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日文译本解说：巴金

［日］立间祥介

巴金原名李尧棠。其别名芾甘，取之《诗经·召南·甘棠》的“蔽芾甘棠”。据说巴金曾是无政府主义者，他的笔名取之巴枯宁的“巴”和克鲁泡特金的“金”。其实，战后据他自己说，他是把巴恩波的“巴”和克鲁泡特金的“金”结合而成的。巴恩波是他撰写《灭亡》时结识的友人，虽然交往时间短，但感情深，同住一屋，后来巴恩波自杀了。当时，巴金正在试译克鲁泡特金撰著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一书，为纪念此事他取了克鲁泡特金的“金”字。（《谈（灭亡）》，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收在《巴金文集》第十四卷）

巴金一九〇四年（清朝光绪三十年、日本明治三十七年）生于四川省成都市。从他曾祖父起，祖宗三代出任县知事。就当时来说这是典型的官僚地主阶级。这个大家庭在成都市内修建了豪华的住宅，过着奢侈的生活。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辛亥革命以后。一九一七年，李家的嫡男巴金的父亲掌管了家权。一九一九年统管全家的一家之长祖父去世了，从此以后，家道逐渐走向崩溃。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住宅给了别人，最后不得不分家。在这期间，即一九一七年，小学毕业的巴金想进中学继续升学，但没能得到祖父的同意。他也不知其原因何在。按道理他不是交纳不起学费的家庭，为什么不让进中学呢？也许他的祖父是个思想旧的人，不承认西方新型的教育。在这前一年，巴金的大哥尧枚好不容易中学毕业了，想去德国留学，但没有得到同意；不但如此反而在毕业的同时，由父母包办，被迫结婚。为了维持媳妇的生活，他自己便外出工作赚钱了。二哥尧林也没上中学。巴金虽没进中学，但得到了学习英语的许可。其原因是当时被称作“邮政局”的邮局工作被认为非常安定，懂得英语对在邮政局工作大有益处。

这年正是一九一七年，对五四新文化革命起着很大作用的《新青年》杂志创刊了。第二年，在该杂志上刊登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第二期上刊登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这些都是五四文化革命的信号。这时，巴金的祖父不允许孩子们进中学，巴金的兄弟们也不敢反对，唯命是从，这表明了他们家族里有严格的家长制。假如巴金等年轻一代，在这之前就阅读了李大钊开辟的理论阵地《新青年》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会俯首贴耳地听从祖父长辈们的呢？然而，他们要想接触《新青年》杂志代表的新思想，却必须等到五四运动以后。

由北京学生发起的这场运动，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遍及全国，六月十六日成立了全国学生联合会。接着以北京、上海的学生为中心创刊了一系列杂志。如：《新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京大学生周刊》等，这些杂志也传到了巴金所居住的成都区。成都外国语专科学校的学生们也受其影响，创刊了《半月》《星期日》《学生潮》等。巴金的大哥因家庭所迫不得不中途退学，所以他对主张反衬封建主义的这些杂志深感同情，亲自定期购买、阅读并将它推荐给自己的兄弟、表弟们。

一打开这些杂志，就能发现其中介绍的都是西欧的新思潮，这些新思潮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的博爱主义，其中最吸引巴金的就是无政府主义。当时年仅十五岁的巴金读了真民摘译的克鲁泡特金撰著的《告少年》的小册子后又惊又喜：

“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得清楚的话。”（《我的幼年》）

尔后，他走上了无政府主义的道路，有关他在五四时期所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有如下叙述：

在五四运动后，我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时候，面对着一个崭新的世界，我有点张皇失措，但是我也敞开胸膛尽量吸收，只要是伸手抓得到的新的东西，我都一下子吞进肚里。只要是新的，进步的东西我都爱；旧的、落后的东西我都恨。我的脑筋并不复杂，我又缺乏判断力。以前谈的不是四书五经，就是古今中外的小说。后来我开始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但也只是从克鲁泡特金的小册子和刊物上一些文章里得来的。……思想的浅薄与混乱不问可知，不过那个时候我也懂得一件事情：地主是剥削阶级，工人和农民养活了我们，而他们自己却过着贫苦、悲惨的生活。我们的上辈犯了罪，我们自然不能说没有责任，我们都是靠剥削生活的。所以当时像我那样的年轻人都有这种想法：推翻现在的社会秩序，为上辈赎罪。……无政府主义使我满意的地方是它重视个人自由，而又没有一种正式的、严密的组织。一个人可以随时打出无政府主义的招牌，他并不担承任何的义务……这些都适合我那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见《我的幼年》一书中的“注”，收入《巴金文集》第十卷）

