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共产主义理想
钱学森的一生,是破解未知世界的谜团,追求真理的一生;也是坚定理想信念,奉献报国的一生。在近百年的人生历程中,钱学森把二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报效祖国,造福人类的夙愿使他能时刻坚守党性原则,保持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他无愧于“人民科学家”的光荣称号!
一名爱国科学家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青少年时期在学校接受的进步教育、大学阶段参加的时局问题讨论会和因病休学期间读过的《资本论》、西洋哲学史等进步书籍,以及在美国学习、工作期间因忧虑祖国命运经常和好友谈论战争形势,这些都逐步加深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认识。他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他说:“为什么要选择中国?我的回答是因为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还因为我热爱我的祖国。”
1.加入中国共产党,激动得彻夜难眠
1958年9月24日,钱学森正式向党组织提交了“志愿入党申请表”,并向党组织提交了一份自传和思想检查。钱学森的这份历史交代和思想检查,得到了党组织负责人的初步肯定。在力学所党支部召开的有部分群众参加的支部大会上征求意见时,有人也提出了一些带批评性的意见,钱学森“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并作了详细记录,他十分珍视保留的记录稿纸就有8页”。钱学森十分虚心地表示要接受大家意见,并积极改正。10月16日由力学所党支部召开的党员大会上,同志们一致同意他的入党申请。经过一年的预备期,1959年11月12日,钱学森如期转正。钱学森一生获得过无数荣誉,但他认为,自己最大的荣誉是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30年后,他回忆道:“在建国10周年的时候,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个时候我心情非常激动,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了!我简直激动得睡不着觉。”
是的,一个自幼追求进步但又不是党员的人,在美国却背上“共产党”的“罪名”,历经挫折,一旦他几十年的愿望终于实现,真正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了,他怎能不激动得彻夜难眠!
2.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1955年钱学森乘坐克利夫兰总统号归国途中,曾有一个美联社记者到船上来找他,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他回答:“我还不够格做一名共产党员呢!共产党人是具有人类最崇高理想的人。”在钱学森心中,共产党人无疑是具有崇高理想的,是为追求真理无所畏惧的,是具有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是心有大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所以入党前后,他都时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他说:“我只努力做一个合格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而已,尚不知是否真够格。也因为这个缘故,我做一点事也是应该的。”
(1)科学与政治要结合
钱学森十分重视自己的思想建设,他不仅始终坚信党的事业,坚持党的基本理论,而且十分注重党的理论学习,注重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使自己的思想不断升华,理论境界不断提高,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青年时代,钱学森曾认真阅读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党的理论刊物《红旗》(后来改名为《求是》杂志),他每期必读。他一生订阅《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日报》。他多次跟学生讲,我在科学上取得一些成果,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收获。他特别钦佩爱因斯坦、奥本海默等科学家,因为“他们不仅献身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而且他们的思想都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钱学森写道:“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而且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绝不会不爱国的。”他坚信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他说:
不管今天有些人怎么怀疑马克思主义,不管今天有些人怎样批判科学共产主义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共产主义文明更高阶段的理想,是真善美的统一,是真正合乎人性的,是真正人道主义的,它确实是人类社会文明的理想境界。这就是为什么一百多年来它吸引了千千万万人的原因,无数的志士仁人为此奋斗、献身的原因。不管今天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还有多少不尽人意、不文明的现象存在,它仍不能掩盖共产主义文明的光辉。这种共产主义的最高文明形态仍是任何一个真正追求人类解放,特别是任何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所应该追求的崇高理想。
钱学森牢牢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让他意识到科学必须以人民利益为核心。他说,“我在美国是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一心想用自己学到的科学技术救国,不懂得政治。回到祖国后,通过学习才慢慢懂得了马克思主义,感到科学与政治一定要结合,即便是从事纯技术工作也是有明确的政治方向。”
(2)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与劳动人民同甘共苦
钱学森于1956年1月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后,对工人和其他劳动者都十分尊重。他开会时多次讲道:全所上下从研究人员到炊事员、清洁工,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没有贵贱高下之分。力学研究所曾准备兴建一座五层办公大楼,他取消了许多他认为“豪华”的装饰。他说,“国家财政收入的每一元钱都是劳动人民通过艰苦劳动积累起来的,必须尽量节省。”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向上级组织要求减薪,并放弃国家对他的特殊供应,力求做到与广大人民同甘共苦。
1991年10月1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大会。江泽民、杨尚昆同志亲自为他颁奖。但钱学森在讲话中却说“今天我不是很激动”,他说:“就在今年,我看了王任重同志写的《史来贺传》的序言。在这个序言里他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5个人作为建国后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心情激动极了。我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了一起。”在钱学森看来,能够与这些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榜样并列,是他自己的最大光荣,也是对自己工作的最高肯定。
