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闻 “大胡子”斯特罗其名

我第一次听到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名字是在1960年，还是我在读大学的年代，但却没有想到我会同他有一段绵延50余年的不解之缘，而且关系非同一般。

与格瓦拉的首次见面

我同世界名人、当代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崇拜偶像之一的切·格瓦拉有过两面之交，第一次发生在我还在大学当学生的时候。我记叙这个故事，是因为我开始了解卡斯特罗与格瓦拉有着直接的关联。

1960年11月的一天，北京外国语学院院办通知西班牙语系办公室，古巴新政府的国家银行行长格瓦拉来华访问期间，希望与西语系学生见面。西语系决定将他的访问安排到我所在的三年级二班，并要求我们做些接待的准备。

我是1958年9月通过北京外国语学院在南京的单独招生进入北外的。说起来，我进北外和开始学习西班牙语，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

我出生在苏北中部一个比较贫困的平原地区：淮阴专区淮阴县蒋集乡三岔村（如今叫淮安市淮阴区三树镇张刘村）。京杭大运河从我们家的西侧通过，小时候在夏天雨水上涨的时期，常能从家门口看到运河上航行帆船的帆顶。那里因为比较低洼，经常遭受水灾的干扰和破坏，加之资源较少，因而人民生活多年贫困，百姓的革命精神也比较强。我的父亲、母亲早年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并先后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因而使得我们家的全体成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受政府安排两次外流，以逃避敌对势力的追杀。在解放战争期间的那次长达两年多的外流中，虽然有政府提供的食宿和解放军的沿途保护，但却让我错过了上学的年龄，致使我直到10岁才上小学一年级。1949年初，我回到家乡后，得以进入附近的一所初级小学。可能是由于我在四五岁时曾经上过一段私塾的关系（那时我还能背出在私塾里学过的《百家姓》和《三字经》两书的全文和《千字文》中的大部分，而现在却连其中的不少字都读不出来。在上学的路上或在校园里，我常被高年级的学生拦住，要求我背诵这些史书，以作打趣），初小的老师对我另眼相看，让我在一个学期里读完了从小学一年级至三年级的全部课程，并在第二学期鼓励我转入另一所完全小学读四年级。在四年级的第二学期，随着父亲入城，我转学到淮阴县城时名为“清江”的一所小学，按部就班地读完了小学其他年级的课程，并于1952年从就读的第四个小学（因为随着父亲的工作变动而需要经常变换学校）毕业，考入中学。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初、高中6年的知识面和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程度都极其有限，除了地理书上说的国家位置外，我对西班牙及其语言可以说都是一无所知。1958年在淮阴中学临近毕业时，听说先期招生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在南京大学设有考场，且在参加完该项考试后，还来得及赶回淮阴参加高校招生的全国统考，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向父母要了15元钱，只身乘坐轮船，再转火车（当时的交通异常不便，加之需要尽可能节省费用，乘坐小火轮的旅费比较低廉，但从淮阴需沿京杭大运河绕道镇江前往南京），赶往南京大学考场赴考，报考的志愿就是不知其详的西班牙语。参加完两天的考试后，又马不停蹄地原道返回淮阴，去赶着参加全国的统考。出乎我的意料的是，统考刚刚结束，北外的录取通知书就通过淮阴中学寄到了我的手中，并被学校的大喇叭在校园内数次广播，不仅让我，也让我的同学和整个中学都异常兴奋。一纸通知引发的是阵阵欢呼，但问起西班牙语，大家却都面面相觑，一片茫然。

转眼到了8月下旬，离北京外国语学院通知新生报到的日期很近了。我和我们班上考上北京地质学院的一位同学结伴，乘坐轮船到徐州，再坐火车赴北京。去南京考大学时，是沿着京杭大运河向南，赴北京则是要沿着京杭大运河向北。因为买不起快车票，两人在徐州火车站就买了火车慢车票到济南，再换乘另一趟慢车到北京（徐州当时还没有直达北京的慢车车次）。从我们家乡到北京的800多公里的路程，我们整整奔波了3天。虽然沿途异常疲劳、辛苦，但能到首都上大学，我的内心依然充满喜悦，充满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

到了北外，方知报到日期推迟了约两个星期，但学校考虑到我的情况，破例允许我提前入校并安排了我的食宿。北京外国语学院“来了就是主人”的欢迎词，至今仍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到了正式报到的日子，我被编入西班牙语系58年级2班，连同1班的9位同学，共17个人，开始了世界第二大语种的学习，也开始了对世界的了解。根据我的家庭情况，学校给了我全额的助学金，直到毕业。

