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乐府与歌诗的研究方法与学科建设

——在乐府学会第四届年会暨第七届乐府歌诗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

赵敏俐

尊敬的各位专家、各位学者，会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受大会委托，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顺便谈一点个人想法。

这次会议与会学者一共90余名，包括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日本、韩国、法国、新加坡等各地的学者，提交论文75篇，汇集了国际国内乐府学研究领域老中青三代学者近两年来的最新研究成果，会议论文集编成了厚厚的三大本，规模远远地超过了上一次会议。内容涵盖了从《诗经》到明清的乐府与歌诗。会议论文水平越来越高，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广，研讨得越来越深入，展现了宽广的学术前景。大会发言精彩，小组讨论热烈，会间休息和会后的时间，大家在一起的交流也特别亲切。我们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环境。大家在一起进行学术研讨，感觉到这个学术大家庭的温暖、和谐。我们可以用规模宏大、盛况空前来形容这次会议，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来形容大会的氛围。刚才三位小组的代表已经分别做了学术总结，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我想趁这个机会就我们学会的现状和将来的发展，再简单地谈一点个人看法。

首先我谈一下乐府学科的建立和乐府学会发展的简单过程。乐府学本来是中国的一门传统学问，同时又是一门新兴的学问。之所以说是传统的学问，是因为早从先秦时期就有了关于“乐”的讨论，到《史记·乐书》《汉书·礼乐志》，再到后代史书中的各种乐志，都有大量的关于“乐”的讨论。还有以《乐府诗集》为代表的大量的乐府学著作。历史上有那么多的成果，有那么丰富的材料，客观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乐府学传统。但是我们说它又是一门新兴的学问，因为在以前并没有人提出“乐府学”这一概念，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对它的研究也是被忽略的。我们知道，从“五四”以来，在新的学科划分中，我们是把文学和艺术、历史、哲学等都分别看作一个个独立的学科，对它们进行分门别类研究的。而乐府学却需要依托文学和音乐这两个学科，介于二者之间又相对独立，这就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地位。音乐学科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但是并没有人专门研究乐府歌诗；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人会把乐府歌诗当作文学的一部分来看，但是忽略了它的音乐特质。从20世纪以来也有很多人写过与之相关的著作，从音乐学角度讲，如杨荫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从文学角度讲，如罗根泽的《乐府文学史》、萧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杨生枝的《乐府诗史》，等等。还有如杨公骥、逯钦立、王运熙、丘琼荪等好多学者就乐府学中的相关文本和文献做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也取得了突出成就，作出了重要贡献。介于二者之间的如朱谦之的《中国音乐文学史》，试图把音乐文学当作一个独立的现象来研究。但是以上研究都没有把乐府学当作一个独立的学科来认识，也就是说一直没有形成今天这样的学科共识，也没有凝聚起足够的力量，形成今天这样一个乐府学的学术群体。

新时期以来，学术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学科建设的意识明显增强。同时，在反思“五四”以来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大家不约而同地认识到，现在的学术研究，应该由“五四”以来的那种分门别类的研究，重新走向综合研究和交叉学科研究。正是在这个时候，中国古代歌诗与乐府学的研究，才逐渐重新进入我们的学术视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时的一批年轻学者，如施议对、王小盾、李昌集、姚小鸥、吴相洲等人，包括我在内就先后走向了这一研究领域，撰写相关的学术论文和著作，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自2001年起，在首都师范大学率先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中国古代音乐与文学关系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会议论文集。以后我们把会议名称定为“乐府与歌诗国际学术研讨会”，到现在已经举办了七届。在此基础上我们成立了乐府学会，创办了《乐府学》的会刊，每两年举办一次年会，到现在已经举办了四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些当初的年轻人已经逐渐成为老学者。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老中青三代相结合的新的学术团体，人才济济。特别是近十年成长起来的一批新人，充满了朝气，正在成为当下乐府与歌诗研究的骨干力量。可以这样说，乐府歌诗的研究是乘势而起，是在当下新的学科发展过程中、在总结和吸收了自“五四”以来的学术研究经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学科发展方向。

那么，就这个乘势而起的乐府与歌诗研究，它的发展前景如何，我们又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怎样去进行学科建设呢？我想再讲下面几点。

