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及第前后与八年幕吏岁月（803—835）

杜牧在大和二年（828）登进士第、中制科后，曾有过八年的幕吏经历，当时他已是一个胸怀壮志、颇有名声的作家了。

在此之前，诗人曾经历了儿时家族的鼎盛与荣华。祖父杜佑是显赫一时、名高望重的宰相和宪宗朝的元老。生活在长安的朱门高第中，不仅使杜牧儿时能拥有荣华富贵，而且也使他颇受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他不无自耀地说：“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不过，世事沧桑，随着祖父和父亲的相继去世，杜牧的家境在他少年时便中落而颇为艰难困顿了。他在《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中，曾回忆这一经历：“某幼孤贫……八年中，凡十徙其居，奴婢寒饿，衰老者死，少壮者当面逃去……长兄以驴游丐于亲旧，某与弟食野蒿藿，寒无夜烛，默所记者，凡三周岁。”这一自叙，虽有夸张之处，但还是能反映出他在有过一段荣华富贵生活后而陷入艰苦生活的情形。

然而否极泰来，大和二年（828）在杜牧的生平中是颇为得意的一年。这一年春，他进士及第，随后又顺利地登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并授官弘文馆校书郎、试左武卫兵曹参军，可谓春风得意，一举成名。这年十月，尚书右丞沈传师拜江西观察使，他选了不少颇有才能的文士做幕僚，杜牧有幸也在其中，从而作为江西团练巡官、试大理评事，开始了他的幕吏生活。大和四年（830）九月，诗人又随沈传师移幕宣歙，直至大和七年（833），沈传师入京官吏部侍郎，诗人方于秋日应淮南节度使牛僧孺之辟，赴扬州为淮南节度推官、监察御史里行，后转掌书记。直至大和九年（835）春离任，结束了这八年的幕吏生活。

由于诗人出身于儒学世家，又受其祖杜佑的熏陶，因此从小即承继了杜佑《通典》的经世致用之学，特别致力于历代的“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的研究。因此他不仅满腹经纶，而且又胸怀经邦济世的高远志向，充满了忧国忧民之心。在他未及第入仕前，他即把眼光投向历史，投向社会现实，指摘历史与现实的弊病，关注着民生疾苦和社会弊端，从而使自己的人生道路和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即和社会现实与民生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他今存最早的作品《阿房宫赋》，不仅表现了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才气，使他获得了声誉，而且这一脍炙人口之作，乃是因“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上知己文章启》）而作的；同年的《上昭义刘司徒书》，也是因“诸侯或恃功不识古道，以至于反侧叛乱”（同上）才上书刘悟的。大和元年（827），诗人二十五岁尚未及第时，即有《感怀诗》和《同州澄城县户工仓尉厅壁记》这两篇感时而作的重要作品。前一篇诗乃因朝廷讨伐叛镇李同捷，诗人感慨安史叛乱以来藩镇割据之祸而赋。诗末诗人感叹：“关西贱男子，誓肉虏杯羹。请数系虏事，谁其为我听？”后文则直接反映人民遭受朝廷禁司小吏盘剥豪取之苦。入仕后，诗人对于历代的治乱兴亡、财赋兵甲之事更为关注，一连作有《罪言》、《战论》、《守论》、《原十六卫》等谈兵论政的针砭历史与时弊的文章。从这一系列诗文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杜牧，已成长为胸怀壮志、颇富政治远见与卓识，又热心于经邦济世，敢于关注历史与现实，慷慨激昂的热血青年作家。他的创作实际上正是沿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道路进行的。这也正是他崇尚与师学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等人诗文的必然结果。

当然，年轻的诗人也有喜好风华、倜傥风流的一面。这大致是他出身于豪贵之门，又沿习沾染了他那一时代进士们的风华放荡、喜好声色的风气所形成的。长年的幕吏生涯，使他壮志难酬，内心苦闷。因此他这一时期也多有秦楼楚馆之游，尤其是在扬州。这正如吴锡麒《杜樊川集注序》所说：“惟是留云梦里，中酒花前。凭街子而说生平，对樗蒱而论心事。绿叶成阴之慨，青楼薄幸之名。壮志飘萧，才人落魄。此又写深情之帖，莫喻缠绵；读《小雅》之篇，难名悱恻也已。”因此，他在《扬州三首》中，既有批判隋炀帝的“荒淫罪”之句，也有“骏马宜闲出，千金好暗游。喧阗醉年少，半脱紫茸裘”的自我写照。而后来所作的《润州二首》，也深情地回忆起昔日“青苔寺里无马迹，绿水桥边多酒楼”的冶游情景；离别扬州时，也有记叙与反省这一段生活的《赠别二首》和《遣怀》之作。

这一时期杜牧的创作在赋、古诗和古文上尤为突出。这不仅表现在思想内容上，而且风格也有特色，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古文的纵横奥衍、感慨激昂、条分缕析、笔锋犀利，颇为人所称道；而《阿房宫赋》自唐以来即脍炙人口，传诵至今。其古诗创作所取得的成就，在今后又有长足的发展；律诗、绝句的创作逐渐增多，并成为以后诗歌创作的主要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