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蜀军政府成立亲历记

我今年八十五岁了，辛亥革命时正是壮年。我原本是巴县举人，七品小京官，当时在重庆府中学堂任教，是同盟会会员。蜀军政府成立时，我任秘书院院长，凡有关军政府的重要文件，大多出自我的手笔或亲自核稿，对于事前的活动与酝酿，当时的部署和措施，以及夏军起义，鄂军反正，端方授首，滇、黔军入川，军政府西征北伐，吴玉章回川主持开会戡定反侧，熊克武组蜀军回驻重庆，成渝两军政府合并与重庆镇抚府的成立等等，时间虽已经过半个世纪，往事历历，记忆犹新。昔年虽撰写《蜀军革命始末》一文，刊于巴县县志，现在看来，犹觉层次不够分明，资料复有挂漏。谨就回忆所及，参照原著分别更正补充，以供历史研究者参考。

（一）同盟会党人在重庆的秘密活动和积极部署

我参加同盟会是在一九〇六年，得杨庶堪的劝说为多。当时我对民主革命的认识还是处于启蒙阶段，认为：（一）入学中举的科举思想，是落后的，腐败的，它对于救国救民，只有害处，毫无益处，知识分子应当吸取文明进步的思想，以研求救国救民之道。（二）春秋大义，首重华夷之辨，应当推翻清朝统治，光复大汉河山。（三）清廷的政治腐败，丧权辱国，民不聊生，应当实行政治改革，方能富国强兵。因而赞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斗争纲领，自思非入盟不足以言革命。当时虽曾顾虑入盟以后要担风险，情绪颇感不安，但我相信主盟人孙中山先生和介绍人杨庶堪。杨为我多年密友，他尚不怕，我又何所畏惧。吾师赵熙曾讥我“趋时”（指革命），当时只好相应不理；而今革命意识增长，我就要力争“趋时”，遂置困难牺牲于度外，勇往向前，参加了革命的秘密活动。

一九〇六年，同盟会在重庆始设支部。一九一〇年重庆府中学堂监督杨庶堪，学监张培爵，教员向楚、黄圣庠、熊兆飞、周国琛，川东师范学堂监督杨霖、学监朱之洪等均为同盟会旧会员，是时同盟会重庆机关部即设于重庆府中学堂。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之役，广州党人曾密致书电请接济，培爵、庶堪等首倡响应之。广州起义失败，国中党人皆思乘机再动。重庆同盟会机关部亦积极秘密活动，并想方设计地买炸药，造炸弹，作为起事的武器。同盟会员夏江秋即负责专造炸弹，熊兆飞、周国琛等亦能掌握造炸弹的技术，所有造成的炸弹都秘密存放在大米市附近，俟有机会发动革命时取用。当保路斗争开展，朱之洪被推举为川汉铁路重庆股东代表入成都，重庆机关部即派之洪与在省党人密议进行发动。之洪临走前，访杨庶堪问大计，庶堪笑曰：“君此去，蒲、罗均未足与谋也。”之洪笑应之。既至成都，迭与党人龙鸣剑、曹笃、方潮珍、肖参、张颐、刘经文、杨伯谦、刘咏闿、曾昭鲁、刘永年等及凤凰山新军中党人开会商议，佥以成都自丁未之役，党人密谋乘省城清吏到会府朝贺清帝生日时，安放炸弹，为聚歼之计；事前被人告密，张治祥、杨维、黄方、王树槐、黎庆云、江永成等被捕，构成“六人之狱”。此后省会军警防范极严，发动较难，不如在外州县发起，互为呼应，较易成事。于是决定分派党人四出活动：刘经文取道川南，东下威远、富顺，曹笃返自流井，方潮珍返井研，张颐到青神、井研，而荣县龙鸣钊、王天杰尤为愤慨，首先举行武装起义。上述各地党人皆密商定计，伺机动作。朱之洪由成都转重庆，报告以上情况。重庆机关部复派周国琛入省视察川西局势，国琛人地不熟，未得要领而还。重庆的党人以全川民气尚不可为，迟未作出发动决定。其后肖参、张颐到重庆，会见庶堪、培爵等，告以青神、井研、荣县、自贡间民气激昂，且有党人居间策动，斗争正广泛开展。诸人闻之皆奋起，乃积极部署革命，但未作公开活动。渝人见同志会日益张大，演说时恒集万众，哗动一时，而不见同盟会党人于会场中有言论，窃窃有私议。有人以此语庶堪，庶堪曰：“此非根本革命，无以拯救人民，保路云云，要皆枝叶耳。”于是庶堪、培爵等日夜与党人密谋，写信致各路，虑邮件泄漏，乃遣可靠心腹专送。各县党人渐次到重庆相与开会密议，关于内部组织，人事安排，亦重新决定：主盟为杨庶堪，负决疑定计、筹谋财政、计划开支、周旋官吏、结纳党人之责；张培爵、谢持负发踪指使、交通联络、征集军械之责；朱之洪负联络官绅商会，通往来、交客军之责；为书札，草檄告，则由向楚等二三党人负责；熊兆飞、夏江秋则负责制造炸弹。

当时，重庆的清官吏中，署川东道朱有基，庸懦简出，巴县知县段荣嘉，巡警总署署长杨体仁多不任事，较易对付。惟重庆府知府钮传善，兼府城警察监督及新巡防军管带，一身操政、警、军大权，其人机警狡诈，号称干员，颇属可虑。党人中以重庆商业中学堂监督舒兴谓善于辞令，常与钮传善亲近，乃推兴谓相机说钮，终以钮性叵测，多主慎重，罢原议。府中学堂既为革命党人的机关部，收到的书信文件较平常增加许多，钮传善很为猜疑，阴令人尾庶堪、培爵诸人之后，探其所为，诸人皆不知也。庶堪所居在中学堂背后而迹甚疏脱，每就培爵语，辄至深夜不去。一夕出校，见便衣四五人立门外，手灯巡哨，状异他时，始大惊悟。庶堪于某日见钮传善，钮谓：“人言你校教职员中某某皆革命党人，是不是？”庶堪答谓：“这些人都是书生，那说得上，如果一定要拿革命党来中伤的话，像我本人，庶乎有点相近。”言毕，拱手笑谢去。党人的活动，既已引起官方注意，我们在行动方面也就更加检点，更加注意秘密工作了。

