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德复交的契机

一 再系中国情结

两年后，拉贝的生活出现了转机。

为拯救战后德国千疮百孔的经济，魏玛政府想到了德国在远东中国的广阔市场，主动来华活动，试图恢复中、德之间几乎完全断绝了的商贸往来。

1921年7月，中、德双方在北京签订了《中德协约》，宣告恢复两国友好及商务关系。中断4年的中德关系正式恢复。

拉贝得知，他可以回到中国从事原来的工作，不禁轻舒了一口气。能脱离这种混乱饥馑的生存环境真是太好了！中国有他的事业，在那里他如鱼得水，有良好的工作关系网、优裕的物质生活、忠心耿耿的仆从，过的是上流社会的生活。他的妻子儿女也可以脱离苦难，远离动乱。

然而，善良的本性又使拉贝产生了一丝自责，周围的朋友、熟人还在艰难度日；爱国之心又使他感到内疚，自己的祖国正处于非常时期。他在日记中表达了这种惴惴不安的心情：“我想人们不会为此而责怪我吧？”

有谁会为此责怪拉贝呢？又有谁不能区别牛排和野菜的滋味呢？但是善良使拉贝于心不安，他想起了饿昏的姑娘、沦为妓女的大学生、卖火柴的小姑娘、卖唱的歌剧家……然而，他不是历史的巨人，他只能寄希望于能有巨人的肩膀托起温暖的太阳，照亮黑暗中的德国人民。

这段时间的经历、见闻，对拉贝的思想影响甚大。

战败后的德国，经济已陷入崩溃的状态，悲观、失望和困惑，生与死的危机感，在各处蔓延开来。人心思变，人们迫切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收拾动荡的局面，领导德国摆脱危机，重入正轨。拉贝也深以为然。

于是，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出现了。希特勒以他那天才般的演说，把迷茫的德意志人民煽动得意乱情迷。

1920年，以阿道夫·希特勒为首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国社党”，一称“纳粹党”）利用这一时机，抛出了该党的《二十五点纲领》，提出消灭一切不劳而获的现象，没收一切由于战争而发的不义之财；坚决无偿地将一切土地及固定资产收为国有，用于公共事业；在大型企业中实行利润均分的政策等要求。党纲还大肆鼓吹民族主义，提出废除《凡尔赛和约》，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无情打击刑事犯罪等口号。希特勒蛊惑人心的宣传，得到了大批德国民众的响应，形成了一股新兴的政治势力。

拉贝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未来社会学家，他不能站在历史的高度洞察一切。他与许多普通的公民一样，只是希望大家吃饱肚子，过上太平日子，而这一切，必须采用强有力的手段才能达到。因而在他的思想深处，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强权是必要的！”

强权观念并非德国人所特有，值得思考的是，很难找到其他一个国家像德国那样从思想文化界到国家政权领域都散发出浓浓的强权意志气味。

强权主义在德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泰斗黑格尔针对德国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提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利益必须集中于国家”。目睹德国的分裂落后状况，德国诗人海涅在《德国将来的气息》中，把各自为政的36个德国小邦比作“36个粪坑”，希望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铁血宰相”俾斯麦采用强权政治，通过战争手段统一了德国。不断的对外扩张战争和内部不停的混战，使德意志民族体会到了“胜者王侯败者寇”的道理。

强权思想对拉贝的影响则是，寄希望于通过强权政治结束德国动荡和混乱的局面，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

而此时希特勒终身恪守的尼采的强权格言——“别理会！让他们去唏嘘！夺取吧！我请你只管夺取！”还深藏于希特勒脑海之中，尚未显山露水。

拉贝也与广大公民一样，听到了希特勒的美好许诺，坚信希特勒会带领德国人民走向美好的未来。

1921年，拉贝告别了动荡的祖国，再次远航。他先取道日本，再返抵中国。10余年的中国情结使拉贝归心似箭。在日本，他只停留了两星期，用于办中国的入境护照。

从开始跟中国人打交道起，拉贝就受到了中国人的礼遇，而英国人就没那么幸运了，对此，拉贝绘声绘色作了记录：

上岸后，第一件事就是前往中国领事馆：“我们想要一张入境中国的护照。”“噢！”这便是回答，“那我必须确定一下，您是否被列在黑名单上！”

“什么！”我们吃了一惊，“还有黑名单？如果我们在黑名单上，会怎样？”

“请多付5美元。”

这个回答让人听起来很欣慰。我们很高兴，喝了茶、抽了烟以后，大家才明白，他根本就没打算查看我们是否被列在黑名单上，这真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使馆！

我本应乘火车经朝鲜到北京。当有消息说，朝鲜境内的铁路被台风毁坏，我就跟几位德国朋友乘一艘日本汽轮经濑户内海到大连——这是我一生中最美的一次海上旅行。从大连坐火车经过沈阳和天津，就可到达北京。经过中国边境时，我们受到中国人的热烈欢迎和殷勤招待。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打开行李，而同路的几个英国人却必须接受严格的行李检查。我们站在一旁，真是幸灾乐祸。

来到北京，形势已归于平静，而紫禁城内成排房屋中的缺口证明了它曾经历过的骚乱。出乎拉贝意料的是，他留在北京的房屋和财产却完好无损地保存在那里。他一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这让他对中国人好感倍增，他的佣人，这些淳朴的中国人是多么善良而高尚啊！两年多来，自己一家回到德国，饱尝战后生活的艰辛，这些财产的完璧归赵对他的事业意味着什么，对他的一家又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这件事让他终身难以从记忆中抹去痕迹，他逢人必讲中国人的善良。直到70多年后的1997年，他的事迹在中国家喻户晓，据许多当年同他有过接触的人回忆，都听拉贝说过这个神话般的故事。拉贝将妻子儿女接到了北京。经过一番打扫和清理，拉贝一家和办事处全体成员重又搬进了北京的房屋。

