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为袁庆丰的新版《郁达夫传——欲将沉醉换悲凉》而写

陈思和

大约是在十五年前，我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策划过一套“世纪回眸·人物系列”的丛书，共十五本，主要是现代文化和文化史上著名知识分子的人物传记。当然也不是说，当时认为值得写传记的只有这十五位，而是用了一个偷懒的办法。在这之前，我与陈子善兄应台湾业强出版社总编辑陈信元先生之约，为台湾读者编一套“现代文化名人丛书”，前后一共出版了近三十种——当然也不是说，当时认为值得写传记的只有这三十位，只是从约稿到出版，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那时候海峡两岸的交流和沟通远不像现在那么方便，这中间发生了不少的事情，慢慢地也就停下来了。由于那时两岸的交流不那么方便，大陆作者在台湾出版的图书，一时在大陆难以见到，再加上台湾的图书价格昂贵，作者也不可能买许多来送人，而这些传记，显然在当时代表了这一领域较高的水准，一时很受欢迎。因此，应许多作者的要求，我与“业强”方面谈妥了，“业强”只拥有繁体字的版权，简体字版另外在大陆找出版社出版。到1993年的时候，我与上海文艺出版社谈妥，就挑选了其中的一部分在大陆出版。从1993年到1998年，前后一共出版了鲁迅、钱锺书、沈从文、徐志摩、胡适、张元济、冯友兰、熊十力、周作人、李金发、陈寅恪、弘一法师、郁达夫、张爱玲和丁玲，共十五种。

为什么只挑选这十五种？也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因为其中有些传记本来就是先在大陆出版，然后再经修订或删改后在台湾出版，这一类没有列入；还有一些传记已经在别的出版社出版了，也不能列入；第三个原因是有些传记当时无法引进大陆出版。譬如王观泉先生写的《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这是陈独秀传记里最深刻也是最动人的一部作品，原书有四十多万字，后来删改到三十万字在台湾出版，引起过轰动，可惜这本传记至今也没有在大陆公开问世。还有，其中也有几本传记并不是从台湾版挑选出来的，譬如雷启立的《周作人传》和袁庆丰的《郁达夫传》，是直接编入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丛书里出版的。究其原因，大约是因为：台湾版的《周作人传》的作者是钱理群先生，他的书原先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后来编入台湾版时只是在原书的基础上删掉了四个章节，当然不能再编入大陆版，但这一套“世纪回眸”的人物系列里，总不能少了周作人，于是我请雷启立兄重新写了一本，启立兄的《周作人传》与钱理群的《周作人传》自有不一样的特点，读者可以自己去判断；至于庆丰兄这本《郁达夫传》的出版情况，（他）已经在书的后记里讲得很清楚，我就不需要重复了。只补充一句，因为台湾版的传记丛书是我与子善兄一起编的，当时我们也相约，我撰写《巴金传》，子善兄撰写《郁达夫传》，后来我写出了半部巴金传，取名为《人格的发展》收在丛书里出版了，而子善兄忙于搜罗各种善本珍本，编辑各种文史资料，一时没有写出这本呼之欲出的“郁达夫传”，时间一晃过去十多年，我们这套台湾版的传记丛书里，始终没有子善兄许诺过的“郁达夫传”。这是十分可惜的事情。也正因为有这个机缘，当庆丰兄向我提出要写一本“郁达夫传”列入丛书，我当场就欣然同意了。

我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曾经花了很多精力去实践出版与人文理想的关系，当时出版界面临了市场经济大潮，面对出版优秀的人文学术读物心存犹豫，唯恐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亏损太多，而我当时在海峡两岸主动策划编辑了许多图书，目的就想证明，真正优秀的人文学术类图书非但不会赔钱，而且能够对岌岌可危的人文学术事业有绝大的支撑作用，甚至可以起到挽救人心颓伤的作用。这套“世纪回眸·人物系列”正是希望以前辈知识分子辉煌的实践来证明，无论是稳坐书斋论道说法，还是在社会实践中苦苦探索，甚至曲折低回，遍体鳞伤，他们都为后人提供了现代知识分子社会实践的参照系。现在回忆起来，我还是觉得这些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因此事隔十多年以后，庆丰兄来信说，他的“郁达夫传”将由中国传媒大学（即原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重新排版出版，嘱我为之写序。虽然我现在正被许多文债追逼得焦头烂额，无处躲身，还是忍不住答应了他的要求，当我从书橱里找出这本传记来阅读时，心里充满了一种温润的感觉。

