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创办爱国社

20世纪的上海，乃是中国近代的通都大邑，常能领得风气之先。戊戌变法之后，不少仁人志士投奔此地。“庚子”事件后，海外反清力量渐起，其依托沪上租界，联络同道志士，展开活动。大批文人志士在此办报兴学，各种新式学说绝地而起，进而辐射全国。

蔡元培身为学界名人，在此期间很快便组织团体，谋划革命之路。时间虽不长，但这短短的三四年，就改变了他一生的政治归属。

蔡元培主持的爱国学社，活动多集中在1903年上半年。学社主要模仿日本西乡隆盛等人提出的“重在精神教育”的办学理念而所授各科学，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

蔡元培曾在学社祝词上说：“希望同学们努力学习，用学到的知识、思想普及全国，就像神经联系着脑筋而遍布全身一样……学社如果能有这样的希望，那么中国的前途，就会因你们而有希望了。”

爱国学社刚刚创办时，困难重重。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经费，有时候竟连吃饭的钱都拿不出。为此，蔡元培只得赶赴南京，求助蒯光典。而此时，蔡元培的长子病重，等到他到了码头正要乘船驶向南京之时，家人传来信息，称阿根已经离开人世了。蔡元培挥泪而去，托付友人为其办理丧事。几天后，他筹款归来，解决了学社的燃眉之急。

当时，学社中的不少教师乃是教育会成员。蔡元培负责讲授伦理，吴稚晖传授天演论，章太炎教高级国文，理科教员则由科学仪器馆的同人担任；英语教员由外籍女教师担任；体育教员为何海樵、何山渔。

教员们大多是义务教学，并非靠学社工资维持生计，而是有其他经济来源。后来学社和《苏报》合作，众教员为《苏报》写稿，报馆给学社提供资金支持，减少了学社部分经济压力。

爱国学社与一般的教学机构不同，它自由之风甚浓，凡事需众议，完全自治。社员以“联”为单位，20多人为一联，学生可任意组合。但凡学社要事，均由学联开会讨论决定，不得擅自篡改，最后由主持者执行。

进入爱国学社的学生，均反对专治压迫，极其期望民主、自治的制度。而学社总理的行为，刚好符合他们的意愿，令他们十分欣赏。事实表明，爱国学社兼任讲学与革新双重任务，是当时不可或缺的社会团体。

随着爱国学社影响力的增加，各地方退学风潮日益严重，来学社就学者日益增多。

1903年4月，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因扼制学生思想，禁止学生读新书，致使31名学生退学。一些学生代表便纷纷向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求助。因此，蔡元培代表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对他们进行了援助。在蔡元培鼎力相助下，31名学生全部加入爱国学社。

同年4月，浙江杭州求是大学堂无理开除学生，导致80多名学生退学。退学学生欲仿效爱国学社，自建民塾，想请蔡元培等人略作指导。而蔡元培却因事务繁忙不能亲临，只能在《苏报》上撰文，以示声援。此时的爱国学社，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学生增到150多人。学生在校除了学习知识，还会参加各种社会活动。

蔡元培有着极高的政治热情，毅然决定参加革命工作。自是年2月，他便率领学生，举行演说，评时事政治，发表政治意见，这对后来的社会产生很大影响。3月之后，他又同日本留学生遥相呼应，先后发起拒法、拒俄运动，揭露广西巡抚的卖国图谋，抗议沙俄侵占东北的行径。

当时有报道称，广西巡抚王之春为平定境内的叛乱之徒，欲奏让法国军队镇压，并向亨达利洋行借款，称事平之后，以广西路矿作为酬谢。

东京留日学生听后，极度愤怒，于4月24日致电朝廷，要求惩办王之春，还请中国教育会响应。随后，蔡元培率学社成员积极投身到抗法行动中去。

次日，在上海的广西人士以及各界代表于张园集会，爱国学社和中国教育会全体参会，蔡元培、龙泽厚、徐敬吾、钱宝仁、马君武、吴稚晖、邹容、叶瀚等人在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外国干预是亡国的原因，而两粤沦陷只是糜烂之始。

蔡元培呼吁道：“全国人民的事，不是一两个省的事……现在我等对付王之春，要桂省人民先从本地阻挠此事，上海及各地遥为声援，遍告同志，就今日起，立一团体，专为阻法兵干涉而设。”