他很快开始重整旗鼓。一开始，他选择挂靠在一家中国公司下面，以此为掩护，为西门子驻北京办事处开展业务。他得小心提防，美、英、日等国在中国都有电器方面的业务，竞争十分激烈，尤其是电信业务，在中国的前景非常广阔，利润诱人。当初英国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驱逐德侨，也是为争夺远东中国市场这块肥肉。拉贝和他的同事戏称这段艰难时期为“橘子时期”。直到西门子洋行中国总部在上海获准正式开张，他才公开回到西门子北京办事处。

很快，拉贝公司的业务开始走上了正轨。在当时中国国内局势急剧动荡的情况下，拉贝他们做成了一系列大宗生意，包括一座煤矿的电气化工程，投资约4000万。能得到如此巨大数额的订单，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这年夏季，烈日炎炎，拉贝公司与法、美等国公司的竞争激烈程度也不亚于炙人的热浪。设在北京的哈尔滨有轨电车公司关闭了。各国对承包北京有轨电车公司这个项目争得头破血流，法国把主承包合同夺了过去。尽管工程的前期准备工作全是由德国人做的，但因为法国是战胜国，所以德国人只好退居次席，承接合同中的一小部分业务。

而与美国公司的竞争则创造了一个奇迹。北京与天津的电话联系网有缺陷，人们甚至还使用陈旧的铁导线。拉贝的西门子公司欲加以改造，提出加装感应圈。中国政府对此表示怀疑，要求进行试验后才愿意改造。测试相当成功。

有一天晚上，拉贝的一个老朋友——高级工程师斯里斯狄格尔先生打来电话。他当年从日本战俘营回来后就来到中国，在汉口工作了几年。他此时已是天津电话管理局的总工程师。他在电话里说：“如果你今晚还不能和你的朋友彭先生签订天津新自动电话局合同初稿的话，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因为明天一大早就会有竞争出现。”经过朋友彭先生的一番努力，合同初稿终于在当晚签订下来。根据合同规定，他们可获得350万银洋的订单。第二天早上，美国公司的负责人如梦初醒，火速赶往北京，但只能失望地离开。这张350万银洋的订单使这位美国人丢掉了他的职位。西门子公司争取到这笔生意，在天津建成了中国第一家自动交换电话局。

1925年，西门子公司在天津建造的自动电话局需要大批工作人员，西门子在北方的总部就由北京迁到了天津，拉贝也到天津出任销售经理，主管财务。天津公司位于英租界大沽北路与广东路交界处，是一座三层楼，内部设洋商行和工程部。拉贝主管洋商行。

天津英租界广东路上的西门子公司驻天津代表处

晚清及北洋时期，中国在军事上模仿德国，武器从德国进口，机械、电器、五金、药品、化肥等洋货大量通过天津海关进入中国。德国商人曾在天津前后开设了36家洋行，也给西门子洋行创造了机会。此后，拉贝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安静而富有成果地工作着，他为西门子公司在中国开辟了大片“战场”，为公司的业务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道拉和一双儿女也跟随拉贝来到天津，他们在天津生活得十分愉快。在天津的生活照片充分说明了这点。拉贝的女儿格蕾特尔·拉贝1910年12月出生于北京，这时已出落成了一个大姑娘。儿子奥托·拉贝1917年5月出生于北京，每天欢快地骑着自行车去天津租界内的德语学校读书。

天津的德租界在一次大战中国对德宣战后就被中国收回，原德租界内的一条主干道——人称“威廉皇帝大道”，也被改名为“威尔逊街”（今解放南路）。原德租界由于商业不发达，环境僻静，适宜休息，成为天津最好的住宅区之一。这里的住宅大多是哥特式和日耳曼式，建筑格局分别墅式和公寓式两种，很讲究庭园的绿化和建筑布局，气势宏大。福建路与温州道交口的“增延胡同”是德国侨民公寓，故称“德国大院”，是德国西门子公司等洋行的员工宿舍，大多是两层或者三层的联排别墅。高高的台阶、厚重的木制大门，屋顶飞檐上古代铜钱方孔造型的花纹图案，诉说着当年作为中产阶级居住区的那份讲究。

拉贝因为是经理，他在天津的住宅是一幢小别墅。据约翰·拉贝的儿子奥托·拉贝的回忆：“那时天津的居住区还在租界内，我们家就住在俄国的租界内。”而根据拉贝家族保存的这幢别墅照片，对照租界街道，这幢别墅不在俄租界内，而应当位于原德租界的马场道，天津称为“传德楼”。根据《地名志》记载，传德楼长70米，宽5米，有三层和四层住宅楼各一幢。最早是法国教会建的，因为巷口的柱子上当时写有“TRANDER”，音译为“传德”，所以就被命名为“传德楼”。遗憾的是，人们不知传德楼是拉贝在天津的故居，2002年时将其拆除。

拉贝在公司与员工处得十分融洽，会计鲍家良是中国人，拉贝与他情同父子。而公司的一名营销员——德国小伙子施莱格尔则成了拉贝的女婿。

1929年4月，格蕾特尔·拉贝与威廉·施莱格尔订了婚。拉贝的中国朋友问拉贝：“什么是婚约？”拉贝的回答十分幽默：“婚约就像是到市场上去买货物，但又不能马上送货。”

拉贝女儿的婚礼是在1930年8月份举行的。拉贝的中国同事们很想见识一下西方人的婚礼，就问拉贝他们能不能参加。拉贝回答说：“当然能去了，而且你们所有的人都会接到邀请。”

中国同事们高兴极了，他们说：“非常感谢！我们还想看看在教堂里举行婚礼到底是什么样的，可是又不知道到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

拉贝笑着解释说：“很简单，你们只要看着我夫人怎么做就行了。如果她哭了，你们也跟着一块儿哭！”

中国人知道拉贝在跟他们开玩笑。但有一点他们明白了，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人类的共性，与东方人一样，西方人也会在女儿婚礼上颇多感触，父母因舍不得女儿离开而悲从中来。

