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和他的《寒夜》

［美］内森·K.茅

刘村彦

在巴金降生的那个晚上，他的母亲梦见了送子娘娘。她告诉巴金的母亲，她生的这个娃娃本来是给她弟媳的，因为怕这个人不好好待他，所以送给了她。第二天，也就是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巴金（原名李芾甘）就在中国西部四川省成都地区的一个古老的上等阶层的大家庭里诞生了。巴金的祖父和曾祖父都曾做过官，在他出世几年后，巴金的父亲也当上了地方官。这个大家庭包括巴金的双亲、叔父、婶母、兄弟姐妹、表兄表妹、侄子侄女和大量的仆人，全家人都必须服从巴金的祖父。当然，对于幼小的巴金来说，他还不大懂得这一切。

一九〇七年的下半年，因为巴金的父亲调到四川北部广元县做官，于是他们这一房人也搬到那里：巴金和父母，两个姐姐，两个哥哥一起深居在县衙门的后院。这时的生活是幸福的。每天性格温和的私塾先生在书房里给他们兄弟姐妹发蒙，一个老仆人在旁边侍候着这些小学生。下午放了学，巴金就在院子里和哥哥还有一个十三岁的小丫头玩耍。周围长满了高高的青草和桑树，还有大大小小的鸡群在中间跑来跑去。孩子们一起拾桑葚，给小鸡起名字，做做游戏。

在李家小天地之外，世界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一九一一年四月，满清政府的铁道国有政策受到湖南、广东、湖北各省商团的强烈反对，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暴乱，四川的保路风潮尤为激烈。在一次示威运动中，政府逮捕了十多名请愿群众，这激起了更多人的反抗，于是军队开火了，枪杀了四十人有余。政府的这一举动，使抗议的呼声更加高涨，从而加速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的步伐。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其他省份纷纷宣告独立。随着满清皇帝的退位，中华民国于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成立。预示着即将到来的社会政治的大动荡。早在辛亥革命前，巴金的父亲就辞去了广元的官职，举家搬回了成都。

度过了广元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以后，巴金在消息闭塞的成都，在他祖父的管束下过了七年的富裕生活。他和表兄弟姐妹们一起玩耍，跟着私塾先生念书，而相当多的时间是和家里的仆人们一起度过的，有时还帮助他们做事。可以说，巴金是在和下人的密切而亲热的接触中长大的，这使他能够摆脱前人所因袭下来的森严的等级观念，看到穷人身上特有的美德，这些被欺侮、被蹂躏的人们那宽宏大量的心胸给童年的巴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使他最终成为他们的最热情的代言人。

一九一四年夏天，巴金的母亲在病倒三个星期后去世了。她的死至关重大，在送葬的当时是不会被充分意识到的。它给巴金的心灵上留下了永远无法愈合的创伤，在一本接一本的著作中，巴金笔下的人物仿佛都摆脱不了对于母亲的怀念，这大概是巴金从心理上对于母亲的依恋情绪的投影吧？直到一九二九年他甚至还在一篇充满了感伤调子的散文《我的心》中，写下了这样一些话：

“在这样大的血泪的海中，一个人一颗心算得什么？能做什么？妈妈，请你诅咒我罢，请你收回这颗心罢。我不要它了”。可是我的母亲已经死了多年了。

一九一七年巴金的父亲又去世了。在短短三年里就相继失去了双亲，这实在是个沉重的打击。在《忆》里，他写道：“给了那第一下打击的，就是母亲的死，接着又是父亲的逝世。那个时候我太年轻了，还只是一个应该躲在父母的庇护下生活的孩子。创伤之上又加创伤，仿佛一来就不可收拾。”从此，巴金结束了天真的童年，他睁开了眼睛，在大家庭的和平友爱的表面下，看见了仇恨的倾轧和斗争。

后来，巴金的祖父因为相信学了英语可以在邮局谋得一个薪水高的职位，就让他进入基督教青年会办的英文补习学校。但入学一个月巴金就生了三次病，这样，他的祖父只好请人教他学习英文。在巴金的父亲死后，祖父对巴金和善起来了，这使他逐渐地对祖父体现陈规旧律的身份淡漠了，更多地接触到了他本人。

一九一五年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他提出否定和废除旧的伦理道德，尊重和吸收新思想。一九一六年陈独秀任国立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当时受校长蔡元培的领导。一九一七年和一九一八年，《新青年》和其他一些进步杂志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他们共同主张昭示和批判旧中国的脓疮，接受西方思想。知识分子的这些行动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所发生的政治事件，即后来被称做的“五四运动”中达到高潮。“五四”事件使知识分子确信，要建设一个新中国，必须接受新思想，发起文学运动，教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仅在六个月的时间里，大约就有四百种用白话文写的新期刊出版发行。

当时，巴金和哥哥也在成都贪婪地阅读来自上海、北京的报刊。同时，巴金还迷上了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一八八〇年），这是一本富于雄辩的宣传政治活动的作品。

巴金在一定程度上受了克鲁泡特金的影响，开始不满足于闭门读书，而渴望去做一些实际的事情。

然而没有人来指导他，巴金曾给《新青年》编者陈独秀写了一封信，也没有回音，后来他得到了廖·抗夫的《夜未央》的中译本，让他看到了另一国度的青年为了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和牺牲。巴金还阅读了无政府主义者爱玛·高德曼的一些著作，这些文章是如此地征服了他，以致使巴金把她称为自己“精神上的母亲”，并和她建立了通信联系。

