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中有乐少年时

童年的记忆

福建省福清市地接山海，风光旖旎，重峦叠嶂。集结于西北部的是戴云山向东蜿蜒的支脉，最高峰古崖山，海拔约1000米。福清境内，古崖山、石竹山、瑞岩山、大帽山，素是名人雅士徜徉之处。福清面朝城南玉融山，明人谓之曰：“玉融为邑镇名山，有孤峰万仞，形势奇绝之胜。”古人讲求“形胜”，传说玉融峰第二叠“有石莹然如玉”，故以“玉融”作为福清之雅号，简称“融”。

福清南部有一处海湾，称江镜洋。其西南端是一个高出海平面不到20米的红土丘陵，人们习惯把这块土岗称为红坪角。这里坐落着名不见经传的前华村，一个三面靠海、以渔耕为生的小村落。

1949年6月，离福州解放不到55天，我在这个偏僻的小渔村出生。那时全村总共不过百户人家，300多人。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描述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虽然这个社会极小，但所有人家却有着六七百年共同历史的基因。据族谱记载，我们的一世祖何缙公为避元朝战乱，从南京“铁井槛”逃至龙田角美，后旋迁至前华，选择了这片临海山丘定居，在这儿繁衍生息，历经了二十四代，开创了一脉独特的渔耕文化。目前，前华村已发展到近千户人家，约有3500人。

前华人活力四射，素有游迁、探索的基因。他们生性不安现状，喜欢外出闯荡。目前在20多个国家定居的海外侨胞有近200户，超过600人。

我记忆中的前华村十分贫困，是全县出名的“地瓜村”，但一度也是小有名气的小渔村。村民靠种地、打鱼为生。那时生态环境好，没有污染，这里除了出产海牡蛎、海蛏、花蛤等滩涂海货之外，由于直通南中国海，海水干净，还盛产鳓鱼、金鲳鱼和马鲛鱼等。捕鱼是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由于这里属丘陵红壤，土地贫瘠，淡水资源稀缺，农业基本上靠天吃饭。家乡主粮是红薯，老家人称“地瓜”。每年立冬前后，农民把鲜地瓜切成片，晒在地里，没几天就干了，储存起来，就是从入冬到来年5月的主要口粮。

一般年份，村民还把从海里捕捞的鲜鱼海蟹拿到30里外的龙田镇上出售，换些油盐酱醋，或一分一角攒起来，到过年过节给孩子扯上几尺布，添一件新衣服。年复一年，大多数人家基本上就是这样勉强养家糊口的。但每逢天灾，尤其是大旱之年，“地瓜难果腹，糠菜半年粮”。遇上这样的年景，谁家要是还能有地瓜片喂饱孩子，那一定算得上富裕人家。白米饭是稀罕物，记得儿时，逢年过节我们才能吃上一顿白米饭。自然，过年过节，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还有冬至，那是我们最欢喜雀跃的时候。

按理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老家紧挨海边，海产资源丰富，老百姓理应不愁生计。然而，由于生产力落后，数百年来，我们的祖先总是饱受磨难：大旱、台风，连绵不断；鼠疫、霍乱，不时侵袭。谋生之艰辛，使得不少男人不得不背井离乡，闯荡南洋，以求养家糊口，维持一线生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及新加坡，无不流淌着无数包括前华人在内的福清人的汗水与辛酸。

经世代坎坷，阅百年沧桑，前华人在艰难求生的路上，也铸就了特殊性格：大海磨合，宽容大度；礁岩打造，百折不挠。

我祖父何德枝生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祖父排行老四，他兄弟五个。据说五兄弟中，他最为聪颖，自小在私塾读了几年书。祖父20多岁时，与邻近后周村的一个殷实的大户人家的三女儿结了婚，生了两个男孩，第一个男孩早早夭折了。直到1909年他33岁时才有了第二个孩子，就是我的父亲何必潮。在那年头，30多岁得子简直就像老天赐宝。我父亲几乎就像独生子一样，备受内亲外戚的宠爱。为了使我父亲幼时不孤单，我祖父母决定抱养我祖母家族一个远亲家的小女孩，作为我父亲的童养媳。青梅竹马，自幼相依为命，是那个年代比较普遍的做法。

父亲19岁那年和我母亲成亲，那时我母亲才15岁。父母总共生了十三个孩子，八男五女，其中三个女孩刚出生不久就夭折了，女孩中只剩下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我对我姐姐基本没有印象。据说她自幼多病，算命先生说她命硬，不能养在家里，因此三岁时就被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姐姐命运多舛，先后到过两户人家，养母都病死了，最后又被转到第三家，总算安定了下来。可到了18岁那年，姐姐抗拒养父母的安排，坚决不和与她一块长大的男孩成亲，死活要嫁给村里自己钟情的男青年。这自然受到了其养父母的决然反对。姐姐百般挣扎，四处求救，不得已跑回家里向我父母求情，希望得到生身父母的支持。我父母都是厚道人，想到人家的养育之恩，拒绝了我姐姐的要求。父母反复对我姐姐说：“我们何家人不能没有良心，不能忘恩负义。”在我父母看来，人家含辛茹苦把我姐姐拉扯大，这绝非点滴之意，是一辈子的恩情。“要知恩图报”，是我父母给我们的家训。父母的断然拒绝，让姐姐失去了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她心中的天塌了，心灰意冷，万念俱灰，含着眼泪蹒跚而去。第三天一大早，就传来了姐姐死亡的噩耗。姐姐在绝望无助的情况下，上吊自杀，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她用花样年华的生命代价，对那落后愚昧的时代做了最强烈的控诉。