第一，乐府与歌诗研究为什么会在这些年兴起？为什么这些年的学术研究会逐渐走向交叉和综合？它的内有原因在哪里？我在刚才说乐府学是一个传统学科，又是一个新兴学科。因为是传统的学科，所以有它的历史存在基础。但是这个传统的学科为什么会重新被重视，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些当代学者现在找不到合适的研究课题和研究对象，于是在脑子里冥思苦想，忽然心血来潮地想到了乐府学和歌诗，而是因为我们在文学与音乐的研究过程当中发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问题很重要，可是从单一的文学或者音乐角度却解决不了，必须介入相关学科的知识，必须进行交叉和综合。比如说今天在座的各位学者，大部分是从文学的角度来切入乐府与歌诗的。我们为什么会从文学的角度来切入？因为我们过去主要研究的就是文学。我们在讲文学史的时候，首先要陈述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古代的许多诗歌是可以唱的。《诗经》是可以唱的，汉乐府是可以唱的，六朝乐府是可以唱的，唐代的一些诗是可以唱的，宋词是可以唱的，元曲也是可以唱的。说来说去，中国古代的诗歌，至少有一半是可以唱的。但是过去我们说这些诗可以唱，也不过是说一说而已。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基本上不再关心这些诗究竟怎么唱，还是在做着从时代背景、作者生平、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切入的研究老路。像朱谦之他们写音乐文学史，罗根泽等人写乐府文学史，也只是说“诗”和“乐”是连在一起的，也只是对这些历史事实做一个简单的陈述。并没有认真思考它们为什么要唱，也没有认真思考这些用于歌唱的诗与文人案头写的诗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可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这些问题绕不过去了。比如我们讲知人论世，先研究作家，然后再研究作品；先研究作品的思想内容，再研究它的艺术特色。我们也用这样一个思维模式来研究乐府和歌诗，但是在实际研究中却无能为力，有些问题无法解决。例如好多乐府与歌诗没有作者，或者说是没有固定作者，这些作品也不是用于表达作者个体思想的，在这些乐府与歌诗面前，我们既无法“知人”，也无从“论世”。试问：汉乐府《陌上桑》是哪个作家写的？秦罗敷真的是一个采桑的劳动女子吗？她为什么要穿那么奢侈的服装？那是采桑女子的形象吗？罗敷拒绝太守的求婚，是为了揭露批判荒淫无耻的统治者吗？既然如此，她为什么还要夸耀自己的丈夫是比太守的地位还要高的统治者呢？这首诗在当时到底是在什么场合演唱的？它的艺术功能到底是什么？显然，这些问题，从传统的文学角度是无法给予完满解答的。我们必须从歌唱和娱乐的角度才能重新认识。而且，从艺术的角度来看，歌唱的艺术与文人案头的艺术的表现方式也完全不同，用分析文人案头诗的写作技巧来分析这些乐府歌诗，也往往不得要领，得出的结论似是而非，甚至完全不着边际。这促使我们必须从乐府与歌诗生成的实际出发，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所以我们说，乐府与歌诗的研究之所以兴起，是因为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实实在在地意识到，乐府与歌诗其实是一门相对独立的艺术，有着独特的艺术本质。我们首先要正视它，要复原中国古代乐府与歌诗的原生形态，要对它进行新的研究。乐府与歌诗研究之所以兴起并且有良好的学术前景，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第二，如此说来，我们要研究乐府与歌诗，就必须找到相应的新的研究方法。因为它是一种综合艺术形态，那就要求我们必须把研究领域和研究视野，从过去单一的文学研究扩展到综合艺术研究。我们不能再把乐府和歌诗仅仅看成文人的案头创作，仅仅看作诗人的内在情绪表达，而要把它看作一种复杂的社会艺术活动，它也有着与文人案头写作大不相同的社会功能。它有丰富的内容，它是用特殊的综合艺术方式来承载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我们的会议论文集里边好多老师的研究，实际上都涉及这样一个问题。比如廖美玉教授研究乐府歌诗里边的尧舜现象，虽然在传统的文人诗歌当中也涉及这个问题，但是在乐府歌诗里边，它有一个更加强大的文化传统。廖老师结合乐府歌诗中的尧舜现象，用综合的研究方法将这一问题的讨论大大深化。再比如说曾智安教授的文章，他讨论汉乐府《上邪》一诗里边“誓言”的表达形式，从先秦时代的誓言里一点点地发掘，研究它在歌诗艺术中的表现，发现这首乐府歌诗在进行艺术表达的时候，承传了一种强大的文化传统，而这一传统是通过乐歌这种特殊的方式才得以更好展现的。换句话说，要研究乐府歌诗中的文化题材和艺术形式，就需要把握乐府歌诗的艺术本质，寻找新的研究方法，而依靠过去的单纯的文学研究方法是不行的。就我个人来讲，我曾经试图用艺术生产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乐府与歌诗的问题。因为从艺术生产的角度来讲，一首歌诗的生成，和当时社会的艺术生产与消费有直接关系，和国家的礼乐制度，大众的消费需求，艺术家的生存方式等直接相关。总之，要深入研究乐府歌诗，需要在研究方法论上下功夫，要有理论探索意识，我们当下在这个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因为乐府与歌诗的研究是把文学的研究扩展到综合的艺术研究和文化研究，实际上我们拓展了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吴老师在开幕式上曾经说过，乐府学属三级学科。从文学的角度来讲，说它是三级学科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现有的学科体系中，我们不能把乐府学放到文学的二级学科里边。在汉语言文学这个一级学科下，二级学科分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文艺学等八个二级学科，但是没有音乐文学，也没有乐府学的设立，所以只能把它放在三级学科。但是我们如果从更广泛的学科领域来看，它就不是一个三级学科，而是一个综合了文学与音乐学的一级交叉学科，是一个新兴学科。所以我觉得，我们既可以从文学下面的三级学科的角度来认识它，更需要从一级交叉学科的角度来认识它。我们要把握它作为交叉一级学科的特质。它下面的每一个分支也都具有交叉学科的特质，会涉及以往我们没有关注的领域。我们这次会议论文里边所涉及的内容，有许多是以往的文学和音乐学不重视或者不研究的问题。如关于历代的郊庙歌辞，过去很少有人研究。但是看我们的会议论文集，包括前几届的会议论文集，历代的郊庙歌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我们在这里面发现了很多问题，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果。比如这次会议中张树国教授提交的论文，专门讨论了郊庙歌辞的特质，他认为在这里面有“舞蹈史诗”的东西存在。当然这是他的个人看法，我们可以继续来讨论。但是他提示我们，在中国古代，作为一种以歌舞为表现形态的宗庙祭祀艺术，本是隶属于国家的一项重大活动。这个活动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建立，对以往历史的追寻等，的确有非常大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我们曾倾国家之力搞过一个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将二者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之间有文化意义上的关联。所以我认为张树国所关注的视角是有意义的。像这样的研究题目，我觉得就属于乐府与歌诗研究这一独特的研究领域，也只有从这一领域里思考问题，我们才能更好地关注它，解释它，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现象，需要我们研究和解决。同时，有了这样一个新的交叉学科作为依托，也促使我们对以往的研究论题作出新的思考。比如今天姚小鸥教授讲的一个题目，他是通过出土文献中的图像来研究中国早期戏曲，这本身就属于交叉学科的研究。如果再仔细分析，我们就知道戏曲和乐府有直接的关系。我的导师杨公骥先生过去研究过巾舞歌辞，就属于乐府歌诗的一部分。按杨公骥先生的观点，汉巾舞歌辞《公莫舞》，就是有角色、有情节、有场景的早期的歌舞剧。当然搞戏曲专业的人对这个说法还有一些争论。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他们局限于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戏曲，而没有从本质上把戏曲也看成一种包含了文学、音乐、舞蹈的综合艺术。从文学、艺术，从乐府与歌诗的角度重新思考汉巾舞歌辞《公莫舞》的生成，结合我们所看到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我认为杨先生得出的结论是有根据的，也是有说服力的。我觉得对于我们搞清楚中国古代戏曲的生成与发展有非常大的帮助。过去，任二北先生出版过两部大著，一部是《唐声诗》，一部是《唐戏弄》。这两部著作所涉及的问题都与乐府和歌诗相关，是乐府与歌诗研究的重要成果，有重大价值。但是由于以前人们把文学和音乐看作两个学科，而对于具有交叉学科意义的这两部著作的关注远远不够。今天，我们应该给这两部著作以新的重视与充分关注。因为有了乐府与歌诗这样一个新的交叉学科的产生，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也有助于我们解决以往文学史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吴相洲教授头几年专门写过文章，他认为永明体的产生和音乐有直接关系，和乐府也有直接关系。一直延续到我们这次会议，还有一位年轻的学者，就一个具体的文本来分析它的一个演化过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我们可以看出，五言格律诗和乐府歌诗创作的确是有直接关联的。总之，我们要认识到，不能满足于把乐府与歌诗的研究限定在中国文学下面的三级学科范围之内，还应该把乐府与歌诗看作一个立足于两个一级学科基础上的新的交叉一级学科来认识，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把乐府与歌诗研究越做越大，越做越好。这是我讲的第三点。