端方奉清廷命，任钦差大臣，统率鄂省新军一协（第八镇的十六协，辖三十一、三十二两个标），到川查办。清廷认为川省保路风潮扩大，是由于赵尔丰镇压不力所造成，有密令与端方，可以就地拘捕赵尔丰。其时，各地同志军风起云涌，川局在极端动荡中，重庆官方深感震恐。端方过渝时，决定募新兵成立防军三营，委派李湛阳为防军统领。李湛阳是巴县人，他的父亲是天顺祥银号大老板，拥有雄厚的财力，他本人原在广东任巡警道和督练新兵统领，因省亲请假回到重庆。端方见他是旧属，又在地方上有财有势，所以要他担任这个职务。李湛阳与同盟会早有联系，既奉命招募新兵，需人亦多，于是同盟会党人多投身参加其中，充任中下级干部，并介绍有关系的人进去当下级军官或士兵。向楚就介绍过张煦（午岚）等三四人在新军中任下级官，其他介绍去的人也不少。所以当时新成立的巡防军三营，不仅与同盟会通声气，而且基本上是可以加以掌握的。川绅施际云受端方之命，由涪州到渝，召集重庆官绅商学各界在总商会开会商讨维持地方治安问题。党人等为扩大武装力量，由朱之洪、江潘等在会上提议举办团练。施际云主张“团而不练”。之洪等力争，认为各地“盗匪窃发，不练无以资防御”。重庆知府钮传善又以没有火器、军械为借口，拒绝团练。同盟会员简达西，曾主管川东团械簿册，乃当场出底册，开列清单，指出还存有团枪、铁炮、刀矛等共数千件，钮等无以借口，众议遂决。于是商会方面办商团，街坊方面办民团，在商团、民团中均渗入党人，并争取掌握其领导权。培爵等复派张颐等走夔、万，联络下东党人同时起义；派肖参返荣、威、自贡与诸党人谋，分别建立同志军或渗入同志军响应革命；派陈育堂赴大竹，促张懋隆到渝共策进行。

随端方入川之鄂军前队行至资中、荣、威间，有军中党人王志高、蔡品三曾密与曹笃接头，曹笃不敢遽信，恐是刺探消息者，未与深谈。及张颐抵万县，端方所统鄂军后队适至，鄂军中党人田智亮见张颐，相与深谈，谓武昌已于八月十九日起义，并写信交张颐密转鄂军前队跟即反正。张颐持信，不分星夜，由梁、垫兼程赶回重庆。其时，地方人士被庶堪等邀约参加同盟会者益多，而张懋隆亦由大竹至，诸党人集议，谋据重庆起义，以响应武昌，计议再三，仍不敢举动。大家认为，成都为四川省会，可号召全省，成都还没有起事，若自外发难，恐收效不大，而凤凰山新军及成都诸党人目前还难于措手，发动的机会还没有成熟。于是决定再积极联络邻近县份的武装力量，并设法添置军火，准备起事。闻端方所运军火船将过涪州，机关部即派谢持赴长寿伺机截取，但此事未能成功。四川党人易在中、柳达，认识鄂军中党人不少，于是机关部乃派他二人将田智亮的信件秘密送到鄂军前队去。其时涂传爵亦携黄兴的亲笔信返川，驰抵成都，走凤凰山，以信与方声涛，声涛任新军参谋长，但实力甚微，不敢轻动。