婚礼如期在教堂举行，牧师牵着两位新人的手念道：“雅各和天使走到了一起。”听了这样喜气洋洋的婚礼贺词，人们还会哭得出来吗？甚至连拉贝的夫人也没有哭。

拉贝女儿结婚照

拉贝送这对年轻的夫妻去了北戴河蜜月旅行后，就坐火车经西伯利亚回德国。因为患神经型流行性感冒，遵照医嘱，他要回德国治疗。这是拉贝在中国二十年来第二次回德国。此后，直到1938年，拉贝再也未离开过中国。拉贝回到故乡，边治疗边休养。他发现自己是那么地怀念中国，中国的一切已经融入了他的生命。

他在祖国呆了3个月，就再也呆不住了。为了能在天津过圣诞节，他在11月中旬，途经西伯利亚又回到了中国。

在德国短暂的停留，他看到的是一幅黑色的景象。

1929年10月24日那个“黑色的星期五”，发生了著名的纽约股票市场崩溃事件，这场美国危机迅速蔓延，导致了一场世界性经济危机。德国为此受害尤甚。德国工业的上升是建立在美国短期贷款基础之上的，现在，这笔贷款因被收回而荡然无存，由此而产生的直接后果是企业倒闭，产销萧条，失业人数迅速上升。1930年失业人数达300万，1931年达600万。

德国大资产阶级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答应给予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政治和经济上的强有力支持。在这种形势下，希特勒的政治势力急剧扩张开来，一跃成为国会中的第二大党派。

拉贝的许多同事、熟人、朋友，都属于中产阶级职员，他们遭受到了和工人同样程度的打击。但是，对于职员来说，面临着比经济打击更严重的威胁，是他们作为“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岌岌可危，随时都有可能下降为无产者，他们对此感到不寒而栗。于是，许多职员由保守党转向了纳粹党，拉贝周围的许多人也都转向纳粹党，成为狂热的纳粹党员，寄希望于纳粹党挽救德国的经济命运。

短期回国的拉贝对此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一切不可能不对拉贝的思想产生影响。

1919年和1930年两次回国，国内经济都落入低谷，大街上购买面包的队伍拐过了几条街。正是这两次回国，使他的思想深处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强权是必要的！”拉贝寄希望于通过强权政治结束德国动荡和混乱的局面，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

对于拉贝政治观的形成，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人不是作为单个人而存在着的，人的思想和行为必定与别人（死去和活着的人）有这种或那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并受其影响。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任何人在时间和空间上只能唯一地处在他那个时代的坐标系中，个人无论怎样为所欲为，也难以超越他所处的时代。拉贝也如此。

二 赴任首都南京

1930年11月，拉贝从德国回来，被西门子上海总部任命为南京分公司经理。公司因拉贝出色的工作能力而将他放到中国首都来开辟业务。

南京从1927年起成为国民政府的首都。作为首都，南京的执政者把市政建设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制订了详细的《首都计划》。首任市长刘纪文，用铁腕手段大刀阔斧地拆房修路，从下关长江边经鼓楼、新街口向东到中山门，修了一条迎接先总理孙中山灵柩的中山大道。中山大道全长12公里，比当时号称“世界第一长街”的纽约第五大道还长，奠定了气势非凡的新都市的基础。

国府机关、新旧官僚争先恐后地在南京大兴土木，各国大使馆也纷纷忙于在南京建立馆舍。

30年代的南京中山东路

拉贝1931年来到南京时，这个新首都正处于脱去旧裳换新装的蜕变之中。对于调任南京，拉贝心中老大的不情愿。在离开柏林时，西门子公司的经理拉爱斯博士还对他说：“拉贝先生，天津办公室就归您管了，您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但不要让我们看到财政赤字！”拉贝很高兴，火车行驶在西伯利亚的那段时间，他没事就靠在温暖舒适的椅背上思考，在脑子里运筹他的商业计划。事后他自嘲地说：“这正应了我们汉堡人常说的那句谚语：不要事先把事情想得太完美，顺其自然才不会出错。”

当时，公司召拉贝到上海开会。为了去拜访一下到中国来考察的西门子公司经理弗里德兰德尔先生，拉贝在南京下了火车。南京是弗里德兰德尔先生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他们到刚建成的中山陵去游览一番，弗里德兰德尔先生问拉贝：“您觉得这里怎么样？”“美极了！”拉贝回答说，“就像置身于绿森林。”“您能这样说，我很开心。”弗里德兰德尔先生说：“那您就应该留在这里。”当拉贝弄清楚这不是开玩笑后，叫了起来：“这简直是一种‘恩赐’。”他坦白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那样的话，我情愿从轿车里跳出来步行回天津去。在中国北方呆了23年后，如今要我把根扎在中国的南方，到南京去看守中山陵，这其实是一种惩罚性的调职。”

拉贝的抗议无济于事，因为领导层的想法跟拉贝不一样，公司希望把西门子驻南京的代表换成欧洲人。拉贝只好接受公司的安排，万分苦恼地回到了天津。为此他还不得不和他13岁的儿子分隔两地，因为南京还没有德语学校，拉贝自己脱不开身，只好让妻子道拉把唯一的儿子带回德国去上寄宿学校。

拉贝于1931年11月2日到达南京。南京成为国民政府的首都后，原来的京城北京则被改名为“北平”。当拉贝从下关下船时，正好碰上长江的汛期，放眼望去，大街小巷一片汪洋，水深高达25厘米到0.5米。为了保持交通顺畅，人们只好用厚木板把街道垫高。拉贝通过这些颤巍巍的木板，走到公司的电话工程师约翰内斯·汉森先生为他在下关预先租下的住处时，他对新首都感到非常失望，南京的住房显得特别简陋。