下面我想要说一下我们面临的困难。我们说乐府与歌诗是综合性艺术，是交叉学科，这就需要我们掌握多学科的知识。在吴相洲教授提出的乐府学的构建体系里边，他就说乐府学起码包括乐府文学研究、音乐学研究和文献学研究三个大的方面。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的话，我觉得还要包括文化研究和制度研究等。可是到现在为止，从事乐府与歌诗研究的人，参加我们学会的人，还是以文学研究领域的学人为主，兼有部分研究音乐学的学者。但是这两个学科的学者在一起真正的有深度的交流还远远不够。乐府与歌诗的研究既是一个前景非常广阔的领域，同时又需要有多方面的知识储备才能胜任，这是第一个难点。第二个难点是如何建构起一个学术体系，这是我们多年来一直孜孜不倦所追求的。吴相洲教授是这方面的理论探索者，他已经出版了一部《乐府学概论》，提出了建构乐府学的基本构架，开了一个好头，多年来各位同仁的探索也为这个学科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我们还要把这个学科体系的建构落到实处，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有一个艰苦的过程。它需要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可谓任重而道远。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如何建立一个学术共同体的问题，对此我非常有感触。乐府学会成立以来，到现在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了，我们已经开了四次研讨会，参会的人员也越来越多，我们这个学会也充满了活力，是一个朝气蓬勃、非常和谐的学会，它将来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广大的。我们要同心同德，以乐府学会为中心，营造一个和谐的学术环境，建立起一个学术共同体，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的学术有更大的发展。祝愿我们学会兴旺发达。

我就说这么多，这是我的个人感想，不当之处，还请各位先生、各位同仁多多批评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