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爱祖国的蓝天

1948年秋天，刚满18岁的我进了华北军区政治部画报社学习战地摄影采访。学习尚未结束，根据当时战场形势的需要，我即被分配至华北军区7纵队工作，从事战地摄影和宣传。

1950年春，解放军在全军选拔飞行学员，我毅然报了名。检查身体初步合格，我喜出望外，但是到了北京却被刷下来了。我只能住在北京的空军招待所，闷闷不乐，等待分配工作。这时我偶遇中学同学余恒。他原是学习维修飞机的地勤工作人员，后被调到长春空军第二航空学校给政治委员李世安当秘书。他对我说，身体不合格是不能当飞行员的，打消上天的念头吧。他希望我跟他一同去南京，那里正在组建空军第一支野战飞行部队，正缺少干部。他说我可以继续干老本行，当随军摄影记者，这样既能发挥自己专业特长，又不离开空军，还可以到江南一游，见见祖国的大好河山。随后，他把我介绍给李世安政委。李政委表示欢迎我去，并向空军政治部打了个电话，组织部门立即为我办理了分配调动手续。这样，我即正式转入了年轻的人民空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4混成旅于1950年6月19日在南京正式成立，它是在陆军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外番号为“太平洋部队”。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兼任旅长，李世安任政治委员，刘善本等为副旅长。旅部机关以第3野战军第30军第90师师部为基础组建，该部队原来在苏、浙一带打游击，老同志很多。不久，第4混成旅旅部由南京转移到上海龙华机场，任务是接替苏联空防部队保卫上海，同时接收苏联移交给我国的防空武器装备，主要是飞机、高射炮、雷达，以及汽车等。当时第4混成旅是解放军唯一的一支机动航空兵部队，全国能作战的飞机几乎全都集中到这里来了，机型五花八门。有歼击机、强击机，还有轰炸机；有喷气式的，也有螺旋桨式的；有单翼飞机，也有双翼飞机。机种繁多，新旧混杂不一，唤作“混成旅”名副其实。混成旅下属3个团。第10团装备的飞机有苏联喷气式歼击机米格-15，有螺旋桨式飞机拉-9、雅克-17。第11团是螺旋桨战斗机，其中拉-11装备三门23毫米机关炮，射出的炮弹从旋转的三只螺旋桨叶片缝隙中穿过，听上去很神奇，感觉有些不可思议。第12团装备的是苏联的杜-2轰炸机。当时旅里规定，凡是从苏军手中接管的飞机只许观看，不许拍照片。虽然不能发挥我的专长进行拍照，但我看到这些飞机，心里还是美滋滋的，毕竟它们是我们的武器装备了。

新建的混成旅机关人员都是来自陆军部队，起初对航空兵业务一窍不通，对接收苏联飞机和培训人员有畏难情绪。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视察空军混成旅部队之后，在空军司令员兼混成旅旅长聂凤智、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陪同下到南京旅部礼堂给干部们训话，要求每个干部、共产党员，要从思想上转变观念，由陆军专家变成空军专家；要刻苦认真地学习、训练，由外行成为内行。我们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空军，不再受帝国主义来自空中的欺侮，不再怕国民党飞机来上海轰炸，因为我们的空军会将他们打下来。当时我对他的训话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你们当空军现在思想不通，我就是来给你们搞通思想的。”陈老总心直口快，经常语出惊人。这次训话，对由陆军转换为空军军种的同志，起到了醍醐灌顶的良好作用。从此，很多同志开始安心工作，全心全意地投入新的工作岗位当中。当时大家在国内战争或抗日战争中，都挨过敌人飞机的轰炸扫射，记忆犹新，所以想到要建立我们自己的空军，这个思想转变还是很快的。特别是1950年2月6日，国民党出动美国制造的12架B-24型轰炸机、2架B-25型轰炸机，以及3架战斗机，共计17架飞机，轮番轰炸上海电力公司、沪南和闸北水电公司等工厂，投弹60余颗，炸毁房屋2000多间，死伤居民1400余人，使上海的发电量减少了97％，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上海变成了一座黑暗城市，大部分工厂被迫停产。面对眼前这一严峻的形势，保卫新中国的沿海地区城市上空就成为当务之急，新中国必须迅速建立起自己的空军。敌人来飞机，我们必须也有飞机迎击。