他把最初对南京的印象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作了描叙：

年轻人啊，年轻人！南京也许只是一座小城市，希望我的幽默没有太夸大其辞，让我先来给你说说我的房子吧。这真是一个让人感激不尽的物体。每当我把一楼的灯打开时，灯光透过楼板后把二楼也照亮了（这不是开玩笑，是真的）。家里也用不着安装西门子家用电话机，因为楼下的人可以不用爬楼梯直接和楼上的住户进行舒适的交谈。楼梯很陡，只有像我这样出生于航海之家、能充分信任船长的人才敢下这个楼梯（站在楼梯上往下看时，只能看到自己的鼻子）。因为不想跌跟头，所以我妻子只能倒着爬楼梯，客人们每每也会问她是不是有眩晕症，或者建议她在腰上拴一根绳子。城里的水管还没有铺设好。我家院子里有一口井，于是用水泵把井里的水抽到地面上的蓄水箱里。有个小伙子把水箱上最初的那个漏洞补好了。当水箱灌满后，水就会沿着水箱上的檐沟向下流，一直流到水泵旁那些人的头上，这时，他们就会很开心地大叫，因为他们的工作可以就此结束了。最近这台水泵会经常罢工。必须要找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自来水管装在室外，这样，到了冬天水管外面就得包上稻草，我的仆人也可以因此赚些钱。不过，包稻草的时间不能太早，必须让水管先冻裂一次，然后钳工用焊接灯把冻住的水管慢慢地融化，这样一来他也不会吃亏，因为他也要生存。当初我一直想象着，南京的冬天肯定不会很冷。我在天津的时候曾经问一个年老的中国通，南京的气候怎么样，他说：“详细情况我不清楚，但是我记得，南京以前的气候很怪，圣诞节的时候人们还戴着草帽。”第二年圣诞节我请这位老者到南京来作客，并建议他只带一些“夏天穿的衣服”就可以了，这样一来他就会改变他以前的那个观点了。我家的浴缸是水磨石的，即使是用开水浇上去它也不容易热起来，所以我每次洗澡的时候双脚总是冻得不行。浴缸里的排水阀不知道什么时候搞丢了（也许是在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或者更早），所以我就拿一个软木瓶塞来堵住下水口。从此以后，我每次洗澡的时候都得拿一个瓶塞拔子在手上。真是的，您洗澡的时候带过瓶塞拔子吗？冬天来了，天气也冷了，我们生起了炉子，却搞得满屋子都是烟。于是我让仆人爬到房顶上看究竟怎么回事，他立刻从上面传来了回音：“烟囱里有个大木塞子，是用来防止下雨的时候水往下流的。”天哪，到处都是木塞子！

我打算给佣人们建造一个厕所，为了能得到这个“许可”，我和中国房东吵了整整四个星期。我终于从房东和有关部门那里得到了建造这项奢侈工程的许可——周围所有的人都为之惊叹。

在这处临时布置起来的住所生活的这段时间的确不是很舒服。我得了流行性感冒，又得了痢疾，这都是因为喝了那水才得的病。从井里抽出来的水是巧克力色的，即使通过过滤烧开后，喝起来还有泥腥味。当我的那些家具从天津运抵南京时，我别提有多开心了，由于下雨，路上的运输竟然用了三个星期。更让我欣慰的是，我妻子在12月23号的时候也来到了南京。她不在的那段日子我很为她担心，因为天津的局势很动荡，而从天津到浦口沿线既没有信件也没有电报从北方过来。

在南京，为我们欧洲人提供生活用品的商店只有一家，叫作“中国发展公司”，店里“Verdienen（赚钱）”这个单词被写成了以“F”开头。这家公司不仅提供蔬菜和含酒精饮料，而且还供应鱼类，甚至还有小牛肉，但都是小水牛肉！有一天，我请一位邻居到家里作客，为了能让他看看我家楼板的缝隙有多大。他跟我说：“您会习惯的。”谈到地板时他又说：“这还不算太糟，等到夏天竹子从缝隙中长出来时，您还可以省几个花盆呢！看来您还是比较挑剔的！”

我的轿车运到南京的时候已经冻住了。从上海发车前他们肯定忘了把车里的冷却液排放出来。于是我就写信质问这件事情，他们却牢骚满腹地说我定购的不是一台冰箱而是一辆汽车。

现如今仍有很多人——我敢肯定，这些人不太聪明——他们看不起中国人。同样有很多中国人，他们肯定一点都不笨，因为他们也看不起我们欧洲人。只有通过双方的彼此适应能力和屈服，才能找到一条正确的中间道路。这里我可以举例子来说明。我的房东打算和我签订一份新的房屋合同，但我觉得合同中对很多项内容的规定不合适。于是我们进行了长达两个小时的协商，喝了好几壶荼，也抽了很多烟，并最终达成如下协议：我可以把合同中我认为不妥的内容删掉，房东甚至还承诺，只要天气一热，他就会把屋外地面上的水箱清洗干净，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做了件让他75岁高龄的父亲很开心的事——我答应让附近寺庙里的和尚把他家，也是我家，我住的家，重新“净化”一番。我和这位老先生交谈得很少，他很固执地认为，我的屋子里面有恶魔，必须马上驱走它们。接着就来了10个身穿鲜红绸缎外衣的和尚，带着十分古老的喇叭、笛子等乐器，在一阵喧嚣声后，他们便开始在房间里面不停地来回鱼贯而行，以此来驱赶走屋里的恶魔。我忘了，还有圣水，他们嘴里念着咒语，最后还在院子里找到了魔鬼藏身的地方。他们从院子里的石子路上扒了块石头，然后把一块柴放在上面烧，这样魔鬼就彻底毁灭了。不过，他们这样做都是没有恶意的。这是一种古老的喇嘛祭礼，我在北京的时候就知道了。我又为什么要拒绝呢？还是继续吧！我于是表情严肃地恳请那些巫师围绕着水泵再转三圈。水泵无法正常工作，因为房东买回来的是个旧的水泵，但他却矢口否认——那么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肯定是有魔鬼藏在水泵里面，必须让它出来——我坚持我的观点！可惜，驱鬼的场面无法用照相机拍摄下来——否则的话，这肯定是一张壮观的照片。