巴金开始专业作家生活以来，从未隐瞒过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例如：一九三五年他在“爱情的三部曲”的总序中曾明确表明自己对无政府主义的倾倒：“我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坚强的信仰。从十五岁起直到现在我就让那信仰指引着我。”正因为如此，共产主义者对他当然是冷眼相待。然而另一方面，也有为他辩护，给他温暖的支持者。“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他固然有‘安那其主义者’之称，但他并没有反对我们的运动，还曾经列名于文艺工作者联名的战斗的宣言。”（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九三六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不能公开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前面所引用的《我的幼年》的“注”就是所谓的自我批评书。也可以说是他和无政府主义相遇的珍贵的证词。

接触这种新思潮的少年巴金同外语专科学校的旁听生二哥尧林，在外面一起加入了学生组织团体，反对军阀武力统治，散发反对封建主义的传单，从事杂志的编辑工作，另一方面，在家里他作为充满虚伪的、人吃人的家长制的异端者，为加速封建家庭的崩溃，从内部进行斗争，但由于封建家庭的墙壁长期垒筑，坚固厚实，他们的反抗不但没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坑害了巴金的大哥尧枚。尧枚受到了顽固长辈们的责难，说他身为一家之主管教弟弟不严，同时，尧枚又遭到弟弟们的围攻，说他优柔寡断。尽管如此，他还是支持弟弟们的行动。他出于自己的责任感，不得不把自己埋没在守旧的家长制之中。他抛弃了自己曾经有过的梦幻，而把这种梦幻寄托在弟弟们的身上。一九二三年巴金和尧林二哥一起弃家出走，踏上了新生活的道路。这一切也都得到了大哥的帮助。这时，大哥继承了祖父的遗产二百亩、父亲的遗产四十亩，共计二百四十亩农田。大哥从收入中提取钱，寄给巴金等作为生活补贴。

巴金和尧林二哥先在上海读了半年书，尔后去南京进了东南大学附属中学，一九二五年毕业。二哥毕业后去了北京求学，在燕京大学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员。巴金在上海治疗肺结核病，痊愈后的一九二七年一月去法国留学。大哥希望他进工科大学当一名技术员，然而他想搞文学。就在这年的八月，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萨柯和樊塞蒂蒙受不白之冤被判处死刑。巴金到巴黎的二月初，正是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开展萨柯、樊塞蒂救援运动的时候。他通过波士顿的萨柯、樊塞蒂救援委员会转交给萨柯一封充满激情的鼓励信。同时，他参加了在巴黎的救援组织，并收到狱中樊塞蒂发出的二封信。他在参加实际活动的同时，还把对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的愤怒写成文字。后来就成了他的处女作中篇小说《灭亡》中的篇章。在这期间，成都的大哥来了一封信，说他不得已把家交给了别人，并希望他尽快地掌握新技术，回来后为重建家园出力。

这封信和萨柯、樊塞蒂之死更加坚定了他走作家道路的决心。他把对统治者无视国际舆论、杀害萨柯等人的愤怒写入小说，并将完成的小说寄给大哥，把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告诉了他。

一九二八年夏天完成的中篇小说《灭亡》，主要是描写一个孤独的青年革命家对“人吃人”社会的绝望，对这个世界燃起憎恶的火焰。他为与一个纯洁、可怜的资产阶级小姐恋爱而感到烦恼，并为了给被杀的同志报仇，走上了恐怖主义道路，最后牺牲了。“我不能爱。我只有憎。我憎恨一切的人”，“我既然不能为爱之故而活着，我却愿意为憎之故而死。到了死，我底憎恨才会消灭。”这部作品就是由这些生硬、过激的词句构成的，它如实地表达了作者当时焦急不安的心情。