我那年才五岁。记得那天母亲痛不欲生，捶胸顿足，一味自责，不断喃喃自语：“这么多孩子我都养活了，为什么偏偏把她送给人家？”她无限后悔自己没有勇气支持姐姐的逃婚。一家人都很悲痛，父亲一个劲儿地抽着烟，他平时的话就不多，痛苦时更是一语不发。将近中午，父亲、母亲和几个哥哥都去谢塘村料理姐姐后事，家里剩下四哥、五哥和我三个人。四哥自幼得了关节炎，行动不便，在家待着。五哥生性好动，一个人跑出去玩了。我跟着大人伤心，哭了大半天，后来又饿又累，趴在小桌子上睡着了。那一天，家里没有什么吃的东西，也没人做饭，我们一整天没吃东西。尽管小时候饱一顿、饿一顿是常有的事，但那一次却留给我一生中最深刻的饥饿感。后来我在联合国粮农组织领导抗击全球饥饿，所到之处，常常触景生情，忆起儿时经历饥饿的苦痛。

我属牛，是新中国同龄人。我感到莫大的幸运。然而，我们这代踏着共和国成长脚步的人，也经历过成长坎坷和青春无奈。在后辈听来，我们的故事更像是天方夜谭。

我来到这个世界时，我的“国”，是西方人眼中的“东亚病夫”；而我的“家”，如国之缩微：人口众多，一贫如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我的到来，又添了一张吃饭的嘴，雪上加霜的日子，让我的父母愁上加愁。

记得母亲曾经对我说过，她在生我的前几分钟还在厨房里转，忍着分娩前的剧烈阵痛忙着为全家人烧饭煮地瓜渣。由于没钱请接生婆，母亲自个儿接生，就在厨房的草堆里把我生了下来。我并非宿命论者，但按中国的说法，1949年是牛年，我在这年来到人世间，一辈子走南闯北，跟牛一样执拗，和牛一样只知耕作不计劳苦，莫非真与这“牛运”有关？

母亲是一个从小就不服命运的人。在她那个年代，女孩儿都得裹足。“狠心”的大人会用一条十厘米宽、一米长的布条，生生地把小女孩的一双平直柔嫩的小脚缠裹起来，强制“塑形”，久而久之，终于变形，成为马蹄形状的小脚，俗称“三寸金莲”。那时美女的标准是脚越小、形状越圆，就越好看。这是一种身心折磨，锥心之痛自不必说，多少人因而落下了脚疾，失去了劳动能力。那一代女人几乎无人幸免。但我的母亲是个例外，因为倔强。据说她5岁时双脚被强行裹上后，竟趁人不备，逃到屋后的野地里，解开布条扔到沟里，把自己藏起来。她就这么明目张胆反抗，打死也不愿意裹脚。记得在我的家族里，除了我母亲有一双正常平直的大脚之外，几乎所有与我母亲同龄的伯母婶娘，都是小脚女人，走起路来一歪一扭的。

贫困似乎让乡下人的生命变得皮实，性格也变得勇敢顽强。母亲生的十三个孩子里，除了生我大哥和二哥时有我奶奶帮忙外，其余孩子都是母亲自己接生的。“一把剪刀，用开水烫一下，拿块儿干净的布擦一擦”，母亲就是这样坚强而干脆利落地剪断了我们的脐带，把我们一个一个地养活大。“那年头我们村大多数女人生孩子都是这么做的。”记得有一年，我带着妻子和儿子从北京回到老家，母亲在回忆往事时跟我们这么说过。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这在今天是多么的不可思议！他们至今还无法相信我和诸多兄妹的命竟是如此“剪”来的。

在那个落后的年代，多子女是农村贫困的根源之一。虽然他们常说“多一个孩子，就是往锅里多放一碗水罢了”。然而，毕竟是年好过，月好过，日子难过啊。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谁家的日子不是一天又一天地熬着过来的。母亲虽然一生经历过无数的困苦和病痛折磨，却从来没有被困难压倒过。她总是依靠自己，从不轻易求人，顽强地拉扯着我们一群兄妹长大。母亲没有文化，但一辈子善良，在她的心中，教诲子孙后代待人谦和，凭良心做人，老实做事，始终是她的头等大事。母亲极其平凡，可她一辈子深受妯娌和乡亲们的尊敬与爱戴，这与她一生善良、宽厚待人和乐于助人的品格息息相关。