然而，远东地区的国际形势突发巨变。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立即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同时派遣海军第7舰队入侵台湾海峡。各种军事力量向太平洋西岸的远东地区集结，刚刚组建的我空军第4混成旅也面临严峻国际局势的挑战。在当时指战员的思想里，他们既肩负着国土防空任务，又要抵抗强敌可能对中国的入侵。

1950年10月，第4混成旅指挥机关携第10团奉命移防东北辽东半岛地区，并且改编为空军第4驱逐机师（不久后改称歼击机师），在辽阳接收苏联空军的一个米格歼击机师的装备，对外部队番号仍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太平洋部队，准备参加抗美援朝对美军作战。新成立的空军第4师只有两个团编制，每团三个飞行大队（每大队10架飞机）和一个供应大队，全师仅60架米格-15飞机。方子翼为师长，李世安为政委，副师长袁彬，参谋长王香雄，政治部主任谢锡玉。机关干部们窃窃私语：“我们是第一支组建的航空兵部队，怎么不叫第1师呢？”政委李世安说：“这是刘亚楼司令员的主意，如果称第1师，就容易产生老子天下第一的骄傲思想。今后部队多了，哪支部队打得好，就把第1师的番号荣誉授给谁，我们只能用战斗胜利的表现争取第1师的番号啊。”

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陪同下，冒着严寒乘坐专用列车来辽阳视察，为准备率先出征的空4师10团28大队送行。当时，我与10团28大队政治委员贾健合作写了一篇报道《准备迎接光荣任务》，刊登在军委空军政治部主办的《人民空军》杂志上。为了保密起见，通讯报道并未阐明空军要出国作战，只提及太平洋部队全体指战员，积极准备投入战斗，坚决克服一切困难，保证完成空战任务，争取为空军首战立功。文章重点描述为了迎接新任务，28大队飞行员们忙着画地图，熟悉地形，天天研究讨论敌情，识别敌机特点，学习苏联空军的作战经验、战斗编队飞行和战术动作，全面掌握空战要领。师领导要求飞行员们要把飞机操纵得像自己的四肢一样运用自如。训练中还进行了多次摄影打靶，实弹射击，全大队的成绩优良。地勤人员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天气中，在辽阔无垠的野战机场上，冒着凛冽刺骨的北风，认真细心地检查和维护战机，有的机械员手冻得发炎、肿胀、化脓，仍然坚持工作。机关工作人员紧张地熟悉自己的本职业务，而且还和空、地勤人员一样抓紧时事学习，明确战争观念，加强战斗意志，下定决心，抗美援朝，保家卫国。28大队全体指战员一致表示，要在执行新任务中发挥一切力量与智慧，争取立功，争取入党入团。每个人都自觉自愿纷纷向上级写保证书，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任何艰巨任务，初战必胜。我们的文章见报以后，全师指战员受到极大鼓舞，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情进一步高涨，全师投入了紧张的备战工作中，全力以赴迎战强敌。

1950年12月21日，方子翼师长、李世安师政委率领10团28大队进驻前线基地安东浪头机场。领导批准我随行，但是政治部领导专门向我下达指示：“不许照相，绝对不能拍摄苏联空军人员，我军参战飞行员的活动也不许拍照片！只作为记者了解情况，

照片1-1 志愿军空军第4师副师长袁彬（中），在机动指挥车上指导战机演练空战。袁彬不久后调任空军第3师师长

照片1-2 空军4师10团28大队，空、地勤人员在辽阳机场练兵迎战。时值隆冬季节，大雪覆盖着北方大地，但练兵依然热火朝天进行

将搜集的材料记下来备用。”我立即答应。混成旅驻扎上海的时候，苏联空军协防上海的活动是不允许拍照片的，就是中苏空军在虹桥机场举行秋季运动会，也只许我去观看，但不可以照相。我早已心领神会，保密工作必须慎之又慎！这是军事机密，绝对不可造次。

