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学会第四届年会暨第七届乐府歌诗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雷淑叶

（广州大学，广州，510006）

作者简介：雷淑叶，广州大学讲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乐府学、唐宋文学。

2019年11月8～11日，由广州大学人文学院、音乐舞蹈学院承办的乐府学会第四届年会暨第七届乐府歌诗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广州隆重召开。会议开幕式由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党委书记王琼主持，并代表广州大学人文学院表达了对与会专家的欢迎与对乐府学会及乐府学研究的支持。乐府学会会长、广州大学吴相洲教授致开幕词，对与会嘉宾到来表示感谢，报告两年来学会运转情况，呼吁广大会员共同建构乐府学学术共同体。广东省教育厅原副厅长、广东省教育学会会长、暨南大学魏中林教授，介绍了广东省教育情况，并对乐府学会建设提出宝贵建议。广州大学副校长张其林教授代表学校欢迎与会嘉宾并介绍了广州大学的情况。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院长、广州大学公共艺术教育中心主任罗洪教授代表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致辞。台湾大学原交流长、音乐研究所所长沈冬教授，日本关西大学长谷部刚教授分别代表中国港澳台及国际嘉宾致辞，展望乐府学研究前景，阐述在广州举办乐府学年会的意义。在11月11日上午闭幕式上，乐府学会副会长赵敏俐教授做了大会总结，高度肯定了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及会议论文的质量与所体现出的学术前瞻性。

国内外从事乐府学研究的90余位学者应邀出席了此次学术盛会，收到论文75篇，共举办两场大会发言，十八场分组研讨。兹从文献、音乐与文学三个方面对与会代表发言综述如下。

一 文献研究

本次年会所提交的论文在文献笺证、本事考辨、资料搜集整理等方面都有所进展。吴相洲（广州大学）《〈乐府诗集〉叙论笺证三则》，考证了《乐府诗集》鼓吹曲辞、清商曲辞、近代曲辞叙论中的三个问题，即蔡邕“汉乐四品”内容及其由来、“清商曲与相和歌关系”、“近代曲为何单独立类”，梳理了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些问题的种种认识，对其进行辨正补白，为乐府学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更准确详致的文献作出贡献。龙文玲、白雪筱（广西大学）《两汉之际歌诗的文献考察》，曾鸿雁、龙文玲（广西大学）《汉代烽燧简牍诗歌文献初探》，梳理两汉之际歌诗载录与异文，通过汉代烽燧简牍资料辑录诗歌文本，为进一步研究汉代诗歌提供了重要文献。李骜（湖北文理学院）《宋鼓吹曲〈开宝元年南郊三首〉文献考辨》考证《开宝元年南郊三首》鼓吹曲辞的《导引》曲数、本事和曲辞归属等问题，详致、有说服力。

除了笺证及相关文献考辨，亦有对个别作品的创调、创作、本事及流传与经典化过程等进行考辨者。如柏俊才（陕西师范大学）《〈敕勒歌〉作时、流传与文本经典化》推断《敕勒歌》的作年及最初语言，是用敕勒族语写出，后被翻译为鲜卑族语、汉语，而且仍应以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敕勒歌》为最早也最为经典的文本文献。岳洋峰（河北师范大学）《汉代〈郊祀歌〉的文本生成及其修订》指出汉代《郊祀歌》在从汉武帝到汉成帝的两次修订中，将歌辞中锦绣华美之辞更定为质朴的语句，体现了汉成帝时期郊祀方式的变化，及郊祀歌辞与礼乐形制紧密相关，将文本文献与文化仪制等相结合进行考察。齐清仙（太原师范学院）《刘邦欲废太子对汉初宫廷歌诗的影响》结合历史上刘邦欲易太子事所形成的现实影响，考察刘邦《鸿鹄歌》、戚夫人《舂歌》、赵幽王刘友《幽歌》、赵恭王刘恢佚歌以及朱虚侯刘章的《耕田歌》，史诗相证，认为此五首诗皆以此历史事件为背景，是对历史事件的文学记忆。对了解汉武帝之前的乐府形制，全面准确认识刘邦、刘友等人物形象有重要史料价值和参考意义。关于《霓裳》创调过程有多种说法。沈笑颖（烟台大学）《唐大曲〈霓裳〉创调说辨疑》指出关于《霓裳》曲创调，其前身为杨敬述进献《婆罗门》曲；《婆罗门》曲后经过加工改编成为大曲《霓裳》，但其改编者不能确定为唐玄宗，从而厘清了学界对《霓裳》创调过程的一些误解。刘奕璇（河北师范大学）《〈文选〉李善注引乐书考》，将李善注引乐书作为整体对象考察，详细考辨其注引乐书，如《乐纬》《乐记》《乐论》等，这些材料不仅来自汉朝典籍，来源较早，而且内容丰富，涉及乐府学的众多方面，为乐府学深入研究提供更早的文献典籍资源。

