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第四病室》日文译本后记

［日］冈崎俊夫

巴金（Ba-Chin），他那以人类之爱为基调的浪漫主义风格，过去在中国青年男女中博得了绝对的声望，即便今天，在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中间也拥有相当的爱好者。

他本名李芾甘，一九〇四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旧官僚的大家庭，兄弟三人中他是末弟。在成都的中学时代，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一九二三年十八岁时，他逃出了封建家庭前往上海，三年后出国远渡法兰西，在巴黎的陋巷中他一面刻苦学习，一面写作，完成了题为《灭亡》的中篇并在他归国前后，刊载于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文艺杂志《小说月报》上，它成了巴金的成名作。这是一个充满了悲伤的故事，一位纯洁而孤独的青年革命家，生活在“人吃人”的悲惨现实中，他对人们怀有强烈的不信任和憎恶，抱着“为了我至爱的被压迫的同胞，我甘愿灭亡”的信念，断绝了对朋友的妹妹的爱情，挺身去为死于非命的同志复仇，最后失败身亡。这里所提示的爱与恨的命题，并不是自巴金始，新文学出现以来，已经有几位作家提出来了，但是巴金在这部小说中解答说：只有用憎恨之火去烧尽那必然灭亡的落后的黑暗世界，才是超越憎恶的高级的爱。

小说中讴歌了个人英雄主义，肯定了无政府状况的恐怖政治。这固然由于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受到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也不仅如此，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对革命的一般性的认识。可是，那种浪漫的革命时代业已过去，北伐大革命的波涛消退了，南京成立的蒋介石反动政府逐渐强大起来。革命为什么失败了呢？仅仅是因为敌人更强大吗？不，不是的。因为在同伙中，在自己的队伍中有敌人，因为在革命的身边有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这是鲁迅笔下的阿Q好容易才开始明白的。

继《灭亡》之后，巴金不断地创作爱情和革命的故事，他渐渐地成长了，作品的深度和厚度逐渐增加。现实对他来说，已不单纯是“一边是光明温暖，一边是黑暗寒冷”（《灭亡》中主人公的话——本文作者），他开始明白光明之中也有黑暗、黑暗之中也有光明。一九三三年的《家》是巴金前期的代表作，这部小说深深打动读者之处，是认识到所谓家，这一封建性的压力，不单是外部的，也有来自家庭成员内部的奇怪的魔力。家，既是憎恨的对象，同时也是眷恋的对象。据说巴金的爱的观念乃是幼时从母亲那里得到的，可是他为什么能把和这种爱密切相关的家，仅只作为憎恨的对象呢？从这家中他是发现了以往所追求的东西，即产生爱与恨这对矛盾的最有代表性的东西。

关于家的魔力，鲁迅也早有指摘，在一九二五年的《忽然想到·十一》中他曾说道：“从近时的言论上看来，旧家庭仿佛是一个可怕的吞噬青年的新生命的妖怪，不过在事实上，却似乎还不失为到底可爱的东西，比无论什么都富于摄引力。”连早已失去了家的鲁迅都不得不与依家而生的封建幽灵作斗争。何况许多作家尽管来到了城市，但在家乡，家依旧俨然存在，保持着强大的吸引力，与此同时，给隐藏在他们中间的封建病菌提供着营养呢。巴金，他以自己的家庭为模特儿，彻底地暴露了这一病根并获得了成功。

从那之后，又有几位作家提到了这一题目，仅就能回忆起的有曹禺，他那以巴金的《家》为脚本的话剧《北京人》，沉闷地摹绘出古老家庭的幽灵。还有李广田的《引力》，描写了战时沦陷区的女知识分子的抵抗斗争，提出尤其是女性，容易安于居守家中。这里所说的引力，不单在光明的一方，黑暗的一边也是有的。

家这个问题，也是近代日本作家的重要主题，把它和中国作家相对比，则是个有兴味的题目。简而言之，日本作家和中国作家都曾饱尝旧家庭幽灵的苦头，在描写自己与家庭的斗争上没有什么差别。但从日本作家的作品中，都可典型地看到那种与其和家庭的幽灵正面斗争、针锋相对，不若回避它以保全自己的意图，比如夏目漱石的《道草》，志贺直哉的《暗夜行路》等。相较之下，中国的作家几乎都是从正面发生冲突，巴金亦复如此。至少《家》是这样。如今丁玲批评巴金当时的作品既不要领导也不要群众，所以毫无出路，但在指出其缺点的同时，又承认它的功绩，即它对革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见《在前进的道路上》）。正像她所看到的那样，当时的确有不少青年读了巴金的小说，从封建的枷锁——家逃脱出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日本的夏目漱石、志贺直哉的小说就产生不出革命家来，这是颇明显的对照。

但是这位巴金到了后来，和日本作家在不同的意义上，也陷入了自己特有的主观之中。《憩园》便是其主观上的绝境。在这部结构完美的后期杰作里，他描写了可怕的家之幽灵，指明这种以家为核心的幸福是不能依靠的，永远可靠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爱，是善意。尽管巴金在战争时期搞创作，但几乎没有触及战争，可以说他是把远离前线的内地作为活动舞台，这确实很意外。难道巴金把一场事关一个民族兴亡的巨大战争给忘却了吗？恐怕不是。确切地说，它表现出了战争创伤之大。当时京都已经远迁重庆，战争变得持久化了。国民政府内部腐败的程度有增无减，已失去了积极抵御外敌的力量，作家们抗战初期的高昂精神已在减弱，抗战的前途暗淡。那时映入他们眼帘的，是痛苦状况下呈现出的种种人间丑恶。中国的作家并不认为这些丑恶是人类或中国人固有的，而是认为这都是长期的帝国主义统治和封建主义灌输给中国人的，随着环境的改变，这些丑恶也将消失。可是重庆地区不比延安地区，缺乏改变环境的主体条件，因而这些丑恶给读者的印象违背了作家的真意，似乎是人类或中国人所固有的了，即或并非如此，也是难以去掉的。茅盾等人的小说就是这样的例子。大概巴金不堪把如此黑暗的现实直接写进作品之中，他似乎认为正因为黑暗，故而作家更应在人们心中点燃起哪怕是隐约微弱的希望。《憩园》中的“我”就是这样为女主人公“给人间添一点温暖，揩干每只流泪的眼睛，让每个人欢笑”的话所感动的。