通过阅读活动，巴金被无政府主义所主张的对权威性制度、观念及理论作彻底批判的精神，和对人的理念、良知、道德完善的信赖精神吸引住了。

他行动的机会终于来了。巴金在读到本地《半月》杂志上刊载的一篇文章后，便写信给这个杂志的编辑，申请加入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组织“适社”，很快就被接纳。不久，他又和新朋友们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均社。他自称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写文章，出版书籍，与团体成员通信，吸收新伙伴，还在大街上散发宣传品。

在家里，巴金开始认识到这个共拥有二十多个男女仆人的庞大公馆的奢侈的生活方式，主要靠从租种土地的佃农身上搜刮来的地租支撑着。他也看到为这个家累死累活、当牛做马的奴仆们只能得到一点可怜的赏赐和报酬，过的是极其低劣的生活。他为社会的不公正所造成的这个家庭豪华糜烂的生活感到忿恨，厌恶时时发生在他的亲属间的勾心斗角和他们那种不劳而获的生活。他意识到祖父是操纵这个家的权威性人物，他把自己的家称为以旧风俗、旧习惯束缚个性发展，助长虚伪和欺骗之风的“专制的大王国”，他还看清了他的大哥正是这个旧家族制度的首当其冲的牺牲品。他的大哥，一个聪慧的年轻人因为与其父为他选择的一个女人结了婚，以致中断了学业，在父亲死后，又不得不担起了家庭生活的担子。出于对这个制度的愤怒和对自己的懊恼，巴金的大哥经常在深夜砸碎轿子上的玻璃窗来发泄自己的苦闷。每当巴金看到大哥受挫后所做出的这种错乱举动，他都同情得痛苦万分，心疼如绞。

一九一九年春节的夜晚，巴金祖父死了。在这之后，巴金的三叔成了家庭统治者。巴金感到这个家庭已经是日末穷途，不过，对于他来说，却由此获得了更多的自由。

一九二〇年的夏天，巴金和他的三哥一起进入成都外国语学校，共学习了两年半，由于他们没有中学毕业证书，按规定在这所学校里也就不能获得文凭，这使巴金的继母下决心送他们哥俩到上海去学习。

一九二三年春末，巴金和三哥抵达上海，六个月以后又迁转南京，考进东南大学附中。一九二五年毕业后，巴金本准备投考国立北京大学，但终因患病和五卅运动未能如愿。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巴金从上海动身去马赛，又从马赛到了巴黎，在那儿，他在一家古旧的旅馆租了五层楼上的一间狭小而通风不良的屋子，过着单调的生活。书本和寂寞蚕食着他的年轻的生命。为了安慰这颗孤独的心，巴金开始了小说《灭亡》的写作，还有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翻译。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巴金返回中国，以笔名“巴金”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灭亡》，仅从这笔名即可看出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对他写作生涯的影响。巴金在法国的两年期间，未获得任何文凭和证书，后来他写道：“我什么也没有学，连法文也不曾念好，只是毫无系统地读了一大堆书，写了一本《灭亡》。”实际上，他已成了一位作家，吸取了文学最基本的广博知识。

一九二八年与一九二六年末的中国一样混乱，蒋介石的北伐没有达到预定目的，军阀比南京政府控制了更多的地域。同时，工人的暴动连续不断，仅在一九二八年上海就发生了一百四十起罢工事件。在乡村，农民仍然受着地主统治和变幻无常的极恶劣的自然灾害袭击。

在这种环境下，鲁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作为中国最著名、最受人敬重的作家、批评家，团结青年男女以笔为武器致力于社会变革。在《小说月报》从一九二九年一月至四月连载了《灭亡》以后，巴金响应了鲁迅的号召，他以笔来表达个人的观点，宣传无政府主义的理想。

一九三〇年巴金创作了《死去的太阳》和《复仇》短篇小说集。内心的热情驱使他不停地写着。为了发泄个人的极度痛苦（巴金大哥于一九三一年自杀），他完成了《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家》的创作，还有《新生》《雾》和短篇小说集《光明》。一九三一年冬天，他到一个煤矿生活了一周，这个经历后来成为他的中篇小说《萌芽》（一九三四年出版时改为《雪》）的素材。一九三二年他写了一个富于浪漫色彩的故事——《春天里的秋天》和反映无产阶级生活的中篇小说《砂丁》。

尽管巴金强制自己不分昼夜地进行创作，但还是对他的作品能否起到变革社会的武器作用发出了疑问。一九三三年他称自己的创作对群众未产生什么影响，只能浪费精力和生命。他在短篇小说《光明》里描写了一个作家，也许就是巴金本人的疑惑不定的剖白：“文章，书籍，这有什么用呢？它们给人们带来苦恼罢了。”巴金经常以一种自怜的心境说他的著作从他身上吸去了太多的血和肉。但在平静下来时，他又承认从写作上得到了一种满足，并认为他的著作能够抚慰自己的身心。