（二）夏之时龙泉驿起义和率队到重庆会师

夏之时，合江人，日本东斌学校步兵科毕业，为同盟会党人。回川后，为清吏所疑忌，不得重用，最初派在陆军十七镇任排长，驻成都。同志会起，夏之时与党人陈宽等曾组织《西顾报》，借鼓动保路以宣传反清，并加入保路同志会，密谋伺机起事。既而知同志会志在保路，不足以图革命，又闻清吏将逮捕蒲、罗诸人，私以为有机可乘，但部署未定，即被察觉，被撤销军职，暂任留守。不久，各路同志军围攻成都，九月初，清吏以军事紧急，又起用夏，派他率步兵一队，到龙泉驿驻防。夏乃以种族主义鼓动士兵，一面串联发动同驻龙泉驿之新军步兵、骑兵，辎重兵各一队，同时宣布革命，众皆附和。遂于九月十五日夜间，约集驻在龙泉驿之武装兵二百三十余人，于附近土地庙内誓师起义，杀东路卫戍司令魏楚藩。其时，适赵尔丰命教练官林绍泉赴资州迎接端方，夜宿龙泉驿。林闻兵变，潜至土地庙窥察，士兵有识林者，开枪击之，中伤其腿，夏力为维护，林得以不死，即挟之同行。众推夏之时为革命军总指挥，即夜率兵东下。至简阳与孙合浦兵相遇。合浦为新军某协支队官，之时召集其步、炮兵各一排，演说民族革命大义，众愿归附，遂增兵一百八十人，并得有若干步枪、山炮。当时。端方拥鄂军驻资州，扼阻东路，夏不敢前，于是率队渡沱江。取道北路东下。次日，驰一百八十里，到施家坝，众皆疲惫，且惧追兵，官长逃者三人。地方来问行军意向，夏之时复集众宣说，并手刊“中华革命军总指挥印”，出条告安民。次日，兵将抵乐至，距城二十里，闻新军管带龙光奉命率大队跟追将到，林绍泉更以危言恐吓士兵，众心恐惧，之时复召集全体士兵解说，鼓舞士兵继续前进。行五十里，遇邮卒，检查得乐至驻军清统制派兵增援的告急文书，乃伪装为奉命援乐之兵，驻乐至之清吏迎迓入城，之时即集合驻乐至清军，宣布革命军假道，士兵归附者又三百余人。次日，至分水岭，士众益疲，军心不固，思逃逸者增多，之时复与众共同结盟以维系之。同时，闻追兵已缓至，乃就地休息一日，以稍复疲劳。次日，行安岳道中，有王生以壶浆迎接，言其师王休奔走革命有年，今正策划安岳反正。之时即告王生转达王休，内外策应。之时随率兵抵安岳县城，但城门紧闭，拒而不纳。正疑虑间，王生出，告以其师王休正劝县令投降，嘱缓攻城。不久，县令弃印逃走，王休出城迎接，相见大为欢洽。之时率兵入城，地方接待颇为殷勤热烈，并借钱数千缗，分散士兵。是夜，龙光率追兵至分水岭，以长信责之时，要他速自解散引去。之时与王休商议，休谓：“重庆诸党人密谋光复，筹划已久，并已与鄂军中党人沟通，正待时机发动。”当劝之时速率兵到重庆，共图大举。于是之时复信与龙光，以革命大义严责之，龙光下令攻之时，其军中有向义者，无斗志，地方人民见龙光军纷集，亦群起燃炮响应义军。龙光立令不服从命令作战的士兵缴械，遂率队返。龙光本同盟会党人，事后始向人说：“夏倡独立，兵少，我名追之，实送之耳。”追兵既退，义军休整三日，乃拔队至潼南。驻二日，有合州代表白炳宣等来见之时，谓合州愿自谋响应，不劳兵力，请速趋重庆。之时遂率众由水道船行两日抵江北黄桷树。夏军来，一般人不知其意图，深为疑惧，于是重庆总商会决定送之时三十万元、米一百石，请其勿入渝城，并推朱之洪为代表，往见之时达此意。渝中党人则与之洪商定，晤见之时应密商筹划和部署举义事宜。之洪晤夏商妥一切后转渝，道经龙隐镇、浮图关等处，复说水警及巡防军归向革命，赞助起义。之洪并复告总商会诸人，谓：“夏军此来，乃促成重庆独立，已拟露布，即将入城，勿用疑惧。”之洪既返城，之时亦引军兼程进抵浮图关。次日平明，以望远镜俯视巴县城在指顾间，乃积极准备整队进城。当之时与之洪晤面，标志着夏军与重庆党人已胜利会师，里应外合之势已成，独立时机便告成熟了。

（三）重庆光复，蜀军政府组成

自武昌首义，九江、长沙、安庆、昆明、贵阳先后响应，形势发展得极为有利。重庆同盟会党人亦积极加紧筹划，进行发动，除发展组织，加强联系，运动军警，赶造炸药外，并派石青阳、卢汉臣负责组织敢死队，秘密招集青年二百多人，予以一定的训练，为必要时冲锋陷阵作准备。一面指定专人负责联络哥老，共同行动。府中学堂教员党人周晞颜，工篆刻，机关部特购买大寿山石两方，嘱密刻“蜀军都督”及“蜀军总司令”印，在当时情况下，这是造反，查出要抄家灭门的。大家认为藏之校舍甚不妥当，因府中学堂已为官府和军警极端注意，故为此事大费踌躇。经多次密商，才在下陕西街巫德盛栈房附近找到一个妓女（妓女伪作眷属），由周晞颜送往存放她家。后来，见常有岗警逡巡于门前，恐被发觉，晞颜又把这两颗大印分别包好，藏在两腋之下，秘密挟出，存放其他地方。自夏之时率兵临渝城下后，城内居民闻大兵将到，惊惶不安，官吏尤兢兢不自保，宣布了全城戒严。其时，李鸿钧、张煦诸同盟会员纷纷集重庆，府中学堂学生中的党人，亦群为革命效力奔走，巡防军、哥老会并纷纷密约效命。但大家最担心的是巡防军中的开花炮，它是火力最大的武器，如果开花炮打起来，不但要轰毁很多房屋，而且会死伤很多居民。机关部对于这点还特地做了许多工作。巡防军管开花炮的是一个姓肖的管带，终于说通了这个管带的儿子，把开花炮的炮栓偷出，缴到机关部来。这样一来，开花炮也就打不响了。

十月初一日，重庆士绅及各界人士，齐集总商会密议独立问题，众以既推朱之洪往说夏之时暂缓进城，拟即推巡防新军统领李湛阳为都督，宣布独立，免致地方糜烂，乃举向楚、温仁寿、杨朝杰往说李湛阳。既见，李湛阳流涕辞谢，谓：“吾有老亲，不敢当此非常重任，秩序如可维则维之，如不可维，愿党中诸贤好自为之。”于是培爵、庶堪等益加戒备，并令敢死队作好准备，应付非常，维持秩序。

