之地仙台，《读卖新闻》对此均做了详细报道。如：1979年7月29日晨刊《雨中访仙台参观鲁迅之墓　人民日报代表团》及1979年7月30日《松岛之游　人民日报代表团》之类的报道。与此同时，中日两国政府开始实施交换留学生政策，《读卖新闻》对中国人的日本留学进行的报道中更以鲁迅留学经历为例，如1979年11月8日晨刊《中国青年“日本留学热”超精英选拔/背负“现代化”的热烈期望》，同时也介绍了鲁迅之孙周令飞的留学经历。

作为日本代表书店之一的三省堂书店于鲁迅诞生之年开业，1981年5-6月在东京神田的本部举办了“鲁迅·诞辰百年展”的大规模划时代活动，《读卖新闻》亦对此进行了详尽报道。（1981年5月27日晚报《公开珍贵资料　鲁迅·诞辰百年展/神田·三省堂书店》）

此后至80年代中期《读卖新闻》每年都会多次登载鲁迅的相关报道，涉及上海的历史、鲁迅的故居等内容，如1981年10月22日晚报题为《都市物语上海——最适宜的生活环境》的加藤祐三的连载，是以鲁迅热、鲁迅纪念馆修缮等为线索，持续介绍了正在推进经济改革开放的中国。在1986年7月28日登载了《对国民作家的敬爱与瞻仰　“鲁迅热”在中国高涨》的报道。

本时期的报道按关键词检索共计212篇，其中直接报道鲁迅的24篇，与鲁迅相关的报道85篇，其中包含对鲁迅作品、书籍的相关广告书评、电影及戏剧、各种纪念活动及介绍其家人弟子朋友等的报道。另外有引用鲁迅话语等涉及鲁迅的报道103篇。由于这个时间段中国处于几个时代的转换期，日本对鲁迅的报道亦随着中国社会运动的变化而变迁，呈现出多元性、矛盾性。

第三节　第三阶段（1986年9月-1999年12月）

日本《读卖新闻》自1986年9月开始采用电子版，可以直接查看文本资料。该时期对鲁迅的报道多集中于纪念活动、出版物、电影戏剧、资料的新发现等几个方面。本篇章聚焦于日本媒体于1986年至今的新闻报道，故采用分类形式对其进行梳理和分析，从而探寻出日本媒体对鲁迅报道的特点。这一时期日本主流媒体对鲁迅的报道可分为两个主要时间段，其一为1986年至1999年，其二为2000年直至今日。

1986年至1999年的时间段内，作为日本极具影响力的主流媒体《读卖新闻》在报道中，提及鲁迅之名的共计有84篇，其中围绕鲁迅进行详细报道的共计26篇。在日本泡沫经济时期，前期日元急速升值，日本国内经济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之景，然而繁荣背后潜藏危机，泡沫经济的发展，之后对日本经济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日本此后经历了泡沫经济的严重打击。在此情况下，鲁迅能够被如此频繁地报道，可见其不凡影响力。这一时期，围绕鲁迅的报道主要集中于日本鲁迅纪念馆、鲁迅纪念和展览活动、鲁迅著作、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珍贵资料的披露以及鲁迅研究发现等诸多方面，由此可见鲁迅影响力之大，影响范围之广。

围绕纪念鲁迅活动这一方面，《读卖新闻》于1986年9月26日晨刊中报道为纪念与日本渊源颇深的中国现代文学之父鲁迅逝世50周年，位于上海市虹口公园的鲁迅纪念馆经全面改造之后重新开放，并同时公开关于鲁迅的新资料，这将有助于更加客观地对鲁迅进行解读。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泡沫经济带来的繁荣达至顶峰的1986年12月到1991年2月，经济过度繁荣之下隐藏的隐患也一一显露，1991年3月至1993年10月期间日本经济呈现出大幅衰退之景。在此忧患重重的时期，《读卖新闻》不仅持续对鲁迅进行报道，且报道数量也并未减少。由此可见鲁迅的存在不仅对于当年深陷迷惘中的中国人拥有醍醐灌顶之奇效，而且对于面临日本经济经历了空前发展后突然由盛转衰之巨大变化的日本人来说，亦是一剂精神良药。1991年3月6日晚报报道，为纪念中国作家鲁迅诞生110周年，上海鲁迅纪念馆集中展出了150件鲁迅曾经在上海开展的版画演讲会时的学生作品“回乡版画展”。当时的作品约有500件由嘉吉先生带回日本，而后赠送给神奈川县立近代美术馆。此次的版画展展示的是该美术馆的收藏作品，包括鲁迅肖像及描绘当时的上海风景、历史事件等诸多珍贵作品。1994年4月30日晚报则对町田市原町田市立国际版画美术馆举办的“1930年代上海鲁迅”展进行了介绍，展出品中除当时版画家的作品外，另有鲁迅收藏的外国版画、海报等。时间转入1998年，《读卖新闻》围绕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访日途中纪念鲁迅的活动进行了系列报道，突出了鲁迅因自身与日本之渊源，在促进中日友好中所发挥的重要纽带作用。今时今日，鲁迅业已成为一种时代符号，深深融入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历史血脉中。《读卖新闻》于1998年11月26日的晨刊中分两篇，介绍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在结束东京正式日程后，前往仙台追忆鲁迅的足迹。正如鲁迅在《藤野先生》中所记述的一般，中日两国虽经历过交流沟通上充满阻碍的艰难时代，然千帆过尽，两国现在正处于同心协力构筑友好伙伴关系的重要历史阶段。同年11月29日的晨刊报道了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于29日参观位于仙台的鲁迅曾就读之地——现东北大学的阶梯教室。此外，在同年11月30日的报道中，进一步介绍了江泽民在仙台纪念鲁迅的具体日程安排。江泽民不仅访问了由市民募集资金于1960年兴修的鲁迅纪念碑，还亲自种植了象征友好的梅树，此后更与当地小学生亲密交流。报道再次强调江泽民前往参观了鲁迅曾就读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东北大学），并在被视为鲁迅固定位置的座位上坐下，笑着表示“这是作为中国人绝对想要前往拜访之地”，体现出鲁迅在中日两国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超凡地位。1998年12月13日，《读卖新闻》晨刊在追悼曾留学中国上海，并前往仙台学习，积极促成修建鲁迅纪念馆、为中日友好倾尽心血的菅野俊先生时，再次提及江泽民前往仙台寻访鲁迅足迹一事。1999年5月3日的晨刊对访问中国的民主党代表于1日访问了位于上海市内鲁迅之墓一事进行了报道，并提到这一行为是呼应1998年江泽民于访日之际特地前往与鲁迅存在种种关联的仙台市的有意之举。此外，1999年11月6日的《读卖新闻》晨刊中报道，以1998年秋江泽民访问东北大学为契机，东北大学（前身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资料室于当年决定举办“文豪鲁迅的留学之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计划展览”一事，展览将持续到19日，地点在仙台市青叶区片平的东北大学资料室二楼展示室。