但现实无情地打破了这种爱和善意，由于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败，日本帝国主义愈益疯狂，开始发疯般地侵犯大陆，这些在巴金的作品里面也必然有所反映。《第四病室》（一九四六年），尽管通过姓杨的女医生仍旧在强调人间的善意，但和《憩园》不同，已经出现了战争的影子，这篇小说和曹禺的戏剧《蜕变》有相似之处。在曹禺的笔下，描写了职员们受到一位刚毅女医生爱国至上的精神之感化，逐渐地抛弃了从旧中国沾染的恶劣品质，脱胎换骨成为新人的过程，在巴金的小说里面，就没有这般的明快。我想这是两位作家的差异，另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抗战的时期上的差异吧。

随后的《寒夜》（一九四六年发表），战争的阴影更加浓厚。书中，作者以压抑的心情描写了那摧残人间善意的、令人诅咒的现实。在一九四七年的晨光文学丛书本的“后记”里；作者这样写道：“一九四四年冬天桂林沦陷的时候，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社楼下一间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里，晚上常常得预备蜡烛来照亮书桌，午夜还得拿热水瓶向叫卖炒米糖开水的老人买一点白开水解渴。我睡得迟，可是老鼠整夜不停地在那三合土的地下打洞，妨碍着我的睡眠。白天整个屋子都是叫卖声，吵架声，谈话声，戏院里的锣鼓声。好像四面八方都有声音传来，甚至关在小屋子里我也得不着安静。那时候，我正在校对一部朋友翻译的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有时也为着几位从桂林逃难出来的朋友做一点小事情。有一天赵家璧兄突然来到文化生活社找我，他是空手来的。他在桂林创办的事业已经被敌人的炮火打光了。他抢救出来的一小部分东西也已在金城江的大火中化为灰烬。那损失使他痛苦，但他并不灰心。他决意要在重庆建立一个新的据点，我答应给他帮忙。我了解他，因为我在桂林也有着同样的损失。

“于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我开始写了长篇小说《寒夜》。我从来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我连做梦也不敢妄想写史诗。诚如一个‘从生活的洞口……’的批评家所说，我‘不敢面对鲜血淋漓的现实’，所以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但是我并没有撒谎。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着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这小说我时写时辍，两年后才能够把它写完，可是家璧兄服务的那个书店已经搁浅了（晨光出版公司是最近才成立的）。并且在这中间我还失去了一个好友和一个哥哥，他们都是吐尽血痰后寂寞地死去的；在这中间‘胜利’给我们带来希望，又把希望逐渐给我们拿走。我没有在小说的最后照‘批评家’的吩附加一句‘哎哟哟，黎明！’并不是害怕说了就会被人‘捉来吊死’，唯一的原因是那些被不合理的制度摧毁，被生活拖死的人断气时已经没有力量呼叫‘黎明’了。”

尽管作品是那样的，但读了后记，感到巴金像是全然沉入了绝望的深渊。但对他来说，正如他自己在其他场合屡屡所说的那样，只有绝望，才是令他拿起笔来的根源。这部小说的最后，女主人公耽心那些摇颤的电石灯光会被寒风吹灭，可是作品并没有让灯熄灭，而是写女主人公迈着坚定的脚步，在寒风中向前走去。

把巴金定为描写知识分子苦闷的小资产阶级作家，这是容易的。和丁玲的不断鞭策自己、到人民大众中去寻求自己的生活和创作场所对比，巴金则是站在脱离人民生活的地方描绘着知识分子的无力呻吟。他的作品，已经不像往年的作品那样劝导读者去行动。巴金笔下那些主人公们的抑郁、苦恼，尤其是汪文宣这个《寒夜》的主人公，他那种临死仍旧渴望着生存的执拗、无止境的善意以及对不合理的社会的激愤，这一切和人民的文学里所表现出的农民们顽强的抗争，都是没有关系的。从巴金的小说中了解到了小资产阶级之软弱和艺术手法之过时，不也正是领会到了中国文学的本质了吗？

《寒夜》出版后，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巴金长期保持着沉默，这是很自然的。像他这样的作家，假若一日之间就转到了价值全然不同的人民文学上去那才奇怪呢。最后他总算又拿起了笔，国内的巨大变革，特别是从前年到去年随军到了朝鲜战场，对他的再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去年夏天，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黄文元同志》这篇现场报导体裁的作品，描写了一位为祖国为同志不怕流血牺牲的年轻战士，不过它还停留在一个受感动的旁观者的位置上，仅仅表现了真正改造的第一步，今后如何发展下去令人瞩目。

《寒夜》的翻译，是我和静子先生共同完成，并在两年前由筑摩书房出版的。前半部由先生承担，后半部由我来承担，后来为了语气一致，又按我的风格进行了修改，这次我又单独做了些加工修改。千田九一君译的《第四病室》是最初的日译本。另外，关于巴金，最近发行的《现代中国的作家们》（和光社）中有立间祥介君的评论可供参考。

一九五四.九.十五

（李嘉平 译）

（张立慧、李今编《巴金研究在国外》，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

1. 日本河出书房1954年版。——译者
2. 原文如此。——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