巴金作为一个作家，他对广为传播的个人名望看得很轻，他的许多作品因政府检查官认为具有着破坏力而屡遭查禁。出于对中国令人窒息的政治气候的厌烦，为了在生活中寻到更大的自由和更美好的前途，巴金来到日本，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逗留到一九三五年七月。日本之行对巴金来说是失望的。一九三五年一月他写了一篇题为《繁星》的散文，文章中的“我”、大概也是巴金本人在扪心自问：“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方（日本——作者所加）？我所要求的自由这里不是也没有吗？离开了崎岖的道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来求暂时的安静，在一些无用的书本里消磨光阴：我这样的生活不就是放逐的生活吗？”像作品中描写的人物一样，巴金在日本经历了甚至比在中国更为严重的政治迫害。其时满洲国的皇帝溥仪将要访问东京，因此巴金被日本警察逮捕，在拘留所关禁了一天。后来这段经历成为他短篇小说《人》的素材。总之在创作的多产期，巴金深深地被内心的矛盾和为探寻真实的自我而困扰，尽管他没有参加什么活动，但却摆脱不了他所号召的行动及其他一些事情同他所逐渐意识到的自己无力改变世界的矛盾。

一九三五年七月，巴金以一种怅惘的心境回到中国，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任编辑工作。他编辑出版了大量的中外名著，还有中国青年作家的作品，并翻译了屠格涅夫的很多作品，写了《家》的续篇《春》和《秋》，及散文集《控诉》《忆》《点滴》《短简》。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巴金写了有感于这场战争的诗、散文，以及谴责日本人狂轰滥炸，鼓舞中国人英勇奋战的文字。当中国军队经过顽强的卫城战，从上海撤离时，巴金搬到法国租界地，他沉痛地听到南京陷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日本人在那儿犯下的滔天罪行和中国其他一些大城市包括青岛、杭州陷落的消息。

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巴金除了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还担任了《烽火》和《呐喊》杂志的编辑工作，并继续《春》的写作。一九三八年四月，他看过《春》的长条校样以后，离开上海前往广州，在那儿开始创作“抗战三部曲”之一《火》。

战争治愈了巴金的抑郁症，使他充满了爱国主义热情，他曾向一个朋友这样描述战时的广州情况：“这里也许和你们那里不同。在这里没有勇敢，也没有怯懦。这里的居民不爱死，但也不怕死；他们把‘死’看得很平常。它来拜访，就让它进来。它走了，左邻右舍也不因此惊扰。一个人死了，别的人仍旧照常工作。一幢屋毁了，别的房屋里还是有人居住。骑楼下的赤血刚刚洗净，那个地方立刻又印上熙攘的行人的脚迹。一个人倒下，一个人流血，在这里成了自然的事。甚至断头折臂也不是悲惨的命运。倒下去的被人埋葬，活着的更加努力从事工作。”

战争期间巴金颠沛流离，辗转中国，曾经到过长沙、武汉、温州和其他一些城市，并在广州、桂林、上海工作和生活。一九四四年五月八日，巴金和陈蕴珍女士在贵阳结婚。这年的五、六月间战争局势恶化，日本大举进攻，迫使中国军队放弃了湖南、广西诸省，六月十八日长沙被日本人占领。

于是巴金和他的妻子搬到重庆，在这个城市一直住到一九四五年战争结束。生活的贫困使他们不得不挤在一间小屋里，并眼看着许多朋友痛苦地死于肺结核。为此，巴金写了一系列的追忆文章，一并收入题为《怀念》的散文集。在这本书的前记里，他把这些死去的朋友称为“平凡的人”，他们不害人，不欺世；谦虚、和善，而有毅力坚守岗位；物质贫乏而心灵丰富；爱朋友，爱工作，对人诚恳……此外，巴金还写了三部重要作品：《第四病室》《憩园》《寒夜》。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但这个胜利并没有给巴金带来多少欢乐。他对这个胜利的感受生动地写于一九四六年的小说《寒夜》和富于戏剧性的散文《无题》里。就像《寒夜》和《无题》中的人物一样，巴金急切地盼望离开重庆，两个月后他回到了上海。他的三哥不幸身染重病，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去世。哥哥的死，除了使他痛心而外，也使他不再对战后政府抱很大幻想。一九四六年，巴金只写了几篇怀念死去的朋友的纪念文章，继续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编辑工作，并着手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一个反抗者的话》。这时，巴金仍支持中国无政府主义的活动，和无政府主义者保持着广泛的联系；他还对基督教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经常和一个比利时耶稣会的蒙斯特利特教士会面，此人当时正在写一部关于巴金的著作。一九四七年巴金发表了《寒夜》和几个短篇小说。

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取得胜利以后，许多作家被吸引到北京或上海，巴金一直在上海定居。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副主席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当选四川省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了一些国际性组织和政治会议。一九五二年三月，他率领全国文联赴朝创作组前往朝鲜，历时七个月。一九五三年八月停战以后，巴金只身再访朝鲜。一九六一年他参加了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委员东京紧急会议，一九六二年又去日木出席了第八届禁止核武器大会。一九六三年他去北越访问。此处，他还到中国各地去旅游，竭力宣传一个为保护公共财产严重烧伤的炼钢工人邱财康。

共产党以一九五二年的群众性整党运动为开端对文学界进行了严格控制，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愈演愈烈，这使建国前的作家大部分失去了创作能力。曹禺、夏衍、叶圣陶、谢冰心和茅盾都丧失了他们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期的革命热情。巴金是小心谨慎地进行写作。朝鲜的访问使他写出了《英雄的故事》，反映了战斗在朝鲜的中国人的精神面貌，这本书由北京外文出版社以《生活在英雄们中间》为题公开出版。