不久之后，拒俄运动事起。3年前，俄国入侵我国东北三省，《辛丑条约》签订后，并未撤兵。直到1902年，清廷又和沙俄签订《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军分期撤出东北境内。可军队还未完全撤出，俄又违反条约，不仅不撤兵，还提出新要求，企图继续霸占东北。消息传入群众耳中，引起大家强烈不满，于是更大的拒俄运动就此掀起。

4月27日，蔡元培率教育会和学社成员参加拒俄大会。4月29日，东京留日学生集会，揭露沙俄的罪行，组织成立拒俄义勇队，但遭到日本政府的阻挠，后改成军国民教育会，欲到前线作战，其中，汤尔和、钮永建先归国请愿。

4月30日，拒俄大会再次发起。这次大会比起上次，规模更大，除了学生之外，包括上海各界人士，到会人数达1200多人。大会上，蔡元培率先演讲：“上海应设国民公会以议论国事，如东三省、广西等之最要问题。”于是将原拟的“四民公会”改为“国民公会”。之后，马君武等人先后发表演说，全场齐唱《爱国歌》。

大会进行中，留日学生来电，蔡元培当场宣读：“俄祸日急，留学生已电北洋主战，结义勇队，愿赴前敌。望协助。”

电文读完之后，有人倡议说：“吾辈非中国人耶？有表同情者，请从吾在草地向东鞠躬，以表对留学生之爱国心。”话音刚落，蔡元培便带领队伍朝东鞠躬，表达其对留学生的支持。蔡元培在演说中提议建立组织，协调行动，洋溢着爱国的激情，以警醒国人的愤慨。

随着学社工作的继续开展，人们渐渐认识到，只搞演说之类活动是不够的，必须有实际的行动才能更有成效。于是，爱国学社仿照东京留学生，也成立抗俄义勇队——后改名军国民教育会，进行军事操练。

此时，本是长袍马褂的蔡元培也主动参加，剪去长发，脱去长袍，躬身实践，共同演练。精神和实践相结合，学社工作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久，蔡元培、吴稚晖让南京、杭州等地退学的学生，也转入爱国学社。

对于这些活动，一些顽固派是极端反对的。《申报》《新闻报》等几家大报，亦持有反对论调。因此，学社认为，只有建立属于自己的机关报，才能成为爱国学社之所需。

当官立学校学潮此起彼伏之际，陈范主办的《苏报》批“学界风潮”一栏，对其予以详细报道，让人耳目一新。随后，教育会和学社决定与苏报馆合作，报社每月为学社资助百银元。这样一来，蔡元培倾向革命的主张便有了媒体的传播，比起张园演说，此影响更为广阔。

《苏报》，本是上海一个普通小报，曾在日本驻沪领事馆注册，最初是为了宣传维新思想，后又转向反清革命。后经营不善，难以维持，办了两年后便于1898年转让给陈范。

陈范，字叔柔，号梦坡，湖南衡山人，是院江西铅山知县。因曾替百姓说话，冒犯洋人被罢官，后移居上海。陈范手中的《苏报》由汪文溥主笔，多无新意。而自从陈范入会，与蔡、吴联手，《苏报》便彪炳史册。

在此之前，南洋公学退学风潮之时，陈范的外甥沈联，正是南洋公学学生，又是退学潮的积极分子。陈范为了支持学生行为，特地在《苏报》中设立“学界风潮”栏目，专门记述各地学潮事宜。

如此，《苏报》渐渐成了教育会的机关报，也即是成为教育会和学社喉舌的原因。

蔡元培为《苏报》撰写文章多不可考，仅知《释“仇满”》。其时，革命烈士排满情绪甚烈，甚至有人主张“驱逐住居中国之满洲人或杀以报仇”，蔡元培的文章即对此而发。文章以平和笔调论证汉满两族同化的事实，认为满洲人实乃政治特权代名词，其特权有三：世袭君主，驻防各地，不治实业。文章批评那些“无满不仇，无汉不亲；时之有利于满人者，虽善亦恶；而事之有害于满人者，虽凶亦吉”的偏执，同时，也坚信“世运所趋，非以多数幸福为目的者，我成立之理；凡少数特权，未有不摧败者……民权之趋势，若决江河，沛然莫御”。

蔡元培在革命的同时，不乏冷静的态度。不过，此文被“反满热潮”淹没，并未有多少轰动。其时，人们根本不会发现其价值，等他们有所认识之际，已时过境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