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遗少

季羡林出生于1911年8月6日。就在他出生后的两个月零四天，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朝政府，末代皇帝溥仪从宝座上被请了下来，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即民国时代。但是，新的时代并没有新的气象。皇威犹存，旧习未除，似乎是大清帝国的继续。正如鲁迅所说的：“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混乱、最黑暗的新旧交替时代，但是，也是思想界最为活跃和人才辈出的时代。由于季羡林的生日多少与“大清王朝”沾了一点边儿，所以他常常戏称自己是“清朝遗少”。

季羡林的家乡是山东省清平县（现属临清市）康庄镇官庄。季羡林就出生在官庄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

临清地处鲁西北平原，京杭大运河由此穿过。由于盐碱地多，土地贫瘠，更兼降雨集中在夏季，常发生春旱夏涝，农作物产量较低，丰年难以果腹，灾年则颗粒无收，所以临清是山东的贫困地区之一。农作物主要以小麦、玉米、棉花为主，也产大枣、柿子。此外，临清的大蒜个儿大味儿好，颇有名气。

临清有悠久的历史，西汉初年，即以清渊之名建县。后赵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由于地倚清河（卫河古称）而更名为临清。至明代升格为临清州，属东昌府。后又恢复为临清县。1984年撤县改市，称临清市。

在过去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临清曾经是一个繁荣的城市。隋代开通京杭大运河之后，临清是运河上的一个大码头，几百年中，商贾云集，百业兴隆，歌楼舞馆，鳞次栉比，是很阔过一阵子的。几代皇帝南巡，都曾经过临清，在史书上都有记载。据季羡林考证：英国学者亨利·裕尔（Henry Yule）的名著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东域纪程录丛》）中，就有关于临清的记述。

季羡林认为：“根据鄂多瑞克航行的时间，再根据此城（Tenyin）的地望，此城必是临清无疑。”至于鄂多瑞克为什么在旅行记中给临清记上一笔，只能推想，元代的临清必定已经贸易兴隆，文化昌明，成为大运河沿岸的一个重要城市了。

临清在历史上也曾是人文荟萃之地。著名的舍利宝塔，与杭州的六和塔遥遥相对，成为临清的著名景观。明清两代文人墨客多有题咏者。明代万历年间州人柳佐建永寿寺，规模宏伟。据乾隆十四年（1749年）《临清州志》，清李基和有《清渊十景诗》，可见其时临清人文景观的盛况。其他如鳌头矶、钞关、清真寺等，都是著名的文化古迹。

可是，随着大运河北段逐渐干涸，特别是津浦铁路通车以后，陆路交通代替了水上航运，沧海变成了桑田，临清昔日的辉煌逐渐成了历史陈迹，慢慢衰败下来，最终成了一个无名的小县城。但是，文化是件古怪的东西，它并没有随着经济的衰败而衰败。它的流风余韵仍然长久地盘桓在临清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至今，这块齐鲁故土，孔孟故乡，依然民风淳朴，凝聚着厚重的传统文化气息。

然而，正如季羡林常说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料想，近年来京九铁路修通，临清为车站之一。如今临清借京九线通车的东风，又开始大兴土木，渐渐繁荣起来。

临清古代曾经出过几位文臣武将，但都不甚有名。近代名人中，名副其实的临清人，大约要算抗日将军张自忠了，他是临清人的骄傲。

今天，临清又出了一位闻名全国的大学者季羡林，据说家乡人早就打算把他的名字修进县志里，恐怕是进入艺文志之类的吧。不过按老规矩，活着的人是不进县志的，不知道老家的人有没有按老规矩办事。但是，不管进没进县志，如今季羡林的名字在临清早已经家喻户晓，成为临清人的又一骄傲。

按照季羡林的说法，在他出生的年代，全国的经济形势是南方富而山东（也包括北方的其他省份）穷，专就山东而论，是东部富而西部穷。他的家乡清平县在山东西部，是最穷的县。官庄则是县里最穷的村，而他的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穷的家。

简而言之，季羡林出生在一个穷得不能再穷的家庭。

官庄距临清县城40里地，是鲁西北平原上一个贫困僻远的小村。官庄笼罩在一片黄色之中。黄色的土路，黄色的土坯房，黄土抹的房顶，甚至连天空也是黄的。村子中央有一个大坑，夏天雨后，坑里积满了雨水，孩子们就在这黄泥汤里游泳戏水。全村唯一的一点绿色，是村南打麦场边的几棵大杨树。只有当阳光照射在树身上，绿色的树叶映出点点光亮，微风吹过，树叶发出沙沙的响声时，才给这个单调、沉闷的小村庄带来一丝生气。

季羡林在回忆中说，也曾经看见过一点红色，那就是新娘子脸上抹的胭脂，还有枣树叶子落尽以后，挂在干枝上的几个红枣。除此而外，故乡在他头脑中留下的印象，便是“一片灰黄”。季羡林的家在村子南面，离村子还有一段距离，实际是在村外，这里是村里穷人住的地方。他家住三间破旧的土坯房，房前有个小院子。院子里有两棵高过房顶的大杏树，结的是酸杏，可还是常常有人来偷摘杏吃。有一次，同村的一个男孩，爬上房顶偷杏，不慎跌下来，摔断了腿。院前门旁还有一棵花椒树。除此而外，院子里就什么也没有了，空空荡荡的。