十月初二日，同盟会与各方联系均已妥当，准备亦已完善，于是邀集重庆绅商学各界，在朝天观开大会。到会的有机关法团代表、学生、市民数千人，鄂军中党人田智亮等亦武装与会。大会由张培爵主持，宣布重庆独立。会前重庆总商会会长古绥之、士绅温友松（回族，秀才）曾探问杨庶堪曰：“我们是同情革命的，也是参加的一分子，你们究竟是不是革命党？你们的领袖究竟是何人？”杨庶堪答曰：“革命党自然是革命党，至于领袖，总之不是重庆人。”古绥之又说：“你们把宝盒子揭开看一下嘛，使大家明白呀。”他们完全不相信这些书生老酸会将革命闹起来的。当时同盟会内部已决定推张培爵任都督，培爵为隆昌人，故庶堪以领袖非重庆人答古。当开会时，重庆的清吏中，川东道台朱有基已先逃跑，重庆知府钮传善不到，乃推向楚、朱之洪去府衙饬钮来会，向、朱两人又邀李湛阳同去，钮传善随即到会，巴县知事段荣嘉随后亦至。党人李鸿钧、夏江秋、欧阳尔彬等各手持炸弹，将钮传善包围，周国琛执手枪指着钮传善，叫他投降。钮人很狡猾，平时本善说词，今慑于群众威势，畏缩气阻，瞠目结舌，低头表示投降，同段荣嘉一起跪在地下，剪去辫子，缴出伪印，并亲笔书写“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誓词，当众宣读。随即由党人挟之游街，钮挽杨庶堪手，坚持甚牢，不肯稍释，意在挟以自保。是日，居民门前都悬挂一白布小旗，上书“汉”字，游行队伍一到，群众夹道欢呼，人人兴奋万分，个个眉飞色舞，热烈地庆祝重庆光复。

是晚，继续开会，众公推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设蜀军政府于原巡警总署。先是朱之洪出通远门往通知夏之时，守兵以为无知府钮传善之令，不敢开城，乃就城阙卑处梯城而下，张颐继之。不久，体育学堂学生军亦赶到，事先本与之时约定如到时城门不开，即行攻城，朱蕴章乃喝退守门兵，将铁锁砍断，打开城门。之洪到两路口与夏之时军相遇，告以城中反正，遂迎夏军入城安民，通电全国，宣布重庆光复。一日之间，兵不血刃，大事已定，民皆悦喜。是晚开会筹组蜀军政府并派向楚带武装兵二人即到大清银行及浚川源银行进行接收。找两行的负责人把重要簿据一并交出，但是要向出一正式收据。由于蜀军政府尚未成立，无法给以正式印收，向楚即在皮包内，取出一张印有“向楚”二字的大红名片作为收据，将两个银行重要簿据几十本一并带转。其时军政府还在开会，向约张培爵出来，密向他报告，已把银行存款完全接受了，培爵大喜。盖当时两行存款共计二百七十万元，有此现款，则军政府的一切开支便可无虑了。

张培爵、夏之时既就任正、副都督，遵照党人会议的决定，乃以林绍泉为蜀军总司令兼参谋部长，唐仲寅副之；谢持为总务处长，董鸿诗、朱蕴章副之；向楚为秘书院院长；李时俊为审计院院长；熊兆飞为监察院院长；方潮珍为军政部长；梅树南为行政部长，龚秉枢副之；李湛阳为财政部长，刘祖荫副之；江经沅为军需部长；邓絜为司法部长，张知竞副之；江潘为外交部长；杨霖为交通部长，陈崇功副之。并特设礼贤馆，以陈道循主持其事；改原有大清银行为大汉银行，成立金库，由朱之洪主持。之洪与杨庶堪均为军政府高等顾问，凡遇大事，定大计，均先征询二人意见，然后施行。对于军队方面，亦重新加以改编，统一编制：以盘铭为近卫军标统，周国琛为警卫军标统，原敢死队改编为义勇军。以石青阳为标统；原有巡防军四个标统黄金镕、舒伯渊、周维新、邹杰，及炮兵第一营管带肖步周，均予加委，隶属于蜀军总司令。此外，并委刘兆清为亲兵营营长，罗俊青为九门监察，向寿荫为蜀军第一纵队长。委王培菁为南路司令，率兵攻合江，支援起义群众。一面传檄附近各州县改置一司令官，兼管军民两政；司令部内设军谋、军政、军书、军需等处，分行政、财政、司法、学务等科；并委派五十七州县司令官，颁发五十七州县印信（均为周晞颜手刻）。一面照会驻重庆各国领事，申明负责保护外侨的生命财产。布告尽裁进口杂捐，并对江、巴两县旧有厘金豁免五天。军政府成立次日（十月初三）即布告安民，有“少数服从多数，世界公理所存，人民不分满汉，剪发即许投诚”等语。并由刘祖荫（巴县举人、军政府财政部次长）到全城主要街道亲说各商家打开铺门，安心照常营业。于是各商店都把铺门打开，并在门前插一“汉”字小白旗，以示光复。总的说来，重庆独立，不折一兵，不费一弹，市廛安堵，草木不惊，是皆由于事前顾虑周详，临时谨慎行事，一切工作都做得很把稳，故能收到和平独立的效果。

军政府成立以后，对一切费用均特别节省，即以薪俸而言，都督每月薪水仅为一百元，总务处长每月薪水为八十元，秘书、审计、监察等院院长每月七十元，各部部长月薪六十元。其他开支也很节省。

