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祖国需要攻关，为人民需要探索

“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的强国志、报国情奠定了钱学森科学精神的基石；为钱学森投身国家建设事业、勇攀高峰提供了不竭动力，亦成就了其不朽的功勋。爱国从来都是实践的、具体的。

1.有什么不能的？

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环境下，我国军事、科技实力的提升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问题和政治问题。面对敌人的军事威胁尤其是核威慑，只有也造出自己的“两弹”、发射自己的卫星，才能不受制于人，才能为国家建设争取相对和平的国际空间。邓小平同志曾语重心长地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1955年11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考察时，陈赓问钱学森：“钱先生，你看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回答：“有什么不能的？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同样能造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不成？”陈赓听罢，笑道：“钱先生，我就要您的这句话。”就是这样一番谈话，开启了我国“导弹之路”，也开启了钱学森研制导弹、火箭的漫漫长路。在钱学森心中，国家的需要永远是第一位的，哪怕这项任务让他不得不从学术理论研究转向大型科研工程建设。钱学森晚年曾经跟他的秘书说：我实际上比较擅长做学术理论研究，工程上的事不是很懂，但是国家叫我干，我当时也是天不怕地不怕，没有想那么多就答应了。做起来以后才发现原来做这个事困难这么多，需要付出那么大的精力，而且受国力所限只给这么一点钱，所以压力非常大。

在物资、人员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我们开始只能借助苏联支持，从仿制做起。1960年，中苏关系严重恶化，苏联“老大哥”单方面撤走了全部援华专家，撕毁了包括应由苏方提供的原子弹、火箭、导弹样品合同等在内的全部科技合同。面对困难复杂的形势，负责这项工作的聂荣臻元帅根据中央的指示提出：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自力更生，立足国内，无论如何要把导弹搞出来!

国家的需要，便是战斗的号角!满腔的爱国热情转化为夜以继日的忘我工作。1955年11月，整整一个月，他都在东北考察的路上：参观、访问、演讲……一刻都不停歇。3个月后，他担任了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所长。力学研究所三楼的所长办公室入夜总是灯火通明，星期日到所办公或开会也是常事。在旁人看来，钱学森真像一盘绷紧的发条，永不停息在运转着，几十年如一日。为了集思广益，无论多忙，每个星期天下午，钱学森总要把几位总设计师请到家里，共同探讨重大技术问题。钱学森诚恳地说，大家提的建议如果办成了，功劳是大家的；失败了，责任由我承担。这番话让大家几十年都念念不忘。“为了把失误尽一切可能消灭在地面，钱学森的工作做到了不能再细的地步。他在基地一呆就是一两个月，大事小事亲自过问。他身边一直带着一本《工作手册》，上面详细记录了每次试验的具体情况。大大小小的异常、故障被列成表格，已经解决的注上‘已换’、‘可用’，尚未解决、落实的，他就用红笔作个星号。”他把自己的全部热情、智慧和耐心贡献给了我国的国防建设事业。

1965年，他向中央建议研制发射人造卫星的时机已经成熟，并于1968年兼任空间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1970年4月，“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升空，新中国终于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举国欢庆。钱学森却在总结会上对大家说：“我愧对大家了，中国的人造卫星应该是世界上第三个国家，现在排在了第五，落在了日本之后。”人们没有想到：把中国第一颗卫星送上太空的大功臣，竟然在万众欢腾的时候“作检讨”。钱学森思考的永远是，如何做得更好、做得更多的问题。所以虽然实至名归，但他一直反对别人称他“导弹之父”“航天之父”。

2.锐意创新，敢为人先

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学贯中西，有着踏实务实、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谨慎坚守，又有着锐意创新、高瞻远瞩的远见卓识。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多个领域作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邓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

1956年，我国制定《1956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12年科学规划”)时。面对发展重点的争议，钱学森力主发展导弹，使我国的军事科技实力有了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的可能。1964年他正式向国家提出的建议促成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工程的启动，从此开创了我国发展外太空领域的科技时代。直到钱学森去世每次我国神舟系列飞船发射后，航天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航天员都会上门去看望钱学森。“对于新一代航天员来说，在任务胜利完成后能够去看望中国航天的元老钱学森，已经成了一种惯例甚至仪式”。

20世纪50年代末期，受苏联科学院一位专家的启发，钱学森预见到“许多复杂的工作可以用计算机模拟”，极力主张加快研发。从核爆炸、热核反应过程乃至化学工程处处可见数字模拟的身影，可见其见解的超前。1985年，他向中央领导建议，信息、通信、计算机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必须大力发展……他开创了系统学，并在论著《创建系统学》中，将目标瞄准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的2049年。

3.鞠躬尽瘁　居安思危

钱学森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晚年关心着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他常感叹：“自己对祖国人民做得太少，而人民给予我的太多了。”从行政领导岗位退下来后，钱学森退而不休，在诸多领域进行了不懈的探索。这是一位老科学家对祖国、对人民热爱之情的独特表达，在这份深情的感召下，钱学森把有限的生命毫无保留地投入祖国和人民的伟大建设事业。面对常规能源日见其少、人地矛盾日益凸显、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形势，1984年5月，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召开的第二届学术委员会会议上，钱学森提出“我们将迎来农业型的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概念。为解决中国未来能源、土地、粮食问题“百年之困”出谋划策。他还积极关注我国国防建设，指出：“我们社会主义中国还处于一个很不安宁的世界……我们要努力(加强)人民解放军的建设，把我军建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进一步提高我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

钱学森居安思危，始终从战略高度思考谋划人才培养方式。他主张对青年研究人员进行大力培养，放手大胆使用年轻人，并让他们在一些新领域挑头。当年，力学研究所的郑哲敏、林鸿荪、解伯民、俞鸿儒、胡文瑞、崔季平等同志，都是30岁上下的青年人，他们分别在爆炸力学、化学流体、实验室气动力学、物理力学、电磁流体力学等领域负责一个方面的课题，取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钱学森曾经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深刻阐述培养我国科技帅才和将才的重要性、迫切性，并具体提出了培养途径和方法。2005年7月29日，面对专程前来看望他的温家宝总理，钱学森发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还补充道：一个有科学创新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没有这些是不行的。直到2007年，96岁高龄的钱学森还通过助手表示，他“成天思考”“念念不忘”“无比忧虑”的问题，就是中国目前缺乏拔尖的科技领军人才。他说：“这是一件关系国家长远的大事，要办好。”

1. 　钱永刚：《钱学森人生的五次选择》，《科技日报》2015年5月5日。
2. 　《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9月25日。
3. 　李毓昌：《非凡的智慧人生——我所知道的钱学森》，《百年潮》2011年第5期。
4. 　《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9月25日。
5. 　刘延东：《继承和发扬钱学森崇高精神 推进科技和教育事业科学发展》，《求是》2012年第2期。
6. 　李毓昌：《非凡的智慧人生——我所知道的钱学森》，《百年潮》2011年第5期。
7. 　汪长明：《钱学森的中国梦》，《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8. 　李毓昌：《非凡的智慧人生——我所知道的钱学森》，《百年潮》2011年第5期。
9. 　汪长明：《钱学森的中国梦》，《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10. 　《亲切的交谈——温家宝看望季羡林钱学森侧记》，人民网，2005年7月30日。网址：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3580510.html，访问时间：2018年8月18日。
11. 　李斌、吴晶：《钱学森：培养一线创新人才是一个紧迫任务》，《成才之路》200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