通过《读卖新闻》对鲁迅纪念活动的细致报道，不难发现鲁迅凭借其颇具传奇色彩的一生、高瞻远瞩的思想、独到且意味深长的文笔，更凭借其出于深沉痛切的爱国情怀而毅然“弃医从文”的一腔热血，成为中日两国共同的无法磨灭的时代印记。

提及鲁迅，必然提及其作品，字里行间闪烁着学者气度和智慧、透露着对现状的痛切批判，仿佛能给当年处于迷惘和混沌中的国人以当头棒喝，值得一读再读。《读卖新闻》在1988年12月27日晚报《20世纪文学游记》栏目中介绍了鲁迅《故乡》一文，不仅介绍了《故乡》的主要内容，还对该作读后感想进行了阐述。1992年2月10日晨刊登载了片山智行译著《鲁迅〈野草〉全译》的简介与评议，并进一步评价道：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可说是体现鲁迅文学“精髓”的最重要作品，然而内容却并非通俗易懂，在日本至今仍未出版评解译本。该作详细解读了《野草》24篇，刻画出贯穿始终且如今更具强烈现实感的鲁迅文学特质，更难能可贵的是翻译及评议均通俗易懂。1994年，对于鲁迅作品或鲁迅作品相关评价书籍的报道更为集中。1994年1月24日晨刊在介绍王德威的《小说中国》一作时，特别对该作中独辟蹊径的鲁迅论进行了介绍，并提出了观点：该作卷首随笔《从“头”谈起》以应称为鲁迅文学原风景的“幻灯片事件”的斩首刑为线索，考察了个人、社会及国家的崩溃象征体系，该《鲁迅论》将其与在作品中比鲁迅更经常描述斩首场面的年轻一代作家沈从文进行对比，呈现给读者更为有趣的学术研究的发展。1994年8月31日晚报中报道了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两位年轻文学研究者，这两位研究者阅读研究论文以及舞台剧表演评论等中国及国外发表的与阿Q相关的资料达1万件以上，并总结成676页、字数达51万字的大型书册。该报道还进一步介绍了本书的构成共计5章，内容包括小说《阿Q正传》和鲁迅自身所作的阿Q论、作家茅盾及鲁迅之弟周作人等人关于阿Q的研究及争论等国内具有代表性的阿Q研究70年的成果，还收集了日本、美国、法国等作家与学者的论文中的海外阿Q形象、舞台和电影中出现的阿Q形象等。在《阿Q——70年》序文中，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林非认为阿Q性格中最显著的特征是“精神胜利法”。报道评价《阿Q——70年》通过对比起到了理解今昔70年异同的桥梁作用。1994年9月12日晨刊中介绍了作家钱理群所著《丰富的痛苦》，进行了莎士比亚悲剧的主人公哈姆雷特王子和塞万提斯笔下的骑士堂吉诃德两大英雄类型在近代中国如何展开的具体论述。报道指出，该书认为鲁迅将堂吉诃德精神胜利法的消极面加以拓展，创造出阿Q这一人物。评论者同时围绕“演出者和观众”这一主题，论述鲁迅与爱罗先珂等俄国文学家的影响关系。1996年2月29日晚报登载了片山智行著《鲁迅——阿Q中国的革命》的书评。书评论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作家鲁迅被认为是与儒教封建社会进行战斗的人物。然而鲁迅真正憎恨的是革命后至今仍残存的中国统治者和民众共通的“欺瞒”和“敷衍”。该书作者进一步指出“用现实主义看待社会实际情况的鲁迅，一直对统治者和民众的‘浑浑噩噩’进行抨击。不仅是反封建，更是超越时代的普遍性批判”。此外，在1997年12月2日晨刊中刊登出小学生阅读鲁迅《故乡》一文后所写的感想和切身体验。不难发现，鲁迅及其作品的影响力并不局限于学者，更是面向大众，渗透于中小学生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与日本的中学课本每年采用鲁迅的作品有着密切的关系。

与此同时，《读卖新闻》也持续关注鲁迅留学期间的珍贵资料，试图通过公开宝贵资料这一方式为社会大众还原一个真性情且满腔热血的完整的鲁迅形象。1988年7月20日晚报报道了鲁迅留日期间在东京神田的照相馆拍摄的身着西装的照片在亲戚家中被保存了近80年，并最终赠予上海鲁迅纪念馆一事。因鲁迅年轻时期的照片上几乎都是身着学生装或和服的形象，报道亦称日本留学时期的西服照片“恐怕仅此一张”，上海鲁迅纪念馆也表示今后将找寻机会将其展出。