不久，春节到来，军政府大门书联志庆，联文为“奉新元为正朔，扬大汉之天声”。全城民众大放花灯，欢度了独立后的第一个春节。

（四）端方授首，川东南各县均告光复

端方在资中时，鄂军前队既得其后队密信，已知武昌起义确息；同时孙武于武昌起义后，又密致书电，通知在川鄂军中党人密图端方，促川人独立。端方来川，即派人随时检查邮电，凡鄂省来的秘密信件电报均为端方所得。因此鄂军中党人深虑后发为人所制，在重庆时即密谋杀端方，渝机关部阻之，以渝为商埠，若有骚乱，即惊外侨，损市廛，大不利于人民。故端方由渝拔队去资州后，即有鄂军中党人回重庆与渝机关部相密约，如起事杀端，鄂军田智亮等且为前驱。军政府成立后，田智亮请赴资州图端方，培爵等拨兵三百人、炸弹八十枚、现款五千元与田，兼程往。行至资州六十里处，鄂军中党人与田智亮遇，谓重庆独立，他们已经知道，并已经作好杀端方的准备，劝智亮暂时缓去。是夜（十月初五日）鄂军中党人密议，认为非杀端方不足以取信于川人而报鄂军政府。议定，众皆画押，剪去发辫，毁肩章，袖缀白布，以表明决心反正，并决定于杀端方后回鄂。鄂军协统邓承绂、标统曾广大惧祸，夜缒城而逃。端方午夜闻变，与其弟端锦相持而泣，起义士兵随缚之至天上宫行辕。端方当向众说：“我本来是汉族，原姓陶，投旗才四代。我治军最初在湘鄂，后来在两江，在直隶，对待士兵，素来不薄，进川以后，对士兵尤有加厚。”乞免死。众答以：“此是私恩，今日之事，乃国仇，不能顾私恩。”有荆州人卢保清者，三十二标军士，素骁健，挥刀刺之，截其首级。军士任永森，复手断端锦头。

次日，田智亮等电蜀军政府报鄂军反正，举陈镇藩为统领，拔队东下。过内江时，协助内江独立。抵渝，卢保清等出端方、端锦首级，二头均贮在铁匣内，沉浸以清油。培爵等以鄂军建此大功，犒以牲酒，对卢保清、任永森两人，特加奖赏，各以红白绫标其肩，旌其勇决。智亮返渝，向军政府报命，仅用去五百余元，所余之款，悉数缴还，军政府大为嘉许。军政府旋派朱之洪向陈镇藩接洽，请鄂军暂时驻川，帮助维持地方治安。镇藩兵驻川东师范学校，正交涉间，鄂军闻而大哗，众谓：鄂省独立已久，正需要兵力，且父母妻子皆在鄂，人人思自救，愿早归，不肯留。之洪又达军府意，请借枪械，众又谓：枪械是军人生命，借出就是等于缴械，均不从。最后，之洪反复与镇藩洽商约定，由军政府给予三万元，即以此款订购汉阳兵工厂枪械（其后冯中兴运回是项枪械交熊克武军，陈镇藩是履行了原约的）。于是鄂军陆续离川返鄂。大部东下后，留富顺、内江间者尚有一百余人，适驻自流井的清巡防军被同志军周鸿勋部击溃，奔入县城，知县孙易祺与劣绅数人实为内应。清巡防军入城，大肆劫掠，奸掳烧杀，妇孺纷纷裹棉絮坠城下，哭号之声，惨不忍闻。鄂军乃由白马庙乘船到富顺县城，梯人登陴，砍开城门，击走清巡防军，诛杀十余人，平息了祸乱。县中人民深为感激，及鄂军将赴泸州，由水道东下，县人又恳切挽留，坚不让走，复留驻了一个多月。其时有张桂山所率千余人来驻县城，未敢扰乱者，鄂军镇摄之力为多。嗣后滇军至富顺，鄂军方行辞去。

当重庆未独立前，下东及泸南各州县，皆有党人运谋策动于其间，或联官绅，或结防军、哥老，伺机举事，俟重庆军政府成立之后，即行响应。当时，夔、万方面，由卢师谛等负责，泸州下川南一带由杨兆蓉、邓希龄等负责。驻万县防军统带刘汉卿（绰号刘罗汉）经党人策动，于十月十五日反正，次日以兵下夔府，七日宣布成立下川东蜀军政府，推刘汉卿任副都督。同时，卢师谛、汪厚坤、易存贞、王亮、刘梓春、晏祥武等积极谋划各县独立。十月六日，杀奉节知县高矗义，徇巡防军之请，推陈某任司令，王亮为参谋长。云阳亦于同日反正，推晏祥武为司令，卢师谛为参谋长。泸州亦于十月六日宣布独立，建川南军政分府，推原任永宁道刘朝望为都督，温翰贞副之。长寿、涪陵、南川、隆昌亦先后与蜀军政府密约，陆续宣告独立。当时，川东南有五十七州县，均已反正，响应和拥护蜀军政府。于是蜀军政府已掩有半个四川，地位益加巩固。不久川南都督刘朝望、下东副都督刘汉卿均表示自行削去名号，请归并蜀军政府受统一调遣指挥。

