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德复交的契机

一 再系中国情结

两年后，拉贝的生活出现了转机。

为拯救战后德国千疮百孔的经济，魏玛政府想到了德国在远东中国的广阔市场，主动来华活动，试图恢复中、德之间几乎完全断绝了的商贸往来。

1921年7月，中、德双方在北京签订了《中德协约》，宣告恢复两国友好及商务关系。中断4年的中德关系正式恢复。

拉贝得知，他可以回到中国从事原来的工作，不禁轻舒了一口气。能脱离这种混乱饥馑的生存环境真是太好了！中国有他的事业，在那里他如鱼得水，有良好的工作关系网、优裕的物质生活、忠心耿耿的仆从，过的是上流社会的生活。他的妻子儿女也可以脱离苦难，远离动乱。

然而，善良的本性又使拉贝产生了一丝自责，周围的朋友、熟人还在艰难度日；爱国之心又使他感到内疚，自己的祖国正处于非常时期。他在日记中表达了这种惴惴不安的心情：“我想人们不会为此而责怪我吧？”

有谁会为此责怪拉贝呢？又有谁不能区别牛排和野菜的滋味呢？但是善良使拉贝于心不安，他想起了饿昏的姑娘、沦为妓女的大学生、卖火柴的小姑娘、卖唱的歌剧家……然而，他不是历史的巨人，他只能寄希望于能有巨人的肩膀托起温暖的太阳，照亮黑暗中的德国人民。

这段时间的经历、见闻，对拉贝的思想影响甚大。

战败后的德国，经济已陷入崩溃的状态，悲观、失望和困惑，生与死的危机感，在各处蔓延开来。人心思变，人们迫切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收拾动荡的局面，领导德国摆脱危机，重入正轨。拉贝也深以为然。

于是，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出现了。希特勒以他那天才般的演说，把迷茫的德意志人民煽动得意乱情迷。

1920年，以阿道夫·希特勒为首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国社党”，一称“纳粹党”）利用这一时机，抛出了该党的《二十五点纲领》，提出消灭一切不劳而获的现象，没收一切由于战争而发的不义之财；坚决无偿地将一切土地及固定资产收为国有，用于公共事业；在大型企业中实行利润均分的政策等要求。党纲还大肆鼓吹民族主义，提出废除《凡尔赛和约》，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无情打击刑事犯罪等口号。希特勒蛊惑人心的宣传，得到了大批德国民众的响应，形成了一股新兴的政治势力。

拉贝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未来社会学家，他不能站在历史的高度洞察一切。他与许多普通的公民一样，只是希望大家吃饱肚子，过上太平日子，而这一切，必须采用强有力的手段才能达到。因而在他的思想深处，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强权是必要的！”

强权观念并非德国人所特有，值得思考的是，很难找到其他一个国家像德国那样从思想文化界到国家政权领域都散发出浓浓的强权意志气味。

强权主义在德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泰斗黑格尔针对德国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在《历史哲学讲演录》中提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利益必须集中于国家”。目睹德国的分裂落后状况，德国诗人海涅在《德国将来的气息》中，把各自为政的36个德国小邦比作“36个粪坑”，希望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国家。“铁血宰相”俾斯麦采用强权政治，通过战争手段统一了德国。不断的对外扩张战争和内部不停的混战，使德意志民族体会到了“胜者王侯败者寇”的道理。

强权思想对拉贝的影响则是，寄希望于通过强权政治结束德国动荡和混乱的局面，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

而此时希特勒终身恪守的尼采的强权格言——“别理会！让他们去唏嘘！夺取吧！我请你只管夺取！”还深藏于希特勒脑海之中，尚未显山露水。

拉贝也与广大公民一样，听到了希特勒的美好许诺，坚信希特勒会带领德国人民走向美好的未来。

1921年，拉贝告别了动荡的祖国，再次远航。他先取道日本，再返抵中国。10余年的中国情结使拉贝归心似箭。在日本，他只停留了两星期，用于办中国的入境护照。

从开始跟中国人打交道起，拉贝就受到了中国人的礼遇，而英国人就没那么幸运了，对此，拉贝绘声绘色作了记录：

上岸后，第一件事就是前往中国领事馆：“我们想要一张入境中国的护照。”“噢！”这便是回答，“那我必须确定一下，您是否被列在黑名单上！”

“什么！”我们吃了一惊，“还有黑名单？如果我们在黑名单上，会怎样？”

“请多付5美元。”

这个回答让人听起来很欣慰。我们很高兴，喝了茶、抽了烟以后，大家才明白，他根本就没打算查看我们是否被列在黑名单上，这真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使馆！

我本应乘火车经朝鲜到北京。当有消息说，朝鲜境内的铁路被台风毁坏，我就跟几位德国朋友乘一艘日本汽轮经濑户内海到大连——这是我一生中最美的一次海上旅行。从大连坐火车经过沈阳和天津，就可到达北京。经过中国边境时，我们受到中国人的热烈欢迎和殷勤招待。我们根本就不需要打开行李，而同路的几个英国人却必须接受严格的行李检查。我们站在一旁，真是幸灾乐祸。

来到北京，形势已归于平静，而紫禁城内成排房屋中的缺口证明了它曾经历过的骚乱。出乎拉贝意料的是，他留在北京的房屋和财产却完好无损地保存在那里。他一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这让他对中国人好感倍增，他的佣人，这些淳朴的中国人是多么善良而高尚啊！两年多来，自己一家回到德国，饱尝战后生活的艰辛，这些财产的完璧归赵对他的事业意味着什么，对他的一家又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而喻的。这件事让他终身难以从记忆中抹去痕迹，他逢人必讲中国人的善良。直到70多年后的1997年，他的事迹在中国家喻户晓，据许多当年同他有过接触的人回忆，都听拉贝说过这个神话般的故事。拉贝将妻子儿女接到了北京。经过一番打扫和清理，拉贝一家和办事处全体成员重又搬进了北京的房屋。

他很快开始重整旗鼓。一开始，他选择挂靠在一家中国公司下面，以此为掩护，为西门子驻北京办事处开展业务。他得小心提防，美、英、日等国在中国都有电器方面的业务，竞争十分激烈，尤其是电信业务，在中国的前景非常广阔，利润诱人。当初英国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驱逐德侨，也是为争夺远东中国市场这块肥肉。拉贝和他的同事戏称这段艰难时期为“橘子时期”。直到西门子洋行中国总部在上海获准正式开张，他才公开回到西门子北京办事处。

很快，拉贝公司的业务开始走上了正轨。在当时中国国内局势急剧动荡的情况下，拉贝他们做成了一系列大宗生意，包括一座煤矿的电气化工程，投资约4000万。能得到如此巨大数额的订单，不能不说是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