浪头野战机场在安东市区的西南方向，离市中心大约20公里，位于鸭绿江的入海口右岸。机场上不但有中国志愿军飞机，更多的是苏联空军的飞机。机场上作战飞机数量多，起飞、降落频繁，中国人、外国人混杂在一起，一派战时的紧张景象，还能经常听到防空警报响起的声音。志愿军出兵朝鲜，苏联空军也进驻到安东地区，负责保卫中朝鸭绿江大桥。大桥附近的公路上还可以看到苏联高射炮兵，他们也穿中国人民志愿军服装，有的人衣服很肥大，有的又是瘦得裹在身上，看起来十分别扭。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一个场景是高射炮牵引车行进时，车上的苏联炮手一面吃着中国的油条，沾满油渍的手时不时在上衣上擦抹，一面还欢快地向我们中国人招手。

苏联空军参加抗美援朝作战是极端秘密的。飞机都进行了伪装，消除苏联空军自身的一切标志，喷漆伪装成中国人民志愿军飞机或朝鲜人民军飞机的颜色和标志。所有的飞行人员都换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的服装，草绿色的棉大衣，蓝色裤子，橙黄色的长筒飞行靴子，回到兵营再换上西装。每个人都宣誓绝不泄露参加了朝鲜战争的机密，不和中国人一起照相，不送给中国人私人的照片。苏联的停机坪严禁中国人员接近，其所有飞行保障工作也都由苏联人自己做。苏军飞机不在美军控制地区和海上飞行，防止被击落后当俘虏。苏联飞行员在空中原本不允许通过电台讲俄语，但这一条在实际战斗中行不通。中苏协同作战是以苏联空军为主，中国空军一边学习一边战斗，由于语言障碍，苏联人说出来的“中国话”中国人听不懂，他们自己人也听不懂，影响作战指挥和战斗进行。因此苏联飞行员空中作战中依然用俄语进行无线电通话。美国军方不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其中自有它的深层含意和难言之隐。一旦美国宣布苏联空军参加了朝鲜战争，美军内部可能会产生恐战情绪，造成士气低落；美国国内群众害怕战争，尤其怕与苏联直接进行军事对抗，所以即使是在空中受到苏联空军的打击，一直到朝鲜停战，美国也没有公布出来。苏联空军参战对朝鲜的战局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对被称作“空中堡垒”的美军B-29战略轰炸机造成极大威胁。美国宁可吃闷棍也不声张，战争进行得轰轰烈烈，只打不喊，明争暗斗。

苏联空军飞行员秘密参战是从1950年11月10日开始的，当日在安东上空击落美军P-51“野马”式战斗机一架，11日又击落美军F-80和P-47战斗机各一架。第三天，也就是11月12日，苏军战机在朝鲜新义州上空击落美军B-29轰炸机一架，连续三天告捷。苏联入朝作战的飞行员大都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的人还获得过“苏联英雄”称号，其中就有曾三次荣膺苏联“金星英雄”的阔日杜布。在苏德战场上，他曾击落德国飞机62架，不仅是苏军的空战尖兵，也是包括美英在内的整个反法西斯盟军中个人击落敌机最多的人。他还是苏军中唯一曾击落德国喷气式战斗机的飞行员。当时阔日杜布已是苏联第324歼击机师师长，负责在地面指挥空中作战。由于他的名气太大，苏军上级下令不许他升空作战，以防失手。

我空4师10团28大队开始是由苏联飞机带领参战，前后都是苏联飞机的编队，中国飞机编队在中间。从1950年12月28日起飞参战，中国飞行员一连五天都没有看到敌机的影子。一旦出现敌情，苏联飞行员便突然加大油门出击，放弃掩护中国战机的义务，中国飞行员被甩在后面，不仅敌机没看见，连苏联友军飞机的影子也没有了，形成“你打你的、我飞我的”的局面，最后只好扫兴返航。中国飞行员都想打仗又打不上，大家情绪急躁。最焦急的是师长方子翼，于是他下定决心脱离友军掩护，咱们中国人自己单独干。老红军出身的方子翼知道胆子是练出来的，战术功夫是打出来的。打仗就不能怕有牺牲，“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空手套白狼那样的便宜事是没有的。