（五）成都独立和蜀军政府派兵西上支援

成都闻重庆光复，端方授首，鄂军起义，川东南全部响应，亦于十月七日宣布独立。先是，赵尔丰虽为形势所迫，释放了蒲殿俊、罗纶等九人，但赵尚拥有巡防军三十营，藩盐两库尚存现款六百余万两，兵饷皆在握。川绅邵从恩、陈崇基等以赵一日不去位，则川局一日不安，遂相与计议政权转移。陈崇基则奔走于诸绅士之间，邵从恩与吴钟镕则赴督署，相机说赵尔丰，往返周折经过六日，赵尔丰与清廷消息隔绝，自知前途无望，始承认将军权交与十七镇统制朱庆澜，政权交与邵从恩。邵从恩以国体且改共和，都督宜由民选，省民大会既不能在短时间内召开，则应以省民间接选出之谘议局议长任之。赵尔丰惧川民仇己，以为朱庆澜拥有新军尚足恃也，欲援鄂例，以朱庆澜为正都督，蒲殿俊为副都督。邵从恩乃谓湖南都督谭延闿亦系文人，若以民选议长而置之副，恐不惬舆情。在商定了所谓“官绅协约”三十条之后，赵尔丰以文告宣布“四川自治”。于是蒲殿俊为都督，朱庆澜为副都督，并筹组“大汉四川军政府”。赵尔丰在交印的同时，并宣布了所谓“官绅协约”，约中有：请赵尔丰仍主边务及扩充军备，协济藏款，供应常年费、兵饷费四五百万两等等条文；更为荒谬的是仍请赵尔丰留成都，暂缓赴川边，以便遇事商求援助指导。川民认为根据此项所谓协约，则赵尔丰仍然手握重权，后患将不堪设想，一时舆论大哗。党人持“协约”奔告重庆军政府早为之备，蜀军政府立即在报纸上对此项“协约”逐条加以严正驳斥，深入揭露赵尔丰等的阴谋，号召全省人民群起反对。并以赵尔丰仍居督署，拥有重兵，一旦发生变乱，实系全蜀安危，于是决定推派副都督夏之时率师西上，讨伐赵尔丰，支援成都独立。乃将原有蜀军各标，改编为三个支队，以蜀军总司令林绍泉兼北路支队长，改第一纵队长向寿荫为南路支队长，以但懋辛为蜀军参谋长兼中路支队长。但率部甫进驻资中，不数日而有成都十月十八日之变。初，蒲殿俊于就职后许各军休假十日，发给薪饷三月，以示酬劳。在赵尔丰、田征葵支使之下索饷者纷纷，巡防军尤为骚扰。是日于东较场点名放饷时，仅给饷一月，巡防军首先哗变，枪杀发饷委员。随之枪声四起，新、巡两军洗劫了银行、典当、藩库、盐库及全城许多商家和住户，称为“打起发”，火三日不绝。变兵饱掠出城扬散。各路同志军入城维持秩序，始稍见安定。清陆军小学堂总办、“大汉四川军政府”军政部长尹昌衡自凤凰山乘机率新兵数百人入城。适兵变时蒲殿俊潜逃，尹昌衡遂为都督，罗纶为副都督。当兵变之后，赵尔丰竟公然以“总督部堂”名义，发出布告“安民”，其忠实爪牙傅华封率川边清军已至雅安，复辟罪行愈益昭著，这就危及了尹昌衡的既得地位。尹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和不得不顺应人心，乃擒杀赵尔丰于旧皇城。蜀军政府闻赵既已伏诛，乃罢西上之军，迄于资州而止。

（六）吴玉章到渝主持开会戡定反侧

林绍泉被任为西上军的北路支队长后，大为不满，当即将委令撕毁，把所发的支队长关防砍为四块，叫嚣支队长职位卑下，侮辱了他的总司令职位，并持手枪，傲睨放肆，大骂都督，大闹不休。朱之洪至，见林态度极为恶劣，出于意外，劝之不能止，乃袒胸大声喝止之，林始退去。其时，党人吴玉章适于发动了荣县、内江独立后来渝，玉章有卓识，能果断，素为同志所敬服。蜀军政府初建之际，不幸即发生林绍泉骄横跋扈的事件，培爵诸人均惴惴不安，不知如何措置。于是同盟会诸党人于迎接玉章进城后，即同往就商应付方策。玉章认为军府成立伊始，非整肃纪纲，严申法纪，不足以树威信而固根本。经确定原则，妥为部署后，即夕，召集各部院长、军官及同盟会党人开临时大会，众公推玉章为主席。玉章首先声明：大会主席必须由大会予以权力，可以控制会场，参加会议的人，要听主席的话，各守秩序，依次发言，会议才有结果，否则不任主席。众鼓掌赞成，于是玉章就任主席，宣布开会。首由夏之时发言，谓支队长名义，考之中外军制，乃分道出师之领队长官，有以一镇（相当于一师）再加步兵若干成一支队者，其名义不卑，其范围不小。况军府任命绍泉之文书，并无取消其司令官语意，且曾先召集参谋部属开会声明，林支队长出师时，随营携带司令官关防。是司令官出师，并加支队长名号，事权不为不重，委任不为不专。而林绍泉平日跋扈骄横，今则更为悖妄。并闻外间有密谋拥戴林绍泉作都督者，经检察已查得确凿证据。绍泉知事已败露，不得不自服其罪，按军律当处死。之时终以林自龙泉驿起义后，赞襄军务，尚有微劳，援都督可以持救之规定，予以特赦，宣布将林押解回鄂省原籍。标统舒伯渊、周少鸿、周维新，教练官汤维烈等，阴与林绍泉相勾结，已定议乘北伐军发给子弹时哗变，扰重庆，以颠覆蜀军政府，事成即拥林绍泉为都督。舒伯渊等初曾密说黔军标统叶占彪同造乱。叶占彪以客军来援，饷粮皆仰给蜀军政府，不敢应。舒等又秘密邀都督近卫军的一些官兵在川东师范密议，有朱登武者，系龙泉驿起义时头目，现隶近卫军为下级军官，被招与议，知其谋，告密。当临时大会褫夺林绍泉军职时，近卫军群起引枪向会场，齐指舒伯渊，揭发舒谋乱。部长中有梅树南者正手烤铜烘笼，接近舒座，闻士兵枪簧拨动，大惊，手炉翻倒，灰火飞扬，与李湛阳、江潘等仓皇遁散。玉章主持大会，以极其镇静的态度阻止了仓皇逃会诸人，继续开会。旋议定，令监视舒伯渊、周少鸿、汤维烈等。次日黎明，令欧阳尔彬往捕周维新，值周维新尚在客馆挟妓卧床未起，箧中所藏秘密函件不及消灭，乃搜逮付军法。鞫讯得实后，遂宣布舒伯渊、周维新、周少鸿、汤维烈等罪状，处以死刑。同日，夏派曾昭鲁（隆昌人，绰号曾猴子）雇一小船押林绍泉由渝起程，行至江北巴县间之野罗子地方，林小解，昭鲁乘势推其入水淹毙，乃回重庆向夏报命。林案处理后，夏之时即自兼蜀军总司令，姜登选副之。此次戡定反侧，奸不得发，实得力于玉章之到渝主持本计。