我至今清楚记得，母亲生我妹妹时，大出血止不住（农村说是“血崩”）。将近一天，父亲束手无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但他和婶婶们能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儿，是给奄奄一息的母亲不断地灌红糖生姜热汤。母亲基本上已踩在死亡线的边缘，她闭着眼，嘴里还喃喃地叨念着：“我不信我命中没有女儿，一定要把这孩子留住，一定要……”我姐姐死后，她一直很内疚，怎么也不相信我们家就留不住一个女孩！或许是母亲的顽强意志感动了上天，或许是母亲命中注定要陪伴我们走向光明的未来，奇迹真的在我们家发生了。在死亡线上挣扎了整整两天两夜之后，第三天上午，母亲醒过来了。她说她无法扔下我们这群孩子和我多病的父亲。“我没死，我怎么放心呢？”这是母亲醒后的第一句话。母亲信守承诺，顽强地活下来，还活到了85岁，度过了幸福的晚年。我妹妹两岁后，母亲又生了一个男孩，他就是我的八弟何昌霖。晚年得子，尽管家境贫困，父母和我们兄妹还是把八弟当成宝贝、拉扯长大。家里幸好有了这个弟弟，后来里里外外，他为我们家族的兴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八弟于1988年到日本自费留学，勤工俭学，除了上课，每天几乎要打8—10个小时的工，不要命地干活，吃尽了苦头。凭着福清人“爱拼才会赢”的基因，以及他从小认真办事的“较真”劲儿，他很快得到老板的赏识和信任。在老板的帮助下，他先后把几个侄子介绍到日本做研修生，带着他们边学习边打工，从事日本人不愿意干的脏、重、险活。他们辛勤劳作，省吃俭用，课余收入除了交学费和维持生活外，还略有积蓄，为他们日后的事业发展打下了基础。大家都说，他是家族兴旺的功臣。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弟八个和妹妹拉扯大，帮我们成家立业。1969年，我父亲因高血压引起瘫痪，整整三年无法下床。母亲伺候他吃饭，三餐不误；给他擦澡洗身，保持清清爽爽。就这样一直到1972年9月我父亲去世，无人不夸她是贤妻良母。母亲的一生是永远付出的一生。她任劳任怨，无论多么艰难，都坚强地撑着这个家。母亲想的永远是家人，唯独没有她自己。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和我五哥在江镜乡上初中时，寄宿在学校，一般周末才回家一次，母亲总会千方百计为我们准备好吃的，如菜稀饭、地瓜丸子，就连野菜、地瓜叶，母亲也能把它们化成美味佳肴。每当吃饭时，母亲总是站在我身边，左手捧着半碗饭，右手拿着筷子，高兴地看着我狼吞虎咽，不等我吃完，就赶紧一边往我碗里添，一边说：“好吃就多吃点儿，到了学校就得饿一个礼拜。”每到周六，母亲知道我们要回家，总是让我三哥提前到地里弄点儿口粮，挑选一袋没有虫眼的地瓜，让我和五哥带到学校。那时，国家还刚从三年饥荒中走出来，家里人口多粮少，但我母亲总是把最好的留下来，供我们上学时吃。

对外人，母亲同样如此，从不吝啬。从我记事起，母亲就喜欢喝茶——尽管那都是低价的粗茶。她发明了自己的茶道，很简单，烧一锅水，待水开后，往里面撒一撮儿茶叶，淡淡的，比白开水好喝多了。母亲自己喝，也为别人准备。村里许多人知道我们家任何时候总是有热茶的，因此，他们不管是外出回来，还是闲着无事，常常会“顺路”到我们家坐坐，喝上一碗免费的、淡淡的粗茶。冬天天冷，母亲会把两个热水壶灌满后放在大厅的桌子上，旁边放着碗，谁想喝都可以自己倒。夏天炎热，为了防暑，母亲每天要上午、下午各准备一锅茶，装在一个大瓦罐里。不少人从地里劳作归来，又饥又渴，总是先拐到我家，喝完我母亲做的一碗凉茶后再回家。

国家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日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兄妹各凭着勤奋、肯吃苦、踏实劳动，生活条件都提高了。母亲的茶的质量也明显改善了，到我母亲那儿喝茶的人就更多了。我的几个兄弟和妹妹每家都有孩子出国留学、工作或做生意，经济条件不错。目前，整个家族里里外外有100多人在国外学习、生活、工作和经商。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包括阿根廷、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母亲看到这兴旺景象，常常自称“是家中最有福气、最幸福的人”。她晚年的的确确过得非常幸福美满，几个侄儿、侄女每年都给她寄零花钱，有的还特意万里迢迢，每年回来看望她老人家。母亲是中国最普通不过的农家妇女，但她算是那个时代中国农村妇女的楷模，永远值得我们热爱、骄傲和怀念。