在一九五四和一九五五年的整风或称之为整顿工作作风的运动中，许多老作家被推出批判。然后是一九五六年提出“百花齐放”，至少从理论上，政府邀请作家来对各方面的情况发表意见。开始时的局面是缄默的，很快头脑简单的作家们就表示对共产党的官僚主义和其他一些弊病大失所望。一年以后，政府完全改变了政策，并惩罚了那些不满政府分子。

经过所有这些运动，巴金变得精明了。例如，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间，他曾保证以一年的时间写出“一部长篇小说、三部短篇小说和几部译作”。但一九五八年四月，他在为《文艺报》写的一篇例行公事的文章里，对美国作家霍华德·法斯特叛党事件，表示了比遗憾更深一层的恻隐之心。巴金经常受到批判，尤其是对他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发表的那些无政府主义的作品。尽管巴金已公开承认他对法斯特事件言语失检，围攻巴金，对他进行彻底清算的运动却一直进行到一九五八年十月，直到广大读者起来为他辩护这个运动才得以平息。

在这种环境下，对于巴金为什么在一九五八年的文章里，总要完全否定他的第一部小说里浪漫的无政府主义革命家形象，就可以理解了。一九六一年他检讨了自己脱离群众，关在屋子里和几个朋友只会空想的生活。承认他一直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路，愚蠢地相信笔能够改造社会。巴金还说他的文风不好，语言太不规范，翻译工作使他熏染上了欧化的遣词造句的方法。他更强调的是中国其他一些作家，诸如鲁迅、叶圣陶、夏丏尊、朱自清的作品使他获益非浅，成都的旧式私塾先生也使他得到极大的好处。后来他还后悔过去没有更多地学习中国古典文学，和适量地学点书法。

当巴金准备出版文集时，他修改了几部小说的结尾，以消除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他否认自己的笔名分别取自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首末音节，并为他所以接受了无政府主义做出合理的解释：

在五四运动后，我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时候，面对着一个崭新的世界，我有点张皇失措，但是我也敞开胸膛尽量吸收，只要是伸手抓得到的新的东西，我都一下子吞进肚里。只要是新的、进步的东西我都爱；旧的、落后的东西我都恨。我的脑筋并不复杂，我又缺乏判断力。以前读的不是四书五经，就是古今中外的小说。后来我开始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但也只是从克鲁泡特金的小册子和刊物上一些文章里得来的。……我却一直不肯抛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也可能是下意识地想用这种思想来掩饰自己的软弱、犹豫和徬徨，来保护自己继续过那种自由而矛盾的、闲适而痛苦的生活。……说实话，我当初开始接受新思想的时候，我倒希望找到一个领导人，让他给我带路。可是我后来却渐渐地安于这种所谓无政府主义式的生活了。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九六六—一九六八）正常的出版业被中断，旧书籍遭到没收或焚烧。巴金的著作也从书店和图书馆里消失了。甚至被销毁。像与他同时的其他作家一样，巴金也被揪斗，批判他的小资产阶级经历、创作中没有明确地表现革命路线（指明共产主义的方向），以及与无政府主义的长期联系，甚至还说他攻击毛泽东思想。这个批判在上海《文汇报》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六日刊载的一篇文章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此文称巴金为“大文霸”，还罗织了一些罪名。几个月后，于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红卫兵抄了巴金的家，捣毁了他的艺术珍藏品和藏书室，其中包括他所收集的有关无政府主义的文献。巴金对他们的这种行动稍表不满，立刻被红卫兵拖到人民广场，让他跪在碎玻璃片上，强迫他认罪。在对巴金进行种种侮辱时，一个目击者说，当时巴金气愤地喊道：“你们有你们的思想，我有我的，这是事实，即使杀了我，也无法改变它。”不久，巴金就进了牛棚。对于巴金“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情况了解不多，听说一九七五年他在上海工作，最近，一九七七年七月，他还为上海《文汇报》写了一篇控诉“四人帮”的文章。

巴金的个人经历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变化历程。在清王朝崩溃，中华民国成立的转折时期所出现的青年学生闹事、新文化的传播运动，日益严重的外国侵略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内战等等，无不对巴金产生着影响。他很难地度过了长时期的抗日战争，迎来了一九四九年共产党的胜利。

在巴金一九四九年以前创作的著作中，至少可以看出他对艺术的信念是始终如一的。他被一种热衷于传道的使命感所鼓舞，要竭尽全力地去建设一个公正的社会和强大的中国。他说自己是为了要申诉才来写小说的，一再声称他不是一个艺术家，他所追求的是比艺术更长久的东西，如果必要的话，他将毫无顾惜地舍弃艺术。他写作的目的只有一个——激起读者对黑暗的憎恨，对光明和真理的爱惜。

与这个信念相一致，在巴金早期小说中，他抨击亲眼所见的社会罪恶：资本主义制度，外国人对中国劳力的剥削，等等。三十年代是巴金最多产的时期，作品主题集中于一点：旧家族制度的衰落和罪恶。《春天里的秋天》是他所取的杰出的成就——《激流三部曲》的序曲，它令人信服地阐述了旧的家族制度仍在现代中国制造着悲剧这一事实。《家》作为《激流三部曲》的第一部，受到了普遍的称誉和欢迎，人们经常就其主题及人物形象范围广阔而把它比作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在四十年代，巴金所爱好的取材范围又重新回到了家族制度上，这在《憩园》和《寒夜》里可以得到证实。