与呆了20多年的北京相比，拉贝显然很不习惯南京的一切。不过，拉贝的适应能力非常强，他努力开拓业务，与政府的方方面面打交道。有很长一段时间，拉贝身边没有翻译，他只会简单的汉语，对业务开展不太方便，后来他挑选了一名中国秘书韩湘琳。此后，韩湘琳成了拉贝的得力助手，他一直跟随拉贝，直到1938年拉贝回国。在他的帮助下，还有西门子的顾问杨寅帮着出谋划策，西门子南京分公司的业务开展得轻松而卓有成效。先进的电信、电器设备，对于繁华都市显然是必要的。

南京国民政府这时与德国正处于外交上的蜜月时期，这对于拉贝生意上的前景是十分有利的。

1921年，中国北京政府与德国魏玛政府签订了《中德协约》，这是中、德外交史上的第一个平等条约。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1933年希特勒上台前执政的魏玛共和国政府，在政治上较为民主开明。德国觉悟到，领土主权的尊重与相互平等的原则是维持国家和睦的唯一办法，魏玛政府在条约中取消了德国在华的领事裁判权。

国人在面对“天下乌鸦一般黑”的列强时，发现了这只与众不同的、长出少许白毛的特殊者，于是顿生好感。在之后几十年中，中华民国的领导人对德国一直情有独钟。

1927年蒋介石建立南京政府后，即聘请了许多德国军事和经济顾问，与他们签订了私人聘用合同。大约有30名至40名德国军事顾问，全是退役军官，有些人还带有家属。这些德国军事顾问的任务是帮助训练国民党军队，经济顾问则被安排到各有关部门。他们被奉为座上宾，生活条件优厚。

1934年和1935年间，这些顾问的总负责人是己退休的汉斯·泽克特将军，他曾经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陆军总司令。在他以后是亚历山大·封·法尔肯豪森将军。他们开始着手训练几个精锐师。1937年的秋天，正是这几支部队在上海长时间地抵抗了强大的日本军队。

南京的德国军官们和拉贝这些商人不同，一般不大同外界交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签约几年，对中国、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及其历史与文化很少感兴趣。蒋介石专门建造了一个住宅区供他们居住。他们在那里的生活环境与在德国的军官俱乐部没有什么两样，他们更多的是聚在一起，谈论个人的经历、调动、他们的军务或是战争经历。由于他们完全来自不同的派别，政治观点不同，因此有时会发生纷争，封·泽克特大将不得不为他们设立了一个名誉法庭。

在南京的外国商人在中国常常一呆就是好几年。对他们来讲，回国返乡的道路是遥远而又漫长的。那时全中国只有一条远洋航线，经营者是汉堡公司的一个子公司欧亚公司。当时中国和欧美之间没有直接的空中航线，他们回国多半要先乘轮船从上海到热那亚，在那儿下船后再转乘火车去德国，整个行程大约要4周至6周时间。

拉贝与德国顾问没有太多交往，但是因他们而带来的生意是显而易见的。拉贝称：“对我营销手段的理解和强有力的支持还来源于强大的德国顾问团。”对德国顾问团，拉贝作了翔实的纪录：

南京已经不只是中国的首都了，而且还是一座“德国人的驻防小城”。著名的保尔上校（Bauer）在南京成立了德国指挥官顾问处，遗憾的是这位上校过早地死于天花。后来这个组织受魏茨尔将军（Wetzell）领导，现在由斯克特大将（Seekt）和法尔肯豪森将军（Falkenhausen）接管，蒋介石元帅授命该顾问处重组中国军队。现在，这个军事顾问处共有7个将军、7个上校、2个中校、8个少校、2个骑兵上尉、1个海军少校、11个上尉、5个中尉、2个炮兵中士、3个武器专家、2个化学家、3个工程师和1个兽医，总共是54人。有一美国人最近对我说：“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像这次在南京一样一下子见到这么多德国将军。”我回答说：“我也是。”这些顾问在军事上要求很严格，他们以古老的普鲁士士兵为榜样（他们之间都用第三人称称呼，这一点，我作为一个汉堡商人必须要尽快习惯），组成了当地德国人的核心，他们模仿柏林城把中国各街道和公司都用德语加以命名（因为他们根本不懂中文），使得整座城市都德国化了。这在当时成了一种时尚，即使是中国人也学着使用这些名字了。比如，我们有个波茨坦广场，一条弗里德里希大街，一条莱比锡大街，大小维特海姆，另外，按照我的建议，还把我家和院子命名为“西门子城”，这都是经过一番考虑的。中国军队采用的装备大多是德国货，军队需要的军用电话特种工具，电缆、无线电对讲机、侦听机等通讯器材，基层部队需要的大型探照灯，城防防空警报系统等，都采用了西门子公司的产品。拉贝大展身手，他为城市设置电话系统，为发电厂提供涡轮机，为医院提供X光透视设备，向银行和政府部门提供办公用具、报警装置，为军事院校和国防部下属有关当局提供交通材料等。资源委员会、中央信托局、交通部、铁道部等机构成了他的长期客户。西门子公司在南京建起了稳固的销售网，拉贝几乎每天都能接到订单，公司的雇员负责安装、维修这些设备。

1931年西门子公司生产的电气设备

商务上，拉贝得心应手。生活中，拉贝交了许多朋友，有德国人，也有中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当时，开设在南京的德国公司数量不多，除西门子公司外，还有五六家。在为数不多的德国商人中间，拉贝成了一个领袖型人物，集多项耀眼的头衔于一身，如：商人协会会长、校长等。他们开玩笑称他为“德国商业的催化剂”“德国学校之父”等等。最后一个外号是由于他根据德国军事顾问们的请求设立了一所德国学校得来的。