在这一时期内，鲁迅研究方面也有所突破。1987年2月晚报报道称时任樱美林大学文学部副教授的藤井省三先生被鲁迅文学的现代性吸引，通过对比提出崭新的鲁迅形象的论点。报道指出藤井认为鲁迅文学的核心是“寂寞之中的希望”，报道引用藤井对鲁迅的评价：“虽然宛如陷入绝望之中，但内心某处依然有微弱光亮。在整体呈现出阴沉印象的诸多作品中始终可以感受到这种心境。”“他的魅力之处在于其现代性。”“然而我所关心的并非只是鲁迅，而是通过其人解读当时的日本和时代。因此今后将运用社会史的解读方法进行探寻。”作为致力于研究鲁迅的代表人物，藤井教授的见解深刻揭示了鲁迅文学的内涵，为广大学者研究鲁迅提供了新方向。

此外，1987年7月11日的晚报则对时隔约60年后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员李允经发现了鲁迅的一份原稿一事进行了详细报道。报道指出该原稿十分珍贵，迅速引起了中日鲁迅研究者的极大关注。文中鲁迅研究者藤井省三表示，该稿是1981年为纪念鲁迅诞生100周年中国发行《鲁迅全集》人文版以来的新发现，包含书信在内，都是极为珍贵的译稿。这一时期的报道中另有改编自鲁迅生平的戏剧相关报道6篇，详细情况在戏剧篇单独进行分析，此处不作赘述。

1986年至1999年除系统地对鲁迅进行报道之外，实际另有58篇报道提及鲁迅之名。其中，介绍其他书籍著作、提及鲁迅或是与鲁迅著作进行对比的报道有20篇，介绍与鲁迅相关人物时提及鲁迅共计15篇，此外是相关活动进行过程中提及鲁迅的报道21篇。所余3篇则是围绕与鲁迅紧密相关的内山书店及其他方面的报道。

这一时期的鲁迅报道特点主要以鲁迅纪念活动为主，涉及面广、报道次数频繁。

第四节　第四阶段（2000年1月-2015年12月）

进入21世纪，鲁迅相关报道迎来第四阶段，主要为2000年至2015年12月。这一时期《读卖新闻》提及鲁迅之名的报道共计94篇，其中提及鲁迅之名而未及深入的报道共有21篇，所余73篇皆从不同角度对鲁迅进行了详细报道。纵观这一时期的鲁迅报道情况，鲁迅相关纪念活动和展览活动依旧是关注热点，其次鲁迅著作及相关解读也占有较大比重。此外，鲁迅生平的相关介绍也有所涉及。

在重点关注的鲁迅相关纪念活动和展览活动方面，2000年2月12日晨刊登载了西宫市为纪念友好城市合作15周年招募人员参加与中国绍兴市交流之旅一事。报道称活动日程暂定为23日一同出席在绍兴市举办的纪念仪式、参观鲁迅纪念馆和酿酒工厂等名地，届时将通过在鲁迅故乡开展这一系列活动，来纪念和缅怀鲁迅。

2001年11月22日《读卖新闻》晨刊报道了鲁迅诞生地绍兴市将鲁迅铜像赠予仙台市并陈列于仙台市博物馆一事。据报道，22日绍兴市副市长一行人也将出席揭幕式。铜像捐赠是以2000年10月上海交通大学和医疗企业相关人员访问仙台、参观博物馆、瞻仰鲁迅纪念碑为契机，因鲁迅与仙台渊源颇深，绍兴市决定赠送铜像。2002年5月14日，晨刊刊载了中国青年团体联合组织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代表团于13日访问仙台市青叶区的东北大学片平校区，瞻仰鲁迅像并参观鲁迅曾经学习的教室这一则报道。2002年7月9日晨刊报道了1998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在访问仙台之际所种植的红梅有枯萎之状。该红梅是由江泽民与鲁迅之孙女周宁一起种植的，与鲁迅纪念碑一同受到参观者的欢迎。时隔数年后，《读卖新闻》继续关注1998年访问后续，可见鲁迅在日本所代表的特殊意义。而后，2003年6月13日晨刊再次针对鲁迅纪念馆进行报道。报道称因即将迎来鲁迅仙台留学100周年，呼吁建设纪念馆的呼声日益高涨。以仙台市民组织的“中日东北间交流促进研究会”（代表大内秀明为东北大学文学学院教授）为中心，在近期组织了讨论会。对此呼吁，东北大学情报科也表示，虽然建设纪念馆存在诸多困难，但一定全力以赴。由此可见，即使逝世多年，鲁迅在日本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却未曾减弱。2003年12月17日，《读卖新闻》晨刊报道松冈町兼定岛的县立大学情报中心举行“鲁迅研究关联文献图书资料”展，将展出鲁迅相关图书、杂志、资料等约240件。展品是由该大学看护短期大学部名誉教授、因研究鲁迅而广为人知的泉彪之助先生赠送。其中包含鲁迅从奶妈那儿第一次拿到的绘本、鲁迅作品阿拉伯语译本等宝贵资料。