在抗战时期，与其他许多作家一样，巴金在他的短篇小说和《火》三部曲中都描写了爱国主义的行动。从《小人小事》中可以看出，战争题材对巴金失去了诱惑力，他转而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写那些“小人物”，他对中国所抱的悲观态度随着战争的延续而增长，这充分反映在《第四病室》，尤其是《寒夜》里。

通过巴金的生平我们可以看到，他在编辑工作方面，从未动摇对于祖国和人民的关注。在创作上，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乐观主义，到四十年代的绝望，反映了他的情感的旅程。毫无疑问，巴金的主要成就在于他为二十多年来的中国描写了一幅有着丰富的蕴涵量的图画。这是一个艺术家的个人经历的记录，又真实地反映了那个骚乱的年代。

因为强调内容和社会功利而忽略艺术形式，巴金的一些小说尽管很受欢迎，但艺术性却是不很高的。苍白的革命者、呆板的人物，经常采用的一种笨拙而单调的文体，这也许是因为没有自觉地追求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所致。但一个显著的例外是《寒夜》，它可列为巴金的杰作之一。它证明了巴金在艺术上前所未有的成熟。此外，这部小说着重描写了长期的战争所带来的令人恐怖的局面。通过黑暗、寂寞的夜晚和变换季节的形象化描写，渲染了面临毁灭时所特有的气氛；通过景象的描绘，给读者以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通过对话，展现了主要人物之间的冲突；通过角色的独白，揭示了主要人物的心灵世界。所有这些手法的使用都有助于抑制小说过于激烈，而使读者加深对于处在战争最黑暗时期的现代中国家庭成员状况的认识。

读过《寒夜》的人，大多会被小说自始至终所贯穿的死亡的氛围所感染，这是巴金成功地创造了一个主要的意象“夜”，而取得的艺术效果。小说共分三十章，另加一个尾声，描写白天景象的只有六章（3、4、5、9、17和25章），白天与黑夜相交叉的也只有八章（11、12、13、14、20、26、17、29章），其余十七章（全是主要章节）都被安排在夜晚。

为了有效地传达出这种死亡的氛围，巴金着重渲染了忧郁、沉闷和阴暗。描写白天甚至也从没有太阳，天永远是阴，多云，好像随时都会下雨似的。他所写的夜晚，一般都是又黑又冷，闪着昏黄的灯光。小说以灰黑的街道场景开头，很快又转入主人公汪文宣的公寓前，这个门口被描写得象窑洞一样，圆圆的门灯发射着暗红光，照出汪文宣紧紧关闭着的两间住宅。一有情况发生，汪和他的母亲不得不用蜡烛取亮，房外的街道也是漆黑一片，顶多在黑黝黝的夜幕下孤伶伶地闪着几点光亮。

如果说一切背景都是黑的或接近黑的，那么小说的一些人物和许多身份未明的角色也是幽暗。在第一章里，他们是蜷缩在黑夜中的影子，在寒风中匆匆而过的行人。还有睡在汪文宣房外的孩子，尾声里的难民，及举着蜡烛上楼梯的张太太。

在黑夜里还充斥着各种噪音，老鼠一边啃楼板一边吱吱叫的声音，唐柏青的妻子呼喊他的惨叫，一个妇女凄切地唤她生病的孩子回来的悲号，还有每天晚上都萦绕于耳的小贩那炒米糖开水的叫卖声。

夜晚又是恶梦缠身的时刻。汪文宣有着一系列的梦，小说第二章就是以大段描写他所做的梦，开头的他梦见妻子树生和母亲吵嘴后离开了他，这个恶梦本身就预示了小说的结局。随着情节的发展，汪文宣的身体明显恶化，而思想却更敏感了。在他卧倒在床的时候，又做了许多梦，而每次都不是他的妻子和一个人跑了，就是他或者他的母亲死了，在一天晚上，或者说是天还未亮的时候，树生真的离开了他到兰州去了。她的走带去了汪文宣的一切，从此，汪文宣开始了他死亡前的最后挣扎。唐柏青的妻子的死于难产，他本人被卡车压死，钟老和汪文宣分别死在医院和家里，这一切也都发生在夜里。

黑暗沉闷的环境并不仅仅是作为加强死亡氛围的装饰性背景，而且还是使这部小说获得整体感和协调性的重要的结构手段。例如，在第一章里，汪文宣听到从黑暗角落传来的不满的牢骚，在尾声里，孤独的打着冷噤的树生也无意中听到过路行人评论日本投降后，生活未得到丁点儿改进的抱怨，这种描写取得了首尾呼应的效果，这非常清楚地意味着苦难仍未熬到头。黑暗和阴沉笼罩着全篇，象征着小说中的人物，尤其是汪文宣的灰色的生活。