在作家作品的发掘与考察方面亦有进展。关于乐府大家刘禹锡的论文有三篇，有文学阐释、版本追踪的，亦有文献考证的。如张之为（云南大学）《刘禹锡正集三十卷中的乐府及其相关问题》，从刘禹锡集早期刊本的源流关系、编撰体例入手，厘清其正集三十卷中乐府之范围，并考察唐人诗歌分类与诗体观念问题，有正本清源之功。郭丽（首都师范大学）《元代契丹族诗人耶律铸乐府诗考论》对元代民族诗人耶律铸乐府诗逐一进行考订，指出其乐府诗共128首，在元代民族诗人乐府诗创作数量上名列第一，澄清了学界关于耶律铸乐府诗数量、分类等问题的错误认识，为进一步研究耶律铸乐府诗打下了文献基础。宋颖芳（青岛农业大学）《韦应物集乐府留存情况考》，考察了韦应物乐府诗的文献留存；辨析了《乐府诗集》与《韦应物集》所收乐府的差异等问题，为了解韦应物乐府创作情况提供了文献资料。王颜玲（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唐代雅乐数量考》指出关于唐代祖孝孙创制的雅乐乐曲数量有不同的记载，其中“四十八”包含重复演奏的乐曲，“三十二”则是去除了重复演奏乐曲。王笑莹（扬州大学）《王建乐府诗研究综述》，对目前学界王建研究相关文献整理、诗集校注、诗学思想以及艺术成就等作了一番梳理。刘万川（河北师范大学）则在整理战前日著中国文学史中的“汉乐府”书写情况的基础上，继续整理战后五十年《日著中国文学史中的“汉乐府”述评（1950～2000）》，将此课题进一步延展，为学界提供了一条20世纪日著中国文学史中的“汉乐府”资料线。

二 音乐研究

本次年会论文涉及音乐方面的主要有对相关音乐概念、类别及流派的厘清，对乐谱的解绎及诗与音乐关系探析，等等。如黄贤忠（重庆文理学院）《唐代雅乐、俗乐、燕乐、胡乐界说与诸“乐”之融通机理——兼论“胡乐、燕乐生词说”》，对学界长期以来混淆不清的雅乐、俗乐、燕乐、胡乐等概念分别界说，分析其内在相融合的机理，对于厘清诸乐概念及其历史演变颇有帮助。张建华（华南师范大学）《音乐文学的含义及其范围》对音乐文学的含义及其范围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亓娟莉（咸阳师范学院）《唐代琴乐流派臆测与钩沉》对唐代古琴不同流派之审美风格、琴家、传承以及流布影响等进行探析，对唐代琴乐面貌做了有价值探讨。旧谱解绎方面，李建栋（太原师范学院）《唐传筝谱〈仁智要录〉〈类筝治要〉的节拍标定方式》，对唐传筝谱的节拍标定方式作了自己的解读，是古谱解译的有益尝试，对把握乐曲演奏风格不无借鉴。张梅（上饶师范学院）《陆机〈鼓吹赋〉解绎》从文学与音乐相结合的角度指出《鼓吹赋》在赋鼓吹的同时，蕴涵了“物感说”及相应音乐审美思想，与《文赋》的文学审美思想一致，具有音乐及文学审美价值。陶成涛（西北大学）《游侠诗与音乐关系探析——以乐府游侠诗的生成和演进为考察中心》探析游侠诗的生成与演进过程及其音乐环境，指出在游侠诗的题材生成和演进上，乐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土壤，也构成了游侠诗主题的复杂性和包容性。将文学与音乐、乐府与诗学研究相结合，具有较强学理性。亦有对诗人个性化音乐特征或某首代表性作品进行解绎者。如徐阳（池州学院）《李贺诗歌中的音乐文化记录》解读李贺诗中“乐”的文化信息，追寻并了解李贺时代语境下，文人的音乐能力与社会音乐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并考察音乐对李贺诗歌创作的影响。王淑梅（江苏师范大学）《“鱼山梵呗”转赞绎释》以曹植《鱼山梵呗》为例，探寻《鱼山梵呗》乐谱形式、梵汉七声、转读与转赞等，对了解三国时期诗与乐配合情况颇有帮助。

