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转折

季羡林家徒四壁，穷得连饭都吃不饱，自然不可能去私塾念书。当时，他的家中没有一本书，甚至连个带字儿的纸条都没见过。季羡林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如果不是出现非常的机遇，大约他至今仍然是个农民，就像他儿时的伙伴杨狗一样，在村里当个羊倌、猪倌什么的，了此一生。季羡林自己也常常这样说。但是，世事难料，人生变幻莫测。

季羡林6岁时，幸运之神突然向他伸出了召唤的手，幼小的季羡林时来运转了。转瞬间，他的人生道路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事情是这样的。官庄的季家原来是一个大家族，父亲一辈中，大排行兄弟就有十一人。其中六个因为家贫，下了关东，从此杳无音信。留下的五个，一个送了人，自然也与季家无缘了。余下的四个，只有季羡林的大大爷有一个儿子，但不幸早亡；而留在济南的叔叔又没有子嗣，只有一个女儿。这样一来，季羡林就成了整个季氏家族中唯一的男孩子。

在当时，他当然就成了给季家续香火、光门楣的唯一指望。为此，叔叔与父亲经过反复的商议、筹划，终于共下决心：为了光宗耀祖，为了给季家争气，无论如何也要把季家的这根独苗苗培养成人。恰好，此时叔叔在济南谋得了一个职务，有了稳定的收入。于是，把小羡林从官庄带出去，送到济南去培养，自然就成了兄弟俩当时的唯一选择。

父辈们的这个决定，对于季羡林来说，无疑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这个决定，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1917年春节前夕，父亲把当时只有6岁的季羡林送到济南叔叔家。从此，季羡林便离开了父亲、母亲，告别了故乡和儿时的伙伴，结束了农村生活，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然而却是寄人篱下的生活。

6年的童年生活结束了。这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家孩子的童年生活。对一般人来说，这也许没有太多的意义，但是，对于一个将要成为一代学术大师的人来说，特别是一个人文社会科学大师来说，童年时期的蒙学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人文社会学者不同于作家，他需要长期积累知识，包括中外文化知识，只有在掌握了前人创造的知识的基础上，融会贯通，然后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而要打好这样的文化基础，一般是需要从童年时代开始的。

作家则不同，他主要靠生活的积累和创作灵感。事实上，古今中外的著名作家，没有几个是科举考试的佼佼者，或者大学中文系科班出身的。纵观20世纪中国学坛大师的情况，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像季羡林这样，6岁以前还在地里拾麦穗，割草喂牛，与文字无缘的人，日后能成为学术大师的，不能说绝无仅有，也是寥若晨星的。

例如，比季羡林大30岁的鲁迅先生，虽然幼年时家道中落，“从小康而坠入困顿”，却仍然能够在“三味书屋”中得到寿镜吾老先生的开蒙教育。又如，比季羡林大20岁的胡适先生，从小就能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不满3岁便认识了700多字，3岁多就进了正式的学堂读书。因为个头太小，还需要别人抱上高凳子坐着，才能听老师讲课。三四岁的胡适，便已经开始诵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著作了。再如，比季羡林小1岁的钱锺书先生，出身于无锡有名的书香世家，4岁识字，5岁入私塾读《毛诗》，每天上学都由家中派人接送。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相比之下，季羡林的“蒙学”却等于零。说实在的，像季羡林这样家庭出身的人，若无特殊的机遇和过人的聪慧与勤奋，要想日后在中国学坛独树一帜，并且成为世界知名的学者，几乎是不可能的。季羡林常说：“我少无大志，从来没有想到做什么学者。”有人以为这是他的谦逊之辞，其实是误会了，这完全是他发自肺腑的实话实说。

当时，季羡林到了济南，开始上学读书，他“唯一的目的和希望就是——用当时流行的口头语来说——能抢到一个饭碗”，而不是做什么学者。他的家庭也从来没有期望他成为学者。季羡林做学者的“志向”并非从小所立，亦非家庭所希冀，而是“水涨船高”，一步一步地逐渐树立起来的。这就是季羡林迥异于其他学者之处。

虽然季羡林失去了童年时代最宝贵的学习机会，也没有受过书香门第、家学渊源的影响和熏陶，但是，所谓“坏事也能变成好事”，艰辛苦难的童年生活，赋予了他顽强、勤奋、坚忍不拔的毅力和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性格，这是他虽“先天不足”，然而仍能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短短六年艰苦的童年生活，对他后来人格的形成以及在学术上获得巨大成就，有着重要的影响。他曾经在《我的童年》一文中，这样评价过童年生活对自己的影响：“（童年生活）使我终生受用不尽。它有时候能激励我前进，有时候能鼓舞我振作。我一直到今天对日常生活要求不高，对吃喝从不计较，难道同我小时候的这些经历没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