除了把黑夜做为小说的一个主要意象之外，巴金还利用季节的变换来反映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小说在秋季开头，在秋季结束，整整历时一年。秋天是一个容易使人联想起行将灭亡的事物的季节，它时常通过汪文宣对于寒冷的感觉暗示出来。在巴金阴冷的世界里，冬天的时节最长，在这长得似乎没有尽头的冬季，汪文宣和他的母亲、妻子遭受着连绵不绝的痛苦。是在冬天，汪文宣发现自己已病入膏肓，失了业，丢了妻子；也是在冬天，汪的母亲对媳妇愈加不满，为生重病的儿子的前途担忧；仍是在冬天，树生为是否去兰州伤透脑筋。春天是个打破人们的梦想的季节，在这个时候，汪文宣的身体未有一点好转的迹象，这证明他母亲想往春天到来，儿子的身体就会好起来的希望落空了。树生在出走后，也徒然地追求着她所得不到的幸福。夏天毁掉了汪文宣，也使汪的母亲陷于绝望的境地，她失去的不仅仅是儿子，也是她的唯一的靠山。又是一年的秋季，树生回来了，但她所得到的仅仅是丈夫病故的消息，她开始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自己被浪漫的幻想欺骗了。冬天又要来了，那又是一个痛苦的难以预想的，就像以前她和丈夫、婆婆、儿子在那两间房子里度过的那个漫长的冬天一样的季节。

除了借夜的意象和季节的变换来表现毁灭的景象和人物的内心世界之外，巴金使用了扼要的、场面特写式的叙述方法。基本上是该简单的地方就一带而过，该强烈的场面就重金浓彩。比如，树生启程去兰州（第23章）和汪文宣的母亲在儿子病床前的守夜（第30章），这两个场面都是极其感人的。首先要提的是从曾树生即将离开的那个晚上，汪文宣焦急地盼望她赴宴归来，到曾树生回来整理行装，最后他们诀别的那段，对人物一举一动和每一闪念的细致描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难忘，最哀婉动人的篇章之一。其次还有对一个母亲在关心儿子时表现出的带着占有欲的爱和对她在加深彻底绝望程度上所起作用的描绘也是生动的。

这种场面描写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力，而且巴金使用的对话形式不仅取得了直诉于读者的效果，还展现了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冲突。比较突出的例子是，汪的母亲和她儿媳之间的相互辱骂（第18章），这一章很明显地揭示了传统观念和中国现代妇女的尖锐矛盾。另一个例子是汪文宣为劝说赌气出走的妻子和他一起回家，在奢华的国际咖啡店里的一次谈话（第5章）。这个谈话泄露了汪文宣对他妻子的依赖程度之深和他妻子对一切事情包括对自己的职业和家庭的不满。

巴金在《寒夜》中采用的另一极其精彩的手段是内心独白或称之为“意识流”。巴金式的独白不同于詹姆士·乔伊斯、亨利·詹姆士和弗吉尼亚·沃尔夫。它是按照思维意向的逻辑顺序组织起来的，最意识流的最后产物而不是杂乱无章的意识流动的本身。要证明这一点，可以第一章为例。汪文宣从防空洞里出来，浮现在他脑子里的概括起来说就是他的家庭生活。巴金还擅长以书信形式揭示人物的思想面貌，使读者能触摸到人物的思想感情。例如，树生在写给丈夫的信里，淋漓尽致地揭示了自己的心灵，分析了她与丈夫断绝关系的心理。巴金的又一写作技巧是细致入微地描写揭示人物的无意识的梦幻。例如，汪文宣对夫妻关系的危机感，对树生的依赖和爱，对母亲的孝，对前途的恐惧，在上面谈到的（第2章）连续不断的梦里彻底地表现出来。

《寒夜》的伟大成就之一在于巴金生动地塑造了母亲、妻子和汪文宣的形象。汪的母亲是个寡妇，动辄毫无益处地抬举或教训自己的儿子，旧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她认为已婚妇女必须服从丈夫，孝敬婆婆，操持家务。她看出儿媳有着和她完全相反的生活方式和不相容的价值观念，为了树生和她儿子结婚时未举行适当的仪式而厌恶她；而且对树生在银行里工作，还能为她孙子付学费耿耿于怀，非难树生打扮得像个“花瓶”，不做家务活。

汪文宣母亲对树生现代女性的优越条件的不满，几乎赤裸裸地暴露了她未明说的要永远占有儿子的愿望。她喋喋不休地在儿子面前唠叨说，树生不会总跟着她，不过是他的情妇而已，试图在儿子与媳妇之间造成裂痕。而在汪文宣看来，她将永远是他的好母亲，总是在给孙子补大衣，在寒冷的天气里洗衣服，做着各种家务活，为儿子的身体健康担忧。当汪文宣肺结核病情恶化时，他母亲干着中国四十年代的仆人都很少赶得上的家务劳动，擦地板、打扫卫生、做饭、熬药、护理，一直期待着儿子最终痊愈。但无意识地并且几乎是与此同时并存的是，她也认识到汪的死会使她获得某种优势，因为到那时，她的儿子就永远属于她的了。她的希望之一就是让汪文宣在她的心目中永远保留着年轻、未被玷污的孩子的印象，汪的死会使她的这个愿望得以实现，并让她在与树生的整个对抗中获得胜利。