(3)我不敢当
对待国家和人民,他永远是“国为重,人民为重,自己最轻”。没有钱学森,就没有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作为开拓者和奠基人,面对赞誉,他总是说:“我不敢当!”他总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告诉大家:像“两弹一星”这样的大科学工程,不是哪一个两个人能干成功的。“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那都是千千万万人劳动的成果呵。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国际理工研究所授予他小罗克韦尔奖章和称号,他说:“这里面‘中国’两个字是不可缺少的,是非常重要的。说是第一名中国人得此奖。要紧的是‘中国人’三个字,这个‘中国人’,应该包括中国成千上万为此作出贡献的人。个人只是尽力做了一点应该做的工作,那是很有限的。要说功劳的话,首先要归功于党的领导,第二是广大科技人员的努力。”这是他的肺腑之言。
对待“名”,他保持着淡然和谨慎。1985年,美国要授予钱学森“国家勋章”,表彰他的贡献。钱学森拒绝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他坚持不题词、不为人写序、不参加鉴定会、不兼任何顾问或名誉顾问;报刊上颂扬他的文章被打招呼“到此为止”。1991年,“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授奖仪式后,众多新闻媒体出现了一个宣传钱学森的高潮。报纸上天天赞扬钱学森,令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一天他把秘书叫到办公室,说:“我们办任何事,都应该有个度。这件事(指对他的宣传报道)也要适可而止……我这么说并不是故作谦虚,要下决心煞住,你立刻通知报刊杂志社,把宣传我的文章撤下来。”后来,在钱老的坚持下,很多已经交印的杂志,也及时把宣传文章给撤回了。
对待“官”,他常常说,“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不是什么大官,那些官的待遇,我一样也不想要”。他一心科研,致力于解决重大技术问题。当他意识到做“官”会影响到自己科研工作时,毅然辞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职务,自此,虽然他连续担任多个要职,但一直都是副职。若非为了工作需要,他宁可什么“官”都不当。
对待“待遇”,也是如此。谁能想到,钱学森这样的“大人物”竟然会在北京阜成路8号院这座不起眼的红砖公寓楼里,一住就是49年。组织上曾想给他按标准盖一座小楼,再修一个小院,这样他还可以晒晒太阳。他的秘书涂元季也动员他搬家,但钱学森说:“你别再讲这件事。我在这里住惯了,你让我住进小楼,我浑身不自在,能对身体有好处吗?”
对待“利”,他说,“我姓钱,但我不爱钱”。钱学森从1958年起就开始把工资之外的所有收入,统统捐出,一分不留。这包括他的《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讲义》《星际航行概论》等论著的丰厚稿酬,也包括1978年落实政策时其父补发的工资,还包括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霍英东杰出奖”获得的200万港元的奖金。这些收入或捐给大学,或以党费形式上交党组织,或者捐给了我国的治沙事业。
(4)完全服从组织决定
钱学森同志党性原则极强,只要是党组织决定的事,他都坚决执行。回到国内,钱学森承担的很多工作属于最高机密。作为中国导弹研制的技术领导人,钱学森肩负了很大的压力,但为了完成组织的重托,他默默地承受了一切。据他的爱人蒋英回忆:“钱学森自头一天开始到最后,从来没有对我谈过一句他的工作。我从来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事。他从外边回来,穿着大靴子,穿着大皮袄,我只知道他是到西北去了。”
他一直坚持不准给他写传。他曾十分严厉地说:我还没死,你们急什么!然而,当中央决定在《中共党史人物传》中给他写一个传略条目时,他表示完全服从组织决定,并认真嘱咐秘书:
我想,写传不是为写传而写传,更不能为个人歌功颂德去写传。而是要通过写传反映一个时代,反映我们党在那个时代的科学技术成就;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指导以后的工作。所以,第一,要实事求是;第二,千万不要写出矛盾来,我绝不和任何人争功劳,特别是关于我们国家“两弹一星”,我过去多次讲过,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我本人只是恰逢其时,做了该做的工作,仅此而已。这就是我的观点,是实事求是的观点,你要按照这个观点去写。
- 魏根发、杜莉:《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年版,第423页。
- 曾昭铎:《钱学森入党的前前后后》,《福建党史月刊》2013年第2期。
- 涂元季:《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钱学森》,《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9期。
- 王建柱:《钱学森:此生惟愿长报国——我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党史文汇》2008年第5期。
- 《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人民日报》1989年8月8日。
- 《致徐广胜》(1984年1月17日),载《钱学森书信》第1卷,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314页。
- 涂元季:《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钱学森》,《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9期。
- 《人民的科学家钱学森》,《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9月25日。
- 钱学森等:《社会主义文明的协调发展需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政治学研究》1989年第5期。
- 《致陈信》(1988年10月21日),载《钱学森书信》第4卷,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291页。
- 李毓昌:《非凡的智慧人生——我所知道的钱学森》,《百年潮》2011年第5期。
- 《在授奖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1年10月19日。
- 《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人民日报》1989年8月8日。
- 《共和国军人钱学森》,《解放军报》2011年12月11日。
- 王建柱:《人民科学家的楷模钱学森》,《党史纵横》2012年第1期。
- 王建柱:《人民科学家的忠诚——悼钱学森》,《党史天地》2009年第12期。
- 《共和国军人钱学森》,《解放军报》2011年12月11日。
- 《蒋英:我的丈夫钱学森》,《百年潮》2011年第10期。
- 涂元季:《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钱学森》,《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