随着对西班牙语言学习的深入，我逐渐了解到，西班牙语不仅是西班牙的官方语言，还是北、中、南美洲的19个国家和非洲的赤道几内亚等国的官方语言。此外，作为拉丁语系的语言之一，西班牙语同葡萄牙语以及中东欧的好多种语言都有着相同的根源，更加清楚学好这种语言对加强我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重要意义，因而学习生活虽然异常紧张，加之全国都处于困难时期，常常吃不饱饭，但情绪却越发高涨，学习的劲头很足。

为了接待格瓦拉的访问，我们在兴奋中着手做一些必要的准备，自然包括对他本人和古巴的了解。此时，“大胡子”卡斯特罗的名字、形象和他领导的古巴革命进入了我们的眼帘、耳际，这也成为了后来我与古巴数十年不解之缘的开端。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媒体远不如今天这样发达，报纸很少，学校里更没有电视，“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生虽然不是“孤陋寡闻”，但对于外部世界的事情知之不多。尽管发生在1959年1月由“年轻的大胡子”菲德尔·卡斯特罗少校领导的古巴革命胜利对于我来说并不完全陌生，因为在格瓦拉到访之前在北京曾经有过声援古巴革命胜利的群众集会，但对这场革命，对于其领导人卡斯特罗，却远不知其详。为了能够知道一点这场革命的基本情况及其“所以然”，我和班上的同学们真的花了不少功夫，在可能的范围里寻找各种资料和一星半点的信息，加以汇集，以资与格瓦拉会见所需。

初闻卡斯特罗其名

关于古巴革命的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我们初步了解到，他于1926年8月13日出生在古巴东部的奥尔金省马亚里市比兰村。父亲安赫尔·卡斯特罗是位甘蔗园主兼木材商，从西班牙的加利西亚移民到古巴；母亲丽娜·鲁斯则是古巴人。卡斯特罗和鲁斯夫妇拥有超过15000公顷的土地，应该是古巴比较大的庄园主。菲德尔是他们的第二个男孩，曾就读于圣地亚哥和哈瓦那的耶稣会学院，1945年入哈瓦那大学法律系学习，积极投身学生运动。1947年菲德尔参加前往多米尼加共和国推翻特鲁希略独裁统治的远征队，但未能成功。1948年4月菲德尔曾在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参加当地人民反美活动。菲德尔1950年获得哈瓦那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后在哈瓦那当律师。1953年7月26日，菲德尔率领160余名青年攻打圣地亚哥的蒙卡达兵营，失败后被判15年徒刑。在受审期间，菲德尔发表了自我辩护词《历史将宣判我无罪》。1955年5月菲德尔获赦出狱，7月在哈瓦那发起成立“七·二六运动”组织。其后不久，他流亡美国和墨西哥，积极筹划打回古巴的远征。1956年11月25日，菲德尔率81名武装人员，乘坐“格拉玛号”游艇离开墨西哥，12月2日在古巴东部的科罗拉多滩登陆。在队伍被政府军打散后，菲德尔集结余部，进入古巴东部的马埃斯特拉山区开展游击战，任起义军总司令。1959年1月1日推翻巴蒂斯塔政权。新政府建立后，菲德尔担任国家武装部队总司令，并在2月接受了临时政府总理的职务。我们还了解到，菲德尔有个胞弟，名为劳尔·卡斯特罗，曾同他一起闹革命并成为了古巴新政府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作者夫妇参观卡斯特罗主席、劳尔副主席的出生地

作者由邵黄将军陪同参观卡斯特罗就读过的小学时，试坐卡斯特罗坐过的椅子

对卡斯特罗这些基本情况的了解，让我这个饱经战乱的人开始感到，他虽然出生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但叛逆精神很强，充满为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革命斗志，可以算得上是一位不怕困难、敢于斗争的了不起的人物。当然，在我后来得以有机会探访了他出生的庄园和就读的小学，他在圣地亚哥和哈瓦那上学的教室，准备攻打蒙卡达兵营时的集结地西博内庄园和蒙卡达兵营，他和劳尔在青年岛坐牢时的床位和做饭的场地，他乘坐的“格拉玛号”游艇登陆的科罗拉多海滩，他在马埃斯特拉山区的游击队司令部，他率领起义军进军哈瓦那的沿途要地，摆放在哈瓦那市政府门前广场上的他和其他81人挤乘的“格拉玛号”游艇（1995年我离开古巴前，劳尔·卡斯特罗曾将一个“格拉玛号”游艇的模型赠送给我，并向我介绍了当时的情景。他还特别告诉我，事后曾多次演练，怎么也无法将82个人装进游艇，真不知道他们当时是如何进的船，又如何历经几天的风浪将游艇开到古巴的！）后，对他的敬意也就更加浓烈了。