1951年1月5日，28大队大队长李汉率4架米格-15战机随苏联军机出战，到达作战空域发现敌机后，方子翼师长给李汉下达作战命令，令其对敌机迅速发起攻击。苏军指挥员却要方师长命令中国飞行员马上退出战斗，以免误伤，但是方师长继续指挥李汉攻击敌机。谁知美机却掉头逃逸了。虽然这一仗未打上，但28大队总算与敌人在空中战场上打了照面，见识了空中敌机是何等模样。1月21日清晨，美国空军出动20架F-84战斗轰炸机，轰炸平壤—新安州段铁路线。李汉大队紧急出动，由于准备不足只有6架飞机上天。这也难怪，李汉大队的飞行员飞米格-15喷气式飞机的时间平均只有几十小时，空中编队动作量一大就散队。但是他们个个求战心切，人人要建功立业。此刻与敌人狭路相逢，他们一下子就冲进敌群，经过一番缠斗，李汉“咬”住一架敌机将其击中。其余的数架F-84敌机被李汉大队的猛打猛冲搅昏了头，连忙退出战斗。这是新中国空军第一次在空中出手与美国空军较量。空战过程中，机场上的地勤工作人员个个茶不思饭不想，翘首以待自己的飞机回来。有人一个劲地搓手，想快点知道空战结果，想知道自己维修装弹的飞机打了胜仗还是被击落。谁的心里也没有把握，只能等待，感觉10分钟比一天的时间过得还长。人人心急如焚。飞机终于回来了。降落后，参战飞行员讲述了战斗过程，听得地勤人员和机关干部们兴奋异常，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心情，也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使劲地举拳头，互相握手，瞪着眼睛咧开嘴笑。大家都认为28大队首战告捷，击落了一架美军F-84战斗轰炸机，写下我空军史上的第一个光辉纪录。然而好事多磨，这时突然传来消息，苏联顾问专家判读李汉的空战射击胶卷记录，说他只是击伤了敌机。一盆冷水泼来，众人面面相觑，又无可奈何。停机坪上又和原来一样冷风刺骨了，苏联老大哥专家的话一言九鼎，大家只能闷闷不乐。

照片1-3 空军第4师10团28大队米格-15歼击机出征前阵容

李汉，河北省唐县东显口村人，1938年14岁时就在家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华北联合大学读过书，1944年到延安，又在延安自然科学院学习过航空理论。日本投降后，他被派遣到东北航校学习。李汉天资聪慧，心灵手巧，学习技术、掌握自然科学知识也很快。学飞行后，在他们那批学员中进步最快，被第一个放了单飞。1950年在上海接收苏联米格-15喷气式飞机时，李汉也是掌握飞行技术最快的一名，受到了苏联教官的表扬，并建议由他做领队，所以他被任命为10团28大队的首任大队长，中国首批喷气式歼击机的领队干部之一。李汉不辱使命，后来还是第一个击落了敌人喷气式飞机，长了我志愿军空军的志气。

1951年1月29日，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年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首次击落了敌机。这天下午1时34分，志愿军联合空军司令部设置在朝鲜的雷达站发现有一批敌机在定州、安州上空5000米的高度盘旋，企图袭击安州火车站和清川江大桥。李汉奉命率领28大队出击，队员有吴奇、宋亚民、孙悦昆、李宪刚、魏梦云、赵明、褚福田等，在苏联空军掩护下，8架飞机飞向战区。1点40分，4号机孙悦昆报告：左前方发现目标，敌机16架F-84冲过来。李汉命令：“投副油箱！”这是为了减轻飞机负重便于机动灵活作战的战术要求。李汉随即率领大队利用阳光隐蔽接近敌机，他命令：“2中队掩护，1中队攻击。”他左转弯瞄准敌人3号机，逼近400米时开了炮。敌机瞬间冒烟起火，掉下大海。说时迟，那时快，正当李汉攻击敌机时，左右两组敌机包抄过来，妄图袭击李汉的飞机。李宪刚率领魏梦云、赵明、褚福田四机从高空直冲而下，用炮火把敌机驱散。空战中我机全局布阵，步调一致，协同作战，最终胜利属于28大队。在敌机逃散时，李汉又向另一架敌机射击，并将其击伤。此次大捷，我军未有伤亡，胜利回师。此仗一时誉满空军，成为典型战例。