我幼年时农村普遍贫困，从小就知道一双沾满泥土的手，可以自由地与大地相拥，与自然为伴，那可是城市人特别是富家子弟所没有的独特感受。

由于我们兄弟姊妹多，父母溺爱绝对是奢侈的。我们童年时就如一批在山地草间放养的牛羊——基本上靠自己管自己，我从小在不经意中养成了独立性格和自律意识。

小时候，在田野里、草地上，我和其他孩子一起，随心所欲地玩“草根”游戏：抛泥球，骑人马，放风筝，打水漂。我们往往自制各种玩具，商量制定各种规则，不断变换着形式打闹嬉戏。有时我们也会趴在地上，好奇地观察蚂蚁的行动，研究它们迂回曲折爬行，有时相互触碰脑袋，传递某种情报，之后又匆匆离开，后来又有许多蚂蚁伙伴加盟，再后来就成群结队回洞，好奇特、好壮观啊！看着这些，我常常充满遐想：蚂蚁是如何找到自己的家的，它们为何总是成群结队。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蚂蚁也是一种有社会性的小生命，它们也有自己的行动信号与行为规律。

夏天，我们最喜欢三五成群跑到海边，游泳嬉浪。我们大多无师自通，不用多久，几乎无人不会狗刨洑水。到了秋收季节，那是我们最高兴的日子。白天，大人忙着收割，打了新粮，有时会做上一顿好饭犒劳自己，我们就跟着有了一顿饱餐。水足饭饱后，孩子们常常会撩开衣服，比着圆咕隆咚的肚子，看看谁的最大。晚上，我们常常三三两两倒在草堆里，舒舒服服地摊开双手双腿，仰身摆个“大”字，大口地吸着带有泥土和秸秆清香的夜风，望着无际的夜空，数着天上眨巴眨巴的星星，脑子里翻遍大人讲过的牛郎织女的故事。这些是你无法想象的美好时刻，没有忧愁，没有烦恼，星空璀璨，清风徐来，万籁俱寂，偶尔会有蛙声与遐想，让我们流连忘返。

捉蟋蟀是另一种乐趣。蟋蟀一般在凌晨醒来，一旦有一只鸣唱，其余的都会跟着叫起来，多了，就像合唱团一样发出和声。除了蟋蟀，其他的昆虫也会在这时跟进，如此天籁之音汇成一曲令人心醉的“大自然清晨交响乐”。我们常常三三两两结伴，踏着淡淡的月辉，披着丝绢一般轻柔的晨雾，蹑手蹑脚地来到田边或野草堆旁。为了听得真切，我们会不时俯下身子，或趴在地上，把耳朵贴近地面，判断是不是雄性十足的蟋蟀，并随时准备“逮捕”目标。我们常常把那些俘虏来的蟋蟀关进竹筒制的小笼子里，喂以碎米粒和青菜叶等。对于身强力壮、野性十足的具有“大将风度”的蟋蟀，我们总是予以优待，因为它们是强者，得时刻听从我们的命令，随时准备出征。我们把“将领”级的家伙编入特别军团，放到另一种笼子里，加以悉心照料，让它们为我们这些小主人战斗、争取荣誉。

那时候，我们家乡的地是绿的，池是清的，海是蓝的，空气是清新的。一眼望去，绵延的丘陵地连着蓝色的海和蔚蓝的天空，你无法想象那心有多纯、梦有多蓝。在这里，我们尽情享受着蔚蓝的天空、深蓝的海水、腥味的海风和翠绿的大地等种种恩赐——我们享受着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各种幸福，好像人间的一切都是我们的，没有比我家乡更好的地方了。

儿时的我虽然瘦小，但并没有影响我成为“天生的”孩子王。也许就是“牛脾气”的缘故，同龄的孩子们都喜欢我，愿意围着我转，跟着我上山下海玩。有时我们不免也有恶作剧。夏季，同学们最开心的就是成群结队到村东海边的“斗门港”——海潮防护堤内的水库玩耍。闸门内水面宽阔，水也很深，像个湖，是我们的天然游泳池。女同学是不让去的，乡下的习俗不允许女孩游泳。小男孩们一般光着屁股，身上涂满黑泥，头上戴着从地里拔的绿色野草编成的伪装草帽。我们一般分成两组，尽情嬉水打闹，比个高低。

凡是生长在海边的人，对大海总是充满好奇和眷恋。我们一有空就喜欢到海边，看落霞与海鸥齐飞，海水共蓝天一色的画卷；感受潮起潮落，海浪拍打岸边礁石的壮观。我们每次都会玩得兴致勃勃，直到浑身湿透后再跑到岸边，褪下衣服，等太阳晒干后才回家。

有时我们也会挑退潮时到海边，那别有一番意趣。海水退去，露出的一片广袤的滩涂，是我们的另一片沙场。在滩涂上，我们循着内心意象，用软泥巴往脸上涂抹，把自己装扮成好人、坏人，如关公、张飞、赵子龙和曹操，还有岳飞和秦桧等，然后打起泥巴战。尽兴之后，我们就开始在滩涂上摸小鱼、抓小蟹作为战利品带回家。有时候，母亲会把我们收拾来的这些小海鲜和豆豉一起煮，弄得特别咸，下地瓜饭，味道美极了。有时候，我们也会瞒着大人，拿着捕获的小鱼小虾，躲到野观音草坡下或避风的田埂处，用火烤着吃。那种美味是我离开家乡后几十年来再也没有品尝过的。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老家不少人靠海为生。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家乡的渔业最鼎盛时也不过20多条渔船，且都是小渔船，以海风帆为动力。船大约10米长，前后隔成3段：中舱是生活区，供渔民睡觉、做饭；前舱放着渔网；后舱是储存室，打到的鱼放在那儿。每条船一般配5个人，常常是老少搭配，他们相依为命，结队作业。渔船排着队先后进港最是壮观，也最激动人心，尤其是碰到渔民满载而归的时候。小港旁，渔民忙着把船上的鱼卸下，整整齐齐地往竹筐里装。