亦有对音乐与文化、礼制等关系进行探讨的论文。姚倩倩（河北师范大学）《武周时期的礼乐改制》考察武则天治国时期如何利用礼乐改制来为其政权粉饰，以为自己创造执政的合法性，为了解政权与礼乐关系提供借鉴。陶冉（香港中文大学）《明朝琴乐与礼乐复古的互动举隅——以琴曲配辞之争为主》讨论琴曲存文之争，兼及律吕之论，以及琴谱的体制演进，对琴乐与礼乐复古互动的复杂过程进行解读，有助于动态理解明朝礼乐建设中发展衍变的轨迹。宋健（汕头大学）《“道古”的诗礼应用及其衰变》考察“道古”由专用的仪式技能蜕变为讲古论今的言说方式，其间所蕴含的歌诗职能的变化，以及诗逐渐从礼乐仪式中脱离出来并走向独立的进程。另外，黄桂娥、汪丽红（贵州大学）《启蒙背景下音乐“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初步较量》，则从宏观角度探讨清末民初音乐家和音乐文化者、音乐理念与实践对当下音乐现状的影响，勾勒出当下传统音乐文化走向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的轨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姚小鸥（中国传媒大学）和周纯一（台湾南华大学、中国音乐学院）两位教授的大会发言。姚小鸥教授发现了一幅一男一女二人舞蹈图片，认为图片所画正是乐府《踏摇娘》表演场景。周纯一教授则通过一系列图片介绍了陕西汉中市开发以汉代礼乐为主题的文化建设项目，为乐府文化现代传承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野。

三 乐府学文学研究

文学研究是乐府学研究的重镇，有关作家作品、文学形象、艺术形式、风格流派及传承、史论等都属于乐府学文学研究范畴。

1.作家作品论研究

李白、王维、元稹、白居易、刘禹锡等是乐府大家，对知名诗人及知名作品解读在会议论文中占比较大。戴伟华（广州大学）《关于白居易、刘禹锡〈忆江南〉研究技术路线》，以白居易、刘禹锡《忆江南》作比较，集中讨论刘禹锡作品。一方面进行文本细读，一方面对其写作内容及流传文本进行分析，既有文学辨析，亦有版本追踪，在习以为常中发现不寻常，为学术探究提供可资借鉴的路径。再如杨晓霭（兰州理工大学）《李白的“歌”》，从李白诗歌题名入手，指出李白近千首诗歌中，以“歌”名题者72首，呈现出盛唐之音的歌者形象。提出诗歌中可见李白的双重人格，对此可深入探讨。向回（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王维乐府诗研究》探讨了王维歌诗风格、成就以及对景龙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创新。田恩铭（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文学史中的元稹乐府诗》以笼罩在白居易声名下的元稹乐府诗为对象，梳理不同时期唐代文学史、唐诗史及乐府文学史等对元稹乐府诗的书写状况及评价提出质疑，对重新认识元稹乐府诗的价值及促进学界重视对元稹乐府学意义的进一步挖掘颇有意义。

作品解读，主要集中在对乐府名篇的比较研究及源流梳理上。柳川顺子（日本县立广岛大学）《曹植〈七哀诗〉与晋乐所奏〈怨诗行〉——献给曹植的镇魂歌》指出《怨诗行》是在《七哀诗》基础上改编而成的，认为“晋乐所奏《怨诗行》是献给陈思王曹植的镇魂歌”。其文本细读之功与对史料推理利用皆颇见功力。曾智安（河北师范大学）《汉鼓吹曲〈上邪〉古辞发微》认为《上邪》所采用的先秦两汉时期条件型誓词结构，很可能受东汉以来镇墓文、买地券中誓约之辞等的影响，进而推断《上邪》的创作时期应为东汉中期，同时对其艺术特质做了颇有新意的阐述。陈咏红（广州大学）《从“击壤歌”看文人隐逸观念的递变》梳理“击壤歌”从先秦历汉魏到宋、从简单记载到出现本事进而哲理化、后由郭茂倩以“杂歌谣辞”进入乐府系统的过程，由此推见文人隐逸观念的递变，可见文化建构与主体性需要对文本的利用与改造。