巴金想以一种独立宣言书的形式来写这部小说告诫大哥，并打算把原稿原封不动地寄去。后来他改变了想法，把原稿寄给了上海开明书店的一位朋友，想自费出版后再赠送给大哥。然而，这年的年底，他回国了。当时的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的朋友把那份原稿给了当时最大的文艺杂志《小说月报》的代理主编叶圣陶看，（当时，该刊主编作家郑振铎正在欧洲旅行），并决定从翌年一九二九年的第一期起，在该刊物上连续刊载（一直连载到第四期）。

巴金好像是由某种偶然而成为作家的。其实，他以后的旺盛的创作活动证明了他因《灭亡》一书而有幸登上文坛并非偶然。

一九三一年，他几乎同时完成了他初期的代表作《家》及《新生》《雾》三部长篇小说。《家》是以他的家庭为原型写成的。它揭露了封建家长制的危害，主要描写了丧失青春、为封建家庭而牺牲的他的尧枚大哥，并鼓励大哥从旧家庭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但是，四月十八日，这部小说的第一回《激流》在上海报纸《时报》中发表的同时，他的大哥尧枚在成都死去了。他因事业上失败而服毒自杀，留下了五个孩子。这时巴金已经写到第六章，正遇到大哥死去，因此，他把对大哥要说的话全部倾注在作品中，全书四十章一气呵成。作品中的人物是通过回忆与他共度十九年生涯的人们而塑造出来的。小说中相当于大哥的人物觉新就如实地表现了大哥的生活状况，是为了纪念的。一九三三年《激流》改名为《家》出版，以后又与一九三七年完成的《春》、一九四〇年完成的《秋》合起来，再次改名为“激流三部曲”。巴金兄弟们在五四文化革命中接触了新思潮，开始同旧的家长制展开了斗争。这时是一九二〇年。这部巨制长篇就是描写从这时起直至家庭破落，典当住宅而分家的十年。

和《家》同时写的《新生》是处女作《灭亡》的续集。《雾》和后来的《雨》（一九三二年）、《电》（一九三二年）合起来被称作“爱情的三部曲”。他还有一部《火》三部曲。他喜欢写长篇小说的原因是受到在法国阅读的左拉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启发。但是后两个三部曲概念化，比较生硬，其份量正如《激流》。这是由于巴金后来的家庭重负所造成的。

他写完了“激流三部曲”。并非意味着同已分裂的家决别。在完成这三部曲不久，即一九四一年的一月和一九四二年的五月，他回到了成都，前后待了两个月。相隔二十年后回到老家，他发现家长几经更易家的门面也发生了变化。他的一个放荡不羁的叔叔，因家庭破落而被妻子抛弃。他多次偷窃被拘留所拘留，最后死在拘留所里。巴金的一个表姐曾是一个美丽活泼的姑娘，可是现在生了几个孩子，满口是金钱，成了一个极其庸俗的中年妇女。这是一九二三年他十九岁离家后所发生的事。他追寻着老家的踪迹，走访了亲戚，想继“激流三部曲”之后再写一部，并取名为《冬》。他当时是这样构思的，想以死在拘留所的叔叔一家为模特儿。一九四四年他花了半年时间所完成的《憩园》就是以此事写成的一部好作品。从内容上来看，它可以说是他最初设想的“激流三部曲”的终篇。然而，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里的主角始终是高家这整个家族。与此相反，《憩园》说的是另一个家庭的故事，设计了一个第一人称的旁观者“我”。从形式上看，它和前者大概不同，是另一部独立的作品。