季羡林的祖父母早亡，他从未见过他们，因此也就从未尝过祖父母之爱。祖父母留下三个儿子，季羡林的父亲排行老大，他还有两个叔叔。小的一个叔叔过继给了外姓人，改姓刁，从此与季家脱离了关系，父亲和另一个叔叔相依为命。他们俩上无怙恃，孤苦伶仃，寄人篱下，一贫如洗，甚至连一餐饱饭也没有吃过。

饿得没有办法的时候，兄弟俩就到村南枣树林子里去，捡食掉在地上的烂枣，聊以果腹。后来，乡下实在待不下去了，待下去也是死路一条，兄弟俩商量后，决定去大城市闯荡一番，去找一条活路。离官庄最近的大城市便是山东省首府济南。于是，兄弟俩就来到了济南。两个毛头小伙子，在人口稠密的济南，拉过洋车，扛过大包，当过警察。他们俩究竟碰到过多少困难，遭遇过多少挫折，谁也不知道。

后来，叔叔在济南终于找到了工作，立定了脚跟。兄弟俩又商量，决定弟弟留在济南挣钱，哥哥回乡务农。季羡林的叔叔希望有朝一日，混出点名堂来，即使不能衣锦还乡，也得让人另眼相看，为老季家争一口气。

于是，季羡林的父亲便从济南回到了老家官庄，耕种祖父留下的几分薄地，以维持生计。就在父亲从济南回到官庄种地的这段时间，1911年8月6日，这个贫穷农民的家庭里，终于有了一丝欢乐的气氛——一个小生命降生了！季羡林呱呱落地，来到了人间。

关于季羡林的生日，这里顺便作一点说明。几十年来，大家都知道季羡林的生日是8月6日。每逢这一天，他的亲朋好友，学生晚辈，各级领导，甚至外国大使，都会向他祝寿，这已经成了惯例。可是，2001年8月，聊城和临清市的党政领导邀请他回故乡，庆祝他的90岁生日。在祝寿大会后，他在写《故乡行》一文时，却写了下面一段文字，“八月六日——我在这里顺便说明一件事情：我的生日从旧历折合成公历是八月二日。由于一次偶然的笔误，改成了六日，让我少活了四天——算是我的生日”。

这个“顺便说明”，颇让大家吃了一惊，实际上季羡林也并未因此“笔误”少活四天，只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这件事也算得季羡林生平中的一件趣闻。不过，这么多年来，他对自己生辰的讹误，听之任之，将错就错，不置一词，也颇耐人寻味。

季羡林的母亲也是穷苦人家的女儿，娘家姓赵，就在离官庄5里的一个村子里。因为家里穷，没钱上学，不识字，活了一辈子，连个名字都没有。季羡林6岁以前，同母亲朝夕相处、相依为命，母子之间的感情至厚至深，至博至大。季羡林每每念及母亲时，仍然忍不住老泪纵横，不能自已。

季羡林幼年时和母亲形影不离，总是整天缠着母亲，母亲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有时候，在做午饭前，母亲到地里去摘绿豆荚，好把豆粒剥出来，拿回家去做午饭。季羡林便跟着母亲到地里去。这时候正接近中午，天高云淡，蝉声四起，蝈蝈儿也爬上高枝，纵声歌唱，空气中飘浮着一股淡淡的草香和泥土的香味。

在绿豆地里，季羡林像一只小羚羊一样，在母亲身后跑来跑去；又像百灵鸟一样，不停地问这问那。他捉到一只蚱蜢，要拿给母亲看一看。棒子上长了乌霉，他觉得奇怪，一定要问母亲这是为什么。母亲总是一边摘着豆荚一边耐心地回答他的问题，还时不时地停下来，看着心爱的儿子，打心眼儿里感到高兴，脸上也会露出难得的笑容。有时，他和母亲比赛谁摘豆荚快。尽管他全神贯注，使出全身力气去摘豆荚，想超过母亲，结果他还没摘到半筐，母亲的筐已经满了。

失望之余，他细心观察，发现这里面也并没有什么奥秘，关键就在母亲那一双长满老茧的手上。从那以后，母亲那双长满老茧的手，就在他心里占据了重要位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只要一想到母亲，那双长满老茧的手便浮现在眼前。

季羡林的童年是在怎样的境遇中度过的呢？他在《我的童年》一文中曾经这样写道：

有一年夏天，季羡林拣到一小篮麦穗，高兴地递给了母亲。母亲把麦穗磨成面粉，贴了一锅死面饼子。季羡林越吃越想吃，吃完饭以后，他又偷了一块吃，让母亲看到了，追着要打他。季羡林当时浑身一丝不挂，连忙逃到房后，往水坑里一跳。母亲没有法子来捉他，只好站在水坑边上，看着他站在水里，把剩下的白面饼子津津有味地吃完。最后，母亲也笑了。

季羡林童年时要好的伙伴有两个：一个叫哑巴小（意思是哑巴的儿子），另一个叫杨狗。这都是小名，大名不知道。三个人天天在一起玩，浮水，打枣，捉知了，摸虾，不见不散，从不间断。后来听说哑巴小当了绿林好汉，被官府捉住，十冬腊月，赤身裸体，浇上凉水，被捆起来，倒挂一夜，也没求饶，最后被杀掉了。季羡林每当想到这个从小一起光着屁股玩耍的小伙伴，竟如此硬气，成为这样的“英雄”，“就颇有骄傲之意”。杨狗则在官庄做了一辈子羊倌，到死也是一个目不识丁、老实巴交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