以大使陶德曼为首的德国大使馆从北京迁到了南京，其他国家的大使馆也开始在南京忙于建馆，有关中国政治方面的报导都由“远洋通讯社”从南京播发。

南京中山北路上还建了一所德国饭店，主人是一名叫做黑姆佩尔的德国人，饭店被命名为“北方饭店”。天津著名的起士林巴德尔糕饼店也在那里开了一家分店。拉贝一家能随时吃到正宗的德国菜和德国烤面包。

1932年夏天，拉贝同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谢金声签订了一份协议。根据这份协议，按照拉贝的要求，学校建一座集办公和居住功能于一体的房屋出租给拉贝。房屋位于南京广州路小粉桥1号，是一幢西式花园别墅，为木质两层小楼，一楼大厅内建有壁炉。花园内绿树葱郁，掩映着红瓦粉墙，十分幽静。花园后门与金陵大学南园生活区小陶园相连，小陶园内居住了金陵大学的一批教授。拉贝和金陵大学的教授们因此都习惯称这幢小楼为拉贝在小陶园的住宅。

三十年代拉贝在南京小粉桥的故居，也是南京西门子公司，右为韩湘琳

小粉桥住宅围墙大铁门旁挂上了“西门子南京分公司”的招牌。拉贝终于有了一座条件好一点的房屋了。他在这里生活得十分满意，对南京的感情与日俱增，在他的日记中，开始不断地出现赞美南京的语句。

附近的居民也很快同他们的德国新邻居熟悉了。拉贝对门有一家裁缝铺，老裁缝和小裁缝是父子俩，拉贝的西装和内衣就专由他们制做。还有一家皮鞋店，也是一家父子店，皮匠的手艺很好，能按照拉贝的要求做出德国式的皮靴。只是老皮匠总喜欢同拉贝讨价还价，常常把拉贝恼得不想理他，但他的手艺很好，下次拉贝又会再去光顾。旁边还有一家牛肉铺，常常会给拉贝留下他喜欢的小牛肉，拉贝的厨师会给他烤成香喷喷的德式牛排。小粉桥附近的居民都喜欢这个和蔼的大个子光头德国人。

南京的气候是冬冷夏热，拉贝夫妇俩也很快适应了。寒冷的冬天，拉贝会在客厅的壁炉中点上熊熊的炭火，与家人，或与朋友天南海北谈天说地；炎热的夏季，拉贝夫妇俩会赴青岛、北戴河或其他避暑胜地消夏。

有朋友自远方来，热情的拉贝夫妇会尽地主之谊，把客人带到明孝陵、中山陵等名胜古迹，向他们介绍南京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离中山陵不远处就是体育馆，体育馆的四周是能容纳2万名观众的看台，场内的跑道都是按最现代化方式建造的（配有西门子扩音器）。看台前面是一些特殊的设施：演出台、演讲台、拳击台和一个大型的全是用马赛克贴成的游泳池。拉贝说：“不是运动员的中国人和欧洲人也可以到游泳馆去游泳，我作为一个汉堡人，在我到南京的第一个夏天就享受了一番。”

他们的女儿常常带上可爱的外孙女乌尔茜来南京看望外公外婆。小乌尔茜1931年1月出生于天津，3个月后父亲调任北京，全家一起到北京生活，因而小乌尔茜讲得一口京片子。她的到来常常逗得外公开怀大笑。

1933年，小乌尔茜快3岁时，来南京过圣诞节。拉贝把她高高举在头顶，用生硬的中国话和小姑娘的京片子对话，拉贝说：“你好吗？”小姑娘掌握的汉语比外公多得多，她拉着外公的手，指着周围的物品，神气地教他中文，纠正外公笨拙的发音。

拉贝对小姑娘说：“你是德国人，应该学会德语。”

乌尔茜学会第一个德语句子时，兴奋得小脸通红，跑来告诉外公：“外公！外公！我会说德语了。”

乌尔茜是个快乐的小天使，她的到来使小粉桥1号充满了欢声笑语。拉贝为了让小乌尔茜过好圣诞节，亲自动手装饰圣诞树、画圣诞卡。小姑娘快活地指挥外公干这干那，大声叫着：“外公，这里要用红色！不行，不行，这里必须用蓝色。”外公非常乐意地一一遵命。

过完圣诞节，小乌尔茜要走了。拉贝抱着她亲了又亲，小姑娘也哭泣着不肯离开外公。

在南京生活一段时间后，拉贝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古城，这种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日俱增，他把自己当作了这座城市的一员。他观察到了南京古城面临的威胁。而在拉贝刚到南京不久，日本人就开始进攻距首都500里之遥的上海。南京也深受其害。拉贝写道：

从1932年2月1日晚上到2号，南京也遭到了袭击。日本海军往城里面投掷几颗榴弹。在下关码头首先响起了机枪和机关枪的扫射声，那里的人们是最早撤出来的。一支日本军队登陆后开始攻打中国军队。根据外国领事馆的动议，枪战于凌晨4时结束。我们整夜就这么坐着，裹着毛皮大衣，点着灯笼，揣着毛瑟手枪，在昏暗的客厅里，我们痛斥日本人和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人，他们为了躲避空袭居然把电给掐断了）。下关人逃难最有趣了，他们是在漆黑的深夜中撤离的。整个过程中汽车车灯不允许打开，所有的队伍以最快的速度前进，而且绝对是静悄悄的。从下关出来的路上到处都是那些可怜的人们，出于安全考虑，他们把所有的家当都捆扎起来背在了背上。不时地会发生汽车相撞，警察和军人快速地、悄无声息地控制着交通状况。第二天清早所有的道路上都变得“荒无人烟”。