在这个家庭里，明白这种争斗不过是为了一个成年男子而发生的人是树生。巴金把她描写成一个健全的但意志薄弱的妇女。三十四岁，富有魅力，她喜欢和她的上司去咖啡店，跳舞，这些活动占用了她太多的精力，竟使她抽不出时间来陪陪生病的、时常哀诉的丈夫。每当她下班回家，一看到阴暗的房子、对她怀有敌意的婆婆、病怏快的丈夫和沉默寡言的儿子（在小说中他是个次要人物），就简直无法忍受。作为一个从过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新女性，她要不失时机地去寻求生活所能提供的一切幸福。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结束这个象征她的沉闷生活的漫无止境的冬天，树生既被文雅、富裕的上司陈经理所吸引，又抗拒着他对自己的诱惑。陈经理对树生的执拗追求，为她展现了一个自由而新鲜的天地。树生希望生活得好一些的梦想，只能通过与陈经理的关系，通过摆脱重庆这个家到兰州去的这条途径得到满足，这告诉我们，她的抱负受到了多么大的限制。这也是她敌不过婆婆的原因所在。树生在内心的需求和外来的诱惑间徘徊，最后她终于意识到，她不能接受陈经理的爱，她真正爱的是汪文宣。但这时已经太迟了，她丈夫早在一个多月前就病故了。她的生活只能被视为失败的记录。她和丈夫的破裂，究其原因，在于她本人的短处，因为她对丈夫三心二意，缺乏与婆婆较量的能力和韧性，或是说她不能分担丈夫极度的精神痛苦。

汪文宣是两个女人争夺的焦点。由于汪很小就失去了父亲，因此他的恋母倾向越来越严重，以致扭曲了他的整个生活方式。尽管他爱自己的妻子，但当他和妈妈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不能完全属于她，因为只要他妈妈活着，汪就不能真正地去爱别的女人。母亲与妻子的对立折磨着他，他又没有内在的力量，也许是没有在两个女人之间选择一个的欲望，只能尽力地敷衍和拖。尽管他明知妻子将和另一个男人去兰州，但他不愿妨碍妻子去追求幸福，心甘情愿地允许，甚至可以说是故意地促成了这件事。他的色情受虐狂（一种以受异性虐待为快的病态色情狂——译者）使他打算为自己这个不称职的儿子让母亲遭受了不必要的痛苦而赎罪。他的潜意识在为那些绝大部分都是自己虚构出来的罪行而求一死来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从与另一个女人的关系中解脱出来，再一次成为完全属于母亲的纯洁而单纯的儿子。

《寒夜》是一件成熟的艺术珍品，在这里，巴金成功地运用了渲染气氛、突出动人的场面、冲突和人物的内心世界等艺术技巧。在这部小说中，没有某一个人是坏的，没有反面人物——只有通向最后悲剧结局的命运不幸的复杂人物。除了对于战时重庆严酷现实的真实描绘外，巴金的主要成功之处似乎还在于他对人的动机和行为的探测。所有这些都使《寒夜》成为巴金的杰作之一。

（李今 译）

（选自《巴金研究在国外》）

［附录］《寒夜》英译本序（二）

近来，西方对中国小说，一直怀有着与日俱增的兴趣，出版了大量的长短篇小说英译本。其中有W.J.F.詹纳编辑的《中国现代小说》（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七〇年版）；夏志清和约瑟夫·S.M.劳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一年版）；Jr.威廉·A.莱尔翻译的老舍《猫城记》（哥伦布，俄亥俄州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西里尔·伯奇的《中国文学选集》第二部：《从十四世纪到当代》（纽约，格罗夫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戴维·霍克斯翻译的曹雪芹《石头记》的前两卷（巴尔的摩，企鹅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七年版）；内森·茅翻译李渔的《十二楼》（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五年版）；约瑟夫·劳与蒂莫西·罗斯的《—九六〇—一九七〇，中国台湾小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一九七六年版）；安东尼·于的一卷本《到西方去旅行》（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版），另外还有一些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书籍。虽然这些情况都是重要的和鼓舞人心的，但毫无疑问，中国大量的优秀作品还未被译成英文，尤其是反映二十世纪的中国及其苦难人民所连续遭受的战争、自然灾祸和政治动乱痛苦的作品，还没有被翻译介绍过来。

中国二十世纪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是巴金，他在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不但得到学生们也为一般群众所特别喜爱。据一九三七年对中国的大中院校学生们所作的一次调查，巴金是仅仅次于鲁迅的最受爱戴的作家。从一九七二年中国大陆的报道中可以看出，那时他再一次成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所特殊喜爱的作家，并有许多读者把他的作品并列《水浒》《三国演义》这些中国的古典名著之中。在西方，也有一些关于巴金作品的评论文章，如：O.布利耶尔在一九四二年，J.蒙斯特利特于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发表的一些文章，还有奥尔格·朗一九七六年发表的巨著《巴金和他的著作》。一九七五年，巴金和茅盾同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提名者和英法作家们认为，在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取得胜利之前，巴金和茅盾是把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表现得最为出色的两个作家。

巴金的许多著作都已译成外文，如：约瑟夫·凯尔黔的《憩园》德文译本（慕尼黑，汉塞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短篇小说集《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的英文译本（北京，外文出版社，1954年版）；西德尼·夏皮罗译；《家》（北京，外文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多布尔戴·安克尔图书出版社一九七二年再版）还有《寒夜》的日、俄文译本（东京，刊屋四隈书房一九五二年版，莫斯科，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也有意大利文和波兰文的一些译本。