村里的渔民就是这样祖祖辈辈周而复始地在海上劳作。一年到头，除台风天气，他们基本上是潮落而出，潮涨而归。一天二十四小时，两度潮涨潮落，他们大半时间与海水、海风和海浪为伴。海是他们的家，不管是谁，打登上船的那一刻起，就把命运交给了那反复无常的大海。他们没有畏惧，因为大海提供了他们的生存，尽管也可能会要他们的命。他们和他们背后所有家人的生存出路，注定了他们必须无所畏惧，尽管知道那是一次又一次地在用自己的生命跟大海赌博。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为了帮助父母养家糊口，我大哥13岁起就跟人下海，当了一辈子的渔民。作为海边人，我们都知道出海是有危险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永远回不来了，因为茫茫大海中遇到台风全船覆没是常有的事。我小时候就亲眼看到过堂伯父那次出海不归，几天后人们才找到他漂浮到岸边的尸体。他家穷，大家用稻草把他的尸体一包，就在岸边找了一个地方草草掩埋了。

其实，我小时候喜欢到海边，因为我心中有一个记挂，就是我大哥。作为我们的长兄，大哥从小吃尽人间苦头，对家里无私付出。在所有的兄弟中，大哥最宠我，自然我也深爱我的大哥，对他一辈子敬重。我惦念着大哥，在海边等着，就想第一眼看到他的渔船平安归来，徐徐驶进小港。大哥看见我也总是很高兴，有时会把我抱上渔船，让我吃他特意留下的自己的那份水煮的鲜鱼。大哥是我们家的顶梁柱，早早就扛起了家庭的重担，帮助多病的父亲抚养年少的弟弟妹妹。他21岁那年就当上船长，在海上漂泊了60多年，数不清遇到过多少回大风大浪，但他人好有福报，总能渡过劫难。大哥憨厚、老实、肯干，眼力好，年轻时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能轻松地辨明航向，绕过礁岩，他们的船很少迷航。在同一船上作业的渔民就像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生死相依，谁都愿意跟忠厚可靠的人结伴谋生。经过大海的磨炼，风雨的摧残，他比同龄人成熟得早。大哥善良老实，有点木讷，寡于言语，但内心却无比顽强、坚韧和温暖。他总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宁可自己吃亏，也把方便留给他人。他还是一个特别懂得感恩的人，连接受人家的一支香烟，都会千方百计答谢人家。遇到困难时，他总是自己默默地扛着，从不轻易给别人添麻烦。我这个老实巴交的长兄一辈子心里装着父母兄弟，就是没有他自己，他赢得了全村老少的一致好评和尊重。他历经惊涛骇浪，却总能泰然处之，以大海为家，与海浪为伴，练就了海一般宽阔的心胸。大哥那海一样的胸怀潜移默化地对我人生产生了深刻影响，使我一生受益无穷。

儿时，我喜欢坐在沙滩上一块裸露的礁石上，眺望着无边的南海，看着远处的后浪推着前浪，我不知道是什么神奇的力量掀起千堆雪万朵浪。有时，我会陷入遐想，琢磨着一连串的问题：这海到底有多大？海底有多深？海里除了鱼虾，还有什么？海有尽头吗？它的另一边到底在哪儿？我有时想，我长大以后一定要乘船到海的另一边看个究竟。没想到20多年后，我果真有机会漂洋过海，出国留学。由于工作需要，我走南闯北，穿行于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间，到过100多个国家，为联合国的成员国服务。即使如此，我也始终没有寻找到我儿时关于大海的一连串问题的答案，因为海太深，世界太大，而我的小脑袋永远无法穷尽它所有的秘密。

成群结队到村中心的大祠堂里捉迷藏，是童年记忆中另一件超级激动人心的事情。小时候，老师喜欢我，说我有天生的协调能力。他可能说得对，因为同学们都听我的指挥。我喜欢把大家分成两队，根据参加人数每边各分配三四人或五六人不等。捉迷藏靠体力，也靠智力。因为你不但得能卧爬滚倒，登高爬柱，还得会灵活应变，声东击西，迷惑掩护。输赢就看谁更能别出心裁，懂得统一布局和保护团队。

祠堂有两个，一东一西。西边的何氏主祠堂建于嘉庆年间，有200多年历史，土木结构，占地近500平方米。宗祠坐北朝南，面向大海。1945年国民政府创办的前华初级小学，就设在这个宗祠，一直到1972年8月，由于“文化大革命”破旧立新，祠堂被拆除而被迫搬迁。