照片1-4 志愿军空军第4师10团28大队大队长李汉驾驶米格-15歼击机回到辽阳基地。李汉是第一位击落美国飞机的新中国飞行员

照片1-5 李汉击落敌机之后回到辽阳基地休整，准备再上前线。此为李汉的戎装照片

28大队十天连打三仗，取得击落、击伤敌机3架的战绩。空4师于3月上旬班师回到辽阳基地休整。新中国自己创建的空军首战告捷，全师干部战士扬眉吐气，走路时胸脯挺得也高了，人人都有一种自豪感。辽阳陆军医院住的伤员大多是志愿军39军从朝鲜下来的，他们听说空4师击落了美国飞机，欣喜若狂，有的人要求出院上前线，说打美国鬼子有咱们自己的飞机掩护了，不再受“黑寡妇”（美机F-80战斗轰炸机的绰号）的气啦！一些老兵伤愈回朝鲜后，走在大街上鸣枪庆祝，为空军喝彩！

空4师司令部、政治部为空战胜利筹备了一个庆祝大会，在辽阳白塔寺附近的小礼堂里举行。会场上张灯结彩，每条长幅标语上写的都是表达雄心壮志和坚决打倒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口号，比如“努力建设中国强大的人民空军！”。还有一幅“胜不骄，败不馁，打一仗，进一步！”的标语颇为新颖。大会主持人宣读立功受奖名单之后，政治部文工队还演出了文艺节目助兴。为了保密，这是一场内部举办的庆功会，没有请地方干部群众参加。庆祝大会上团以上干部穿呢子军服，营级以下干部战士穿的都是上身绿棉袄、下身蓝棉裤的空军服装，男女都一样，所以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一位年轻女子着装特殊，穿着皮夹克，还烫着发，装束打扮洋气，坐在台下前排长椅上，首长于是当众大喊道：“你是哪里来的？赶快出去！保卫科！保卫科！”谁知她是李汉的夫人师秋朗，北京一位高级干部的女儿，久居苏联，受到国外生活习惯的影响，所以显得与众不同。10团的领导干部连忙把情况说清楚，风波方平息。

我随部队去安东参战，在浪头飞机场上没有拍摄照片，空手而归。空军初创时期保密工作十分严格，任何人都不允许越雷池一步。我军在上海接收苏军飞机及训练过程我也没拍摄照片，作为一名摄影记者是很遗憾的事情，历史瞬间往往转瞬即逝。在上海，上级还给我颁发过一张机场特别通行证，但照片不让拍。通行证也没了用武之地。