在巴金的未被译成英文的著作中，《寒夜》（一九四七年）是他在民主革命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它表现了长期的抗日战争所引起的令人厌烦的局面，集中了战争的最后一年巴金在重庆时的个人经历，在这部作品里，巴金着重详细地描写了重庆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大量的失业，时疫，饥饿，政府对人民生活的漠不关心和人们精神的崩溃。这是一部交织着苦难和仇恨，向着中国社会和当时政府发出严厉抗议的作品，它说明了一个普通人怎么会牺牲在人们、也包括他自己的手下，在技巧上，作者通过季节的变化和阴暗、寂寞的黑夜的形象化描写，渲染了毁灭的气氛；景色和其他一些文学手法的使用给读者以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使读者能够进入人物情绪中去，体验人物的思想和感情。《寒夜》作为一部心理小说，为巴金的散文小说艺术增加了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寒夜》的成就所在。

这是《寒夜》的一个完整的译本，它根据容易找到但没有注明年月日的香港文化书店的版本，而不是依照一九四九年后收入《巴金文集》（十四卷，香港南国出版社，一九七〇年版）的版本译出，尽管这两个版本只有一些不很重要的风格上和政治上的变化，但我们认为一九四九年前的版本更忠实于巴金的本意，后来经他修订的版本，反映了巴金企图适应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国政治的倾向。

因为中文和英文间的差异，我们力求用英文流畅地全面地表达出中文的意思。在原文显得过分冗长的情况下，我们冒昧地删除了多余文字并意译了某些用语和词句，另外，为了使这译本更投合西方读者的趣味，我们还重新调整了段落顺序，使用的是韦德—贾尔斯的翻译方法。

谨此，我们向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所给以的鼓励和提供的意见，向亚利桑那大学的威廉·舒尔兹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路德米勒·帕斯卡娅小姐和希彭斯伯格州立学院的马克·A.吉维勃教授在全部阅读了原稿后所提出的宝贵建议，向我们的妻子的支持和理解致以谢意。

我们还要向弗朗西斯·K.潘博士，T.C.赖先生，约翰·迪内神父，斯蒂芬·C.苏恩先生和中文大学出版社的其他人员在编辑方面所给以的协助和建议表达我们至深的谢意。

（李今 译）

（选自《巴金研究在国外》）

1. 本文系《寒夜》英译本（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年）序（一）。——译者
2. 内森·K.茅即茅国权，美籍华人学者，英文名为Nathan K.Mao。刘村彦应为柳存仁（1917—2009），译者根据柳存仁的英文名Liu Ts'un-yan回译，故误为刘村彦。——编者
3. 《巴金文集》（14卷本）第10卷《忆》第10页，香港南国出版社，1970年版。因为这是最为通行的一个版本，本文所引用的资料，除其他方面外，均出于此。以下简称《文集》。
4. 译文原文如此。——编者
5. 《文集》第10卷《生的忏悔》第29页。
6. 《文集》第10卷《忆》第5页。
7. 詹姆士·E·谢里登：《分裂的中国》第121页，纽约自由出版社，1975年。需要明确的是，“五四”一指1919年在北京地区发生的学生示威运动，另从广义上指1917—1927年这十年左右的时期。
8. 《文集》第10卷《短简》第8页。
9. 《文集》第10卷《忆》第66页。
10. 奥尔格·朗《巴金和他的著作》第7页：“‘巴’取自巴枯宁的首音，‘金’取自克鲁泡特金的尾音。”
11. 《文集》第14卷。
12. 奥尔格·朗在《巴金和他的著作》（第249页）中把《雪》比作左拉的《萌芽》，并认为二者都有引人之处。
13. 《文集》第2卷《砂丁》第3—4页。
14. 《文集》第7卷《写作生活的回顾》第8页。
15. 《文集》第10卷《忆》第104页。
16. 《文集》第7卷《光明》第10页。
17. 《文集》第10卷《忆》第104页。
18. 《文集》第10卷《生的忏悔》第37页，《点滴》第23页。
19. 《文集》第10卷《点滴》第26页。
20. 《文集》第10卷《控诉》第22—23页。
21. 《文集》第11卷《旅途通讯》第13页。
22. 《文集》第10卷《怀念》第3页。
23. 陈丹晨：《小说家巴金》，载《中国文学》1963年第6期。
24. 默尔·戈德曼：《共产党中国的文学异端》（Literary Dissent in Communis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244页，第34—36、37页。
25.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耶鲁大学出版社，1961年），第640页。
26. 《文集》14卷《谈〈灭亡〉》第18页。
27. 《文集》14卷《谈〈灭亡〉》第34页。
28. 《文集》14卷《谈〈灭亡〉》第36—37页。
29. 《文集》第173页。
30. 《文集》第10卷《短简（一）》第12—13页。
31. 奥尔格·朗译：《家》，纽约双锚图书公司，1972年，第25页。
32. 参看内森·茅：《巴金情感的旅程：从希望到失望》，载《中国语言学报》，1976年5月第11卷第2期。
33. 鉴于西方读者可能会认为这部小说带有一种很矫揉造作的感伤情调，因而需要着重指出，感伤调子一直是中国小说、诗歌的一大特征，并且这部小说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真实地表达了作者的感伤情绪，而不是作者在小说中造成的哀婉氛围。
34. 参看奥尔格·朗：《巴金和他的著作》，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3、275、285、363页。
35. 参看台北《“中央”日报》1972年8月2日。
36. 参看唐纳德·A.吉布斯、李蕴珍：《1918—1942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翻译目录》，哈佛大学出版社，1975年，第150—151页。
37. 参看《明报月刊》10卷11期，1975年11月，第10—11页。
38. 奥尔格·朗：《巴金和他的著作》，第353—3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