在此期间，拉贝的许多中国朋友都打来电话，提出在发生危险的时候来他家避难，拉贝有求必应。他说：

我至今仍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认为在我这里会比较安全，那时我家住在下关附近，还是比较危险的。因为中日战争此时在上海才刚刚打响，所以现在的南京还算比较幸运，一切都很安宁。我的那位中国邻居因为害怕遭到日本人的空袭（所幸的是他们至今没有扔下过一颗炸弹），不停地在院子里挖防空洞。虽然我没有当过兵，但我还是必须经常去看看他的那个防空洞并进行一番品头论足。从上面看，这些防空洞无论怎么看都显得很有抵抗能力。但如果在这些防空洞边上扔下一颗炸弹的话，我就不敢说会发生什么情况了。我真希望这种事情不要发生，以免让我“丢了面子”。谢天谢地，一切都很正常——没有炸弹扔下来！只有一件事情无法让那些中国朋友明白，那就是为什么我自己不建一个防空洞。我的一番解释消除了他们的疑虑，因为我说，到时候我肯定会用他们的防空洞的。

这场战争，拉贝曾默默关注，中国人英勇抵抗让他钦佩，也有中国人的行为让他愤慨：

在上海，抵抗日本军队的战争还在不断地继续着，直到闸北和吴淞沦为废墟。这场同日本人的战争在很多书中都有记载。陆军方面，中国十九路军的将士们英勇杀敌，奋勇向前，很有英雄气概，而另一方面，中国的海军舰队居然保持“中立”。当中国的巡洋舰从轰炸吴淞的日本军舰边上驶过的时候，还向他们行点旗礼（把旗下降后即刻升起，表示致敬）。我一直无法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国舰队能保持这种特殊“中立”的立场。我只知道，很多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为此愤慨。其他的人则只能耸耸肩说：“这是一种适应能力（识时务者）。”

日军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前，拉贝充满忧虑地说：“南京，这座南方的都市，如今又重新焕发生机，如果不再经历新的动荡和战争的创伤，她必将迎着光明的未来不断前进。然而，悲观者的预言说道，1936年又将是一个战争的年代，许多中国人也对此深信不疑，日本早就想让国民政府解散德国军事顾问团了，从而以300名不拿俸禄的日本人取而代之。”

三 淳朴的入党动机

过了中国人所谓“知天命”年龄的拉贝，当了慈祥的外公，由外孙女而想到了南京的许多德国孩子。他们大都是南京德国公司和西门子雇员的孩子，因为太小，只好把他们带来中国赴任。异国他乡，必须有一所合适的小学来接纳他们，给他们以适当的教育。这一直是困扰公司职员的大难题。

拉贝的儿子奥托被拉贝送到德国南部上了一所寄宿学校。

将心比心，拉贝决定创办一所德语学校来解决公司职员的后顾之忧。而德国军事顾问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也有孩子在南京。因此拉贝首先向德国军事顾问团提出了这一建议，得到了他们的赞同。

办学最重要、最困难的是经费，拉贝决定向德国驻华使馆求援。申办理由、校舍的安排、教师的聘请……拉贝握笔一挥而就，要求德国政府从教育经费中拨款解决。

这时，德国当政的已是希特勒的纳粹党。希特勒于1933年1月30日出任德国总理，1934年又出任元首兼总理，纳粹党控制了德国。德国驻华使馆答复拉贝：作为学校董事长，必须加入党组织，元首才能拨发学校财政经费。拉贝未多加考虑就同意了，他于1934年3月1日加入了纳粹党。

拉贝并不热衷于政治，他对政治也一窍不通，在他看来，一个政党的党纲就是这个政党的目标。他感兴趣的只是有关中德贸易的政策、德国的亚洲政策，这与他的商务活动关系密切。

拉贝在南京创办的德语学校

德意志学校终于开张了。校舍就设在拉贝小陶园花园的一排平房内，学校共有20多个德国孩子。拉贝是学校董事长，教师都采用聘任制。每天，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回荡在花园内，稚嫩的乡音时常会触动拉贝的思乡之情。他很想了解祖国发生的一切，但他身处远东，只能从报纸上读到一鳞半爪的消息。正是在报纸上得到的信息让他坚信，希特勒是爱好和平的。报纸上经常出现希特勒的和平演讲报道，他是一切演讲必言和平。1933年5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向全世界44个国家的首脑发出裁军倡议，希特勒立即在德国国会发表“裁军与和平”的演说，还信誓旦旦地表示：德国不要战争，战争是疯狂透顶之举。实际上德国却在隐蔽地扩军备战。当时有这样的笑话：德国工厂接受的订单是婴儿的摇篮车，装配出来的却是机关枪。拉贝对这一切当然一无所知。

对于希特勒的掌权、希特勒的冲锋队队长罗姆发动叛乱、德国政治气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拉贝都是从报纸上知道的。他阅读的报纸有英国人在上海发行的《字林西报》，这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英文报纸；他还订阅了也是在上海出版的德文小报《远东新闻报》，这家报纸基本上只转载官方的消息，主要是德国新闻社播发的德国新闻或远洋通讯社播发的中国政治方面的消息，因此在内容上紧跟帝国宣传部的精神。

《远东新闻报》对德国、德国元首和德国党的报道是一片赞扬。即使是《字林西报》，对德国及德国的政策也是以友好的姿态呈现的。德国本土来的报纸到了南京已经过去了两三个星期，没有什么意思了。这些报纸也只是报喜不报忧，例如经常报道的有“民族的崛起”“从凡尔赛屈辱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不再偿付战争赔款”“1918年战败后，德国要求和其他国家平起平坐，现在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等等。犹太人经常受到袭击，但是为什么会这样，云集在中国的各种民族、各种国籍的国际商业界人士对此并不明白。德国报刊很少报道实际上已经在德国进行的“反犹”运动，《字林西报》对这方面也从不报道，国际新闻界当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普遍认为希特勒的“反犹”政策只不过是德国国内政策的一个令人不快的话题，外国不应对此指手画脚。