不数日，蜀军拿获了清四川巡防军统领田征葵。这个凶残屠杀人民的刽子手，由成都化装易服，乘小舟东下，欲从水路潜逃，终为蜀军所捕获。军府得报，复派李湛阳、向楚、江潘往查看属实。十一月十二日，培爵、之时等召集官兵集会，将田征葵押至阶下，命军法宣读罪状，大意谓成都七月十五日之变，田征葵挥军枪杀无辜请愿人民，论事实则祸之首，论法律则罪之魁。田征葵闻罪状，佯作不省，强笑曰：“欲加之罪。”在当众揭发田贼残杀人民的累累罪行之后，当宣布斩首，标木牌，大书“民贼田征葵之首级”，枭示于市，人民大为称快。

川南都督刘朝望之参谋余大鸿（鄂人），本林绍泉师。林先有电邀请其率兵下渝，共图重庆。余尚在途间，而林已事败。余率兵至石桥铺，军府乃派朱之洪、陈传往视。余知军府已有备，愿将所率全营交蜀军，之洪与之约，兵不得入城，次日于南岸铜元局接收。余交出部队后，军府给与路费四百元，令其返鄂。

十二月军府得合江等防局密报：有贺建章者，手持“四川治安军”印单及吴以刚名片，称蜀军统领，招兵下渝，图大举；其同伙罗燕章已赴贵州仁怀、土城各招得若干人，请军府指示。军府复令指为假冒，饬捕贺建章至渝，并搜得贺与吴克勤及陶叔侯信，信内称邓井关、仁怀、土城各招得炮队若干人，十日可到等语。吴克勤即吴以刚，系清川江巡警提调；陶叔侯即陶家琦，系清巴县经征委员。均先已“投诚”，今又假冒蜀军名义招兵图造乱，谋复辟，乃宣布其罪诛之。

成都兵变后，朱庆澜亦易服潜逃到渝，住方声涛家。姜登选引其见夏之时，之时以朱为旧长官，曾参加成都独立，乃赠送路费三百元，送朱东下。

经过这一时期的努力，戡定了叛乱，使蜀军政府的政权逐步地得到了巩固。

（七）熊克武在沪组成蜀军回镇重庆

初，蜀军政府派周代本赴沪购枪械，并与各省代表团集武昌开会，熊克武则在上海团结党人，谋组蜀军为中坚。时有保定学生吕超、张存孝等电熊筹济路费，熊等兑款接济之，于是党人南来者多青年军人。四川同盟党人乃在上海举行会议，推任鸿隽为主席，黄肃方为同盟会干事兼总务部长，熊克武为军务部长，陈一夔为财务部长，郭蔚华为庶务，设办事处于上海，图谋组织蜀军，但苦无款购军械。众以重庆沪商代表董秉章、贾应权两处尚保管有川汉铁路公司所购兰格志股票，可值一百七十万两，乃多方劝说董秉章、贾应权等将股票交出向银行抵借二十五万两，作为蜀军购械之用。二人初不愿交，经多次劝说亦归无效。后乃由党人黄祯祥（武昌的军人）携武器到两家，称说是黄兴大元帅的兄弟，强迫其交出，才将股票抵借现款，向日本军火公司订购了俄式步枪、山炮、子弹等军械一批。日本军火公司虽承卖军火，但还须有担保人，乃以同乡人关系，找江苏巡抚程德全出名担保，始行成交。于是公推熊克武为蜀军北伐总司令，彭家珍（金堂人）为副总司令。其时家珍已先走北京，挟弹往炸清禁卫军统领、宗社党党魁良弼。民元一月二十六日，家珍炸良弼于北京红罗厂，弹发，家珍当场牺牲，良弼受重伤，于二日后死去，清王室大为震恐。克武旋复奉民国政府大元帅黄兴任命，乃在宜昌将蜀军组成，并就近在汉阳购买厂造步枪子弹，添置军装，军容甚盛。蜀军成立之初，共有三个营：向传义营驻宜昌，丘延熏营驻万县，肖人龙营驻重庆。先是，宜昌上游发现炸药船，载炸药百余箱，雷管引线皆备，疑是川汉铁路公司所购运。乃分其半留武昌，余皆装制为炸弹，招青年学生百余人，士兵一百二十人，组织义士团，使用是项武器，推定颜德基为义士团团长，曾宝森任参谋，先蜀军达重庆。黄肃方抵渝，适总务处长谢持因父丧请假回富顺，即以黄代谢职。熊克武到渝，经军政府委充蜀军第一师师长，原军政府所统各部队均属之。其后，成渝两军政府合并，蜀军改编为川军第五师，由熊克武任师长，仍驻节重庆。

（八）滇军侵川的交涉

当保路风潮发生，各县同志军竞起，川局尚未臻安定之际，滇、黔均以“援川”为名，先后入据川境。黔军叶占彪所部，原接受蜀军政府之节制，隶属中路，嗣因黔省发生动乱，遂全部开回。滇军谢汝翼、李鸿祥两梯团先后自滇出发，以郭灿任滇军援川巡按使，陈先沅副之，由昭通入蜀。蜀人客滇省者，飞书密告蜀军政府。军府乃派谢崇飞到叙府联系，并要请其长官赴渝订约，共相遵守。约中载明，蜀军政府承认滇军为援川军，付给兵饷，但不得自由行动，干涉民财政。约虽签订，而滇军首先破约，竟委彭汝鼎为宜宾知事，并杀害富顺司令范华斋。合江之役，川南总司令黄方竟被滇军惨杀，百余人悉被剖腹挖心，极其残酷。盘踞自流井之滇军复将同志军统领、革命党人周鸿勋杀害。并委滇人黄德渊总榷盐税，截留盐款。这些以援川为名的侵川行为，大为四川各方所不满。