众所周知，鲁迅于1904年9月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就读，2004年是鲁迅留学仙台100周年的特殊历史时刻。恰逢具有特别意义的一年，以仙台为中心，日本各地的鲁迅纪念活动都如火如荼。2004年3月12日，据《读卖新闻》晨刊报道，为纪念鲁迅与其恩师藤野严九郎相遇百年，在福井市宝永国际交流会馆举行“鲁迅展”，展出包括鲁迅生平的约140份亲笔手稿及照片等物。展出的藤野先生修改的鲁迅解剖学笔记及鲁迅小说《藤野先生》的原稿传达出两人真挚的师徒情谊。相当于日本国宝的中国国家一级文物鲁迅的亲笔诗《我的失恋》，鲁迅留学时与友人的照片，所住房间照片，所用砚台、毛笔等也均在展示之列。约一个月之后，2004年4月14日晨刊报道了鲁迅度过人生最后时光之地上海虹口区的人民政府干部等6人于13日拜访丰中市，并瞻仰了与鲁迅有深交的当地生物学家西村真琴的墓碑，报道介绍了鲁迅与西村真琴交往、互赠礼物逸事。2004年4月18日，晨刊再次报道为纪念鲁迅留学仙台医学专门学校100周年，以鲁迅学习过的“阶梯教室”为会场，将于10月举行纪念仪式，并将通过该仪式创立“鲁迅奖”，意在表彰在该大学学习研究、立志继承鲁迅志向的优秀中国人。对此鲁迅之孙周令飞表示“期待以此为契机，加深中日友好”。2004年4月20日晨刊再次具体报道了东北大学举行鲁迅赴日留学100周年的纪念活动。2004年10月22日晨刊再次介绍了东北大学及仙台市民为纪念鲁迅赴日留学100周年而举行的盛大纪念活动。同日晨刊更另辟版面对东北大学的鲁迅留学100周年纪念活动进行单独报道。实际上，2004年从中日关系发展来说，是不平静甚至波澜迭起的一年。在种种因素使得中日关系蒙上阴影的关键一年中，日本主流媒体《读卖新闻》频繁对鲁迅纪念活动进行报道，一方面，其谋求中日关系改善这一目的不言而喻，另一方面也凸显出鲁迅在联系中日两国情感这一方面所发挥的不凡作用。鲁迅在中国人心目中所占的超凡地位自不必说，他对日本也具有一定影响力。日媒关注鲁迅，可谓是谋求中国人心灵上的共鸣，希望以此为两国关系注入活力。2004年10月23日晚报再次对东北大学举行的鲁迅纪念活动进行了详细报道。据悉，以鲁迅之孙周令飞先生、鲁迅恩师藤野教授之孙藤野幸弥以及中国六所知名大学的校长和副校长为首，中日双方100余人出席了23日在仙台市青叶区鲁迅纪念碑前举行的纪念仪式。东北大学校长吉本高志致辞表示“学校将竭尽全力培养中日友好交流桥梁的人才”。中国驻日大使程永华表示“期待以这次仪式为契机，加深中日友好交流关系”。仪式上，宫城县知事浅野史郎等相继献花，对鲁迅表示怀念之情。纪念仪式上向四名中国留学生颁发了“鲁迅纪念奖”。仙台市长藤井黎在致辞中明确了由市政府购买并保存鲁迅曾经居住的“佐藤屋”建筑及土地的方针。报道更提及同日“谈鲁迅”研讨会也在仙台市青叶区的青年文化中心举行，约200人参加。不仅如此，时隔不久，2004年11月2日的晨刊中再次对东北大学举办的鲁迅纪念活动进行了回顾。至此，《读卖新闻》对2004年10月23日东北大学举办鲁迅纪念活动的报道时间长达半年之久，从纪念活动计划之初至成功举办，乃至举办后均进行了详尽报道。由此我们不难发现鲁迅不仅在中国人心中是无可取代的存在，在日本也是举足轻重的存在，这种“鲁迅情结”已经深植中日两国人民心中，成为一种无形牵引力。2004年迎来鲁迅纪念活动高潮后，日本国内的鲁迅纪念活动仍在持续。2006年2月19日，晨刊报道了为纪念中国北京鲁迅博物馆赠送东北大学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留学时“解剖学笔记”电子复制版，“鲁迅和藤野先生”国际研讨会于18日在仙台市青叶区的仙台国际中心举行一事。研讨会上6位鲁迅研究者发表了鲁迅解剖学笔记的最新研究成果。研讨会后仅3天，2006年2月22日晨刊报道了中国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本名孙毅）和馆长助理黄乔生于21日访问仙台市立五桥中学（仙台市青叶区），针对鲁迅功绩及其与日本关系进行讲演一事。两日后的2月24日，《读卖新闻》晨刊再次对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一行人的访日最新进展进行报道。馆长孙郁一行人前往福井县，访问鲁迅恩师藤野严九郎纪念馆，对此孙郁表示，希望能加深与福井县和芦原市的友好关系。2006年7月5日，晨刊报道中国国家旅游局局长邵伟等一行人从3日开始在仙台市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访问了东北大学片平校区，参观了鲁迅留学时所用的阶梯教室，并瞻仰了矗立于仙台市博物馆的鲁迅纪念碑。