巴金在抗日战争时期因躲避战火辗转各地。这时，他和深居社会底层的人们共同生活，真实地描写了他们的生活状况，这些作品都收集在从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他所写的短篇小说集《小人小事》中。此书战后才出版。巴金在这本书的“后记”中这样说道：“所谓‘小人小事’，并没有特别的意义，不过是一些渺小的人做过的一些渺小的事情而已。”“这类小文章我不想再写下去了。”尽管他说这是一部不怎么成熟的作品，但实际上却完全相反，对作者来说这是一部他非常喜爱的作品集。这里既没有反封建的呐喊，也没有抗日的口号。不过它是一部好短篇作品集，从它的字里行间能感受到作者的温情眼光都注视着这些模特儿的言行。在“激流”、“爱情”、“火”等三部作品中所流露出的急躁、肤浅的描写文笔，在这部作品集中已经完全消失，使人感到作家已趋于成熟。实际上，《憩园》和《小人小事》是有关联的。果真如此，则《憩园》理所当然不是以“激流三部曲”的终篇形式写成的，它是从作家“我”相隔十五年后回到故乡开始写起。“我”在作品中被人们称作“阿黎”。巴金于一九三四年的年底去日本，在那里待了半年多。当时他用的假名是黎德瑞。作品中的“我”确实是作者自己。这部小说是以“我”在作品中穿插叙述的形式构成的。它说的是“我”在路上遇到旧友便暂住旧友公寓“憩园”，在那里听说了一些有关朋友一家的事情，以及这公寓过去的主人一家的事情。据说他朋友一家的事完全是编造的，有关公寓旧主人一家的事，正像前面所述的那样，几乎写的都是巴金三叔一家的遭遇。听说“憩园”也是他三叔公寓的名字。“我”所旅居的《憩园》如实地描写了过去的李公馆（巴金的老家）分裂后的状况。这就是说它是“激流三部曲”的续篇，只是形式上不同而已。从作家的愿望来看，巴金的目的是要揭露封建家长制的罪恶，写一部自己的家史。然而，他写了一部破落后的《家》的后话，以此向家人告别，之后，便把主题转移到了新时期的家庭生活，这就是《寒夜》。

巴金在抗日战争中为了躲避战火，辗转各地，终于在一九四四年六月定居重庆。这年五月他暂住在贵州省的贵阳市写《憩园》。几乎同时，他和搞外国文学的陈蕴珍结了婚。月底进了贵阳中央医院，疗养了数十天后迁居重庆。他当时住院的病室是被叫作“第三病室”的三等病房。《第四病室》（一九四五年）就是以他入院后的体会为原材料而写成的中篇小说。一九四四年，五、六月巴金集中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完成了结婚、住院、迁居三大事，尔后又写完了在贵阳有待完成的《憩园》。七月写了“后记”，这几乎是一口气写成的。《寒夜》是相隔了一段时间后，也就是在初冬开始执笔的，但写了几页后就暂且搁笔，写起了《第四病室》，该书是在战争结束的前夕七月份完成的。尔后十一月份巴金迁居上海。当时战争刚结束，各种杂事繁多。《寒夜》是在将近中断一年后的这年冬天又重新开始写的。一九四六年的年底完成。这部小说是在一九四五年的冬天再次执笔时重新构思的故事。这里面加进了日本投降的事件。

战后（一九四六年一月）上海创刊了《文艺复兴》杂志。《寒夜》这部作品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七年连载在《文艺复兴》杂志上。同年三月又由晨光出版公司发行。后来被收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金文集》第十四卷，并做了某些修改和订正。

后来他这样写道：“在旧社会里有多少人害肺病受尽痛苦死去，多少家庭在贫困中过着朝不保夕的非人生活！像汪文宣那样的人实在太多了。从前一般的忠厚老实人都有这样一个信仰：‘好人好报’，可是在旧社会是好人偏偏得不到好报，‘坏人得志’倒是常见的现象。……我写这部小说正是想说明：好人得不到好报，我的目的无非要让人看见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下的旧社会是个什么样子。我进行写作的时候，好像常常听见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我要替那些小人物伸冤。’”（谈《寒夜》，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他在国民党的特务政治的统治下写了这本书，也可以说是竭尽全力的反抗。有关汪文宣、母亲、树生三个人物，他是这样说的：“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我想说，不能责备他们三个人，罪在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罪在当时的重庆和国统区的社会。他们都是无辜的受害者。”（同上）这些都像他所说的那样确实如此。

《家》被认为是巴金初期的顶峰之作，假如把这些初期作品看作是他高唱反抗社会的青春文学，那么，《小人小事》《憩园》《第四病室》等互为关联的后期作品就是以娴熟的笔触，从无声的底层写起，讴歌反抗不合理社会的作品。他是写了《家》以后才开始走上了作家的道路，在整个作家生涯中，他不断地追溯他的家。至于《寒夜》，那应该说达到了他创作的最高峰。

（张加贝 译）

（《世界文学全集33》，日本集英社，1974年；《世界文学全集72》，日本集英社，1978年）

1. 本文系日本集英社1978年出版的《世界文学全集72》《寒夜》译本的解说。——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