我的启蒙教育和初小四年就是在这个祠堂里完成的。记得我五六岁时，天很热，父亲就常带我们到祠堂乘凉，他总会指着祠堂中厅的壁画，和我们讲述岳飞“精忠报国”，讲《三国演义》中“桃园结义”，讲孔融“四岁让梨”，讲孙敬、苏秦“悬梁刺股”的故事。父亲还会讲许多类似的故事，并且常常添油加醋，发挥他自己的想象，教我们做一个勤奋自强，讲忠孝，知廉耻，懂“仁、义、礼、智、信”的人。尽管我听得懵懵懂懂，但大家还是喜欢听他经常讲、反复讲。父亲有两句话，即使后来我走南闯北，一辈子也没敢忘记。一句是“不要轻易打扰别人，实在不得已了，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另一句是“做人要厚道，借人家的钱一定要还，人家欠的钱不要老记着”。做人厚道，做事独立，宁愿施人以意，不可欠人之情，这是多少人努力但未必可以达到的境界。

父亲很小就被送进私塾，读了几年书。因我祖父也小有文化，他们父子俩先后成为那个年代村里的“代言人”“代笔人”。每逢村里族间有摩擦，或与邻村发生小纠纷，有人就会点名，非我祖父何德枝和另一个叫何可珩的长者出面不可。我祖母是邻村一个地主家的三女儿，她的父亲经营一个油坊，有一定文化，精通算盘。新中国成立前父亲曾有一段时间在他外公的油坊里当账房，也就是现在的会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油坊被接管。父亲则被吸纳到江镜乡粮站当了几年的公职人员，还是干本行当会计，但后来因胃病严重，无法正常上班而退职。

父亲年轻时很英俊。由于自幼被娇惯，他有点儿桀骜不驯，特立独行。年轻时，他曾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说什么也不愿意接过我祖父在老村中心的一个小店铺。他执意要自个儿闯世界。18岁那年，他攥着三块大洋，跟着人家跑到厦门，坐上了去新加坡的轮船。那时新加坡有几个乡亲，大多是拉黄包车的。父亲在新加坡找不到什么理想工作，结果还是开了个小杂货铺。但不到3年，他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无人照顾，不得不回到老家。他从南洋回来时带了两个木箱，其中一个小红木箱子被我带到北京，至今我还保存着。

父亲特别好学，文笔不错，还有点儿小幽默。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翻出了一本父亲从新加坡带回来的英文小书，上面密密麻麻是中文标注的英文发音，如“好赌有毒”（How do you do），“我吃有奶母”（What's your name）。有一次，我偶然发现父亲还会几句“洋泾浜”英语。他说那都是在新加坡“为了做生意不得不学的几句话，现在都忘了”。我喜欢英文也许源于父亲年轻时的爱好。

父亲还有一点儿学究气。我上初小时，他经常会给我们讲关于错别字的笑话和标点符号的重要性。他讲的关于标点符号的一个段子，我至今不忘。他说，一个年过八旬的老头续弦娶了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不久生了一子。族人和老先生本人都怀疑这孩子非老先生所生。为了避免死后的财产纠纷，那老人立了如下遗嘱：八十老翁生一子人言非是吾儿也所有财产全赋予女婿外人不得争执。老翁本想将遗产留给女婿，但他没有在遗嘱中标明标点符号。而那个聪明的孩子利用标点符号翻了案。据说他在其父的遗嘱上添了几个标点符号，变成如下一段话：“八十老翁生一子，人言非，是吾儿也。所有财产全赋予，女婿外人不得争执！”那小孩就这样夺回了那老先生留下的所有遗产。父亲强调：“可见标点符号是如此之重要。”他还不止一次提到一个书生把繁体字的“泰山石敢當”读成“秦川有取富”的笑话。父亲还说过“一个人的字就像是一个人的外衣，十分重要”，“人家对你的字往往会产生第一印象”。

我的祖父63岁时去世。（我父亲1972年去世时也正好是63岁。）那时，我和我的好几个兄弟都还没有出生。祖父去世后，父亲继承了祖父在村里的一些义务活，帮助协调和仲裁村里的大事，成了村里的“讲话人”^[1]之一。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父亲替人做得最多的一件事，是经常替人写信。我们村有许多男子年轻时就去了南洋，家里留下孤儿寡母。他们有的甚至一走几十年，再也没有回国与家人相聚过。他们唯一靠的是鸿雁传书，寄托千里相思，一年半载能有一封书信已经是奢望。父亲做事非常认真，他把人家请他写信看作是对他的一种信任、一个重托。他曾经对我说：“别看只是一封书信，有时能救人一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父亲素来都用心替人办事，从不马虎应付，深受村里人尊重。他总结了一套理论：替人家写信首先要理解人家的心情，要设身处地，尽量帮人家解惑和化解误会。说到写信技巧，父亲认为，“首先要学会耐心听人家倾诉，了解清楚他们所想的一切才好下笔”。由于不识字，农村妇女每次都想让人把她所口述的所有话都原封不动地写在信上，老一点的妇女更是滔滔不绝，甚至颠三倒四。父亲说，“你不能像记流水账一样，人家说一句，你就写一句，这样的信常常会是一堆废话”。当我上高小时，父亲有时也会把替乡亲写信的任务交给我，他指导我说：“替人写一封信，就像写一篇作文，既应有明确的内容、清晰的文辞，还得有好的逻辑、结构和条理。”