2.文学形象与意象、情感书写

乐府诗亦创造了许多经典文学形象，文人亦有借助乐府诗抒发个人情志的趋向，与会学者对此多有研究。廖美玉（台湾逢甲大学）《记忆圣君——汉唐乐府诗中的尧舜形象》探寻《乐府诗集》中有关尧、舜乐府诗的收录来源及其本事，考察从经传所言到乐章歌辞，如何记忆尧、舜的“圣君”形象，以及由此所体现的政治想象、君臣关系、典范移转等，将事辞与诗义相结合，对乐府诗的“事义”研究颇有补益。林舜英（台湾逢甲大学）《思恋与感忆：汉唐乐府“银瓶落井”的书写与解读》以汉唐乐府中“银瓶落井”的意象书写为研究对象，上溯至汉唐乐府，归纳此类诗歌的情意表达。陈孟卿（台湾逢甲大学）《湘妃与昭君——乐府琴曲诗中的怨慕书写》以《乐府诗集·琴曲歌辞》收录有关湘妃、昭君的诗为研究对象，探讨文人如何借舜妃与王昭君故事咏怀写意，是理解诗歌教化过程及功能的生动案例。王美荣（广西大学）《〈乐府诗集〉“怨”题诗研究》考察了《乐府诗集》中以“怨”为题之歌诗，探讨“楚调”之兴起与乐府“怨”诗之关系，为乐府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研究案例。万紫燕（广西师范大学）《论历代〈估客乐〉的创作及其商人形象》，梳理《估客乐》从创作之初到元明时期创作侧重点的不同，将商人形象的变化和商与士关系的变迁相结合，发现文学形象的变化与社会意识形态及文化的变迁紧密结合。

3.乐府诗艺术形式研究

有关艺术形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体式建构、艺术构思、语言结构等方面。如董就雄教授（香港珠海学院）《试论陈恭尹〈四时白纻歌〉对沈约同题作品之创新》，考察从南朝齐梁时期的沈约到清代陈恭尹在同一个乐府曲调创作时声律上的变化，属于乐府诗体式研究成果。吴大顺（广西师范大学）《试论〈汉鼓吹铙歌〉十八曲歌辞的体式建构》以分析《汉鼓吹铙歌》的体式结构为重点，指出其具有鲜明的诗歌体常规要素与体无定式的二重特征。这种特征与该组歌曲的来源、歌辞记录方式，以及歌曲的表演方式及文化功能密切相关。张勇会（嘉应学院梅州师范分院）《王融〈法寿乐〉艺术形态探析》探究王融《法寿乐》受梵呗艺术影响所体现出的情感、结构等方面特征，有助于进一步探究乐府艺术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刘鑫（四川师范大学）《论敦煌佛曲歌辞的艺术形式特征》主要探讨敦煌佛曲的艺术形式特征，认为其是时间与空间、静态与动态的统一，认为这些都与其是演唱文本相关。左汉林（中央财经大学）《唐高宗武后朝郊庙歌辞的创作及其特征》认为唐高宗武后朝的郊庙歌辞不再是简单的对上天和先祖的歌颂，而是朝廷政治的最直接反映。

这类论文中亦有对断代乐府诗艺术形式作综论者，如罗旻《“本事”的追溯与书写——宋代乐府诗创作的重“义”特质》一文，追溯自唐而宋，乐府古题传写出现轻本义而重义理的趋势，至宋形成了乐府诗创作或革正古题，或依托《诗经》美刺传统，而呈现出偏雅正之风的状态。

4.乐府综论与传承研究

关于乐府综论，可以分为个别乐府诗史及宏观史论建构两部分。个别乐府诗史相关论文有四篇，如雷淑叶（广州大学）《〈悲哉行〉——诗律成于乐府的标本》，梳理乐府《悲哉行》从西晋到唐代发生、发展、变化全过程，认为《悲哉行》是近体诗律成于乐府诗、变于乐府诗的生动例证。刁丽丽（河北师范大学）《宋孝武帝与〈自君之出矣〉的创制与走向》通过探究这一曲题的出现、形制以及流传，发现其与宋孝武帝有最为直接的关系，对重新认识《自君之出矣》的本事颇有启发。苗菁（聊城大学）《关于乐府曲〈破阵乐〉几个问题的思考》，针对《破阵乐》从产生之日起即处于变动不居的音乐形态之特点，梳理变化的特征及原因，以及在唐宋之际向器乐、舞乐、词乐等方面的转化。王志清（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汉〈郊祀歌〉“四时”“五帝”乐歌创制的祭祀渊源和观念背景》详细梳理汉《郊祀歌》“四时”“五帝”乐歌创制的祭祀渊源，指出其与当时文化的密切关系。