2006年11月28日《读卖新闻》晨刊报道了北京鲁迅博物馆将向芦原市及东北大学赠送鲁迅铜像以及芦原市将向北京鲁迅博物馆和东北大学赠送藤野严九郎铜像一事。此番中日互赠铜像是庆祝东北大学创立100周年这一历史时刻的重要环节，预计将于翌年3月运送铜像。与此同时东北大学也在积极解读鲁迅留学时期的解剖笔记，计划将研究成果装订成册，回应此友好之举。2006年12月1日，《读卖新闻》晨刊再度对铜像赠送一事进行了报道，并重点描述鲁迅与藤野严九郎深厚的师徒情谊。2007年1月13日《读卖新闻》晨刊继续对铜像捐赠活动进行后续报道。为纪念鲁迅和出生芦原市的藤野严九郎惜别百年，芦原市制作完成藤野先生的胸像，共有3座，其中两座分别赠予北京鲁迅博物馆以及鲁迅与藤野先生相遇之地的东北大学。北京鲁迅博物馆亦制作3座鲁迅胸像，其中两座分别赠予芦原市和东北大学。芦原市长松木干夫表示：“以百周年纪念为契机，怀念两人的亲密交流，促进今后中日友好发展。”并于3月23日在舟津藤野严九郎纪念馆举行揭幕式。2007年2月6日，晨刊对展示曾留学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东北大学）的鲁迅生涯的“鲁迅展”将于仙台市青叶区的市博物馆举办一事进行了报道。该展览展示的是鲁迅住在仙台“佐藤屋”的照片，以及体现与良师益友的解剖学教授藤野严九郎交往的资料。其中藤野教授修改的鲁迅所记“解剖学笔记”（复制品）约120份。2007年2月21日，《读卖新闻》晨刊继续关注铜像捐赠一事，对该捐赠活动的最新进展进行了报道。藤野教授胸像由其出生地芦原市捐赠，鲁迅胸像由中国北京博物馆捐赠，于19日送达。为纪念“惜别”百年，芦原市将藤野教授胸像赠予东北大学和鲁迅博物馆，鲁迅博物馆将鲁迅胸像赠予东北大学和芦原市，二人“再会”得以实现。同年3月6日，据《读卖新闻》晨刊报道，鲁迅与藤野严九郎的胸像已送达芦原市，将于23日举行揭幕仪式。这次的胸像赠送活动是具有纪念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是外务省支持“2007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的活动之一。2007年4月6日《读卖新闻》晨刊再次对胸像赠送仪式进行介绍，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等100人出席揭幕式，并说明藤野先生现在在中国备受爱戴，表示“希望回归鲁迅初心，进一步加深交流关系”。2007年6月22日晨刊中对21日举行的胸像揭幕仪式进行了报道。据报道，为纪念东北大学创立100周年，鲁迅与恩师藤野严九郎的胸像揭幕仪式于21日在东北大学附属图书馆举行。揭幕仪式共有约150人参加。东北大学校长井上明久致辞表示，“对东北大学而言，藤野和鲁迅在此留下的足迹是无比珍贵的财产”。时任中国驻日本大使的王毅也表示，两人深厚的师生情能启发当今年轻人，中日两国必须携手共创未来。《读卖新闻》对胸像交换捐赠这一纪念活动投入关注，充分体现进入新纪元，日本欲加强与中国交流合作的意向，而鲁迅作为中日两国的共同情结，更是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在日留学期间，鲁迅与恩师藤野严九郎教授的相遇与相知被传为美谈，亦成为联系中日两国的坚实桥梁。

2009年4月24日晨刊报道了东北大学于23日明确了新建鲁迅纪念馆（暂定名）的方针。在13人出席的会议上，提出联系阶梯教室等历史建筑设置纪念馆，也商讨是否向中国有关方面借相关史料。校长井上指出“新建纪念馆可以吸引更多留学生”。同年9月21日《读卖新闻》晨刊报道为纪念抗日战争中支持鲁迅开展文笔活动，并为纪念对两国文化交流做出极大贡献的内山完造逝世50周年，相关人士于17日举行座谈会。会上，针对有人批判敢于指出中国的缺点、称赞日本优点的鲁迅是“亲日派”“卖国贼”这一问题，研究者的发言让人印象深刻。研究者指明这是极大的误解，鲁迅的伟大之处正是他敢于指出本国国民的弱点，敢于直面弱点，并进一步指出正是鲁迅的赤诚爱国之心打动了内山，而对中国一视同仁的内山也获得了鲁迅的信赖，这才使得二人彼此视为知己。2010年10月5日《读卖新闻》晨刊登载了华裔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访日与同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大江健三郎在东京银座亲切交流一事。其间，高行健高度评价了鲁迅文学，他表示鲁迅文学非常丰富地描写了人性及其弱点。如《阿Q正传》正是由于描绘了真实的人性，才达到超越历史之高度。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的目的便是呼吁人性觉醒。但反观现今，自20世纪初鲁迅的呼吁之后，人性便日渐脆弱、衰退。过往的人道主义已不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身为作家，应该深入挖掘人性的复杂，深化对人类自身的认识。高行健对于鲁迅的评价进一步肯定了鲁迅在揭示人性和解放思想方面所取得的成就。2011年10月7日，晨刊报道了东北大学在片平校区开设陈列鲁迅相关资料的“鲁迅纪念展示室”这一举动。2015年8月19日，晨刊报道了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与松本清张纪念馆共同主办的以鲁迅等20世纪以后的作家们影响关系为主题的“现代东亚文学史的国际共同研究”的公开研讨会，该会于22日、23日在北九州市小仓北区松本清张纪念馆召开。东京大学藤井省三教授做《夏目漱石和鲁迅》的主题演讲。研讨会上，日本、中国、韩国等研究者除以“现代东亚的鲁迅”“东亚的松本清张和村上春树”“东亚的台湾文化”为主题展示研究成果外，还将展开讨论。围绕鲁迅的系列纪念活动、座谈会和研讨会长期以来一直在各国学者的鼎力支持下积极开展，通过解读鲁迅的言行和作品，学者们致力于还原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鲁迅形象。