拉贝对德国正在进行的“反犹”运动可说是一无所知。

四 理还乱的思乡情

远在中国，拉贝夫妇俩十分思念祖国，他们通常把这种思乡的热情倾注到每一个来访的德国客人身上。

1934年拉贝夫妇在小粉桥1号住宅内

1936年11月底的一天清晨，拉贝一家正在吃早餐，早餐是牛奶、面包、鸡蛋。门铃突然响起，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一听他的德语口音，拉贝就有一种亲切感。来人自我介绍名叫埃尔温·维克特，他拿出一封介绍信交给拉贝。拉贝得知他是德国留学美国的一名大学生，毕业后回国途经日本和中国，想在各处转转，见识一下世面。在山东游玩后，拉贝在山东的德国朋友克里克尔先生又介绍他来南京。

拉贝和夫人立即让人摆上一套餐具，热情地邀请他共进早餐，又为他准备了床铺，在主人的盛情款待下，这位后来成为德国驻华大使的青年在南京逗留了整整一个星期。

拉贝夫妇俩陪他看电影，带他去中山陵、明孝陵及南京城的其他名胜古迹游览。晚上，他们总是坐在客厅里，在熊熊燃烧的壁炉旁，天南海北地闲聊至深夜。介绍中国，拉贝是那么富有激情，他直望着维克特，海蓝色的眼睛摄人心魄，讲述他在中国的令人惊叹的经历时，他热情而富有生气，他会突然跳起来，大声证明着什么，也会坐下去哈哈大笑。

拉贝详细介绍了中国许多在他看来奇特的国内政策、蒋介石的政府以及这个国家的腐败情况。拉贝还把他的日记拿出来，大声朗读日记中的幽默诗句和他对中国佣人生活的观察记录，讲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举止，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和商业习惯，他还专门解释并强调了中国人身上外国人难以理解的东西，但他能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也理解、欣赏中国人的这些特点。拉贝的热心肠给维克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让他十分感动。维克特在山东时换了一部分钱，但是南京没有一个地方肯收这种货币，因为这是华北的一个军阀自己发行的货币。拉贝告诉他，他找到了一家肯帮他把钱换成流通货币的银行。事后，维克特一直怀疑，拉贝是不是用自己的钱帮他换了下来。

拉贝也以他一贯的热忱处理与他毫不相干的事。有一天，维克特按照拉贝的指点，独自一人在南京的城墙上散步，这时他发现蔓草丛中有一顶浅红色的童帽，他随手拣了起来，立即又触电似地扔在地上，原来这顶帽子是放在一个孩子的后脑勺上的，孩子的头部已经腐烂了一半，上面爬满了又白又肥的蛆虫，惨不忍睹。

晚上，当拉贝的夫人出去后，维克特把这件事告诉了拉贝，拉贝激动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抓过电话机，边拨号边说：“我要找警察局长，告诉他在首都竟发生这样的事。”

电话没通，拉贝在客厅里来回走着，他说：“在上海，这种事情是天天都能遇到的，每天早上都可能在街头看到在寒夜里被冻死的穷人，但这里是南京，怎么能允许尸体就这么随处乱扔？”

第二天一早，他又给警察局长打了电话。

维克特是拉贝这段时期思想状态的见证人。正是在那几天，即1936年的11月25日，德国与日本签订了一份《反共产国际协定》，他们不可避免地谈到了德日关系、德中关系以及德国顾问的事。拉贝对德国亲近日本表示了深深的忧虑，他对日本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抢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记忆犹新。

“日本人在北京城可威风了！”维克特回忆起前几天在北京的见闻，“北京城中，甚至在公使馆区，日本人的军用卡车如入无人之境，到处横冲直撞。”

拉贝一听顿时火冒三丈，声音不由提高了一个八度：“公使馆区享有中国政府特许的治外法权，日本人也太猖狂了，竟然把欧洲各国通通不放在眼里。元首和日本人签约，只怕后患无穷。”

拉贝这样的普通公民，当然搞不清希特勒所思所想和“远大抱负”。

此时，希特勒领导的德国重整战备、恢复经济初见成效，为实现夺取世界霸权的最终目标，希特勒必须防备死敌苏联与英法联手对付德国，德国于是拉拢亚洲强国日本结为“政治同盟”。

日本此时正忙于侵华，日本侵华就必须防备中、苏联手对付日本。为此，也想找德国作反苏伙伴，以德国来牵制苏联，使之无暇东顾，以利日本侵华。于是，德、日为了各自的“全球战略”，双双伸手越过太平洋，牵到了一起。

掌握国家命运的政客如希特勒之流，考虑世界格局、各国关系犹如立足自家花园别墅的阳台，俯视着庭园的花草树木，他要从自家的利益着眼，从实现个人的目标和野心出发，观看这些花草树木是否相映成趣，战略地思考如何栽花移木，才能独享无限风光。

而一个正直的园丁如拉贝，站在花园中，考虑的则是保持庭园整洁，消灭害虫，铲除毒草，保护花木。

关于德国国内的局势，拉贝同维克特谈论得很少，两人都离开祖国多年，不太了解也不太愿意触及这个话题。

1. 吴景平：《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页。
2. ［德］彼得·波罗夫斯基：《阿道夫·希特勒》，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
3. 尹集钧：《1937，南京大求援》，文汇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页：“连主张集权和军事扩张的拉贝，也被日本人的残酷激起了强烈的反感。”
4. ［德］托马斯·拉贝：《约翰·拉贝画传》，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
6. 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西门子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
7. 笔者在南京市房产局房产档案室中查到了这份协议。
8. 指中央体育场。
9. 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西门子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
10. 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西门子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
11. 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西门子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
12. 同上。
13. 同上。
14. 据约翰·拉贝回忆录手稿《我在中国西门子的四分之一世纪》翻译。
15. 同上。
16. 埃尔温·维克特：《约翰·拉贝其人》，收入《拉贝日记》第711、712页。
17. 埃尔温·维克特：《约翰·拉贝其人》，收入《拉贝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11、7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