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暗流涌动

在南下的教授、学者中，鲁迅是独特的一位。鲁迅除了被通缉而需要南下外，也存在其他原因。尽管他无法明说，然而在《两地书》(即给许广平的信)中略有透露：“我来厦大，虽是为了暂避军阀官僚‘正人君子’们的迫害。然而小半也在休息几时，及有些准备。”这里不妨引用韩石山在《高长虹与鲁迅的反目》一文中的说法：

鲁迅当年离开北京，有人说是为躲避反动当局的迫害，有人说是为了投身南方火热的斗争。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离题太远。其时“三·一八”惨案已过，段祺瑞政府垮台，北京为奉系军阀张作霖占据。鲁迅既非共产党人亦非国民党人，并未从事什么实际的革命活动，也就谈不上受反动当局的迫害。既是投身南方火热的革命斗争，就该去有革命策源地之称的广州，怎么要到偏远的厦门？

不必讳言，鲁迅当年的离开北京，主要原因是与许广平的恋爱。不管怎么说，鲁迅是有妻室的人，又不打算离婚，而许广平是他的学生又不会甘心去做小老婆。这样他俩要在北京结合就有许多不方便，最好的办法只能是同去外地。正好林语堂邀请鲁迅去厦门任教，许广平大学毕业要回南方，两人便同车离开北京，到上海后暂且分手，一个去了厦门，一个回了广州老家小住。后来鲁迅也去了广州，再后来两人又一同来到更适合他们居住的上海。未必全是事先的策划，事出有因是明明白白的。

韩石山的说法，不一定完全正确，但他说鲁迅与许广平之事却是事实。还有，只要读过鲁迅《两地书》的人，都知道鲁迅对厦门大学的校长林文庆是不满的。过去有一种观点，只要鲁迅反对的就是不好的，只要鲁迅拥护的就是对的。实践证明，鲁迅骂过的人未必都是坏人，正如季羡林所说：“今天，事实已经证明鲁迅也有一些话是不正确的，是形而上学的，是有偏见的。”因此，对林文庆半生坎坷、功绩卓著是不应回避的。

林文庆(1869—1975)，字梦琴，原籍福建海澄，1869年10月18日(清同治八年九月十四日)生于新加坡的一个华侨家庭。1887年，因学习成绩优异，获得英女皇奖学金，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1892年获得医学内科学士和外科硕士学位。以后，香港大学又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林文庆虽受英国教育，但对汉语也有较深的造诣，并熟谙闽、粤方言。他还精通马来语、泰米尔语、日语等，被誉为“语言天才”。1899年，他作为新加坡第一所女子学校——中华女校的创办人之一，率先捐献了建校舍的土地。他的夫人黄端琼也亲自到女校任教。黄端琼系老同盟会员黄乃裳之长女，受过良好的中英文教育，又曾游历、考察过英、美等国。1896年与林文庆结为伉俪后，积极支持并参与丈夫的社会改革事业。

1921年4月，陈嘉庚创办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邓萃英上任不久即辞职，陈嘉庚遂聘请林文庆当校长。厦大开学后，林文庆亲自对学生进行英语口试，并将口试情况通报全省各公、私中学，对推动福建省外语教学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直到1937年厦大改为国立，林文庆才辞职回新加坡。他在厦大任职16年，在厦门岛上荒凉的一角，建立起一座规模宏大的学府，校内设施、院系组织、课程设置以及教授的延聘，都参照欧美大学而改进，使厦大成为全国闻名的私立大学。1934年，陈嘉庚经营的企业在世界经济危机的袭击下宣告破产，厦门大学也濒于关闭，林文庆毅然与陈嘉庚分忧，只身南渡，为大学筹募经费，共得20万元，使厦大度过难关。他用《大学》中的“止于至善”四个字作为厦大的校训，以培养学生“人人为仁人君子”。1926年，厦大成立国学研究院，林文庆亲自兼任院长，自称“对于国学，提倡不遗余力”。他除了主持日常校务之外，还从事儒家伦理的研究以及其他多方面的著述活动。他喜爱屈原的《离骚》，并于1929年完成《离骚》的英译，由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H·A·Giles)和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R·Tagore)作序出版。1930年，他兼任上海出版的英文期刊《民族周刊》主编。他的主要著作有《从内部发生的中国危机》、《东方生活的悲剧》和《新的中国》等。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厦门大学各种矛盾开始浮出水面。林文庆开始有所醒悟了：林语堂不仅把北京的文化名人请来，而且，林语堂的二哥林玉霖在厦大文科哲学系任副教授，弟弟林幽是文科外语系的讲师，如果厦门大学变成了第二个北大或女师大，那是不堪设想的。当初林文庆不惜重金张罗人才，给每位教授的月薪是四百元，而当时北京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给每个教授的月薪大约是二百八十元到三百元左右，有时还欠薪。林文庆这样做，自然有他的道理。但在学校管理方面，却是严格的。如教师的生活方面，绝对不能浪费。规定一房间只能有一盏电灯，因为鲁迅房间里有两盏电灯，电工就非得摘走一只灯泡不可。这对于林文庆的学校管理来说也属于正常，可鲁迅就受不了。关于著作的印刷费问题，尤其是国学研究院的预算缩减，更使林语堂们出现不满情绪。

1926年11月20日，林文庆以陈嘉庚橡胶业受到损失为借口，将国学研究院的办公经费由原来的5000元消减为400元。所以，原计划出版的著作和刊物，就受到了重大的影响或被勒令停止出版。林语堂作为国学研究院的总秘书和文科主任，对此不能袖手旁观。他找到林文庆，据理力争。可林文庆给他的答复是：“现在校主橡胶业受挫，经济暂时困难，你我应当同心协力，共渡难关。校主当年办校宗旨是为国家培养人才，振兴华族。说到救国，当然是科学至关重要。林先生是留洋博士，想必比我更清楚了。当此困难之际，国学研究，你看是否可以暂缓一步……”

后来，林语堂明白了，原来他们的办公经费被挪用到理科去了。理科主任刘树杞，是学校的秘书，掌管学校的财权和后勤，是林文庆的得力干将。由于经费迟迟不能落实，刘树杞要林语堂把国学研究院的房子退出，说是本来应该归理科的，他甚至逼得鲁迅三次搬家，最后安排鲁迅住在理学院大楼的地窖里。“使鲁迅气得目瞪口呆，胡须尽翘起来”。林语堂也没办法，只好提出辞职！

11月25日，林文庆在国学院召开座谈会，当他看到教授们的不满情绪，而又难以收场时，只好取消了消减国学院国学研究经费的决定。其实，早在10月20日，孙伏园已经请假去广州，联系办报了；10月27日，国学研究院主任沈兼士，也辞职回北京了。刘树杞的刁难排斥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国学院自身“窝里斗”的问题，也是路人皆知。

林语堂非常赞佩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开放眼光，所以他在用人上，胸怀坦荡。他举荐了鲁迅、沈兼士、孙伏园、章川岛等语丝派的人，也容纳了一些接近现代评论派的人，如顾颉刚、陈乃乾、潘家珣、陈万里、黄坚、卢梅、黄梅等人。在林语堂看来，过去他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并非是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只是一些观点和看法的不同，或仅限于作风、气质、趣味的差异。如果从私谊来看，林语堂与胡适过从甚密，林语堂也在《现代评论》上发表过文章，这就是林语堂的做人方式：私谊归私谊，看法归看法。但鲁迅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他感到林语堂的做法是一种“糊涂”的表现。对于这一点，鲁迅十分反感。鲁迅与他们难以共事，所以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多次提到要离开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