这一时期，报道也持续关注鲁迅研究资料的公开。2000年6月8日《读卖新闻》晨刊中转载了上海报纸《文汇报》7日有关鲁迅和前总理周恩来是远亲，这一点通过在浙江省发现的史料得以确认的报道。此前，因鲁迅和周恩来的祖籍皆为绍兴，有关二人是远亲的这一说法虽存在却一直未得证实。此次通过家谱等史料得以证实，这无疑也是鲁迅研究的一大新发现。2005年12月20日晨刊中针对北京鲁迅博物馆将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东北大学医学部）留学期间的解剖学等6册笔记的电子复制版赠予东北大学一事进行报道。所赠笔记均被视为中国国宝，相当于国家一级文物。东北大学积极展开针对笔记内容的翻译与解读工作，以期借此探讨鲁迅弃医从文的理由，从而挖掘出崭新的鲁迅面貌。2006年1月28日，晚报报道藏有丰富资料的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将所藏4万件珍贵资料一次性转让给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一事。资料包括“九一八”事变至抗日战争前后在日本发行的《鲁迅全集》，以及鲁迅对日本著名作家小林多喜二的唁电等资料。现已确认1935年的《鲁迅选集》、1937年《大鲁迅全集》相继在日本出版一事在当时中国报纸及广告上已有相关报道。也包括在鲁迅帮助下，版画家内山嘉吉于1931年在上海举办讲习会及文学家长与善郎于1931年在中国访问鲁迅等时的丰富资料。而在2006年2月17日，晨刊于时隔100年后揭示，鲁迅与恩师藤野严九郎教授拍摄照片之处是一家名为“大武”的照相馆。报道指出，这一发现源自北京鲁迅博物馆向东北大学赠送鲁迅解剖学笔记中的相关照片上显示“大武分店”字样，因而推断出这一结论。而同年3月15日，《读卖新闻》晨刊针对藤野先生照片的错用一事进行了报道。据报道，鲁迅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之际，恩师藤野曾将自己的照片赠予鲁迅以做纪念，而后这张照片一直由北京鲁迅博物馆保管。2005年出版的《鲁迅与仙台》等书中所用照片与藤野纪念馆所藏照片不同，经调查发现北京鲁迅博物馆约15年前起便错用照片，这一事件引起骚动。事后，鲁迅博物馆表示对错用藤野先生照片负有责任。2006年9月10日，晨刊对佐藤明久先生将于12日在中国上海纪念馆公开父亲遗物即鲁迅晚年亲笔书法一事进行了报道。佐藤自父辈起便与鲁迅结下不解之缘。佐藤的父亲自20世纪30年代起，在上海日本人经营的书店工作，并与为学习海外文学而穿梭于书店的鲁迅有深交。幼时就常听鲁迅逸闻的佐藤对其很感兴趣，29岁开始研究鲁迅。佐藤表示，做出这一决定的出发点是希望父亲与鲁迅的深厚情谊能够促进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2006年11月11日晨刊报道了在荒尾市荒尾、宫崎兄弟资料馆中，发现了中国第一任国家主席毛泽东及鲁迅的作品。经确认，已知包含毛泽东5本书，鲁迅2本书。鲁迅的书写作于1931年，记录了其日本知己所作的针对中国人的辛辣评论，且书上按有鲁迅指印，实属罕见。2010年6月24日晨刊报道了鲁迅赠给女性运动家高良的著作于23日被高良长女与次女赠予东北大学一事，并进一步报道了预计当年秋天在东北大学史料馆中公开此书。

这一时期有关鲁迅资料的发现，其数量虽不多，却对于推动鲁迅研究具有不可替代之作用。借助公开的鲁迅亲笔所书课堂笔记和书法等资料，可以更加精准而深入解读鲁迅其人、其风骨、其思想。此外，在此时期，《读卖新闻》对鲁迅的著作及与鲁迅相关的作家作品的最新进展等一直密切关注。2002年8月24日，晚报登载了增田涉译作的鲁迅《故乡》的有关新闻。报道简要概括小说情节，并指出中国都市和农村之差与百年前一样。鲁迅期待农村可以发展壮大，然而他的希望仍未被完全实现。

而后，2003年6月22日，晨刊刊登了鲁迅之子周海婴所作回忆录《我的父亲鲁迅》的书评。因作者7岁时父亲鲁迅便去世，因而主要凭借回忆和传闻，然而文中关于鲁迅个人生活方面鲜为人知的事情有很多。2006年9月26日，晨刊介绍了山本正雄县议员总结关于鲁迅与恩师藤野严九郎之间交往的多年研究成果，自费出版的《藤野先生和鲁迅的思想和生涯》一书。希望“以两人的师徒情谊为基石，加深福井与中国的友好关系”的作者通过该书介绍了藤野的一生，以及藤野初次公开的乡土史家的青园健三郎等人的业绩，并加入了关于鲁迅思想等的论述考察。《读卖新闻》晚报分别于2006年10月18日、25日在《世界名作游记》栏目中登载了松本侑子读鲁迅名作《故乡》所感，其中穿插鲁迅生平介绍。同年11月1日相同栏目中再次刊登松本侑子投稿的鲁迅经典《阿Q正传》的简介及阅读感想。2007年1月28日晨刊报道了《藤野先生与鲁迅——惜别百年》一书将于3月出版，该书介绍鲁迅与出身芦原市的藤野严九郎之间的深厚情谊。该书也记载了东北大学鲁迅研究项目对藤野先生修改的鲁迅“解剖学笔记”的研究成果，及以鲁迅和藤野先生之间的交往为契机，芦原市与中国持续20年多年的交流活动。

2007年11月11日晨刊介绍蟹泽聪史所著《畅游文学的地质学》一书，提及鲁迅生平。报道指出鲁迅留学日本之前曾学习地质，作为公费留学生前往日本，不久便写作《中国地质略论》，分析欧美列强对中国的地质调査，解读外国人对中国的侵略野心，并对其野心展开批判。虽然清政府指定鲁迅在东京帝国大学（现为东京大学）学习冶金，然而鲁迅以医生为目标决定在仙台学医，最后走上了文学道路。

2008年4月21日晨刊对于鲁迅编纂的木版画集《北平笺谱》进行了介绍，该书复刻了明清时代开始流传到北京的大型信笺，淡彩描绘着美丽的人物、山水、花鸟画，并附有诗文，是鲁迅赠予佐藤春夫的珍贵礼物。同年8月10日刊登了“这个夏天阅读的打动自己的一本书”募集活动中一篇推荐鲁迅《故乡》的投稿。作者情真意切描绘自己阅读该作的所思所想，表达出“故乡”二字于自己而言是无法割舍的牵挂。