关于中古建交

也就在格瓦拉访华前不久，古巴政府在哈瓦那革命广场召开了一个有100余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在会上，时任政府总理的卡斯特罗少校在讲话中突然向与会群众发问，“革命的古巴是否愿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会场上的百余万人异口同声地回答“愿意”。这样，有了广泛群众基础的古巴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很快就在哈瓦那着手进行，并商定两国于当年的9月28日正式建交。古巴不仅在世界各国的外交史上创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建交方式，而且成了整个美洲大陆第一个与诞生仅10余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这个美洲“第一”一直延续到了70年代初期，直到10年后南美洲的智利于1970年成为美洲第二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

关于这个大会的场面，曾经目睹现场的我的北外校友黄志良同志（北外西班牙语系1957年毕业生，当时随中国外贸部副部长卢绪章率领的贸易代表团在古巴访问，后来曾任中国驻巴西圣保罗总领事，驻尼加拉瓜、委内瑞拉等国大使），在其所著《中古建交目击记》一文中有几段回忆，记录了会场情况和关于中古建交的进程，仅节录几段：

1959年1月2日，北京各界一万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隆重集会，热烈庆祝和欢呼古巴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可以说，爆发在西半球的古巴革命是20世纪继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之后一场最具深远意义的革命。1960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一次接见外宾时满怀激情地说道：古巴“这么个小国敢于在美国身旁搞革命，所以古巴革命有世界意义，整个拉丁美洲都欢迎古巴的政权”。周恩来总理对古巴革命同样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古巴革命成功地“在美国的后院打开了缺口，是全世界人民最敬佩的事”。

无疑，古巴革命在美国“后院”打开的这个缺口，也为我国同拉丁美洲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提供了契机。中国政府该如何动作？当时周恩来总理和兼外交部长的陈毅副总理审时度势后对外交部有关司处的同志做出指示：我们一定要谅解古巴的处境，要充分考虑到有利于古巴革命长期立足的问题；要尽力支援古巴人民的正义斗争；在建立外交关系问题上，既持积极态度，多做工作，又要耐心，不勉为其难，尊重古巴的考虑。

古巴方面的对华态度又是怎么样的呢？古巴革命政府建立初期，台湾当局仍在哈瓦那驻有“大使馆”，但古巴领导人一开始就意识到应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友好关系。革命胜利后仅两个月，古巴革命指导委员会领导人肖蒙就发表电视讲话，公开主张与苏联建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同蒋介石政权断绝关系。1959年6、7月间，古巴革命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格瓦拉代表卡斯特罗出访埃及、摩洛哥、印度尼西亚等亚非发展中国家和南斯拉夫等国，寻求国际上对古巴新政权的同情和支持。格瓦拉秘密接触了中国派驻这些国家的使节，表示希望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要求中国在美国停止古巴食糖配额后能够购买食糖。我外交部得到使馆报告后，经研究并得到毛主席批准，指示我使馆向格瓦拉表示，中方积极响应古方的良好愿望，并同意古巴售糖要求。中国政府和人民支持古巴革命。这使格瓦拉深受鼓舞，把情况向哈瓦那作了汇报。

1959年4月，新华社记者孔迈和庞炳庵经古巴政府同意常驻古巴，并在哈瓦那开设新华分社。这是中国在西半球建立的第一个常设官方通讯机构。7月中旬，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姚溱率领宣传工作者代表团到古巴访问，古巴武装部部长劳尔·卡斯特罗在会见代表团时提出，希望中国派一位比较重要的干部到哈瓦那领导新华分社，把新华分社作为非正式的中国官方代表，进行各种联系，等水到渠成时，再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开设大使馆。姚溱同志回国后立即向中央报告了劳尔的建议，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对古巴方面的建议非常重视，把这个建议报告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大笔一挥，在报告上批了“派一位公使去”。