父亲的这番教导让我一生受益。在国家机关工作，写报告、起草文件是基本功；后来到国际组织工作，我同样常常要准备文件、写会议纪要。联合国经常组织各种会议，各国代表侃侃而谈，长篇大论是家常便饭，作为服务会议的秘书处官员，最头疼的就是如何高效地对会议发言进行梳理，写好每场会议的记录总结。每到此时，我总会想到父亲在我小时候教的这个“写作”要领，真的很受用。

夏天，祠堂是最凉快的地方。我们常常聚集在中厅的天井旁，围坐在石条凳上，听老人说书讲故事，经常听的是《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经典作品。他们有时也讲述《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薛仁贵征东》《西游记》《封神榜》等。有意思的是那些说书的老人自己不识多少字，也不会看什么书，但他们的记忆力惊人，能把从别人那儿听来的故事，或看戏时盘过来的内容，原原本本、活灵活现地讲述出来。孩子们总是听得如醉如痴，有时恨得咬牙切齿，有时高兴得捧腹大笑，有时跟着手舞足蹈。也许，就是在这种没有刻意的说教、不知不觉的熏陶中，我们幼小的心灵受到了真善美的感化和洗礼，体会了正义的力量，打上了爱恨分明的烙印。我们对岳飞那样的英雄无限崇拜，对秦桧那种奸臣充满憎恨，对关公和张飞那种重情义、讲忠义的好人从心里佩服。在游戏时，我们往往都争着要扮岳飞、关公那样的好人，谁都不情愿把自己的脸涂黑扮演秦桧什么的坏人。

老家的老祠堂，在“文革”时被废弃。但它承载着我们童年不可磨灭的记忆。那里有我儿时的融融乐趣，更镌刻着我少年时的浓浓乡愁。乡情，仿佛融入了我的灵魂，不管我到了哪儿，事业有多大的发展，从未变的是初心。回首在国外20多年，走南闯北，东奔西跑，也见过不少世面，而路行越远，我越发明晰：人必须身怀对土地的归属感，才能更好地被天下认同，它是一个人的身份的象征；人只有心系本乡本土，才会接地气，有能量，才能像庄稼一样茁壮生长，而家乡的祠堂就是一块最接地气、最连根系、最具归属感的土地。2001年10月，由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中医何德嘉先生倡导，海内外宗亲赞助了近200万元，在原址上重建了何氏宗祠。我得到消息，立即寄回了10万元人民币，表达一个游子对故乡的无限思念。新祠堂落成时，乡亲们热情请我回去参加剪彩，我婉辞了。但我最后还是应村支书的再三要求，为新祠堂写了一段铭文，寄托远离家乡的人对那片黄土地的敬仰、眷恋和永恒的爱。铭文如下：

风泱潮滂，天华物茂。吾何氏先祖择斯临洋丹丘，繁衍生息，创一脉渔耕文化，源远流长。祖宗历代，刻苦耐劳，治山征海，亦农亦渔。经数世坎坷，阅百年沧桑，铸就前华人文性格：海磨合，宽容大度；岩打造，百折不挠；团结互助，开拓进取。五里方圆，地灵人杰。回首近代，数辈人跨洋渡海，足迹天涯，治学经商；倚勤奋白手起家，凭才智创业五洲，饮誉海内外。功丰业著，无忘故土，论爱国爱乡爱民，数吾族慷慨高风。前有先贤，笃礼崇义，星光灿烂；后有来者，志存高远，英才荟萃。观南海后浪推前浪，乃乾坤旋转。乾恒动，自强不息之精神；坤包容，厚德载物之气量。继往开来，立诚信，养正毓德报人间；兴书道，与时俱进展鸿图。何氏宗族光大发扬，定将舒天昭晖，磅礴南疆。

“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惰寸功。”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童年的经历和磨炼也许是我吃苦耐劳、坚韧、好强、独立和有主见的性格的基石。父亲说，我自小就比其他同龄孩子早熟。我在8个男孩中排行老六，父亲体弱多病，母亲忙里忙外，料理家务，根本照顾不上我，我也就早早学会自己照顾自己。记得初小四年级，我会趁周末去附近的古村落废墟捡碎瓦片，用小铁钩把碎瓦片一片一片地从土里钩出来，半天下来积累一两篮子，挑回去卖给建房子人家作干打垒用的填料，用换来的钱买铅笔、橡皮、笔记本和乒乓球，那时一个乒乓球才几分钱。也是那时候，每天早上天蒙蒙亮，我就会起床，提着小粪箕，绕着村边田头路尾，借着晨曦或月光捡猪粪。那时农村的猪是散养的，清晨会跑出来在墙脚或灌木丛下排泄粪便。清晨捡粪的人少，是拾粪的最佳时段，每周下来都能积攒一大粪桶，可卖上一毛多钱。每天早上六点多钟捡完粪回家后，我马上提着一个我二哥亲手为我做的木头书箱，装着课本、笔记本和作业本，赶到学校参加早自修课，背起课文或写作业。那时候老师很负责任，也很严格。每天早自修课，各科老师都争相到场辅导，当然，也是在争学生的时间，谁都希望学生在早自修时把时间花在学自己教的科目上。我在坚持课余劳动之时，并没有耽误学习，成绩总在学校名列前茅。整个初小四年，我一直担任班长，后来还担任少先队大队长，佩戴着绣有三道杠的大队长标志，让小小的我颇感责任重大。想来，我走上工作岗位后的责任心和组织协调能力，或许还可追溯到小时候担任班干部的锻炼吧。