第4混成旅当时给我发的照相机，是由李世安政委向华东空军司令员聂凤智打报告申请经费，在南京路上买的一台德国制造康泰克斯135二手照相机，就是为了记录空军初创史料的。那么多的重要历史画面没有保存下来，实为可惜！我见证了过程，就是没有照片。但保密往往有时限，终于有一天，军委空军政治部主办的《人民空军》杂志社来电话，要4师政治部拍照28大队的照片，并派编辑侯祖沛来指导并提出具体的要求，指明照片要突出表现李汉。有了上级机关下达的任务，我高兴极了。我和侯祖沛住到了10团，全力以赴搜集材料，到辽阳机场拍照片。正值隆冬三九天，师领导、飞行员、地勤人员，都欢迎我们来采访拍照。师政治部主任谢锡玉指示我照片要拍好，这是政治任务。师首长、干部战士都乐意在报上看到自己部队胜利的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我国飞行员打掉了美国飞机这件大喜事。10团28大队飞行员我都认识，他们为我拍照一路开绿灯，想拍什么镜头都积极配合。我拍摄了10团28大队在辽阳机场飞行训练的照片及指战员们的合影照片，有飞行起飞时的情形、转移场地的过程，还有空地勤人员活动的照片。李汉的照片更是少不了。李汉对我给他拍的特写照片非常满意，我还将放大了的照片送给他作为纪念。编辑侯祖沛将照片带回《人民空军》杂志社，很快就编辑成画页印刷了。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审阅大样时不高兴了，批评宣传部长朱鸿宣传得不够精彩，说封面要用李汉的特写照片，而且要彩色印刷。朱鸿部长立即组织编辑人员重新改版印制，大量向部队发行。没过多久，这期报道李汉击落敌机的刊物又被要求全部收回销毁。原来，中央指示，志愿军空军参加抗美援朝作战暂不做报道。同时，周总理指示，志愿军空军两年以后再考虑公开报道。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夜晚辗转反侧睡不着觉。不让报道，我还留在这里干什么，难道需要改行当政工干部？自己的“活思想”又不敢向领导们暴露，怕说出来会挨批评。我的思想斗争一度颇为激烈，不知该何去何从。大敌当前，我必须服从中央的规定，舍弃对空军参战的摄影报道宣传。但是，我又踌躇满志，要搞新闻工作的决心有增无减。适逢空军政治部组织部调我去政治部文化部工作。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4师的领导和一块儿工作的宣传科同志们，又特意去辽阳北大营飞行员驻地，与熟识的空、地勤人员告别，有的飞行员还悄悄送我巧克力糖和水果表示欢送。

至此，作为新闻摄影的专职人员，我结束了对年轻的共和国第一场对外战争的报道经历。我的这次经历，是伴陪着我们年轻的人民空军而行的，尽管这一行的照片拍得并不多。

我于1951年3月到北京，向空政文化部报到，黎钰部长立即给我分配工作任务，编辑一本《人民空军》画册，并且指出很快就是《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一周年（5月23日），画册要有空军西南高空飞行团支援进藏部队空投给养的照片。当时，空军司令部、政治部都驻在东交民巷西口路南，原来美国大使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大楼，政治部在一层及地下室，司令部在二层以上。我向司令部值班室了解怎样去新成立的航空兵13师高空运输团，一位参谋人员告诉我，运输团正在改装飞机，王洪智机组来北京西郊了。但是他们的飞机已改装成苏联伊尔-12飞机，不允许拍照片，去也是白跑一趟。于是我先去了西郊机场，见到了试航领队飞行员王洪智，不过他不同意采访。一是抽不出时间，二是说他们队长谢派芬事迹最突出，要我去采访他。我怎么能舍近求远？何况去一趟四川谈何容易！我不能放弃这次和王洪智见面的机会。我请王洪智先讲讲谢队长的事迹，又通过机组人员了解王洪智的试航过程。《人民空军》杂志已经登载过王洪智康藏高原试航的事迹。我想拍摄他工作的照片，但由于保密的缘故无法如愿。空军刚刚引进的苏联伊尔-12高空运输飞机要保密。首长说过，当敌人不了解对手的实力，机密也就变成无形力量。古代蜀国诸葛亮弄险西城，巧施“空城计”，就是运用保密手段吓退敌军而取胜的。这种说法还是有说服力的。不过对摄影记者来说，它就是一只套在头上的“紧箍”。王洪智机组的同志你一句我一句讲述康藏高原的试航空投情景，说高原上的山脉看上去不高，但是平均海拔很高，空气稀薄，呼吸都困难，一旦措施不当，会要人命的。康藏高原人迹罕至，只有当地藏族人能适应那里的自然环境，不是所有的飞机都可以在那里飞行。美国制造的C-47运输机飞不到那里，C-46飞机可以去，但这些都是国民党军队起义的飞机或是趴窝的老旧飞机，修理好后去试航风险也很大。当地天气像小孩子的脸哭笑无常，阴晴风暴瞬息变化，防不胜防，因此这里对飞行人员来说是禁区。抗日战争期间，美国飞虎队在这一带没少吃苦头，摔掉很多飞机。可是我们不试航不行，不给进军西藏的陆军18军战士空投给养不行。运输团没有航行图，那里没有迫降机场，没有气象台，没有通信站，没有导航设施，没有雷达探测设备，诸多飞行保障条件样样空白，所以试航也被说成是“死亡航线”。