2009年6月14日，《读卖新闻》晨刊介绍学者藤井省三新译的鲁迅16篇代表作的共通之处为文中均强烈流露出鲁迅对“没能帮助”贫困好友和患病去世的父亲的悔恨。鲁迅对面临同胞之死而发出喝彩声的中国人感到愤怒，认为比起治疗身体病痛，治疗精神顽疾更为重要，该文也强调鲁迅没有放弃希望，并在作品《故乡》最后，主人公“我”的独白让我们的胸膛热起来。2010年8月8日晨刊中介绍了读书委员选择的“暑期一册”——鲁迅的《故乡》《阿Q正传》。报道进一步强调了鲁迅文学是体现不屈精神的极富力量的文学，反复描绘着遭遇不幸、身心受到重创的人物形象。

2011年3月29日，《读卖新闻》晨刊在鲁迅诞辰130周年之际，对中国文学研究家藤井省三先生出版的《鲁迅》一书进行了介绍，并表示对于1930年代中国都市发展的相关媒体章节颇感兴趣。鲁迅在1933年，发表了与27岁的年轻女性的往来书信结集《两地书》，该书在当时被日渐成熟的出版社所接受，出版成为畅销书。此书在获得版税的同时，也被媒体视作丑闻。受媒体恩惠，被研究的原型正是鲁迅。2011年7月31日，晨刊中刊登了东北大学教授对藤井省三所著《鲁迅——活在东亚的文学》一书的书评。书评指出该书在现有鲁迅论基础上增加了对“竹内鲁迅”的偶像打破和“东亚共通的现代古典”的新鲁迅接受现状的报告，并在此基础上对比了藤井译文和竹内译文的特点。

在这一时期，关于鲁迅生平及鲁迅相关人物的报道也时常见诸报端。2001年4月26日，《读卖新闻》晚报《名作之旅》栏目上刊登了一则介绍鲁迅家乡绍兴及鲁迅名作《故乡》的报道。报道提及鲁迅家乡绍兴以绍兴酒产地而闻名，同时也因文豪鲁迅之名被人熟知。而鲁迅代表作之一《故乡》一文也是源于鲁迅变卖绍兴房产，举家北迁这一背景而写成的，因而漫步绍兴，即可感受鲁迅作品之氛围。2001年7月30日，晨刊报道了与鲁迅是至交好友的前上海内山书店经理儿岛亨去世一事。从1933年开始一直到战争结束，儿岛亨在推动中日友好的内山完造所经营的内山书店工作。在此期间，儿岛亨与书店常客鲁迅成为好友，战后，回到福山市后继续与鲁迅长子保持书信联络，并在日本介绍晚年的鲁迅。同年5月16日，晨刊公开了鲁迅之子周海婴先生手记中《关于父亲之死》一文。该文记述了周海婴对于鲁迅之死是否因为当时负责治疗的日本人医生故意延误治疗这一疑问的看法。事实上，鲁迅死因一直以来存有争议，虽有研究者提出因未及时施治而导致鲁迅病情恶化最终不治这一疑惑，但未能提出确凿资料，亦不能代表鲁迅研究界看法。2003年2月2日晨刊在《编集笔记》一栏中回顾了藤野先生与鲁迅相遇相知的师生情谊。文中介绍到，鲁迅的解剖学老师藤野严九郎教授一直鼓励鲁迅，并用红笔帮鲁迅添改笔记。而后，鲁迅写作短篇小说《藤野先生》表达对教授的感恩与敬爱之情。2003年7月5日，晨刊回顾了鲁迅留学仙台时与恩师藤野严九郎的交往，同时也概括了鲁迅的生平经历与发表作品。2006年2月12日，《读卖新闻》晨刊在《奇才面谈》栏目中介绍了大村泉解读出鲁迅在笔记中寄望中日友好一事。报道介绍到，东北大学经济学教授大村泉因中国环境问题研究而知晓鲁迅，之后对鲁迅及其作品产生浓厚兴趣。鲁迅留学仙台100周年纪念之时，他在学生帮助下完成《鲁迅和仙台》一作。北京鲁迅博物馆于去年将鲁迅笔记的电子复制版赠予东北大学，此后大村泉教授积极投入笔记解读工作。而在2007年3月5日，《读卖新闻》晨刊中大村泉教授再次回顾鲁迅与其恩师藤野严九郎的师生之情。文章指出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东北大学）留学已过去100年，然而校内关于鲁迅和其恩师藤野严九郎的故事依旧风靡。这一话题是以2005年12月北京鲁迅博物馆将鲁迅的解剖学笔记赠送给东北大学为契机。基于鲁迅笔记，大村泉教授做出“鲁迅作为医学学生不能说是优秀的，最终他转向文坛这一选择是明智的”这一大胆猜测。原因是虽然笔记中所画肌肉和骨骼线条流畅，但从医学专业学生的角度来看并不严谨，多处欠缺重要部分。而藤野先生修改其笔记之事也被鲁迅写入小说《藤野先生》中，鲁迅在小说中表达了对藤野先生的深沉的感激之情。大村泉教授更点评道：“东北大学现在有很多留学生，藤野先生的行为某种程度上也是现在老师的榜样。”紧接不久，同年3月7日，晚报再次提及鲁迅与恩师藤野严九郎，描述了鲁迅对恩师难以忘却的感恩之情。鲁迅无法忘记对自己谆谆教诲、批改笔记、耿直正义的老师，即使回国成为作家，也不忘将恩师的照片挂在墙上，日日激励自己。2012年10月1日，《读卖新闻》晨刊又一次讲述了鲁迅与藤野严九郎的交往。鲁迅尊其为恩师，并深情地为他写作《藤野先生》一文，铭记其恩情。报道表达出寄望鲁迅与藤野先生之情谊能感染更多中日两国年轻人为中日友好而努力的美好愿望。2013年8月31日《读卖新闻》晨刊介绍了多年来从事鲁迅研究的著名学者佐藤明久于6月当选上海鲁迅纪念馆的首位日本人客座研究员一事。