庆丰兄心地单纯，性格方正，主观性强，在今天这样浊流滚滚举世滔滔的环境下，非常难能可贵。他对学术与生活都有些固执，因为单纯，眼睛里容不下一粒沙子；又因为固执，往往执著于一点而不及其余，不愿意有半点通融。这在做人，有难得的可爱之处，但在做学问，就难免有偏执之处。譬如，他在书的后记里提到我与他曾经发生过的分歧，其实很简单，他在博士论文里提到（在本书里他也是持同样的观点），假如郁达夫没有与王映霞结婚，就不会有后来的家庭悲剧，那么也不会负气南下，以致被日本侵略军杀害。按此推论，王映霞对郁达夫之死负有不可推却的责任。从个人行为的偶然性来说，这样的因果逻辑推断似乎也有几分道理，作为一家之言，也是可以这么说的。但是我总是不大赞成这种说法。从命运的悲剧性而言，郁达夫的天真任性、多愁善感、浮躁颓伤、恃才傲物、自我暴露，等等，恐怕在处处有险恶的中国社会世间难免会遭遇到悲惨的结局。不说别的，只要想一想，如果郁达夫没有英年早逝而是活到了1957年，他会有好的结局么？这与有没有王映霞并不构成必然的关系。我甚至以为，王映霞是否真如郁达夫所怀疑的红杏出墙也是值得推敲的。台湾刘心皇先生的那本论郁达夫的书我没有读过，不便说什么，但他有关沦陷区文学的论著错误百出，论断轻率，难以作为信史，这已经是学界所共知。天真的庆丰兄却是从刘心皇的论著里读到有关资料，百分百地相信王映霞是“红杏出墙，铁证如山”。而我觉得，即使退一步而言，王映霞真有郁达夫所怀疑的那些破事也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以郁达夫这样的天才个性，要做他的合格妻子也是很困难的，所付出的代价，无非是女人应该忍气吞声，应该默默牺牲，就像孙荃那样，这样就幸福了吗？

我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家庭婚姻悲剧，本来就有很多感触，总的说来，女性在舆论上吃亏的还是比男性多。别的不说，我读过好几本现代作家的传记，如讲到周作人，总是说他做汉奸是因为娶了日本妻子的缘故，连周氏兄弟的失和的责任也一股脑儿地往羽太（信子）身上推，好像这么两个大教授、大知识分子全是日本女人玩弄于掌心的木偶。再说茅盾，与孔德沚的婚姻好容易拉扯到了最终，但在他的传记里，作者往往是在为他惋惜，公开的理由，孔德沚的晚年脾气凶暴（好像羽太也有这个毛病），但反过来该不该想一想，一个女人，陪着周作人、茅盾这样的男人过一辈子，容易吗？有没有为了名流的妻子名份，承受了许许多多本来不应该由她们来承受的压力和负担？研究者们对于朱安的评价比较客气，常常用“旧时代的牺牲”一句话来形容，可是，为什么旧时代的牺牲偏偏要朱安来承受而不是鲁迅呢？同样的情况在国外也有，如托尔斯泰的晚年日记里，对其夫人多有责备，似乎他最后离家出走客死他乡，是他夫人迫害的缘故。由此我想起巴金老人在《随想录》里论述托尔斯泰，他在非常敬佩托尔斯泰的伟大人格的同时，对其夫人承受了许多不该承受的压力说了公道话。