宏观史论方面有十二篇。如江波《〈乐府诗集〉解题体现的学术史意识》，指出《乐府诗集》能合理利用文献，综合前人研究成果，呈现出明确的学术史意识。王立增（江苏师范大学）《乐府诗史的建构——兼论文学史书写过程中的诸种悖论》梳理了迄今学界对“乐府诗史”的建构过程，指出建构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如诗类边界被无限扩大，依据的文本不够可靠，前人观念的反复叠加等，以为今后重写“中国乐府诗通史”提供借鉴。陈海银（安徽师范大学）《论中唐郊庙歌辞》认为中唐郊庙歌辞与初盛唐相比，体现出“王者功成作乐”以及“重农事”“重教化”的本质和思想。梁海燕（中国人民大学）《宋人别集“乐府”卷与宋人乐府观杂议——从文同“乐府杂咏”说起》以文同的乐府杂咏为例，梳理宋人的乐府观及乐府作品特点，呈现出乐府自唐而宋的发展轨迹，颇具史识。唐丽（南京艺术学院）《元代歌行论略》就元人的歌行观、元代歌行的创作实况与新变等问题展开论说，是对元代歌行研究成果较少情况下的一个补充。刘亮（绍兴文理学院）《论明代抗倭题材乐府诗创作》了解明代抗倭题材乐府诗对清代以后的抗倭、抗战题材乐府诗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可补原有“乐府诗史”的不足，深化对整个文学史的认识。涉及清人乐府史观史论的论文有四篇。陆平（重庆师范大学）《〈说诗晬语〉关于绝句与乐府渊源的理论探讨》以沈德潜《说诗晬语》中绝句与乐府关系为切入点，探讨绝句起源流变及根本属性，属于清代乐府诗学范畴。许强（扬州大学）《复与变：清代诗学视野下的张籍乐府诗评选》在葛晓音《论李白乐府的复与变》的启发下，从清代诗文别集、唐诗选本与诗话两个方面切入，梳理清代学人对张籍乐府诗的评点与辑选，尤其是对乐府诗与乐有意识的解构，为把握清代乐府诗学观的复古与变革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清人陆昶《历朝名媛诗词》选王嫱、蔡琰、李清照等由汉至元两百余位女性作家诗词近七百首，是历代女性诗词选较全的一部作品选。然而此前研究甚少，周子淳（香港大学）《清人陆昶〈历朝名媛诗词〉所选乐府诗及其评论试析》对其中乐府诗之内容、形式及风格特点等作了一番细致梳理，进而重新认识陆昶及其文学价值观念。刘睿（衡水学院）《清代词学尊体观念中的乐府观》指出清代为推尊词体，常借由乐府之中介而推溯到《诗经》，虽词与乐府为两种文学体裁，但由此亦可看出乐府之地位与重要性。清代以后，以民国时期乐府相关活动为主，如罗惠缙（吉首大学）《民初文人的征时变与章俗情——以希社〈新乐府〉为中心的考察》，指出希社《新乐府》是特定时期的产物，承新乐府的基本精神，反映民初时变与俗情，在思想内容和艺术特征上有所开拓，丰富了新乐府诗尤其是民初诗坛的多面性与独特性，为我们把握民初文学风貌与社会文化变迁提供了新的参考。王瑜锦（华东师范大学）选择《新小说》中的新乐府诗作为研究对象，其论文《乐府与小说的交汇：论〈新小说〉所刊新乐府诗》指出，《新小说》上所刊载的新乐府诗和新小说的功能一致，都带有强烈的叙事性和现实指向。选题角度新颖，亦可见乐府诗由传统到现代的延续与革新之迹。以上论文从宏观、微观或以断代的方式，论说乐府的发展历程及特征，综合起来可大致勾勒出一幅乐府历史图像。