1960年9月2日，哈瓦那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晴天。两天前，古巴政府告谕全国人民，这天将在哈瓦那革命广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卡斯特罗总理将发表重要讲话，各国驻古巴使馆和代表处人士都被邀请出席。头天晚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古巴著名诗人尼古拉斯·纪廉特地与我通了电话，郑重其事地提醒我“明天的群众大会你们一定要出席，菲德尔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您能透露一下大概有关哪方面的事情吗？”我随口问道。纪廉年前访华，参加我国国庆10周年活动，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我是他的翻译，又陪同他参观访问，我们两人遂结成了忘年交。我知道他是古共中央委员、总理文化顾问，我想他是知道讲话的主要内容的。可是他说，“大会后，我们将向全世界广为宣扬，但现在还是国家机密，恕不奉告”。

11时左右，卡斯特罗总理在群众欢呼声中走上讲坛。他演讲向来出口成章，从不照本宣科，这回却未开言先从军装口袋里掏出一份稿子。……这时，古巴总理忽然大声问道：“古巴革命政府愿意提请古巴人民考虑，是否愿意古巴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会场上近百万人举起双手，以震天动地般的吼声回答说：“同意，同意！”于是，卡斯特罗走到曾涛身边，把他拉到讲台正面，高举起两人握着的手向全场群众高声宣布，“中国代表已经在这儿了！”会场上掌声雷动。

黄志良同志在他的文章中还告诉我们，毛主席在得知古巴宣布与中国建交的消息后笑着说，“这个拉丁美洲的大胡子还会搞人民外交哩！”；周恩来总理对中古建交感到无比兴奋，郑重指出中古建交使中国与拉丁美洲之间的外交关系出现了零的突破，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我们那天与格瓦拉的会面和谈话时间并不长，但却让我们知道了很多，也思考了很多。于我个人而言，则是外交梦想的萌芽。

后来我进一步了解到，格瓦拉原来是阿根廷人，1928年出生在阿根廷的第二大城市罗萨里奥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系学习。1951年辍学后，格瓦拉游历了智利、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委内瑞拉等国。1952年8月格瓦拉回国继续学业，1953年获得博士学位和外科医生执业证书。1953年格瓦拉去了玻利维亚和其他一些南美国家，当年年底转到危地马拉，供职于该国总统阿本斯的政府。因其阿根廷口音，格瓦拉获得“切”的绰号，1959年获得古巴国籍后，格瓦拉将“切”正式作为其姓。1954年阿本斯政府被颠覆后，格瓦拉去了墨西哥，并在那里结识了卡斯特罗兄弟，双方相见恨晚，立即成为了战友、朋友。1955年7月，格瓦拉参加了由卡斯特罗领导的“七·二六运动”组织，并一起接受秘密军事训练。1956年底，格瓦拉与卡斯特罗兄弟等82人，乘坐“格拉玛号”游艇，从墨西哥远征古巴，在科罗拉多海滩登陆后辗转进入古巴东部的马埃斯特拉山区，开展反对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斗争。1958年8月夏季战役胜利后，格瓦拉率领游击部队的第八纵队，穿过古巴中部的卡马圭平原，并于10月联合当地其他游击队进行了圣克拉拉战役，1959年1月1日进入首都哈瓦那。到游击队取得政权时，格瓦拉是“格拉玛号”游艇上82人中仅存的12人之一，一起享有“少校”或“司令”之称。古巴新政府1959年成立后，格瓦拉先后担任过政府里的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还是古巴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全国领导委员会委员、书记处书记。

1960年我在北外与格瓦拉见面后，又在他1965年初第二次访华时为他做翻译。我后来还知道，格瓦拉从1960年起就提出“游击中心”理论，并在1965年底开始在非洲一些国家开展游击战争。1966年进入玻利维亚建“游击中心”组织，1966年在战斗中受伤，被玻利维亚政府军俘获后杀害。虽然他在1965年10月发表致卡斯特罗的信，表示辞去古巴政府职务并放弃古巴国籍、军衔，但古巴政府还于1999年将其遗骨从玻利维亚找到并运回古巴，安葬在为纪念他领导的“圣克拉拉战役”而在圣克拉拉市建立的“格瓦拉纪念馆”里。

我在担任我国驻古巴大使期间，走遍了格瓦拉在古巴领导游击队作战的所有路线，几次参观过他率领部队打进首都哈瓦那的前线指挥部，还在他离开古巴前作外出打游击准备的庄园里小住过两天，并结识过他留在古巴的妻子、儿女。对于他，我也怀有一定的敬重之情，因此曾在1995年辞别古巴之前，专程向他在圣克拉拉的铜像敬献了花篮。1999年，得知他的遗骨被运回古巴后，我正在阿根廷担任大使，还从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专程去拜谒过他在罗萨里奥市的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