回过来说我与庆丰兄的分歧，其实就是那么简单。但我前面所说的话，并不是针对庆丰兄的，我是另有所指。庆丰兄既维护了他的观点，又表示尊重我的意见，他好意地把我曾经用艾春的笔名写的一篇读书随笔附在他的书后。其实我这篇文章写在读他的博士论文之前，不是为了批评他。我是有感于当时有人认为郁达夫是烈士，呼吁不要再在烈士的脸上“涂抹胭脂”。我反感这样的言论，郁达夫是烈士，这与他的颓废、伤感、性的苦闷并没有关系，不至于当上了烈士，就连先前的性苦闷也不存在了。我是为了这个缘故才写了那篇随笔，后来在庆丰兄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我也说了这个观点。但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而已。我不会以我之是来论定别人之非。何况庆丰兄的坦率和真诚，决定了他一定会这样来对待社会上的阴暗面。而且，对于庆丰兄恣意汪洋、纵横捭阖的文笔与热烈的感情，我是非常钦佩也很喜欢的。

我还是从庆丰兄的精彩论述里，学习到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我过去觉得，郁达夫对异性的趣味上是有缺陷的，他早年游学日本时期，有过感情很好的日籍女友，可是为什么他的小说里写到留学生在日本的性苦闷时，却有那么多的不堪经验呢？事实上，当时中国在普通日本市民的心目中还不至于那么糟糕，中国留学生中间有很多人有过异国恋爱、结婚的经历，还发生在郁达夫的朋友之中。为什么这些正面的故事，郁达夫都熟视无睹呢？于是我曾经判断，也许郁达夫本人在审美上掺杂了自卑和自暴自弃的心理，他喜欢的女人不敢去爱，结果只能到一些比较低等的场所去寻欢，但这种寻欢仅仅满足了他的肉的欲望，却使他离开自己灵的追求更加远了。这是郁达夫的痛苦所在。但是我在读了庆丰兄的论述后，完全折服于他的阐释。他把这个问题放到了郁达夫对异性的审美倾向上，指出了郁达夫对女性的审美标准是属于“那种成熟、丰腴、高大的类型，或者身材虽然短小，但却结实、肥硕的女人。在性心理层面上，这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个人偏好的标示”。庆丰兄以郁达夫作品里大量的人物描写为证据，以性心理的审美标准来解说郁达夫对待孙荃与王映霞的关系。我原先说他“到比较低等的场所去寻欢”还是含有道德的成分，而庆丰兄则把这种现象放到了异性审美标准的个性倾向上给以考察，是令人信服的。

这部传记有着强烈的主体性，读者可以注意到，传记所设的章节目录，几乎每一条目录都含有一个“我”字。这个“我”，不仅仅代表了郁达夫，同时也隐隐约约地含有袁庆丰自己的内心呼唤；与“我”相对应，传记的叙事上，常常会出现一个莫名的“你”，这个“你”没有姓名，扮演着庆丰兄指责、争辩的对象，也是与郁达夫的磊落形象相对照的猥琐形象。有时候，这个“你”也包含了作者对王映霞“有负”郁达夫的愤怒，但更多的场合，“你”反映了一种与郁达夫的形象不协调、以致相对立的世俗社会的力量。这种叙事在一般传记里很少看到，只有在作者主体性过于强大的情况下，作者的传记叙述不足以表达他的强烈的情绪，才会出现这么一个负面角色。这是袁庆丰的传记写作的创造，值得读者注意。

记得庆丰兄原来有一个习惯，喜欢写长信倾诉自己的内心感情。他在刚去北京的时候，经常有信给我，而且每封信都有连续的页码编号，有时候看到他的书信编码已经到了上千页，不由得喟叹他的精力如此旺盛。现在都用电脑通信写作，这样的习惯可能也难以保持下去。但是在庆丰兄的著述中还是保留了这样的倾诉习惯，读者可以在这本传记的编排结构上看到大量的附录，展示了作者在以后十多年里对郁达夫研究的新的看法。可以说，读完这部传记，不但活生生的传主的形象跃然纸上，作者的自我形象也同样鲜活澄明地展示在读者的眼前。

于是，也许我可以就此打住，不再饶舌下去了。

2009年9月25日于黑水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