照片1-6 空军混成4旅驻上海时给我发的特别通行证，为到各军用机场采访提供便利（证件为红底黑字）

18军进军西藏，首先占领西康省的重镇康定和甘孜，再向昌都、拉萨进军。空军空投首先要钻进钻出唯一的那条狭长的康定山口，打开康定—甘孜“天上通道”航线，再飞向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1950年4月上旬，西南空运大队四次康定试航失败。到4月15日，大队长谢派芬和李嘉谊机组驾驶美制C－46型8003号运输机从四川新津机场起飞，第五次试航康定空投终于成功了，打开了飞向青藏高原的第一扇“天门”。谢派芬是原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起义的上尉飞行教官，飞行技术高超。人民解放军空军能够飞翔在“世界屋脊”上，他们是前卫人员，功劳不小。空、地勤人员讲到他们在康藏高原试航的功绩时无不交口称赞。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道路上，起义官兵起了很大作用，他们用练就的航空飞行技术为人民服务，并被记入新中国的航空史册。

大军进军西藏，天上、地下都举步维艰。空投康定，仅仅是走出了天府之国四川平原，奔向辽阔的西藏的小小一步，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下一步空投的任务地点是甘孜。18军52师已抵达甘孜，但发生了严重粮荒，靠挖野菜、捉旱獭充饥，急需空投食品支援部队进军。

1950年5月3日，王洪智机组再次领受试航甘孜任务，但第一次空投失败了。5月7日清晨，王洪智带领机组飞行员李嘉谊、领航员盛承尧、通信员李学冕、机械师衣成云等人驾驶C-46型8003号飞机，从四川新津机场起飞，飞越道孚、炉霍以后，发现了空投收受场地发出的信号，他们将粮食和物品投下。新津基地立即收到陆军发来的电报，说收到了空投的给养并表示感谢。这一喜讯极大地鼓舞了进军西藏的陆军广大指战员和空军支援人员。试航甘孜空投成功了，年轻的飞行员们打开了飞向青藏高原的第二扇“天门”。当年的五六月份，王洪智机组给行进中的陆军老大哥接连不断空投35次。谢派芬和王洪智机组共同创造了中国航空史上的奇迹，加快了大军开往西藏的速度。

王洪智，1926年出生在山东荣成县荫子镇土城子村，1945年参加人民解放军，是一名从老根据地走出来的子弟兵。1946年7月，王洪智被选拔进入东北老航校学习飞行。当时的教官大都是日本投降后留用的原日本空军军人，他们中的多数还是忠于职守的，尽力教会文化程度较低的中国学员飞行。当时航空器材奇缺，没有中级教练机，他们就直接进入高级教练机学飞行；没有汽油，靠酒精飞上蓝天。王洪智苦练飞行本领，拼命掌握技术，勇于克服困难，成为空军运输航空兵的领军人物。他努力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带领部队出色地完成了各种运输任务，对运输航空兵部队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并荣立特等功。我写了王洪智一行试航的稿件，在《人民日报》头版以《人民空军飞翔在世界屋脊上》为题刊出。后来部队来信鼓励我，希望多看到对空军的报道。

1951年国庆节前夕，部里派我去采访参加国庆阅兵的空军第8师。我乘火车到了唐山，立即赶去飞机场找吴恺师长，他很忙，叫我直接找副师长刘善本，并且说刘副师长会满足我的要求。刘善本是著名的国民党起义飞行员，也可以说是我的老首长，他担任过空军混成4旅的副旅长，虽然他不认识我，但是当我提及我原来也在混成旅工作时，他显得很热情。空8师是轰炸机师，我提出可否上飞机拍照片，他说：“可以。你乘我的飞机，坐在后舱射击员位置上。这是检阅科目，不是作战，射击员不在岗位没问题。”我喜出望外，这次可以乘轰炸机拍照片了。空8师于8月初从吉林省四平市转场到唐山机场来训练，准备接受国庆空中编队检阅。1949年开国大典，刘善本驾驶C-46型飞机作为空中分队的领队长机，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检阅。当时我军仅有17架起义和缴获的美制飞机参加受阅，那一天我正好在前门箭楼下观看受阅飞机，天上飞的就是由他领队的。一想到再过几天我能和他一起飞过天安门，真是令人开心激动。1951年是新中国成立两周年，我空军由轰炸机、强击机、歼击机等多机种、多梯队130余架飞机组成空中受阅队伍。短短两年，人民空军突飞猛进，神奇的建军速度令世人刮目相看。

