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古巴前国家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古巴人民取得并维护了民族独立的地位，在西半球缔造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普遍视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象征，是一位广受尊敬和爱戴的世界级知名人士。卡斯特罗离开领导岗位好几年了，但在我国依然是一位广受关注的人物，因为很多人都还非常敬重他、关心他。

很多人知道，我曾经在古巴工作过几年，与卡斯特罗有过接触和交往，因而我就经常接到来自多方面对他带着关切的询问，外交笔会还建议我围绕这个题材写本书。经过再三思考，我决定以从我初次闻卡斯特罗其名到卡斯特罗新近对我的查询中的16个“初次”，即：“初闻”“初感”“初见”“初领”“初访”“初请”“初接”“初交”“初求”“初委”“初卡”“初受”“初辞”“初陪”“初逢”“初询”为线条，以“讲故事”的方式，写这本《我与卡斯特罗—记我与卡斯特罗的16个“初次”》的书，目的是想通过叙述我同他绵延50余年的直接和间接交往，把我知道和感受到的卡斯特罗其人告诉大家，以既寄托我对他的思念之情，也飨各方关注他的人。

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我就同古巴有了直接、密切的联系。我于1993年9月12日至1996年12月8日担任我国驻古巴大使职务期间，与卡斯特罗主席曾经有过非同一般的交往，有过令我终生难忘的特殊经历。我在同他的往来中，坚持尊重对方，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情况准确，坚持礼貌周到，使得他对我逐渐产生信任感、亲近感，一位国家元首和一位他国使节之间不同寻常的友情也不断加深。由于他和我都是出生在中国历法中的虎年，他比我年长“一轮”，所以他看见我时，常常亲切地说他和我“是两只年龄不同的老虎”。

尽管如此，我把卡斯特罗称之为朋友，于我而言，依然可能有高攀之嫌。不过，卡斯特罗在我1995年底与他分别后对我的惦记，让我感到他真的在把我当作一位朋友：2002年年初，卡斯特罗主席支持与协调小组组长马努艾尔·梅嫩德斯在访华期间告诉我：“卡斯特罗主席要求我问你好。”此前，古巴外交部副部长、曾在我国担任过其国家驻华大使职务达10年之久的何塞·阿曼多·格拉来华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也曾通过古巴时任驻华大使阿尔韦托·阿鲁菲找到我，向我转达卡斯特罗对我的问候和怀念，并告诉我，自从我于1995年底离开古巴之后，“总司令”（古巴人对卡斯特罗主席的习惯称呼）曾多次打听过我的落处，问及过我的情况。这些问候和查询，应该是卡斯特罗一直在惦记着我的征候。我在古巴与卡斯特罗的历次交往，离任古巴后得到他的长期牵挂，经常令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我不想讳言，我对卡斯特罗怀有崇敬之感，因为他的精神和为人都很值得敬重。他敢于斗争、坚持理想、不畏困难、不惧强敌、不谋私利、服务人民的一生表现，是我个人始终敬重他的基本缘由。我从古巴卸任以来，在平日的闲暇之时，常常翻看我的影集中与卡斯特罗主席的几十张珍贵照片，回忆我和他的历次谋面和交往，从中领受激情和鼓励。我的这些照片大多是卡斯特罗主席办公室赠送给我的。离开古巴前，我曾经就照片的使用问题咨询过卡斯特罗办公室的意见，得到的答复是我可以随意使用。现在，我将这些照片放在我的这本书中，以与读者共享。

根据我的经历和理解，我认为可以说，现代中国与古巴关系的建立、发展、冷淡、恢复、深化，都与卡斯特罗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在这本书中写的这些内容，可能可以从一个个人的角度反映出这样的史实。如果真的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我将感到十分高兴和满足。

还想说明一点的是，2001年退休以后，按照一些朋友的建议和多家媒体的要求，我曾经陆陆续续地写过一些关于我与卡斯特罗交往片断的文章，被多家媒体发表后反响还很不错。我现在写的这本书，不少故事还是原来的，因为那是历史，不能改变，但增添了一些新的回忆，也增加了一些细节描绘，意在力图通过我个人同他的交往和对他的认识、理解，介绍他的魅力和为人，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和古巴近50余年来关系演变的概貌。不过，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我写的只是个人同他的短暂交往，说的只能是个人理解，对他的介绍不可能全面，涉及他的“大米事件”也只是对公开历史的片断回顾，所以说，我写的只属一家之言，给想了解卡斯特罗和中古关系发展状况的人提供某种参考。

我欢迎各方人士的批评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