乐府诗创作虽以汉唐为盛，传承从宋元明清一直延续至今，而且不限本土，关于乐府的影响与传播论文有六篇。柏红秀（扬州大学）《盛唐音乐文化与元德秀的歌辞创作及其诗史贡献》指出元德秀歌辞创作提供了高雅范式，元结和白居易的歌诗创作明显受元德秀影响。张蕊（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乐府“代言”现象对六朝诗歌创作的影响》则主要聚焦乐府“代言体”诗对六朝诗歌抒情化的影响。长谷部刚（日本关西大学）《东亚文学视野下的乐府文学研究》将乐府文学研究置于东亚文学视野下进行观照。梳理了《万叶集》《怀风藻》之诗人袭用中国典故来创作诗歌的时间，并探讨其流传的过程，推断《万叶集》是诗人接受清商曲歌辞而在日本创作的诗歌，提供了一个乐府歌诗在异域不绝的案例。阎绍婕（日本九州岛大学）《日本平安贵族社会对唐乐的接受与传承——以仙游霞为例》，以仙游霞为例梳理日本平安贵族社会对唐乐的接受与传承，指出仙游霞一曲在日本文献中有记载，并辨析其演奏形式及对日本文学创作与音乐演奏的影响，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中日文化交流与影响。张景昆（太原师范学院）《文学、历史与民族：古代朝鲜咏史乐府的文化属性》指出朝鲜咏史乐府的特征，在努力摆脱蹈袭中国诗歌的套路的同时，使用本民族典故、方言俗语、俗曲旧题，书写民族记忆，使其乐府诗呈现出文学、历史与民族性的三重文化属性，拓展了域外乐府诗研究范畴。朱怡雯（扬州大学）《论汉学家傅汉思乐府诗研究的特色及贡献》则是研究的研究，文章总结汉学家傅汉思乐府诗研究的特点和价值，并特别介绍傅汉思将西方诗歌与乐府诗研究相结合进行比较研究的方法，从而也将乐府诗研究推向了世界。

5.乐府与《诗经》及其他

关于乐府与音乐、宗教和祭仪的关系等研究，经常会追溯到《诗经》，会议亦有多篇论文涉及乐府与《诗经》关系。如韩高年（西北师范大学）《论〈郑风〉诗体及音乐——兼及〈诗经〉对乐府研究启示》，着重《诗经》对乐府的启示，从郑的地理环境与文化传统、交通与商业文化等条件入手，探讨郑国诗歌创作的地域性特征及其对乐府诗的影响。张树国（杭州师范大学）《上古史诗形态与郊庙祭仪关系考辨》探讨诗歌与民族特性的关系。曹胜高（陕西师范大学）《阴讼于社与〈诗经〉婚怨之歌的生成机制》讨论《诗经》时代诗歌的生成机制。

会议还有一些有关其他歌诗的研究论文。如付林鹏（华中师范大学）《殷周变革与西周乐政体系的确立》以周初的乐制改革为背景，探讨西周乐政体系的形成过程，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西周音乐与前代殷商乐制的区别及自身与政治、伦理之关系。刘刚（湖北文理学院）《出土文献所见楚巫俗与〈招魂〉之写作》将出土文献与文本内证相结合，认为《招魂》的创作源泉是战国之际楚国的巫俗文化。张甲子（商丘师范学院）《魏晋南北朝〈杂诗〉的诗法流变及诗史意义》探讨同题《杂诗》何以在曹魏、西晋时大面积出现及其诗歌特征与典范意义，对进一步认识“杂诗”的诗史意义作出了努力。薛佳惠（河北师范大学）《北宋〈礼书〉〈乐书〉与王安石“熙宁、元丰兴学”》从内外两个层面探讨北宋陈祥道《礼书》与陈旸《乐书》的关系，发掘陈旸《乐书》与王安石政治理念的关联。以上论文虽与乐府学没有太直接关联，但文学是个巨大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文学的理念和方法是相通的，可以互相促进、彼此借鉴，以助学术研究的发展。

乐府学学会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规格较高、影响较大、学术声誉良好的学术团体，该学会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本次会议论文数量多、质量高，集中展示了近两年来乐府学研究的新动向和新成果，尤为可喜的是青年学者的大量加入为学会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学会结构合理、生机勃勃。与会代表间的学术交流和文化沟通，增进了世界各国学人、两岸同胞与各高校学者对以乐府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学文化认同。广州大学文学院、音乐舞蹈学院及公共艺术教育中心和乐府学会也借此机会进一步向学界同仁展示了雄厚的实力和良好的发展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