1951年10月1日，北京地区晴空万里，非常适合飞行。我前一夜就辗转反侧，兴奋得睡不着觉。有飞行员告诉我，第一次上飞机前不要吃得太饱，别吃水果，轰炸机动作量大，初来乍到的人员会呕吐。我把这些话牢记在心上。起飞前吴恺师长训话，鼓励同志们要保证完成这一崇高任务。他说：“我们接受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检阅无上光荣。但大丈夫喜怒不形于色，要专心致志完成飞行任务。”按规定，飞机到北京城上空不许向下看天安门，不许左顾右盼。受检阅的杜-2轰炸机群，按固定航线由唐山、玉田飞到通县完成“品”字形编队再飞向天安门，由东向西依次从前门箭楼顶上600米高度掠过，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参加阅兵式的作战飞机是由130余架组成的空中梯队。

非常遗憾的是，乘上飞机在北京东郊上空编队过程中，我感到头重脚轻，抑制不住肠胃的翻腾，非常难受。我实在控制不住呕吐了。早餐原本没敢多吃东西，吐的多是黄酸水。我非常惭愧，将这样先进的飞行设备弄脏了。身体不争气，如何向首长交代？当时我感到无地自容。检阅完回航唐山落地，我走下飞机，刘副师长只是微笑，没说什么。其他飞行员还安慰我说，没关系，气流不好的时候飞行员也呕吐。残留在机舱里的呕吐垃圾物他们不要我打扫，劝我赶紧去休息。

我初次在飞机上采访拍摄，并没有拍摄到精彩镜头。一是不允许向下观望，我必须令行禁止；二是飞机在空中编队鱼贯而行，反而拍不到其他飞机；三是由于呕吐得厉害，我已经自顾不暇了。所以，想来又高兴又懊丧。参加了国庆检阅当然高兴，这样的好机会一生难遇。懊丧的是只拍摄到飞机正进行编队的画面，飞机通过天安门前接受检阅、激动人心的镜头反而在空中无法拍到。吃一堑，长一智吧。

参加国庆阅兵之后，我有机会采访刘善本副师长。当时部队又要大规模整编，领导干部忙得不可开交，只得请求首长见缝插针接受我的采访，长话短说。刘善本身材高大，很有教养，待人接物很是谦恭，彬彬有礼，采访有问必答。他在教学方面深入浅出，耐心教授，言传身教指导学生，因此深受飞行员们的爱戴。刘善本的履历和师德修养等方面的素材多是其他飞行员提供给我的，这些人也是他的学生。刘善本1915年出生在山东省昌乐县农村，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接受中等教育。1935年考入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国民党空军第8大队服役，随后又被送往美国学习。1946年6月26日，刘善本上尉利用驾机由成都去昆明的机会，与同机副驾驶员张受益，空勤机械士唐世耀、通信士唐玉文等人驾驶崭新的美国B-24轰炸机起义飞向延安，成为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空军飞行员驾机起义的先行者。6月29日晚上，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亲自参加了欢迎刘善本等人的大会。7月5日，延安《解放日报》以头版位置登载新华社采访刘善本的报道：“决心退出内战旋涡，刘善本上尉飞延，号召空军人员拒运军火，拒炸同胞。”刘善本还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上对全国做了《赶快退出内战旋涡》的演说。在刘善本的影响下，国民党空军先后有100余人驾驶70余架飞机起义。刘善本参加革命后，历任延安总部航空教员，东北老航校副校长、校长，空军混成第4旅副旅长，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照片1-7 1951年10月1日，空军第8师轰炸机机群于北京东郊上空进行空中编队，参加天安门广场阅兵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