时成都军政府，经兵变之后，府库空虚，财政极感困难，仅靠发行军用票维持，以自贡盐场为滇军霸占，截留税款，难于容忍，乃出军赴自井，与滇军相遇于界牌，相持几至交锋。时溥仪尚未退位，传闻清廷以重兵犯潼关，将横截西北以牵制东南。于是东南、西南各省以大局危，乃亟谋北伐。适王人文由陕西转川，到渝谒军府，培爵对之优礼有加，聘为联合北伐总代表，说滇军共谋北伐，王人文以亟须东下为词，谢而不就。其时，胡景伊（文澜）亦由广西回重庆，蜀军政府以景伊与滇军将领有旧，乃委景伊以全权，继王人文为代表，以刘声元副之，同至自流井界牌，会于游家祠。与会者有：成都军政府所派联合北伐团委员王馨桂，与滇军交涉全权委员邵从恩、王昌，滇军总司令官韩建铎，第一梯团长谢汝翼，第二梯团长李鸿祥，支队长黄毓成等。议定：以成都军政府因遭兵变财政枯竭，无法承担军费，由重庆蜀军政府先拨筹备费三十万元，作为滇军筹备北伐费用，部队出川后，蜀军政府再按月给军饷十五万元；后方勤务则完全由蜀军担任。在此以前，滇军曾通电推举夏之时为北伐军总司令官，张培爵为北伐军总兵站官。李湛阳首先捐助军饷以为倡导，蜀军政府即以李湛阳、黄肃方、刘祖荫等负责筹措北伐饷捐事宜，文武职司捐薪者争先恐后，士兵及市民、妇女之捐金钱脱簪珥以助北伐军费者亦众。时，成渝两军政府合并之议起，成都军政府以省库空虚，曾请由渝拨付十万元，作援陕出师协济饷款，蜀军政府为照顾全局即予如数拨付。胡景伊与滇军签订了北伐协约，应尹昌衡之召，即直入成都，亦不向蜀军政府复命。刘声元以胡未先电蜀军政府请示，竟与滇军签约，允此巨款，实为专擅，有负使命，乃拒不副署。滇军自川南抵渝已三日，蜀军政府始接到胡景伊报告及协约条文。正考虑间，不数日，奉南京陆军总长黄兴电令，谓清帝已宣布退位，南北统一，决罢北伐之师。当以电令示滇军，滇军仍执原约需索巨款，经过反复交涉，蜀军政府以客军远道来援，愿以三数万元作慰劳，滇军仍坚留不去，卒与三十万元，始得毕事。胡景伊至成都，尹昌衡任以为军团长，位在各师之上。尹昌衡见滇军勒索巨款，仍不开拔，乃命孙兆鸾率兵赴重庆，迫滇军出境，双方戒严。蜀军政府为使人民免遭战祸，又出而调停排解，经过再三劝说，双方之兵始离去渝城。

（九）成都、重庆两军政府的合并和重庆镇抚府的设立与撤销

成渝两军政府合并的主要原因：（一）云南都督蔡锷来电正式承认重庆蜀军政府为四川政府，对以尹昌衡、罗纶为首的大汉四川军政府不予承认，指责尹等在军政府内普设公口，尹自任大汉公龙头大爷，所谓大汉四川军政府实为哥老会政府。蔡锷同时还咨请湘军都督，以树声援，并主张派兵西上进攻成都。蜀军政府都督张培爵及同盟会党人以哥老会诚有诟病之处，然应以大局为重，不可轻启兵端；且革命系为国为民，更不应借外援以谋取个人权位，当即电复蔡锷婉谢。自此，两军政府同感长此对峙，必受外省欺凌，而合并动机遂渐趋成熟。（二）同盟会在成都党人如董修武、杨维、龙光等，以成渝分立，两军政府事权既不统一，财政亦无法整理；又加滇军骄悍，哥老纵横，长此拖延不决，川民痛苦必深，究其终极，势将两败俱伤，遂首创合并之议。重庆同盟会党人如张培爵、杨庶堪、熊克武、谢持、朱之洪、向楚等亦同感合并之必要。张培爵并电征泸州川南总司令但懋辛意见，但也复电赞同。自是成渝合并之议，各方便力促其成了。（三）重庆同盟会党人多以成都向为全川省会，渝城则属军事重镇，应当服从于久已形成的政治中心——成都。有人甚至还以“脚杆硬不过大腿”为喻，以说明重庆之应合并于成都。

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书电、专使往还甚为频繁。重庆复派朱之洪、成都派张治群，皆为全权代表，相晤于荣昌之烧酒坊；随又同至重庆，议定合同十一条，各签订缮呈上报。两军政府乃各召集特别会议，审议加印，俱同意合并，成立统一的政府。合同内容大要为：成都为政治中心，省会仍设在成都，重庆地位重要，应设重镇；合并后的正副都督人选，由统一政府的全体职员选定，原成、渝两都督，分任合并后之正副都督，原两副都督拟以重庆重镇相畀，或以枢密院长及军事参议院长位置之。双方于民元二月二日换约。越十日，培爵率警卫队启行，以陈先源为行营参谋长，卢师谛、董鸿、向楚、方潮珍、张颐、赖肃等从行。抵隆昌，适谢持自富顺赶到，党人张习（时任成都盐务处长）亦自成都至隆，于是举行行营会议。当议定：培爵自行电请让正都督于尹昌衡，自就副都督职。盖明知两府合并后由职员选举，成都人数较多，即选亦不可能得正，不如不选为佳。会上并决定谢持、但懋辛同赴成都，向楚、张习则转重庆商组镇抚府事宜。张习既到渝，夏之时以黄肃方出巡川东，乃命习代理总务处长。三月九日，培爵抵成都，十二日就任四川军政府副都督，遂通电全国，宣告四川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