此外，《读卖新闻》对于这一时期鲁迅研究方面的成果也进行了相关报道。2015年8月21日，《读卖新闻》晚报报道著名学者、鲁迅研究者藤井省三教授指出岩波文库出版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译文以轻快短句代替鲁迅原文中长句，失去鲁迅原文长句中蕴含的苦恼烦闷之感，因而与原著氛围不符，因此藤井教授尝试以长句重译鲁迅作品。藤井教授表示，“鲁迅并非圣人，也有后悔和迷惑”，长句更能表现鲁迅的心情。时隔不久，2015年9月13日晚报中介绍了藤井教授的鲁迅文学观点。鲁迅从夏目漱石《哥儿》、森鸥外《舞姬》等日本文学中受到刺激，从而确立了自己的文学。而反之，鲁迅也对佐藤和太宰治等作家作品产生了不少影响。藤井同时研究鲁迅对村上春树文学等东亚文学的影响，如鲁迅的《阿Q正传》与村上的《1Q84》之间的关联。在《鲁迅和日本文学》中，藤井对《1Q84》描写的公社思想和中国研究者新岛淳良之间关系的论述也引人注目。

这一时期关于鲁迅戏剧方面的报道共计6篇，此处不作赘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9月8日《读卖新闻》晨刊对于近年来中国高中语文课本中鲁迅文章被删减一事进行了报道。报道详细叙述了这一事件的经过。据报道，鲁迅极富思想启发性的文章此前一直是高中语文课本中的重点文章，故此度删减引起教育界和文艺界热议。并指出因时代背景复杂、口语与文言体混杂、文章晦涩难懂而在学生和教师间未获好评是删减原因。与此同时，认为“鲁迅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持反对意见的人也不在少数。据中国《竞报》报道，人民教育出版社5年前改编，被广泛使用的新版教科书中，鲁迅作品从原来8篇削减了5篇，只有《祝福》等3篇文章被保留。网络调查显示，约60％网友反对削减，24％赞成削减。某作家对削减提出质疑，认为“鲁迅作品中的血性，是我们必须继承的民族精神”。《读卖新闻》对中国国内围绕鲁迅文章产生的议论也及时给予关注，可以看出日媒对关于鲁迅的一举一动的关注不仅限于日本国内，更遍及世界各国，对作为鲁迅母国的中国也充分给予关心，足见鲁迅的存在感无可取代。

纵观日本主流媒体关于鲁迅的报道，可见其覆盖面之广、延续时间之长，因而鲁迅在日本所具有的无可忽视的影响力可见一斑。鲁迅曾于年轻时期留学日本，在日本留学期间，遇到人生一大转折点，并以此为契机完成了人生的一大转变。从一心从医到经由“幻灯片事件”受到震动，义愤填膺之余亦受到启发，获得思想上的升华，从而坚定从精神上医治国人的这一志向。在日本的留学生活不仅让鲁迅开阔眼界，掌握外语能力，为以后的写作翻译奠定基础，更让鲁迅与生命中的良师益友藤野教授相遇。身在异国他乡的鲁迅获得的藤野老师的关怀，不只是学业上的鼓励，更是心灵上的温暖和支持。惺惺相惜的师生情谊亦成为鲁迅在艰难道路上坚定前行的动力之一。临别之际，一张纪念照片被鲁迅视若珍宝，更写作了让人读罢难以忘怀的经典之作《藤野先生》，讲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也道尽对恩师的感激之情。某种意义上来说，若没有留学日本这一经历，或许鲁迅会走上完全不同之路。换言之，日本留学这段经历，成就了今日鲁迅的伟岸形象。留学归来的鲁迅以笔为戎，写作了一篇又一篇的经典佳作，看似并不奢华的平实语言内含触动人心的强大力量，一言一语皆充满对混沌世事的尖锐批判，读罢发人深省。不仅如此，鲁迅文章并未止步于现实的批判，更难能可贵的是对于社会发展的预见性指摘。鲁迅的一身傲骨，坚实有力的文笔赢得了世界学者的关注和尊重。因他曾在日本的留学经历，与日本结下的不解之缘而备受日本学者青睐。学者一直在研究鲁迅的道路上辛勤耕耘，普通日本民众也对鲁迅之名耳熟能详。鲁迅因病逝世虽已数十年，然而纪念鲁迅、怀念鲁迅之情却未见衰减，反而与日俱增。日本主流媒体也充分发挥大众媒体的影响力和作用，持续对鲁迅及与鲁迅相关的新闻给予关注，及时向国内外传达有关鲁迅的讯息。而中日两国也以鲁迅为纽带，在加强两国交流与理解方面不断努力。一切可谓是“鲁迅效应”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力。

1. 山本武利：《近代日本的新闻读者层》，法政大学出版局1981年版。

2. 朝日新闻百年史编修委员会编：《朝日新闻社史》（明知篇），朝日新闻社1990年版，第3、182页。

3. 读卖新闻社社史编集室编：《读卖新闻发展史》，读卖新闻社1987年版，第217、238-239页。

4. 藤井省三：《日本介绍鲁迅文学活动最早的文字》，《复旦学报》1980年第2期。

5. 参见日本ABC协会报道的数据，2015年的发行量为下半年的平均值，不包括晚报及电子版。《读卖新闻百年史资料·年表》。http://www.garbagenews.net/archives/2141038.html，检索日期：2016-3-26。引用时不满10000份时略去。

6. 藤井省三：《鲁迅事典》，三省堂2002年版，第226-227页。

7. 关于爱罗先珂和鲁迅的影响关系，详细请参照藤井省三：《爱罗先珂的都市物语——20世纪20年代东京·上海·北京》，みすず書房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