1958年我上小学三年级时，我老家也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卷入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公社化的浪潮。学校全面动员，我们小小年纪也不服输，积极到海边沙滩洗铁砂，争着把家里的破铜烂铁搜罗出来上交炼钢铁。大家还积极响应号召，起早贪黑去“除四害”，抓老鼠，打麻雀，消灭各种害虫。那段时间，的确是把各种害虫打得片甲不留，麻雀好像都跑了，连田野里、草地上美丽的蝴蝶也被消灭干净。我们再也听不到蟋蟀的鸣唱了，它们也都被叫作“666”和“滴滴涕”的农药毒杀了。村干部把全村人分成四个片区，吃公共食堂大锅饭。在村领导的硬性要求下，大家把自己家的锅统统砸了，炉灶也拆了。我们的确高高兴兴，每天到饭点听到喇叭声时，大家就赶到大食堂排队取饭。孩子们更是活蹦乱跳，排队时大家用筷子、汤匙敲打着空盆，奏起了农家交响乐。吃大锅饭对于像我们这样人口多的大家庭来说，自然是件好事，我们跟着许多人乐在其中。

但好景不长，灾祸立马到了。1959年年底开始了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国家遇到饥荒，从此这成为我们的执政党始终不渝强调中国粮食安全的一面镜子。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我上小学五年级时，我们村由于人不多，孩子少，村小学只设初小班，读完小学四年级，就得换个学校，到五里外的吴塘村读五、六年级。1960年9月，我来到了临江中心小学。学校秉承严格的校风，教学抓得很紧，所有学生必须寄宿，因为每天早上和晚上都安排自修课，有语文和数学老师到课堂监督、辅导。

母亲非常疼爱我，也非常喜欢我媳妇。她好几次和佩红提起我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帮她分忧解难的事，不厌其烦地告诉佩红我儿时如何风雨无阻，每天中午回家时从5里外的学校挑回两小桶饭渣的往事。那是母亲抹不去的心疼与辛酸记忆，也是她在儿媳妇面前对我“从小就懂事、爱家”的夸赞。

事情是这样的。那时学生们每天中午回家吃完饭后，带上父母洗好的地瓜片或准备好的菜团，到了学校就放在食堂的大蒸笼里，天气再热也是这样。经过一个下午，或者一个晚上的闷热烘烤，那一钵头的地瓜片或菜团常常变馊了，有时实在无法食用。学校没有固定的吃饭场所，孩子们分散在各个地方，大部分在操场上的几棵大榕树底下捧着饭钵吃饭，剩下的地瓜皮或变质的菜团就随地乱扔。在我心里，这一方面是浪费，另一方面也影响公共卫生。我向老师建议，由我收集后带回家里喂猪。总务处处长陈茂通老师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我们支持你的想法。”于是，每天早晚开饭前，我就预先很麻利地在树底下摆好几块旧瓦片，或几张废纸，到处招呼同学们尽量把剩饭残渣扔在上面，方便我收集。我自己则总是狼吞虎咽地吃完饭，赶在上课之前用手一点一点地捡起扔得满地的残渣剩饭。有时候还遇上个别好恶作剧的同学，故意在我走近时往饭渣上吐一口浓痰，看上去让人恶心，但我会装着没看见，也不言语。每天我一般能捡满两小木桶，中午回家吃饭时顺便挑回。回家的路有5里，平时倒还可以，一旦遇上刮风下雨，特别是台风季节常常刮起强劲的东南风，风大路滑，我挑着担子在雨中挣扎着逆风前行，摇摇晃晃，一不小心就会连人带桶摔倒在地。看着其他同学听到下课铃声乐乐呵呵，打打闹闹，一路狂奔回家，我却一路跌跌撞撞，摔倒爬起，甚至受了伤，也流过泪。我有时感到难过、委屈，但一想到家里的处境、父母的期待，还有那嗷嗷待哺的母猪和小猪，想到猪出售后，全家就会多些收入，父母可能少些忧虑，也会给我们买铅笔、笔记本，一种幸福感与满足感就会涌上心头。我们所有兄妹都在为父母分忧，为这个家尽力，我也在尽心，虽然微不足道。就这样，风雨无阻，日复一日，我坚持了近两年，直到我小学毕业，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福清第十中学。